|
点击蓝色字体，延伸阅读   作者简介 王一之1923年生，河北保定市人。1937年11月参军，1940年1月入党。曾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 先后在光复剧社、四分区火线剧社、军区抗敌剧社任组长、导演、艺术指导。1959年调解放军艺术学院，先后任戏剧系主任、干部进修班主任、训练部长等职。战争年代曾创作大量街头壁画、油印宣传画，并在话剧《张大疤》、《钢铁与泥土》、《不要杀他》、《战斗里成长》与京剧《王佐断臂》、《群英会》中担任主要角色。 曾执导《血泪仇》、《小市民》、《蝶恋花》等剧。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1986年离休。 昔日故园—一记忆中五十年前的保定 王一之著 下半部分目录 保定街头所见的吃食业62 保定街头所见的修理业68 保定街头所见的工业品一绢花及其他70 保定的干鲜果品店·75 古莲花池…78 莲池图书馆一民众教育馆82莲池“河北省博物馆”…84 莲池戏园87 莲池露天电影院91 莲池小学·保师附小——我的母校94 保定小学校的游艺演出活动…104 保定东大街…106 湖广会馆…107 大舞台…110 保定还曾有过的戏园·118 刘守庙…119 关于“保定府 三桩宝”·122 关于天华市场的场界…125 30年代保定街头所见的吃食 30年代保定街头卖的吃食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肉食鱼虾类：有卤煮鸡，酱牛羊肉、牛羊杂碎、羊头肉、炸鱼、炸虾等。以上多为回民经营，在他们的箱篮上大都挂有“”-笔壶白牌标记，以示“清真”食品。他们常以荷叶代纸包货，也别有意趣。此外，还有驴肉。 面食类：有烧饼、果子（油条、油饼）、包子、锅魁、凉粉、拍糕、煎饼、农挠儿、炸糕、年（黏）糕、切糕、豆腐、豆腐干、豆腐丝等。 汤食类：有馄饨、丸子(豆面加萝卜丝炸的），豆浆、豆腐脑、老豆腐和大米粥等。 瓜果类：有西瓜、甜瓜、菜瓜、沙果、杏、桃、梨、柿子、桑椹、樱桃及其它水果，山里红、心里美（也称青萝卜脆)、烤白薯、煮白薯等。 糖食类：（多供儿童）有棉花糖、酥糖、开花糖等，都是现做现卖。还有红果的、菜山药的、山药豆的、桔子的、葡萄的、荸荠的、海棠的、蜜枣的、以及夹馅的冰糖葫芦和“祭灶”糖瓜等。 夏令时，还有贫苦儿童的小生意：卖蛤蟆豆儿（蝌蚪)的和卖冰核（读胡儿）的。他们以稚嫩的声音喊着：“买蛤蟆豆儿来！”“冰核儿来，败火！” 卖小磨香油(还有花生油）的是单独一类，他们一年四季都沿街敲梆子叫卖。 这些行档，有的背“箱”，如卖卤煮鸡、羊头肉、酱牛羊肉和卖记子的等。有的推车，如卖切糕、年糕的、卖驴肉的等。有挎篮子的（篮分藤篮、木篮两种），如卖炸鱼、炸虾的，卖烧饼、果子和卖糖葫 芦的。比较而言，还是挑挑儿的多，如馄饨担、豆腐脑、老豆腐挑、拍糕、凉粉挑等。但也有一个品种几种出售方式的，如西瓜，有切开零卖的摊，有论个儿卖的瓜挑子，还有成车卖“包园儿”瓜的。 下面分别回顾其中的几种。 凉粉和拍糕。凉粉，是统称。实际上，一付挑子至少有三种凉粉，一曰拨鱼儿，即把凉粉做成小鱼状；二曰粉条儿，这是在一块锅盖般大、近二寸厚的凉粉坨上，用上面有一排排翘起的鳞状小孔的铁片，刮制成粉丝的；再一种是把饭碗般大的粉坨，用刀切成不规则的棱形块儿。三种分别入碗后，都加同样的佐料，麻酱汁、蒜泥加盐汁、醋、胡萝卜末，另有两种辣味随购者口味另加，一是芥茉，一是辣椒油。夏天如此，深秋和冬天只剩切块儿的一种。但这时它们不是被直接切到碗里，而是切进下面生着火的油铛（读“称”）里，待煎出“嘎炸儿”来方铲在碗里加佐料出售。这种煎凉粉，自是另外一种味道。 多数卖凉粉的同时备有拍糕(拍读“扒”）。这是一种用白荞麦面做成的吃起来很“筋道”的小吃。夏冬两季的料理和凉粉同。比起来，我更喜欢吃拍糕，尤其是锅底面拍糕。进北京后，我曾在隆福寺吃到这里的拍糕，但觉得它过于粘软，不是保定那个味道。 煎饼和“农挠儿”(折饼）。前者，今天北京街头仍有卖的，农挠儿，则从未见到过。两者都是以小米和高梁浸水磨成糊状做原料，前者糊稀，摊在平面大鏊(读敖）上烙制，烙成的煎饼，薄而大，可以卷油条或大葱、甜面酱吃，还有用煎饼包好油条成长方形，再以油煎的，后者糊稠，是在带有铁盖的小铁铛中烙制的。烙成的农挠儿周边有一指厚，上面有许多蜂窝状的气孔，底面则烙得焦黄。出铛后对折成半月形，故又称折饼。街头卖的在其间还要夹些果酱，成为甜食，和煎饼的味道全然不同。年节时，东石桥的乡下亲戚常带些冷却的家挠儿来，让城里人过年吃个新鲜，吃时蒸热。不过在口感上远不如现做的暄软可口，而且还带点儿酸头。 黏(年)糕和切糕。这是两种比较相近的糕，都以黏米做原料，都是切着零售，也都是可口的甜食，但它们毕竟是各有特点的两个品种。黏糕，是江米做的，作为成糕，它较切糕为软，且米粒分明。 在两层料糕中，夹有一层澄沙，糕面上还撒些青丝、红丝、切下棱形块上还要加白糖，放在浸过的两片叠起的苇叶上交给顾客；而切糕是江米面或黄米面做的，较之黏糕更糍实，它不分层，在整个糕坨中散布着小枣，售出时也不再加糖，由于它实，切售时不用苇叶，而用两根竹签插起交给顾客，一般卖切糕者都有白、黄两种，即江米面和黄米面的，白色糕摞在黄色糕之上。平时有湿布苫着，有顾客时掀起苫布，要哪种，切哪种。 馄饨和丸子。卖馄钝和丸子的是一付挑子，两个品种交替应市。购者一听吆喝：“馄饨(或丸子）一开一锅！”即可知当大所售品种。我认识的一位掌柜，不多说话，他生意好，主要以食品质量和佐料考究取胜。以馄饨为例，一锅乳白色的骨头汤已是浓香四溢，馄饨下锅后，他即在碗里放上冬菜、紫菜、虾子、虾皮、香莱、味精，倒上酱油和醋，配完料先以半勺汤把碗里佐料调好，再用漏勺捞出馄饨，接着又是一勺汤，最后滴上几滴明油。此时紫菜发开，香菜飘起，油星满碗，色香味皆备其中，顾客哪能不满意呢?再看这位掌柜，不戴帽子，载白围裙，套白套袖，挑子和食具都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本业之外，他还有手医术，即给小孩子治痄腮(腮腺炎）。治时，只见他从橱里取出随时带着的笔砚和蟾墨(把墨锭通过蟾蜍的嘴，塞进其腹腔里，烤干后，成为一体，是谓蟾墨)，滴水研墨毕，即用笔醮墨在患儿腮部像画符一样画圆圈，他几乎是捏着笔管的顶端，正画，倒画，大圈，小圈，边画还边念念有辞地嘟哝着什么。自笔上腮，患儿即觉腮部透凉，第二天再画，最多三次，炎症消失，好了。由于他有这一手，又不收费，人们都不把他当做一般小贩看待，孩子病好了，无以为谢，至少也要多买他几碗馄饨。并无形中立了口碑：“人好，货好，医术好！” 还得说一下保定街头的大米粥。 每听吆喝：“好热——大米呀——粥哇！”走到粥挑前，卖粥老人掀开有棉垫的锅盖，用木勺盛起的，不是通常观念里的白米粥，而是像腊八粥那样的赭红色粥。但又不像腊八粥那样各种杂豆都看得出来，此粥最大特色是不见米粒，所有成分，融为一体。它呈赭红色很可能是加了红小豆熬的，但又不见豆粒和豆皮，可以想见，温火熬煮时间之长，去杂质之精心。由于它稠稠的，甜甜的，老年人和孩子都爱喝。 正常经营之外，有些小贩为了招揽生意，还以“抽签”方式招徕。这是一种赌博性的交易，因而常找避人处为之。小贩从怀里，或篮底掐出签筒，其中有32根竹签，极似今天织毛活的细竹针，每根签上都刻有“大天”、“锦屏”、“么讹”等骨牌点，抽签者先交若干抽签费(费的多少，以赢物的价值而定)， 然后从签筒里抽出三根签来，签上之点如成副，即为赢，不成副，即为输。有那刁钻的抽签者，不是一下抽出三根签，或抽出后不立即看签，而是放在自己背后一根根地摸点儿，摸之不足，还要把签筒里另29根倒出一根根地查，以证自己手中之点，自然也有查签上是否有弊之意。遇上这类顾客，小贩只得耐性任其所为，而无可奈何。此种赌法多见于卖成件食品的，如卤鸡、糖葫芦等（售出此类货，论个儿，不论斤）。因输赢难测，听说有的小贩为了保本，又生出一种“少赔”之招，即用勾子从鸡肚子里勾出些鸡肉另卖。那鸡从表面看是完整的，但内中已被掏出肉去了。这种肉还被名之曰： “鸡勾肉”。但这种肉，小贩不敢公开卖予普通顾客，而只能卖给有特殊关系的主顾。 与此类似的做法，还见之于炸鱼。有的小贩在炸鱼之前，先把鱼从脊背至鱼腹用刀一分为二，再裹上厚厚的黄米面糊下锅炸，这样，炸出的鱼一条变成两条了。反正是论条，不论斤卖。又联想到新市场有卖炸丸子的，一大枚一个，很便宜，但家里老人嘱咐不要去买，因那丸子可能是用刮皮肉(屠宰场从剥下的牛皮、羊皮上刮下来的那层油脂）做的。 这里，我不想以偏概全，遍指无辜。但确实是当年看到的做法，听到的说法，也应如实述及。何况，旧社会小本生意自是不易，即使有上述行为，在那处处充满虚假欺诈的世道里，也是无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在串街小贩中还有一个叫得上名字的人那就是傻子连。傻子连并不傻，这样叫反倒成了一种亲切称呼，并给人一种可以相信的感觉。傻子连是卖水果的，不过都是有“赡儿”的水果，诸如磕碰受损的梨，有变色软斑的苹果，皮上有发软部分的桔子或黑了皮过于成熟的香蕉。他的水果不装筐，都单摆沲搁在手推小车上，为的是避免摞起来水果受损面扩大。他的“推销经”表明他不但不傻，而且还懂点顾客心理学。对于有人看他的“鲜货”，他会先戴高帽， 后摆利弊对比：“货卖识主，没黔儿的当然好，可那价钱也好，好几角钱一斤，我这才两大枚一个，用小刀挖去那点儿算少吃一口，还不是和好的一样？”此外，他很知道他的主顾在哪里，故一般地说，他不在大街吆喝，到了小胡同、大杂院前他才高喊：“桔子、苹果、大鸭梨来！”对于街上的小孩他也兜揽：“学生，吃点什么?先尝后买………”在我印象里，我刚上私垫时就知道他，直到30年代后期，花铜子票时还见过他。 30年代保定街头所见的修理业 30年代保定街头的修理业，修理项目多为日用家俱和其他日用品。 四季皆有的：补锅的、锅碗的（俗称小炉匠，凡受损堪修瓷器，皆在接修之列)、焊洋铁壶换搪瓷盆底的、磨剪子戗刀子的、张马尾(读以）罗的、修鞋的、修桌椅板登凳的。因当年有马车应顾，于是又有修车轱辘(多为在磨损了的木质车轴中换铁楔子)和钉马掌的。 夏季有：打竹帘子的，修理雨早伞的，换扇面的。 秋冬季有弹棉花的。 其中有的有固定摊点，如修自行车的；更多的是走街穿巷，寻找主顾。他们或以响器招徕，如前述换扇面的有串铃作响，磨剪子的吹喇叭；锯碗的小工具箱挑上则有秋千式的小钉铛锣，前后摇响；有的就直呼其业：“补锅哟！”“打旧竹帘子来哟！”“收拾雨早伞！”者是。 这当中有观赏性的是打旧竹帘子的。此业多为两人，他们携有半人高的木质工具架，有数十个同样大小长短的圆形木棒，棒上缠有备用的彩色(多为红、兰两色）线绳，和一束数尺长的竹枚子，木条子等。工作起来，对对木棒绳压往一根竹枚，前后交替一次，竹枚即被棒绳固定其上，再续再压，如此交替往复，断了绳的旧竹帘逐渐完整起来。说时迟，打时快，打帘工人抽枚启棒，噼噼啪啪，节奏鲜明，煞是好听；木棒翻来复去，帘身迅即加工，煞是好看。一般竹帘把帘绳打成垂直等距的，有的人家，帘上还要花样，帘工更施展技巧，把帘绳手术成蜂房六角结构的： 或在帘的上下中心位置打出盘长等各色图案来。 保定街头所见的工艺品一绢花及其他 30年代，保定有沿街叫卖绢花者。绢花，虽然市场有售（如马号士宝斋鞋店旁即有一家)，但不如在家门口甚或叫到院中任选，既可使不便出门的妇女都能选购，也可免去携带压损之弊。 绢花是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术。那些绢花，制作的精巧肖妙，技艺的细腻高超，使它们几可乱真。每当听到“买花儿来”的叫卖声，出门即见身背高高摞匣的卖花人(多为女性）在立等主顾。 如有人门津，即将摞匣卸下，按照主顾要求，或依自己判断，打开某一或某几个花匣。如是老太太，常是先选适于在其发簪上插载的红花。匣盖掀起，只见鲜艳的小红红满匣皆是，一朵朵，一排排，插于匣底和匣壁。这些花，有单花和丛花之分，丛花既有盛开的花朵，也有待放的蓓蕾，不论单花、丛花，花心中都配有鹅黄色的粒粒花芯，有的还带有两根长长的装饰的穗，和鲜红的花瓣对比得十分悦目。其他匣中更分装着各色各样的可惜叫不上名目的花，它们有玫瑰色、藕荷色、乳黄色……；或通体一色，或瓣边色深，越向花心，色越浅谈，各花又配以适宜的绿叶，真称得上是浓淡相宜，美不胜收。以后听到“百花齐放”一词，曾想起这些绢花；欣赏戏曲演出，看到旦角的头饰，又想起这些绢花；看《红楼花》第七回。薛姨妈要把十二枚“宫里头作的新鲜花样儿堆纱花”分送贾府诸姑娘和凤姐，联想起的还是幼时家乡所见的摞匣里的绢花。 绢花之外还有一种绒花，多为红色。是由两股金属细丝拧以绒而成(原理如奶瓶刷）蚯吲状之绒条，再盘成各种花样。也可做成“喜、寿、福”字形，加簪，粘金色饰片即成。也做喜庆时妇女头饰之用。 和绢花同属一类的行当还有卖花样儿的。 花样儿，近拟今天的窗花剪纸。不过当年有实用和装饰之分。实用的，如妇女、儿童装饰绣鞋和鞋头的花样，兜肚、枕头、荷包上的花样，等。因而花样应有鞋头形、反扇面形、方形、圆形等多种形制。这些花样都是纯白色的。“花样、花样、绣花之样”，它们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为妇女们绣花提供的参考资料或样本。妇女们买回花样还要买丝线，因而有些卖花样的还兼售各色丝线。我见过家姐夹花样和夹丝线的本子，对她说来，这是珍爱之物，是不愿让别人翻动的。为了使这些花样儿和丝线放得更好，女孩子们还流传起一种纸摺的叠花盒。我见过在一个大纸摺盒上贴两个长方形摺盒。在长方形盒上又贴四个中方形盒，再在四个方形盒上贴八个中长方盒，最后又在八个中长方盒上贴十六个小方花盒，共是三十一个盒。姐姐摺时我留心看着，至今还摺得上来。 另种“花样儿”，实即贴花（窗花也包括在内)，是装饰房间和窗纸的。是已完成了的民间艺术品。贴起来使得房间更富色彩和生气。它们都染有多种颜色或是单一的红色。花样儿和贴花取材广泛，花鸟鱼虫，人物神仙多有撷取。诸如：花开富贵：莲生贵子，金鸡报晓，喜鹊登梅，二龙戏珠，凤凰展翅，三星高照，八仙过海，禳祛“五毒”(“五毒”：蝎子、蜈蚣、蛇、壁虎、疥蛤。辞海：“吕种玉《言鲭·谷雨五毒》：古者青齐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之状，各画一针刺，宣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五蝠(福)捧寿、刘海戏金蟾、狮子滚绣球等图案。 临近春节，一到腊月二十，街上便开始有一种应时生意，即卖年画的。和画店一样，他们趸有门神、财神、灶君和普通年画。他们的主顾多是一些不便出门的老太太，因而所趸的画大都是喜庆吉祥和欢快热闹的。还有些四扇屏，画有二十四孝，今古奇观故事等等。这些画都放进秫编帘里摺护平整，再以A型木棍夹起来，另杆挑进A头尖路，扛在肩上，沿街叫卖：“接画儿来！”这种送上门的生意，绝不比城隍街画店的差。 与此同时，街头也多起春联(又称“对子”）摊子。这种摊多设在书家的家门口。拉几条绳，摆一张桌，铺若干红纸及笔砚等。绳上悬起正草隶篆各种书法的对联，大小长短不等。联辞常见的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灶君前的“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等。给商店小铺的则有：“生意兴隆通四通，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楹联。每副都有横批。此外还有单条小幅，如：“宜人新春万事随心大吉大利”，“出门见喜”，“抬头见喜”和大小“福”字等。当年，这些年过即收的摊子，虽似县花一现，却不可少。一些有钱有读书人的家庭，自不会光顾这些联摊，它们的主要主顾是普通市民和小铺小店。穷人过年，别的奢侈不起，花个角儿八七，贴副鲜红对联图个吉利，冲冲晦气，是普遍心理，就如佃户杨白劳之贴门神者是。 还有一种“羊头狗肉”式的小贩不可忽略，即，听其吆喝的是： “谁买—一小鞋儿来”！实际却是卖纸牌的。老太太们一听即知底里。这种纸牌长约三寸，宽半寸，一副牌中，有饼子牌(或称筒子牌）、索子牌（或称条子牌）和万子牌。饼子牌和索子牌牌面画花形，万子牌画人形（“水浒”人物宋江、吴用、李逵等），古时称“马吊”牌。《辞海》：“观吊，博戏名。起于明天启时。其具为纸牌……或谓今俗称之麻将即马吊之单转，麻将牌之制法与博法殆亦脱胎于马吊者也”。民门则称之为“索儿胡”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写风姐薛姨妈和鸳鸯联陪贾母“斗牌”，玩的正是这种纸牌。由于斗纸牌就像今天的打扑克，比打麻将来得轻便易行——四个人盘腿围坐在炕上就可以玩起来，因此，似比玩麻将的更普遍。纸牌上的人物也已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中，常听大人指责孩子：看看你那脸，抹和的跟“八万”一样；或是谁谁哭得跟“八万”似的。因当年的官方表面上是“禁赌”的（至少对老百姓)，故卖赌具的小贩就不敢或不便公开喊卖纸牌。其实连儿童(如当年的我）都明白何谓“小鞋”，“禁赌”和“禁售赌具”也者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言自明了。 保定的干鲜果品店 《地名志》从450—一460页逐项记载了保定地区干鲜果品特产，计有阜平大枣、曲阳鸭梨、满城柿子、雪桃、涞水红果核桃和小汲店的西瓜等。但却无志一定干鲜果品店。其实30年代保定，这类干鲜果品店是不少的，因为上述产品除运销外埠外，保定是“近水楼台”，产销者是不会忽略这个首售之地的。 干鲜果品店或称果局。有趣的是，记忆中的这类店铺多在各街的拐角处。如“一品香”在南大街和鼓楼西大街拐角处；马号南头的两家，分别在东西两门之间那条横街两头的拐角处；莲池广场东侧拐角处也是干鲜果品店；税务角和西大街拐角处面对半个“太和祥茶庄”，又是一家干鲜果品店。 上面这些店铺虽称干鲜果品店，干鲜货尽有，但多侧重“鲜货”，即各种应时水果。除上述保定地区自己产的果品，还有来自山东和东北的苹果，南方的柑桔、菠萝、荔枝、桂圆、枇杷、香蕉；河北各地的蜜桃（深州）、葡萄(宣化）、沙果(昌平）、鸭梨(泊头)、草莓(满城)；白洋淀的菱角、荸荠、莲蓬还有石榴等。 这些店铺给我的印象是特别注意“光鲜”二字。一样的苹果，摆在他这里就色彩鲜丽，光洁喜人。如马号这家，长年灯光通明，果品陈列有序，红的水红，黄的金黄，绿的翠绿。有些水果(如荸荠、樱桃、草莓等）还不时用喷壶喷浇，以保其鲜。他们十分注意顾客心理，如桔子上的叶子，苹果、梨的把儿，葡萄上的霜色，尽力保持无损，以给人新近采摘的感觉。虽是生意经，却给人美好印象。 如今我每进咱们的副食店，见公家水果，好差不分，赶上哪堆是哪堆，如欲择优，还会受到“教育”：“别挑咳！你把好的拣了，差的给 谁?”这一来，倒显得自己所想“非分”，还得“狠斗私字一闪念”似的。心想，你把好坏分开，好的好价，差的低价，顾客各买其需不行吗？ 当年的水果店，不但果品上架摆的好看，售出时的包装也很讲究。那时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塑料绳和纸绳，而是备有蒲包和红白两色的细麻绳。秤好水果，店员为你一个个整齐地摆进早已垫好白纸的蒲包里，顺手在柜台上揭过一张印有本店字号和商品介绍的大红店单，下衬大于店单的粉纸或绿纸，端端正正地盖在包上，再以麻绳捆起(绳轴系于梁上，绳头垂在台边)，最后把绳耸起倒拈一下，猛力一抻，绳断扣结，把包提到你的面前。动作之干净，态度之礼貌，非今日之顾客所能想象。因想，除了他们是为赚钱，目的和我们有别之外(今天似连这一点也难说了)，其经营作风和职业技能是否也有值得借鉴之处呢? 以干果为主的店铺则是另一种格局。他们不像以鲜货为主的店铺把自己的商品置于玻璃门窗的“温室”之内，而是完全开放。 据我所知的一家，开始营业时，门板卸下，即见柜台前已梯次成排地摆满同样大小，盛有各种干果的笸萝，此时再置低架于前，再排一列笸萝伸出店门之外。给人印象：本店各货齐全，凡世问所有干果，敝店皆备。罗列起来，确也可观。花生类：生熟花生、大花生、小花生、花生仁、花生蘸（又分红白两种）、炸花生仁；瓜子类：黑瓜子（西瓜子）、焖的、炒的、兰州的、南味的、五香的；白瓜子(南瓜子)、葵瓜子；山货类：黑枣、核桃、松子、榛子、山里红、糖炒栗子；其他还有大枣、小枣、去核风干成串的脆枣、铁蚕豆(保定称为蹦豆)、开花豆（又叫兰花豆）、桃干、杏干、苹果干、葡萄干··年代久远，难以概全，记忆所及，仅见一斑。其中那些炸品、醮品、细品(如葡萄干、红果制品：山楂糕、山楂片、果丹皮或盛于柜台上那列戴盖的玻璃缸内，或置于专用的玻璃匣罩之中。其余大宗，皆入笸箩，即如上述。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历数这些“干鲜果品”和经营它们的店商，目的无它，无非是历史地回顾历史。30年代的保定商业既有这些门类，这些品种，就觉得应该如实地记述它，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的物质文明和饮食文化，同时也实证了祖国的的地大物博，故乡的“物华天宝”和自然资源的无限丰富。也许，在今天看，这都是些没有多大经济效益的小商品，但当年的商人却能把它做成也能赚钱的大买卖；自然，那时他们满足的是少数富有的消费者，今天时代不同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部门营利之外，应该也必须会使广大人民消费者更充分地享有它们的。 写到这里，适见1991年1月17日《北京日报》“工作研究”专栏，登出题为《亦喜亦忧话果品——京郊果品生产现状及前景的思考》的署名文章。关于收购销售，文章指出：“由于果品商品化处理不规范，成熟后不分大小，一齐采收，包装时不分等级大筐装，结果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劣等品也能随大拨上市”。今后将“实行优质优价，拉开档次，以治鱼目混珠，好坏不分之症”。读之令人欣慰。可见按质计价不是“一已私心”，而是合理的共识，并将依此进行价格改革。首都报纸以半版篇幅刊载此文，一见重视，二感改进有望了。 古莲花池 《保定地名志》614页《古莲花池》条： “……该园归张柔之子张宏范已有，大加修缮，崇构馆榭，始成巨观。…··明隆庆元年（公元1557年）保定府同知查隆将该处改建为水鉴公署”。 对照资料，上述文字中有两点或需补正： 一、莲池成园之初曾名“雪香园”。 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名胜辞典》79页：张氏“并役使大批自江南掳来的园林工匠兴建园苑，引城西北鸡距泉和一亩泉之水，种藕养荷，构筑亭榭，广蓄走兽鱼鸟，名此园曰雪香园。因荷花繁茂，故又名莲花池”。 二、改建“水鉴公署”的明隆庆元年不是1557年而是1567年。 翦伯赞等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2月新一版)632-638页： 公元1557年为丁已明嘉靖三十六年。 公元1567年为丁卯明隆庆元年。 《保定地名志》同页： “古莲花池位于保定市裕华西路南侧，正面与天主堂隔路相望…..”。 30年代的莲池正面与全盛饭庄(今望湖春饭庄）隔路相望(和天主堂隔路相望的是文胜号绸布庄)。那时莲池大门前有一不大的广场，常有毽子爱好者在这里踢毽表演，许多路人停步围观。 广场的东侧，即莲池大门的东端，有一出售槟榔的小店，兼卖莲池碑石的拓片，秋冬之交还有卖风筝的在这里展出风筝。届时东 南墙小上挂满各式风筝，堪称满目琳琅。西侧，和莲池大门平行有一白墙院门，迎门有口水井，为附近居民、商户供水之地。和大街平行的西侧是一浴池，再西，即是有名的马家老鸡铺(耀兰斋)原址了。广场东侧是一干鲜货店。 进大门，先是一院，门洞两壁是北房的墙山，东墙有售票窗口。 东西厢房和南房，是公园工作人员的驻地和办公之处，派出所也在这里。南房的东西厢之间，是过厅式的二门，这才是进入莲池的园门。 那时门内没有牌坊，而是一座假山。假山之东，可达图书馆和民众教育馆，《地名志》所说的“东廊碑林”即在此路东侧，并有木栅把整个碑廊围护起来。假山迤西，是进公园或莲池戏园、露天电影院的路。假山迎门的设置，很可能是它的设计者和曹雪芹有同样的园艺布局观点。《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曹雪芹借贾政之口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他们深知“景愈隐，境愈深，愈大”的道理。甚至在莲池这座迎门假山上也竖起'曲径通幽’的石碣。只是有一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去世，临时被什么人在上面贴了“举国同悲”四字，但两天之后贴纸不见，又恢复原来的题额了。现在竖在前面，与公园的比例显得过大的牌坊，不知何时所建。更不知为什么把原来的假山“屏障”拆除掉。 那时去图书馆不收费，而去莲池公园则要买门票，是专负此责的。 不过，我当时所在的保师附小，和莲池有着特殊关系。学校又称莲池小学，学校校址，历史上原是国内外闻名的莲池书院的院址，学校的图书馆址，就是始建于元代的原书院的“万卷楼”；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是高年级学生都能背诵的课本之外的喜爱之文；一位老师为我画的扇面，署名即题“莲池居士”。学校礼堂西侧、操场东侧，有一小南门可直通莲池池边。遇到园里清除池 上淤泥或挖藕时，学校师生是当然的积极参加者。因此，无论夏季去园里写生，或冬季在封冻的池面上滑冰，都是受到园方允许欢迎的。 莲池图书馆一民众教育馆 《保定地名志》572页《保定市图书馆》条：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在保定莲池建直隶保定图书馆，接收了莲池书院的全部藏书”。“1928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增添了儿童阅览部。1933年改为河北省民众教育馆。” 30年代，图书馆在莲池东侧池畔。馆门朝西，左右各挂一块牌子：“图书馆”和“儿童图书馆”借阅室也是分开的。据《地名志》，馆舍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房子很高，面积却不大。窗前有树遮荫，夏有蝉鸣，环境十分幽静。 成人部，未曾涉入，情况不详。儿童部存书多为小说、童话、寓言、画册、图画故事、小人书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的儿童期刊《儿童世界》和《小朋友》等。因学校图书馆(原莲池书院万卷楼）只有楼上两间阅览室，下课后学生们蜂拥而上，十分拥挤，故多到这边图书馆来。 图书馆同时是民众教育馆（未闻前者“改为”后者之说。馆前牌匾也未见摘掉或更换）。该馆其他活动未曾予闻，只知馆里出一份不定期的石印画报，“九一八”事变后，多以揭露日寇暴行和宣传抗日为题材印制张贴。另项活动是举行宣讲和游艺会，地点在莲池戏园，宣讲的内容全然忘记，只记得宣讲后的“余兴”，他们演出过熊佛西先生的剧本《屠户》和京剧《宇宙峰》片断。 有一细节，虽非关于读书，却也属文化陶冶，似可一提。阅览室的墙壁上挂有一本印制精美的古砚日历。古砚是实物照片复制的，上面再套印杏红色日期。我每每被它吸引，驻足观赏。负责阅览室的王先生见我常来，又常在日历前停步，即问：“你喜欢吗?这些揭下来的给你吧”。遂把一叠历片递给我。原来他对此也有兴趣，故留存下来，如今割爱了。又说：“这可都是名砚哪，下面的我也为你留着”。我喜出望外地向他致谢，由此，我们成了忘年朋友。 这以后，或三天，或两天，甚至每天都去取回“一方”各不相同的“宝砚”，不时取出翻看玩赏。那时我自然并不识砚，分不清何为端砚，歙砚，何为苴却、龙尾，只是觉得，一方砚台，竟能翻出这许多花样；有的形似葫芦，砚上的雕饰，或蟠龙，或异兽，或草虫，也因材施艺，变化无穷。更有珍珠般的石眼，莹润剔透，色泽绝然异于底砚，如镶嵌上去的一般。这许多宝砚图片集聚起来，不啻为一本砚谱了，因而常常爱不释手。这爱好，虽近似“叶公”，却也怡然自得。进城后，还想发现这样的日历，迄无所得。 莲池《河北省博物馆》30年代时，莲池南岸有省博物馆建此。馆门朝北，进门为东西里外两院。但只记得外院有东房，为工作人员驻地，里院西墙爬山植物所覆盖。只有坐北朝南中式二层楼一座，开放四间展厅。 两院之间有圆形墙门相通。 虽名为“博物”，展品实为寥寥。每间展厅中间有玻璃展柜，分别陈列几件或真品或仿制的铜器、瓷器、古代兵器和服装；墙上有些历史君主皇帝画像，皆为复制品；还有些历史年表之类资料。可以肯定是真品的大概只有那些历代各种型制的古钱币了。印象深的倒是院中和馆门前的几尊汉白玉石仕女雕像，神态、造型、雕工俱佳。但总的印象，展品少、无特色、是应景之设。因观之无物，少有人问，当年即为最清静的公共场所。今遍翻“地名志”，未见一字提及，大概经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连这冷清之馆，或也不复存在了。 这里想起梁思成先生讲过的一段话：“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记忆和感情同样牵连着民族的命运”。一些城乡古代建筑的毁弃，使标志民族历史文化的一部分重要实物永远地失去了，“为了唤醒悠久历史”，在可能的条件下修复一些古建筑之外，历代文物的搜集和保护也是极为重要的补偿。 1983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曾登载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座谈会上的讲话，题为《博物馆事业需要逐步有一个大的发展》。指出：发展博物馆事业，“这是中国人民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迫切需要”，“不能简单说一句什么时候是封建社会，什么时候是半封建社会。这样说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对群众也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因为没有具体的东西作佐证”。因此，“要加强收集、整理和研究社会的历史的变化，收集有关政治制度、文化状况、革命斗争的各种实物或文字的资料，迎头赶上，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发展博物馆事业，“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项智力投资”。“从建国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如果现在我们再不做，就太对不起我们的历史，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对不起我们的人民”。 令人高兴的是河北省和保定地区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近年来在大力修复钟楼、大慈阁等古建筑之后，“莲池书院在保定重建”的消息传来了；近日又报导了“在一九九O年一年中在保定又兴建了九座专题博物馆”，“共征集各类文物九千余件”。已知的有定瓷、民俗、高阳纺织、安国药材和曲阳艺雕等专题博物馆。 今年(1991）7月5日和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两次报导“河北省保定市筹建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的消息。九馆之后，又建一馆。决心之大，投资之巨可以想见。这些展馆的兴建和开放，必将使久有文化古城之称的保定更加名实相符。作为久居外地的保定人，听到这一个个震奋人心的消息，真如海外同胞听到祖国佳音一样的鼓舞和高兴。我期待着实地观赏的愿望早日实现，并祝愿它们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上发挥其重要作用。 莲池戏园戏园 建于莲池，故名。位在公园西南角，建于何时不详。从接近园顶窗棂的新木本色看，年限不会很久远，至少晚于大舞台和湖广会馆。戏园南北向，门朝东，在戏园的北端，戏台坐南朝北。观众席无楼，只有池座和东西厢座。那时保定所有戏园、戏馆都无对号入座的固定排椅，而是在一列列方桌旁，在向台的三面摆有条凳，其中坐在桌子侧边的多数观众，都得歪脖侧身看戏，以至终场。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戏园只演京剧，不似大舞台是“皮簧、梆子双下锅”。主要演员有砚凌云(青衣）、杨桂芬（女须生)、郭淑兰（花旦)、何景春（丑)。杨的丈夫是班主，也是大管事，杨桂芬上场时，他又在台上检场和为杨“饮场”(“饮”读“印”）。砚凌云来得晚: 大概是后邀的“角儿”。她来之前大轴多是须生戏，即杨桂芬主演的戏，戏码有《珠廉寨》、《刀劈三关》、《定军山》、《空城计》、《清官册》、《乌龙院》（坐楼杀惜）、《梅龙镇》（游龙戏凤）和《马前泼水》（后三出戏都由杨桂芬和郭淑兰、何景春合演)。砚凌云来后和杨挂双头牌，在戏园西窗上沿，贴着张纸一字的砚和杨的名字。砚名的上下还有“重金特聘著名青衣”这类字样。戏码随之增加了砚主演的《玉堂春》、《宝莲灯光》、《四郎探母》（《坐宫》一折）、《武家坡》（也唱全本的《红鬃烈马》)、《太真外传》和时装戏《贫女泪》、《锯碗丁》等。 为了改变了坐上景气，也曾以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相号召。即使狂风骤雨天气或演员嗓子哑了，也不休息。在莲池大门口戳上“风雨无阻”或演员嗓音失润、敬希鉴谅的牌子，照旧演出。其上座情况不问可知。还曾演过《石头人招亲》，满台穿白衣、涂白脸、戴白高帽的“石头人”，孩子们看着很害怕。此剧，以前、以后、本城、外地，都未再看到过。 这里我特别想提到丑角应工何景春先生。现在回忆，也觉得他是位有才华的优秀丑角演员。在他之前我对丑角没什么好印象。自从看过有他的戏以后，开始对这个行当有了新的感受。即，不但接受他，而且喜欢他，他的丑，逗而不贫。他在《空城计》中扮演老军、《穆柯寨》中饰穆瓜，一口漂亮的京白：机敏的插科打诨，把满台的严肃紧张气氛一变而为轻松欢快。《棒打薄情郎》（《金玉奴》)他的金松，上场一句“在大街吃不了喔，残茶——剩嗯嗯酒呕一哇哦……”准来碰头好。不但腰裙丑演得好，演起方巾丑来更是酸得斯文，丑得美。在《诸葛亮招亲》里他扮孟公威（崔平州?)一句“喏、喏、喏就是那黄玉英（“英”读“阴”）喏！”水袖翻上抖下，两脚换着亮底，每演至此，必起哄堂笑声。用今天的语言，他确实取得了“台上的自由”和台下的赞赏。以后住在北京，每看有丑的戏，总联想起他来，并自觉不自觉地以他为标杆，腹评面前的演员。 莲池戏园还曾邀来两个魔术杂技团先后在这里演出。一个是陈亚南、陈亚华兄弟魔术团，一个是王植森杂技团。后者留有印象的节目，一个是赤脚在碎玻璃碴上跳舞，一个是用双手捋烧得通红的铁棍。 二陈魔术团演出在先。他们的演出，如果和今天的国家或部队杂技团的魔术节目比，无论在节目的丰富性和演出条件特别是道具的优越性上，都是难以相比的。不过在那时，对于保定多数生活在闭塞环境的观众说来，魔术团的到来和演出，确实使人们耳目一新。只说他们的“幻术催眠、空中悬人”这一节目，就使只看过地摊戏法的人倍觉新奇，而引起探究兴趣。不但演出节目，就是魔术团的优雅台风和演出环境的布置，先就给人一种文化气氛的感受。 主要表演者身着干净可体的黑色大礼服，雪白的衬衫，考究的领结，光亮的黑皮鞋，手持闪光的“魔棒”；台的纵深，悬以层层墨绿色大幕、侧幕，剧场四周围着兰白相间的围幕，整个空间让人感到舒适、干净、文明。演出难度大的节目，态度依然幽默轻松，不要“嘴把式”，一扫烦人的废话“生意口”。加上当地很少听到的铜管乐器伴奏(其实只有长号、小号、带钹、大鼓、小鼓各一）其音色和曲调截然异于听熟了的戏台锣鼓。这一切，对于青少年学生尤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以至不少同学也跟着学起来，并在学校的联欢会上公开演出。 他们的节目中还有滑稽哑剧。如《镜子的故事》演出效果甚好。今天一些部队歌舞团演出的小舞剧《站岗之前》、呼和浩特歌舞团的舞蹈《镓》，最初结构很可能是脱胎于此剧的北京解放之初在天桥见到贴有砚凌云女士演出的海报；在天津又见到陈亚南、陈亚华二位先生演出的广告，颇有“他张遇故知” 的亲节之感。 莲池露天电影院 这是30年代保定唯一的一家营业性影院。(光园街青年会有时放电影，但只是内部演出，不售票。)它位于莲池公园南端，莲池戏园迤东，博物馆迤南。大概建于1935年前后。说“建”也只是建了座机房和东北西三面墙，南墙即公园墙。大门朝东，银幕在西墙根。因是露天，故只演晚场，迂雨即停。所演全部为无声片（当时保定虽能见到彩色有声片，但多为外国原版，保师附小的大礼堂即常上映此类影片，观众为本市的大中学生）。 露天影院上演过的片目有：《三箭之爱》（武侠片，胡蝶、梁赛珍、王征信主演)；《强盗教子》（武侠片，王元龙、夏佩珍、赵静霞主演）；《谁是英雄》(武侠片，梁赛珍、王征信、汤杰、赵静霞等主演）。 好象还曾看过《勇士救美记》也是武侠片，因记忆不清，故不论。 这样，在我记得清楚的头三部影片，竟然都是武侠片。给人印象，好象电影这种形式在中国，只是要演这些内容的。 对此，当年中国的“电影皇后”、上述武侠片主演之一的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说：“1928年，也就是我进入“明星”公司的第一年，从1928年开始的一二年问，武侠片几乎成了当年国内拍摄影片的主要题材，一时间，整个电影界摄影棚的上空都是身怀绝技、飞檐走壁、铡强扶弱、除暴安良的侠客。大约三年间，上海大小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四百部影片，而武侠片却占了二百多部。”（见《海外文摘》1986年第六期《胡蝶回忆录<四>)“武侠片前后泛滥达四年之久，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报纸上不断有新闻报导，无知青年离家出走、寻仙访道、求师学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抨击。于是，政府正式颁布禁拍、禁映的命令，武侠神怪片才告结束。”(引文出处同上）胡蝶所说，有了“禁拍禁映”的明令，此类片的拍、映即告“结束”，这大概仅限于京、津、沪等大城市。像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却一时还能居于国民党政府的法度之外，能在1935或1936年依然连续上演这类禁片。其影响，虽未听说有谁因看武侠片而去“寻仙访道”，却也有人学着影片里侠客的样子，袖藏自制的“灭烛”、“打帽”的袖箭，腰别买来的四棱飞镖，系以红绸，以示“英雄气概”。 但终因看得少，时间短，随着影片内容的转换，兴趣转移，未及酿出严重问题。 换映的虽然仍是明星公司的默片，主演也仍然是胡蝶、梁赛珍四姐妹妹等人，但题材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演的片目有： 《狂流》(主演：胡蝶、龚稼农、夏佩珍、王献斋等）；《满江红》(主演：胡蝶、、龚稼农、严月娴、王献斋等）；《满江红》（主演：胡蝶、龚稼农、严月娴、王献斋等)；《春蚕》（主演：肖英、严月娴、龚稼农、高倩萍、郑小秋等)；《恋爱与牺牲》（主演：高倩萍、郑小秋、朱秋痕等)《盐潮》（主演：胡蝶、王征信、孙敏、王献斋等）。 那时只注意看故事，看演员表演，对于编导是未曾留意的。而一部影片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高低，首先决定于作者（编剧）和作品(文学剧本)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水平，今天看《中国电影发展史》始知该厂制片倾向的改变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电影文化运动。领导的方式之一，就是创作表现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电影作品。在保定露天影院上演过的《狂流》是党的文艺事业前辈领导者夏衍同志的第一部电影剧作；《盐潮》的作者是党的老作家楼适夷同志；而《春蚕》又是夏衍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 这些进步影片的制作和上映，不仅标志着“明星”这一当年中国最大的制片公司在党的领导下，创作面貌为之一新，也使保定的电影放映面貌一新了。对于这样的改变，保定的观众，尤其是知识层的观众是欢迎的，这从莲池公园大门两侧所挂新片剧照，围观者成分的微妙变化，即可反映出来。过去，对于武侠片的宣传照，观者多为青少年，当这些反映现实生活的进步影片剧照展出时，知识界的人们也来认真观赏，并相约购票去看了。 莲池小学·保师附小——我的母校 从初小二年级，我即转到保定师范附属小学读书，直到高小毕业。可以说我受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在这所学校里完成的。 这里的校园，在保定的小学校中可算得是得天独厚。在来这所学校之前，随着家的搬迁，我曾在淮军公所学校和女师附二上学，还曾参观过女师附三和后府营小学，以后又到第二模范小学；相比之下，这里的校园环境，应该说是最具优越性的；一字列开的教学大楼，和莲池公园只是一墙之隔，校园里空气湿润清新，夏日凭窗南望，“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尽收眼底，闹市的暄嚣全然不闻。成年后，更知 这里原来曾是晚清时中国北方有名的书院、冀省最高学府，“吸引了海内外不少学子来此就读”的莲池书院的旧址。学校的图书馆即是当年书院藏书的“万卷楼”。操场门前的玲珑石屏，以及礼堂台上的圣龛，都是书院或以后改建的校士馆，文学馆时的遗迹。 我来校时，正遇上全校教师更换。新教师多来自北京香山幼院师范部。原来的教师只留下两位，一位是汲运和先生，一位刘崇楼老师。汲先生是二年级的级任，据知，自1912年学校初建，他即来校任教，而且一直是二年级的级任，初一、初二是学生打基础的年级，汲先生要求管理学生甚严，他自己在黑板上写字，从来一笔不苟，端正漂亮。他对学生的作业也同样要求工整。一入学，即在他的班。学生们都敬畏他，有些本校的老师原来也是他的学生，连校长也很尊敬他。每逢全校合影，总是请他坐在紧挨校长的座位上。我去时他已五十多岁了。但他的邯郸乡音却仍很重，可见贺知章说的“乡音无改”是通常现象，非不改，实难改也。体育课老师刘崇楼，则是一口地道的满城话，比之汲老师，他的话是最和同学们相近的了。幼稚园的王老师和训育李老师是保定人，不必说了。陈通校长是井陉人，教务主任杨蔚亭、美术老师田镜是平山人，他们的话当时听来都够陌生难懂的。不想抗战时期我参军所在部队就驻军平山、井陉，一住八年，对这里的语言不但熟悉，日觉亲切，而且基本上掌握了它的发音咬字特点，和当他老乡交谈起来，大致不差。此是后话。这儿位老师之外，大多数男女教师都操动听的北京话，从三年级起，就在北京语音下听讲学习，对于后来掌握普通话的正确发音，此时可以说已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打基础了。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是三位女老师，她们是李瑞璞、吴端秀和宁鸿恩先生。（吴先生以后和陈通校长结婚。)高小的五、六年级都分甲、乙班，五甲级任是富永珍先生，五乙王佩之先生，六甲罗增先生，六乙刘保罗先生。刘先生曾因故辍教，请来一位周先生代课。此外还有赵希贤老师主持1——4年级的体育课和童子军活动；(刘崇楼老师负责五六年级4个班的体育课)。一位姓颜的极年轻女老师主持1-—4年级的图画课。颜先生离校后，由一位年纪较长、戴眼镜的谭老师接任。（田镜老师负责五、六年级4个班的图画课。）音乐课，那时直曰“唱歌”，由刘、赵两位体育课老师兼任。看电影《城南旧事》，一曲“长亭外，古道边……”，（李叔同：《送别》)立刻把我带回了附小的音乐教室；情绪记忆，使我仿佛又看到同学同唱的情景，听到风琴特有音色的伴奏声。 以后又来一位王耀庭先生接替杨蔚亭任教务主任，他还兼高年级的历史课，讲起古代战争，他舞起教鞭，表述敌对双方的战斗厮杀，有声有色，十分生动。 当年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可以从所学课程的程度来衡量。 以国语（即语文)为例，我在五年级时，王佩之老师除课本外，还选讲了不少古文讲义。如：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韩愈《杂说》其四（《伯乐相马》)，宋·周敦颐《爱莲说》，宋·欧阳修《醉翁亭记》，明初·刘基《卖柑者言》和楚辞《渔父》等。今天回顾起来，讲授这些历代名篇，不仅引导少年学生开始涉入中国浩瀚文言文学领域，而且所选文章，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是富有积极意义和很高成就的。 而这些，恰恰是“钦定”教科书上所少有的。 说起教科书，联想起当年一个不理解的现象，即，学校教科书出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它们各自都编印有各年级的全套教科书，其中任何一家的书都可供学校各年级各门课程使用。但新学年开始，三家书店的售书人员都来了，学生要按照校方的规定在“商务”摊买国语(语文）课本，在“中华”摊买算术课本，再到“世界”摊买常识课本。纳闷：为什么不买一家的?而其他学校，又是另种规定。以后，才听到这里面的“学问”：书店卖教科书是大宗生意，相反，如印了没人买，会造成很大损失，因而相互竞争是激烈的。竞争的焦点是争取学校，争取的办法，不言自明，三家都对学校“做工作”，于是出现三家平分秋色、利益均沾局面。对学生来说，反正一样，出钱买书叫买谁的即买谁的就是了。今天的学生拿到的是国家统一编审印制的书，哪会想到当年这里面也会有些“过门”呢? 除了课堂教学，校方还要求各年级学生参加劳动。为此专门辟出“万卷楼”下的五间大厅作为“劳作室”。其间备有锯、刨、斧、凿、锤、钳、烙铁等简单工具设备，让学生或木工、或铁工、或电工、任选一项，在专人指导下操作。为了强调这点，在学校的二门上还特地标以“劳动学园”的名称。起初曾想，此举不知是受陶行知先生办“育才”的影响，还是受日本办学经验的启发(校长陈通和第二模范校长王共图都曾留学日本，陈常在朝会上讲“桃太郎”如何会劳动的故事)，近读刘建章诸同志《缅怀熊希龄先生》一文，始悟及更大可能是熊先生教育思想在附小的体现。附小教师多来自北京香山慈幼院，熊院长的教育方针要求“从小就培养学生'诚实劳动立于社会’的观念和能力，其所制定的《劳动法》规定12岁以下儿童，每天课毕必须劳动一小时，12岁以上学生，每天课毕必须劳动二小时”，“按照其身体强弱而定工作之轻重，以发达其个性本能及兴趣，为植将来择业之基础。”为此慈幼院建立了实习农场、各类手工工场。附小的劳作制度，不正是按此开展的吗？ 对此，我想表明，我院全赞同《缅》文结尾所说：“熊希龄先生不愧为我国杰出的平民教育家。我们应该继承他可贵的教育思想，借鉴他的经验，把教育事业推向前进”。至于附小校门所悬那副“不要说”、“只要做”的对联(口号)，不知是否是来自慈功院。今天看来，从字面上说显得绝对些了。作为教学部门的学校怎样“不说”“学校毕竟是以课堂授听课为主，又怎能体现“只要做”？如果对联、口号能提倡说到做到，体现言行一致，不是更符合熊希龄先生为慈幼院院歌填词：“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的精神吗？ 对学生来说，课堂教学课外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那就是旅行参观和野游野餐了。在校期间参加过的旅游多在西郊各地，因是儿童，所去都不很远。记得，去过西关外第二师范本校，大祝泽村的保师附二（据知解放后这里曾是商业学校），参观过河北医学院和农学院，还到过西北郊的“鬼子坟”。前两处像是走亲戚，论起来都是一家。两校的大哥哥和小弟弟小妹妹们，准备了开水和节目，与我们联欢。去时欢迎，走时欢送去“鬼子坟”，又使在城里住惯了的孩子们得以领略野趣，捉“黑天牛”和“红姑娘”(一种淡粉色带黑点的昆虫)、吃名为“酸溜溜”的野菜，扭异国样式的墓地，石结构的碑、亭练条加矮石柱的围墙，这一切，都给小游客以新鲜感。至于所葬何人——是外籍神甫，还是侵略军的战死者，无人讲，也无人问，从很有些不恭的称呼“鬼子坟”看来，这些死者生前大概是些不大受欢迎的人。 最有意义也最有趣的要算参观医、农两学院了。 这两所30年代河北省的最高学府并不轻视这些小客人，而是向他们开放了所有适于向其普及专业知识的展室。在医学院，小学生们看到了今天才叫得上来的人体解剖及呼吸、消化、神经、循环各系统，和眼耳鼻喉、内脏及生殖器官的系列挂图；看到了胎儿孕育成长全过程的实体标本。这些标本都装在灌满药物浸液的玻璃器皿中，还有许多病理的、药物的叫不出名目的展品。在农学院，在这些分不清杂草和麦苗的城市孩子面前，又展示了大自然的种种造物：稻谷梁黍，蔬薯瓜豆，茶竹桑麻，梨李桃杏……无所不有。它们或是实物，或是挂图，或者是经过压制的草本植物标本，还有各种益鸟、害兽、益虫、害虫实物标本。其中最使小参观者困惑的是那些美丽的蝴蝶，它们被一组组、一排排分列在竖起的玻璃匣中，真好看啊，种类真多啊，色彩图案真漂亮啊，有的翅膀真大真美啊，但它们却是害虫！ 参观活动大开了孩子们的眼界。在生理医学和农业科学方面起到明显的启蒙作用。回去的路上，人们都兴奋地交换着自己的观感和特别引起自己注意之点。自此，有些同学也学着采集动植物做标本了。说不定，对其中有的同学在将来选定自己的职业时，也会发生潜移默化影响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学校教育中也有所反映。礼堂的墙壁上张贴了历代抗敌英雄人物卫青、李广、马援、班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冯子材（清末屡败中，在谅山打败法国侵略军的一位将军)事迹的成套挂图；教唱的歌曲有“孩儿虽死有荣光”。歌词以春秋时代鲁国小英雄汪琦的拟语而编，以激励启迪青少年抗敌卫国的民族意识。词曰：“鲁国弱小齐国强，将军不战先退让！爸爸再会，妈妈再会，孩儿去了莫悲伤，为国杀敌，为民除害，孩儿虽死有荣光”。继之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图画课鼓励学生画抗日漫画，如画一只日寇铁蹄踏在中国东三者的地图上等。 其间，有关方面还曾组织各校、各界齐集东关大校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参加欢迎爱国飞行家孙桐岗大会。当时航空救国之声甚盛，孙曾在意大利习航空并驾木制飞机回国，引起轰动。 在这种气氛下他能飞到保定表演，自然成为一件鼓舞人的大事了。 但，在当年最高当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中国抗战，谈何容易，更不要说实际行动了。一陈热闹之后，又趋寂如昨了。 30年代中，保师附小曾隆重举行过一次校庆活动。庆祝会、恳亲会(请家长座谈，各班分头进行）、游艺会之外，还举办了全校性的成绩展览。 校庆是在假期中举行的，各班教室就都成了各班教学成绩的展览室，除日常优秀作业，如作文、习字(大楷）、图画、手工外，各班级还组织学生画些统计表，和显示教学成果的图表。 老师发现我课外曾临画过中国各省象形图(如山东省像头卧·着的骆驼，黑龙江像头雄狮，辽宁像只飞翔的鹰等），就给我一大张像皮纸，让我画张全国各省的象形图。我如果完成了这一作业。 画中体会到，这一方面可以帮助熟悉各省的地理形势，加深各省毗邻关系的记忆，又可提高美术想象力，很有意趣的。 校庆中，学校还编印了两种纪念册。一为各年级学生优秀作文汇集成册的“儿童作品”集；其中收进了我的一首小诗：“我的专愿是当兵，背起枪炮打前锋。打死日寇解仇恨，促住倭奴不放松。 就是日本人势众，也敢和它拼一命。大家都能这样做，哪怕中国不强盛？”虽无诗味可言，却也反映出当时青少年的愤激忧国之情。 还有一本是画册（相集)。其中拍摄和汇集了各个时期的教职人员合影，各课教学活动，及课外活动。记得第一页是同班同学孟克勤在学校二门前摇铃集合同学的画面。解放后，我曾托保定的亲戚代为注意寻觅上述有关资料，迄无结果。 1981年那次去保定，曾心情急切地去拜谒久别母校。不意她竟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学校的园形二门不见了，迎着二门的大礼堂，堂侧悬钟的高大槐树，礼堂南面横贯东西的教学大楼，楼前的校办公室（也是教员备课室)，室后的图书馆(即万卷楼），馆东侧的风琴室、花圃、花房、小卖部，馆西侧的教师宿舍，教师饭厅所在院落，再往西，学生饭厅、宿舍、成绩室、游艺室……也全然不存。在空荡荡的校园出现了几栋陌生的新教室（现在怎么也想不起它的朝向和格局了。)遍寻之下，发现原来汲运和、刘崇楼诸先生居室前的那眼水井还留存下来。可贵的久违的井啊！从它，我得以进而追忆当年井前的竹编绿色篱笆墙，和它周围的每进庭院的方位，更有那些活跃其间的师长们，同学们！我请学校工友带我拜见了现任校长缪淑娥先生（工友称她缪主任）。交谈中，得知她毕业于保定女师，由于年代久远，缪先生对于保师附小的校史，尤其是1937年后校园的变迁提供不出更多的情况。只说，她来时，学校就是这个样子了。 回来后，情不自禁，遂忆画了当年校园的印象图（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印象附图）。 保定小学校的游艺演出活动 20年代末到30年代，保定的小学校也较重视组织学生演出活动。那时演出叫“游艺会”，我所就读过的四所学校都曾在本校进行过演出。记得有如下剧目和曲目：淮军公所小学：《鹜和蚌的故事》（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表演唱）；女师附二：《一片爱国心》（三幕话剧熊佛西编剧，教师演出)、《麻雀与小孩》（儿童歌舞剧，学生演出)、《谁和我玩》（表演唱）；第二模范：《少年孙中山破除迷信》（小话剧)、《甘露寺》（京剧清唱，一位马姓回族同学演唱)等。 1935年或1936年保师附小曾举行校庆活动。成绩展览外，也组织了游艺演出，剧目有《小小画家》（儿童歌舞剧，先是师生合演，后全由学生演出）、《坐宫》（京剧选场，由同学、京剧演汤桂芬女士之子扮演杨延晖，穿戴的戏装都是杨女士的)。 还曾排练了儿童歌舞剧《天鹅》，因故未公演。 这里似有两点可以一提：一是那时小学教育也是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因而游艺活动较为普遍；二是音乐家黎锦晖先生的作品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上述《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天鹅》、《可怜的秋香》、《谁和我玩》和虽未演出却是当年小学生人皆会唱的《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都是黎先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深受当年儿童的喜爱，而且有着长远影响，以至我的同龄人，只要谈起小学时代，必定会唱几句：“唱儿熠，月儿耀耀，海早起了风潮……”或“暖和的太阳……太阳她记得……”。据知黎在这一时期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这些作品被认为：“带有民歌风味，易于上口，主题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流传面很广。”(见《音乐欣赏手册》518页)。黎的重视为儿童创作的精神和经验，似是值得今天的音乐工作者重视和借鉴的。 保定的中学也有演出活动。如第二师范，即常演出。因是青年，已能掌握一些乐器，故他们的游艺会多以音乐节目为主。如二胡独奏或民族器乐合奏曲《高山流水》、《梅花三弄》、《汉宫秋月》（《三潭印月》)、《小二番》和刘天华的作品《空山鸟语》等。也演过话剧《屠户》。其他学校“游艺”活动情况未详。 保定市东大街 《保定地名志》152页《保定东大街条》： “该街为宋淳化年间所建……沿街两旁有……中合轩回民饭店……原星成酱园……”。 30年代时，“中合轩回民饭店”原名为清真中和轩饭庄（那时保定还没有“回民饭店”这类解放后始有的称谓)；“原星成酱园”原名为元兴成，不经营酱园业务，只做干鲜海味，名土特产（如干参、鱼翅、四川榨菜）及日杂食品（如红糖、白糖、虾皮、碱面等)生意。 它的东邻（店名不记，或即“聚合成”?)则是兼卖油、盐、酱、醋的店铺，它的几个酱、醋缸就镶在柜台上，平时以木盖盖起，顾客买时，掀盖以竹尺和竹提斗取货，售毕，再盖起来。 湖广会馆 《地名志》：“清代该街曾驻有……湖广会馆、曾国藩祠（清末始为戏院……”。）30年代时的湖广会馆，只是作为戏园而为一般市民所知。它位于保定市东大街东段路北，东邻魁盛酱园，西邻一家豆浆、豆腐房和中华昌皮件厂。会馆临街为一窄门，票悬“湖广会馆”匾额，门内为一小胡同，路东有住宅式大门大院，想是当年会馆为湖广同乡“联络乡谊、群策业务”所提供的场所，平日则为经常性办理会务之地。胡同北端有路西大门，门旁有售小票窗，门内即为会馆戏园。 那时看戏，男女分座，进门有南北楼梯，为女观众上楼入座之路，男观众则进门直接向西，即为厢座池座。方形的舞台，坐南朝北，台的东侧，正临入场大门。 我年近收存到“我国第一座戏剧博物馆”天津戏剧博物馆的一些资料，当我第一次看到那古典式戏楼图片时，立即联想到的即是保定湖广会馆的戏楼，“太像了！”保定会馆的戏楼或许无此豪华富丽，但它们的结构布局显然是同一规格，如一篇专论文章所说：“晚近大会馆内部的戏曲剧场，亦多如此”。(龚和德：《中国古典剧场的终结——天津戏剧博物馆观后》见1987年第7期《戏剧报》“艺术研究”）博物馆馆长黄殿祺的介绍文章，直如在谈保定会馆的戏楼：“会馆的主建筑戏楼又叫歌舞台，它占整个会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戏楼正厅可容纳四百至六百人，东西北三面两厢楼上设十五包厢座，可容二百多观众”。“戏楼南面正中是戏台，它高约1米，宽9米，深8米，是我国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舞台“不设天幕和边幕，观众可以从东西北三个方面看演出，而且不借助任何扩音 设备……整个剧场的视听效果都是极佳的”。这不是和我们所熟悉的湖广会馆戏园(楼)完全吻合吗? 原来，天津戏剧博物馆建于原天津广东会馆旧址，它和保定的湖广会馆同为南省士商所建，又都建在当年京畿近侧，它们的相近是极自然的。两馆都集中体现南北建筑之长，又都“仿京式戏馆建造”，（民哀《南北梨园略史》)故，较之莲池戏园和大舞台戏园，更完备地具有传统剧场的典型性：“三面起楼下覆廊”（莲池戏园无楼)，“广庭十丈台中央”(大舞台戏园无此宏敞）。在保定，和戏剧博物馆戏楼相近的还有南门内东西马道路北关帝庙戏楼和曹锟公园（今市人民公园）戏园，但由于种种原因，30年代时这两处都已久闭不用，“门可罗雀”，渐渐远离人们生活而被忘却了。 30年代时，湖广会馆是专演评剧（当年叫蹦蹦儿戏)的场所。 如果说莲池和大舞台所演多为“帝王将相”，这里的舞台上是既不“出将”，也少“入相”，而是“才子佳人”故事的集中地；导致观众似也有了分野：前两剧场似以男观众为主，这里则常常楼上客满。所演剧目不外八大出：《马寡妇开店》、《老妈开膀》、《花为媒》、《杜十娘》、《打狗劝夫》、《卖油郎独占花魁》、《王少安赶船》和《桃花庵》。 有时也演《小姑贤》和《杨三姐告状》。惜一个主要演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了。 大舞台 《保定地名志》583页《大舞台剧场》条: “大舞台剧场位于保定东大街西段南侧，东与大慈阁毗邻，西与居民宿舍相连，南与县学街小学相近。……剧场建于1914年，由保仁水社(民助消防组织)集资兴建，专为演出小型戏剧和举办花会活动提供场地，因舞台宽阔，设备齐全，遂于1917年得名大舞台”。 “保仁水社”的名称虽已不记，但大舞台和水社的关系却是深有印象的。 30年代时，在剧场观众席的后面，即剧场的最北端，有着和剧场池座加厢座同宽的后大厅。厅有六扇或八扇镶有玻璃、能拆卸的对开厅门，平时上锁。厅内有秩序地陈列着各种民族形式的灭火器具，当中似供有神像，所供是“火祖祝融”、“火德星君罗宣” 还是“火星府火灵圣母”，未详。 《地名志》说大舞台“南与县学街小学相近”。初未解为什么特意把另条街上的学校和这条街上的水社“相近”点出。再想，始记起在小学前，广场的东侧，紧临着的是水社在这条街设置的另一处灭火器械库。而且，它比大舞台后厅还大，储存也多。想来，当初如此毗邻设置，并非无因。如按通常计程，位于北面的东大街和位于南面的县学街之间，有着整整一条大慈阁前街的距离，而如果通过小学校，这距离就大大“缩短”了。小学门前是空旷的广场，学校的最北端又是空旷的操场，操场的北面就是大舞台后台的空地。 两处背对背近在咫尺，如遇事，不是极好呼应配合吗? 大舞台戏园，坐南朝北，走进临街的拱形大门，先是一处院落。 东面是院墙，沿墙向南有朝西的木扇活门，进门过一天井，才是戏园正门。（如进拱门直向正南，则是又一进院落，想是水社办事之地。）戏台也坐南朝北，即面向水社大厅。厅前和东西两侧有廊，廊下为池厢座，廊上为包厢楼。包厢之间，以板墙相隔，座有三层，厢的前沿有放茶水和小吃的沿案，楼下池座茶水则摆在桌上。 30年代时，虽已易“茶园”之名为“戏园”，但“看戏喝茶”的习俗仍然保持。那时茶炉设在戏台西侧靠下场门处，炉旁有桌，桌上摆列着茶壶、茶杯和盛小包茶叶的木箱。司炉者见有观众入座，即准备沏茶。另有二人，分别负责楼上楼下送壶续水。茶炉左手靠台脸处，还有冲烫毛巾的大木盆，盆放架上，旁有一人专司冲洗毛巾之责。另有二人，分别负责分送热毛巾给观众。但，他们并不到盆前去取、去送，而是与盆边的人扔来接去。于是，演出中，台下还有扔毛巾的表演。只见“手巾把”飞来飞去，飞上飞下，他们技术娴熟，百接百准，从未见手巾落地之事。不过这种毛巾，这次用了下次用，这场用了下场用，虽然每次盆边人都以热水冲浇一下，还洒些香水，但并未认真煮烫消毒，是很不卫生的。况且台上演戏，台下耍扔手巾的把戏，分散观众注意，实属陋规，无可取处。 除此，30年代时，戏园还保持一些今日观众所未见过的剧场规矩。如在开演之前，观众到达戏园，即见台上摆着一个场面，舞台的围栏上插着多面火焰边龙旗，在常设台中的桌子上，摆着黄布包着的印匣、令箭架、笔架和笔(实际是削尖了头似笔的木棍，头染墨色)。这一切又都置于写有“三军司命”字样、缀有沿穗、卷起的红帐子之下。谓之“摆台”。 开戏前，要按固定间隔时间打“一通”(读四声)、“二通”和“三通”。第三通除锣鼓外，还加唢呐吹的曲牌。打“三通”时始“净台”，即把旗帐等撤去，准备开戏。再早几年，开戏前还要'跳加官”，即一个穿红色官袍、戴曹操式纱帽、并戴有笑脸面具的“官”， 手持各色缎子做的长约2.5尺，宽约0.7尺的多层“祥卷”(不知正式名称，姑杜撰此名)，每层都有吉祥成语，如“福禄寿喜”、“招财进宝”、“万事亨通”等依次向观众展示，展示过程有手锣、丹皮鼓伴奏：“|台台起台|起台台|”的单一节奏，直至此“官”下台，方才开戏。谓之“天官赐福”，以讨吉利之意。晚会结束叫散戏。在剧中人物都下台后，还要上两个头戴官帽、身穿“茶衣”的戏外演员，双双向观众作揖致谢，唢呐吹：“13|21165611321165i16-11”台上活动告全部结束。这即是当年的谢幕方式了。 据我粗计，在当年保定十几家戏园中，大舞台虽不是设备最好的戏园，却是演出场次多、邀来的戏班或“角儿”多，也是演出剧种较多的一家主要戏园。 平时这里是皮簧、梆子班（内行称为“皮簧梆子一锅煮”）演出，梆子戏码有：《大登殿》、《双官诰》、《蝴蝶杯》、《牧羊圈》等；因挑班的是红生乔凤翔，除一般剧目，大轴常是京剧红生戏《古城会》（带过关斩将)、《战长沙》、《水淹七军》和《单刀会》等。 乔凤翔在后台为人和蔼，穿灰长衫加黑坎肩，脸上有浅麻点，仍保持民初习惯，虽无辫，却留齐颈长发，而额发则剃到齐耳处。 但扮戏上台后，巍威、静劲，和台后的他，判若两人。惜在不景气年月，上座率低，使他无法更新“行头”(冠服戏装）。如在今天，他会使关羽的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高大的。 大舞台还接待过京津名角，记得有武生白连昆，老生马最良。 前者戏码多为短打武生戏，如《连环套》、《连环套》、《落马湖》、《恶虎村》、《五鼠闹东京》等，后者则演马派戏《甘露寺》、《失空斩》、《清风亭》等。 这个戏园还先后出台过两个昆曲班。头牌演员一为“高一弋大王”韩世昌，一为“弋高泰斗”庞世奇。前者丰满，多演“两刺一 闹”（即《刺梁》、《刺虎》和《春香闹学》）；后者清秀，多演《游园》、《惊梦》和《思凡》。两个班子里还有两个武生演员，侯永奎和郝振基，前者英俊，《探庄》、《夜奔》、《白水滩》(《通天犀》)是其拿手好戏；后者年长削瘦，他的绝活是《安天会》（今之《闹天宫》即据此改编)、《偷桃盗丹》等猴戏。戏中，他的椅子功实为一绝。表演起来，不仅使他的“猴学人”活灵活现，连椅子似也有了生命。真是随其所欲，任其纵横，绝对听命于他，绝不使他失手。举重若轻，化难为易，只见“孙悟空”的轻捷机敏，而忘了郝先生已届垂暮(郝1870年生)。 不说当年，即使解放后，在北京看过那么多京内外的“孙悟空”，论功力和刻划角色之深之准，无一能超过他的。称他为“活猴王”，当之无愧。郝偶尔也上唱工戏，如《训子》（郝饰郑儋）显得十分沉闷，效果不佳。 在韩世昌、庞世奇两个昆曲班的演出中，第一次见到一个表演以外的“舞台行动”，即：当韩或庞的大轴戏开演之前，文武场（即乐队）要换乐手、换乐器；台上的主要装置“守旧”、台帘、桌帏、椅披也都当场更换的做法。更换时，在新上的乐手打着的换场锣鼓声中，检场者把早已高高悬卷、上面绣有主角名字的“守旧”和台帘迅即放下，盖住原来公中的“守旧”和台帘；把也绣有主角名字的桌帏(多绣在桌韩上端三个等距圈形图案里)、椅披迅即换好，方才开戏。此时台上焕然一新，武场“长点儿”，台下议论纷纷：“角儿要上了！”专来看角儿的观众，遂打点精神，正襟危坐，准备看“角儿”。 我见也少，后知当年京昆头牌名角演出，皆有此举。因为这和自备“行头”（戏装)一样，是角儿的“门面”有则够“派”，无则无“派”。据说，角儿钱紧时，宁当掉一戏“行头”，也不肯当掉这些每戏皆用的“门面”的。 “角儿”钱紧，一般班底演员，其难可知。那年月，时世维艰，尽管以“大王”、“泰斗”相号召，尽管该有的“派”都有，上座率仍然很低，五六成座即属难得，更有多时，竟还不到。收入不够花销挑费， 演出常处难以为继状态。我去过演员“下处”（宿舍），一般“底包” 演员挤在阴凉屋里，睡在铺着干草的地上，他们身无完衣，肚里无食，观之令人唏嘘。 大舞台也有过两次例外的“爆满”记录。一次是水社请客。台上唱戏，台下“摆席”（会餐)。所请虽多为殷商富户，按说不至“缺嘴”，岂知到了这种场合，竟多收起“揖逊”，敞肚饕餮，两眼专注，只在杯盘。台上唱戏，台下充耳不闻。于是，你唱你的，他吃他的，你唱的腔儿高，他叫菜声儿更大。演员也知台下心不在戏，且又人多势众抵他不过，遂也虚应固式，走完过场拉倒。 另一次是“果子红”（丁果仙）的山西梆子班应邀来保定假大舞台演出。邀班的据知是山西同乡会。那时保定的钱庄、银号、粮行、当铺多为山西籍商人经营，他们有钱看戏，却无对味乡音，遂有从老家邀班之举。记得演出的剧目有：《七星庙》、(《佘塘关》)和《打金枝》，都是邀者所点的戏。前者的情节是：年轻的宋将杨业(老时称令公)和对手佘赛花(老时称佘太君）在战斗中打出了爱情，最后结亲的故事。因为他们定情于七星庙，所以，以后生了七个儿子，即杨家将的大郎至七郎(八郎是义子）。 后者情节是：唐将(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暖，是当朝驸马。其父寿辰，百官来贺，惟其妻升平公主自持金枝玉叶，不肯拜寿。暖屡劝不听，打她两下，公主不依不饶，无限上纲：矛盾不属一般夫妻纠纷，而是“欺君罔上”，性质极为严重。官司打到唐王面前，她坚主严惩，“定斩不赦”。唐王被她缠得无奈，“决意杀暖”，她又舍他不得，为其开脱求情……。这本是两出很有情趣的喜剧，看起来既可开心，又可偿邀班诸君赏乡音，温乡情之夙愿。不想，诸君临场并不认真看戏，而热衰于抢先向邻坐预告剧情发展，漫议演员私事，以示见闻广博；还有那以主办者姿态炫耀者，呼朋唤友，让座问候，拉三扯四，弄得四邻无法安静。至于那般来此本不为为看戏而为“会友”，抓此机会，攀谈奉承，或借以探询行情信息，开辟生意财源者，就更不能指望他们欣赏舞台艺术了。 前时见一本《阅阌纪胜——东安市场八十年》其中有篇《剧场旧事》，写当年北京吉祥茶园（今吉祥戏院前身）演出情形，直如在写当年保定戏园：“一进剧场，满眼是各种广告……场内通风不畅，空气污浊，烟味呛人，耳边各种叫卖声杂沓传来，几同闹市。开戏之后，照旧一片混乱，不但演员艺术不受尊重，观众要想认真欣赏也不可能。这时，到座上沏茶继水的，送手巾把儿的，不断'侍候’，邻座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加上娃娃哭，成人喝斥，更其令人心烦。 台上认真演戏，台下忽而怪声叫好，口出秽语，戏弄女演员……”这使我想起在莲池戏园看砚凌云演出某剧，有个情节，跪地求助，本是凄惨的令人同情的剧情，但这时就见台下有人用铜子儿(即铜元，当时的低值货币）疯狂地戏谑地向上、向砚的头上、脸上猛扔过去，打得她蒙头盖脸左躲右藏；铜子儿之外，继之以花生、瓜子儿.……当年戏园的后排，都有为军警专设的“弹压席”，他们的职责原是维持戏园秩序，但面对上述恶劣现象，他们或相视一笑，或视若无睹。总之不予制止，稳坐如恒。清人杨懋建的《梦华琐薄》曾述及道光初年北京茶园（戏馆子）的演出景象：“偶然茶话，人海杂沓”（遢），诸伶登场，各奏尔能，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竟噪”。原来观剧喧阗之风，古已有之。倒是我少见多怪了。这一切，恐怕今天年轻的演员和观众都是难以想象的吧。 另一次，则完全是另外性质的“爆满”。即，30年代时的大舞台戏园，曾作为临时的难民收容所，收容过河北山区的灾民。 “七七事变”前的一年，河北完、唐县一带遭大灾荒，成百上千的难民拥进保定谋求生路。男子之外，还有很多妇女儿童。难民被分别收容在市区的一些公共场所，大舞台即是妇女收容所之一。 那些天，只见戏园的前台后台，台上台下都挤满了席地而坐的女难民。她们多着农村自染的深篮色土布衣裤，由于是从农村逃荒出来，孩子们又都就近大小便，加以如此拥挤（其密度超过近年北京车站乘客高峰期)，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人们面黄肌瘦，啼饥号寒，不知所终。 抗战时期，完、唐县一带山区，成了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我又见到了穿自染篮土布衣的乡亲们，而且还生活、战斗在他们中间。昨日逃荒的难民，今天成了人民战争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真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 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大舞台在30年代后半，还曾有过一次畸形活动：选举“花国总统”。 当年，一些闲得无聊的阔佬，加上些仰其鼻息的帮闲们，在百无聊赖中寻找刺激，学着大城市的样，弄一些“八条”、“平康里”的妓女在这里选“花国总统”。这帮男女，拿肉麻当有趣，台上台下，大呼小叫，煞有介事地“竞选”，照相馆还为当选的“总统”、“副总统”们大拍其照，并署上头衔陈列于橱窗，招摇于市。 如果想到这些丑行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仁人志士，不计安危，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之时；而且是在前不久，无数啼肌号寒的灾民乡亲的收容之所干的，就尤其令人不齿！套两句古诗： “嫖客不知亡国恨，大敌当前犹选花！”鲁迅先生为田军《八月的乡村》作序，开头和结尾都引了爱伦堡的两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用在这里，不也恰如其分吗? 保定还曾有过的戏园 《地名志》37页：保定“影剧院先后曾有几处，规模较大的有淮军公所、湖广会馆、浙绍会馆(后为三庆戏院)、莲池戏院、大舞台、保定电影院、亚力和曹锟戏院等。” 记忆中，30年代时除上述所列（除去保定电影院)外，还知有以下几个戏园和影院： 城隍庙东巷戏园（演出评戏如《老妈开膀》，京剧如《连环套》等)；城隍庙后院戏园(京剧）；原国公街(现市府前街东头路南）戏园(剧种不记）；马号“白运章”南侧戏园（看过武戏，剧种不记)；新市场南头戏园(曾唱老调、梆子）；光园街路东礼堂（时演电影，有时也演黎锦晖的歌舞，台上常布有细纸条染成绿色的“草地”）；鼓楼东同兴茶馆(有一小小戏台，唱大锣腔或叫大秧歌，剧目有《王定保借当》、《杨二舍化缘》等）；南城关帝庙戏园（某军曾演古装话剧)；莲池露天影院等。 上述这些戏园除南城关帝庙和国公街戏园尚具规模外，其他各园多较简陋。如鼓楼同兴茶馆，甚至连草台、戏棚的条件都不具备。但它常有演出。越到后来，景况越窘，演员剩四五个人，扮完张三扮李四，脱下长衣换短衫，服装少，而多布衣，脸上也不化妆。 喝茶的人也不认真看戏。也许茶馆主人图的只是个气氛，使街上行人听到锣鼓声，留个茶馆生意兴隆的印象。 茶馆还曾演过皮影戏，因场内漆黑，只售票，不售茶。 据老人讲，保定曾有著名老调演员周福才演《调寇（准)》和《潘杨讼》，甚受称道。惜幼小未赶上观赏，也说不上在哪些戏园演出了。 刘守庙 每年的夏历三月十五，是保定特有的传统节日。是保定人逛刘守真君庙的日子(据知这一天是刘守真先生的生日）。这是一个规模大、会期长、远近闻名的庙会，庙址在城东南约五华里的地方。 从三月初十到月底，赶庙的人川流不息，盛况不衰。 据知，刘守真是一位金代医生，名完素，字守真。由于他医术高明又热心为百姓解除病痛，因而深受人们景仰。死后人们为他建庙塑像，以为供奉和纪念。多少年来，保定人遇到疑难病症，延医服药之外，常祈“刘爷”保佑。祈求还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叫'跪香”。如果许愿的患者病好了，就由本人或其子女后辈，从自家门始，走一步叩一个头，直叩到神像前，以示感恩至诚。庙期中即可见到这样一跪一起的还愿者。其实，我以为像刘先生这样一位以解民病痛为行医宗旨、医德高尚的人，如果冥中有知，是未必欣赏和接受这种苦民无益之举的。 更多的是挂匾。从庙门到神龛，从供桌到两壁，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挂满了“匾”，可见善男信女之众。说是匾，实际上除少数木质匾额外，大多数是用红布或黄布，仿做成匾的样子，上书“有求必应”或“心诚则灵”之类字样。大概守真先生还有治疗不育之症的绝招，很多女香客即是为求子求孙而来，因而在塑像前又摆满了大小不等的泥娃娃，据说用红线拴回一个(实际是买一个)这里的泥娃娃，祈求者即会得一“贵子”的。 庙会还是一个超过一般农村集市的大农贸市场。首先是中草药市场(人们认为，同样的药，到了刘先生处，会生异效）。庙会期间来自祁州(安国)的药商是可以指望在会期中获得可观的成交效益的。他们之中的香料药摊之多，成了庙会的一大特色。摊前挂着各式彩色香袋，摊上铺着兰色的罩布，上面陈列着大包小包的香料，摊后大抵有三个营业员，一人配料，一人包包，一人收款付货，边活动边拉着腔道：“瞧！这一包来又一包，包包里头好材料！”唱完即问：“哪位来一包?这位！给这位选一包！” 药市之外，还有出售各种农具（铁制、木制)以及日用木器、竹器杂品的。如洗衣搓板、案板、面杖、笼屉、箩筐、簸箕等。对儿童最有吸引力的自然是那些有特色的平时难有这般齐全的玩具了。 有男孩喜欢的刀、枪、剑、戟、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和各式脸谱面具，尽管粗糙，面具戴起来还有股胶臭味，也在所不顾，无人挑剔，女孩子则可选购刺绣荷包和香袋，绣花用的竹制撑圈和做手提包的竹圈。在来来去去的人流中，就见戴着“鬼脸”蹦蹦跳跳的小孩在前，替孩子拿着刀枪和马鞭的家长紧随其后，边走边呼喊着： “看人！别摔倒……”这也是这个庙会的又一风情特色。 这里又是风味小吃的集中地。诸如拍糕、凉粉、馄饨、丸子、油条、烧饼、卤鸡、驴肉、炸鱼、炸虾、缸炉火烧，连城隍庙和新市场的馅饼、豆腐脑摊子也摆到这里来了。这些食摊有的设在独杆支起的小帐蓬下，有的还临时搭起有玻璃门窗的简易“房子”里，如茶汤和炒菜饭馆即是。 这里又成了观赏杂耍的游乐场，杂耍艺人也由城里或邻近县乡赶来献艺。练把式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还有“还愿”唱戏的风俗，庙前的戏台上终日演唱之声不断。于是，各种叫卖声、锅勺敲击声、和台上戏曲演唱声汇成一曲庙会交响乐。 2这个庙会还有一大特点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即：保定城里城厢的赶庙者多是乘船于水上来去的。 庙会期间，府河(原一亩泉河)上，原来跑天津的货船都不放过这个生财机会，而集中在南关乾义面粉公司背后的渡口和刘守庙前的岸边，载运往来于城、庙之间的客人。这些船只每到此时，都洗刷得干干净净，以招徕顾客。或被大户人家包租(论天，论时），或卖零散船座。那时使用铜元，一、两大枚即可乘坐一个单程。一时间，府河上下，船来船往，交错穿梭，微风习习，水声阵阵。更有那带好饮食和乐器的，一面吃喝，一面吹拉敲打起来。还有的学校组织集体逛庙，也带来鼓号，主要兴趣不在逛庙，而在游河，更添一番声色。 因为庙会在南关外，庙会期间的南大街，成了城里多数游客的必经之路，有“乐善好施”者，或街上的座商沿街高搭席棚，为游人供茶歇脚，使城里也增加了节日气氛。 保定的庙会，城里也有，如西城有西大寺庙会，南城有三隍庙庙会。但前者因寺址在一条(西寺）胡同里，窄得没有多少空间，只记得人群挤来挤去，尘土飞扬。还记得有卖庙产杜梨的，后者会期中，看过庙前唱戏，有《目连救母》、《五鬼拿柳氏》，演出前还要在台上杀一只鸡，那些拿叉的鬼，形象恐怖，想看又害怕……印象只此而已。相比之下刘守庙却给我留下难忘的愉快记忆。（刘守庙的还愿戏，多是吉祥戏文)。有朝一日有机会回乡，如果刘守庙会的风俗未弃，我必将故庙重游的。 关于“保定府三桩宝” 读《地方风味在保定》（《莲池》创刊号16-17页），对作者梁斌同志感叹保定不少风味小吃“名不复存，实亦所亡”的令人遗憾的状况，是颇有同感的。也完全同意他在文章结尾时所说的，即使在吃食需要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时代，食品的风味特色仍应保持，“只可每况日上，不可每况日下，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生活。地方风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应该细心留传”的意见。 但在他所列举的第一个实例中，恐听传有误。文章说：“古人有云：保定府，三桩宝，铁球、浆糊、春不老。当我到保定的时候，铁球、浆糊已不知所云，春不老尚存，但我没感到它有什么特点”。 在文章的前段文字中得知梁斌是一九三O年到保定的。那时我尚未离家，且自小即知“三桩宝”之说。但我听到的是“铁球、面浆、春不老”，《保定地名志》第38页关于保定土特产一节，也是说“铁球、面浆、春不老”为三桩宝，而不见“浆糊”字样。 当年，铁球在保定是有的，南大街几家铁器铺即有出售。我家老人也常手执一对以活动筋骨；今天更以“保定健身球”称号行销国内外，当无疑义。 据知，在“文革”中，保定铁球厂生产的“寿星牌”铁球曾被当作“四旧”横扫掉了，坐落在清水河畔的保定铁球厂，也被改为农具厂，生产“250型”拖拉机。传统产品，保定铁球厂没有了，厂的生机随之消失，连年亏损110万元，职工三个多月发不了工资……。 最后，终于在1983年11月由市领导决定关闭家具厂，实行产权转让，重新恢复了铁球厂。寿星牌铁球再放异彩，并在传统产品基础上开发出“银白透明的镀铬球”、“金光闪闪的镀钛球”、“雕纹别致的龙凤球”、“防病治病的磁疗球”。三年间赎回了厂抵押出去的全部资产。近日，保定铁球厂又将新研制出的景泰兰工艺球投放市场，深受中外消费者欢迎。(1991年9月2日河北电视台播出）至于面酱，当时家乡人称为老酱和甜面酱。保定酱园多而有名，如西大街的槐茂，东大街的魁盛，南大街安祥胡同口的文兴涌，穿行楼南的文兴栈等，固然因为它们生产的酱菜品种多、质高、味美，但，也正因作为原佐料的酱本身质量好才能制出好酱菜的。三十年代初，我家即有人在北京做事，虽然北京有“六必居”、“三源”等诸大酱园，但他们年节探家后回京时，仍要带走保定的酱类产品，酱小菜之外，还要成篓成篓带甜面酱和成瓶成瓶地带黑青酱、白青酱（两种酱油的俗称，前者重色，后者重味，饭店菜馆及烹调考究的家庭两者皆用)，以自用和送人。《保定地名志》446页载：“槐茂”一家，“1982年酱菜总产量达9.67吨，面酱年产300吨”。它有如此销路，想来是因其有异于外地的特殊风味而受青睐的吧? 关于春不老。以前在家时，这是常菜，但也只觉得它好吃而已。前曾在《保定日报》上见一篇题为《雪里也称春不老》的短文。 它先引《辞源》：“…·…雪里蕻俗称雪里红，也称春不老。芥菜的变种。茎叶可食，常腌制为咸菜。雪深(时），诸菜冻损，此菜独盛，故名。”又说：“保定之所以称雪里蕻为春不老，盖因该地对这种蔬菜栽培历史悠久，所产'八筋菜’品种质地优良，无外地所产的辛辣气味，腌制炒食均宜，尤其腌制后，无论存放多久，既不生筋，也不长柴，颜色嫩绿新鲜，无苦涩味道，实为难得之佳品，故和铁球、面酱合称'保定三宝’”。读后方知其特点之所在。 关于天华市场的场界 梁斌同志的文章说：“白运章包子铺原在天华市场内”；又说“过去的天华市场南口有一小馆子卖勺拌饸饸，后来卖勺拌面条”。 想来梁斌同志所说的这两处，实际上指的是济善商场，即马号。白运章确实在马号西巷路西，马号南口外也确实有卖饸饸面条的小馆子。 但，天华市场，在我的记忆里，位于济善商场迤北略偏东，是一条南北向、不算长的以经营百货为主的市场街，里面无一家饭铺和饮食店。它的北口，隔着西大街正对城隍庙街，东口(天华市场最南端的出口坐东朝西，无另外的南口)，正对位于济善商场东巷北端路西的“李公道梳筚铺”，东口迤南紧挨着也属于济善商场的“士宝斋鞋店”。大概因为济善、天华两市场南北相连，梁斌同志才把整个马号都称之为天华市场了。因补充说明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