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傅温酒樽和酒樽 文物图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官网 2022年11月22日，《山西晚报》刊登《胡傅温酒樽和酒樽：和平的宴飨》一文，介绍了1962年出土于右玉县的西汉鎏金铜温酒樽和酒樽共三件文物。其中，圆桶形铜温酒樽为一对，造型、工艺几无区别。一件口沿刻有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另一件在相同铭文的后面加刻了一个“二”，表明是第二件；圆鼎形铜酒樽一件，口沿刻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文博山西相关文章 ▼ 这组精美的酒器当年出土时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晚报介绍说，铭文中的“中陵、勮阳、阴城”均为西汉雁门郡所辖县，中陵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南，勮阳在今山西省应县北，阴城即阴馆，在今山西省朔州市东南。 张畅耕先生考证认为，胡傅生前应当是雁门郡的都尉。他的理由是：第一，酒樽镌刻有勮阳、阴城两县名，勮阳为首。依《汉书·地理志》首县即治所的体例，勮阳就是胡傅的治所；第二，酒樽铭文证实胡傅有属地阴城，只有郡都尉方可以。铭文证实，东汉边郡都尉之“稍有分县，治民比郡”亦西汉旧制；第三，胡傅不葬于勮阳的官吏墓群，而葬于中陵之东南，墓地附近的村庄应是胡傅的故里。而阴城属于勮阳，两县理应接壤，而且规模不会很大。 对此，笔者有点新的见解，兹阐述如下。  ▲胡傅温酒樽 图源：山西博物院 1 酒器铭文中的“胡傅”应释读为“胡傳”  因古人用语习惯，加之书写材质、器物磨损、字体变化等原因，使得今天我们释读碑刻器物、简牍绢帛上的文字很为困难。细观这组酒器所刻铭文，除“胡傳”二字外，其余均无疑义。 就“胡”字而言，人常以胡姓理解，尤其在此铭文中，很容易从归属的角度去解读。在古汉语中，常称北方或西域民族为胡，由此引申泛指外国或外族的事物，如胡服、胡笳、胡马等。对于“傳”“傅”二字，在古籍碑铭中常因形体相近而发生混同，极易使人误读和错解。有学者对武威《仪礼》汉简文字中的形体混同现象作了调查，发现“専”与“尃”就是一组容易发生混同的字。尽管如此，但将这组酒器铭文中“傳”字，与悬泉汉简中的“傳”“傅”二字仔细对比，笔者认为将“胡傳”读作“胡傅”应是误读。   ▲中陵胡传温酒樽铭文截图 笔者认为，铭文中的“胡傅”应释读为“胡傳(zhuàn)”，“傳”的简化字为“传”，即用于接待外使（匈奴）的传舍（相当于现在的外事宾馆）。 邮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传递政令文书、保障政务活动运转的一项基础性制度。秦汉时期邮传制度已相当完备，秦制即有“30里一传，10里一亭”之说。传舍是邮传系统的重要机构，主要负责为过往使者、官吏等提供免费食宿与车马。汉政府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  ▲悬泉汉简截图 关于汉代的传舍设置及管理制度，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依据悬泉汉简等资料推断，汉代每个县邑侯国至少应有一个传舍，用来接待因公出差的官吏，包括路过此地或到此地公干的官吏。 传舍一般设置在县或县以上的治所，或在城内，或在城外，未必统一。边陲地区人烟稀少，各县相距较远，或为减少开支，传舍则与其他负责传递文书的“置”“驿”等并置一处，且未必位于县治。驿加上传，合称为“驿传”或“驿置”。 “传舍”有时简称为“传”，如《史记·蔺相如列传》中“舍相如广成传。”史籍中与传舍相关的词汇，如乘传、驰传、传马、传食、置传等屡见不鲜。因此，这组酒器铭文中的“中陵胡傳”“勮阳阴城胡傳”应解释为中陵县和劇阳县阴城接待外使的传舍。   ▲左：中陵胡传温酒樽器盖侧上部线描图 右：《悬泉汉简（贰）》文字编截图 2 这组酒器应为接待匈奴复株累单于所铸 据《汉书·平帝纪》及《匈奴传》《叙传》记载，汉成帝即位初，匈奴呼韩邪单于去世，其子复株累若鞮继位。河平二年（前27），复株累单于上书请求朝拜。河平三年（前26），汉成帝派遣班婕妤之兄班伯持符节迎于塞下。 此时，班氏家族虽已迁往京都，但在定襄郡、雁门郡一带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护行途中，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生石、李大姓杀官暴乱事件。班伯紧急上报情状，自请试任郡守。汉成帝派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赶到，接替班伯护行复株累单于一行，并奉玺书印绶任命班伯为定襄太守。班伯到任后，利用家族声望和人脉关系，很快平息了暴乱事件。河平四年（前25）正月，复株累单于顺利到达长安，行完朝拜于二月归国。 根据这段史实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复株累单于这次朝拜所行路线是经定襄郡进入雁门郡，越勾注岭南下太原郡、河东郡，然后渡黄河到达长安。昭君出塞后，汉匈和睦相处，往来频繁。雁门郡地广人稀，境内属县相距较远，沿途增置几处接待外使的传舍理当应然。“中陵胡传”温酒樽与“勮阳阴城胡传”酒樽的出土，恰好印证了这段史实。 ▲温酒樽器身展开线描图 ▲温酒樽局部 图源：山西博物院“晋·见中国”视频截图 在汉代，铜是铸钱用的贵金属。民间生活器物多是陶器、木器，富裕之家还有些漆器，宫廷、官署以及王公贵族方能用得起铜器。从目前出土器物来看，大件的精美铜器大多出自于宫苑、官府遗址以及王侯贵族的墓葬。温酒樽与酒樽三件加起来重达168斤，这样的贵重器物，其使用者非皇亲国戚、三公九卿、诸侯勋爵的尊贵人物莫属。 ▲凤鸟型钮和熊形足 图源：山西博物院“晋·见中国”视频截图 两件温酒樽工艺精湛，通体鎏金，纹饰华美，特别是温酒樽器盖上的凤鸟型钮、内外两圈的虎、罴、虬龙纹饰，器身上汉代流行的博山纹饰和螭龙纹铺首，更有取材于《山海经》的仙兔、禽鸟、九尾狐、羽人（西王母）等神话内容，表明其应出自官方铸造。 温酒樽与酒樽的纹饰，在中原文化传统风格上，融入了虎、豹、牛、羊、熊、鹿、骆驼、猴子等草原山林动物，这些又揭示出酒器的使用者不仅地位尊贵，还应有一层特别的身份。那么，他可能是谁呢？当我们把目光定格在器物铸造的“河平三年”，匈奴复株累单于的形象就浮现在了眼前。 ▲胡傅温酒樽盖子 ▲温酒樽器盖线描图 河平三年时，汉成帝登基六年，复株累单于继位五年，两位元首都掌政方初。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复株累单于的这次朝拜，是其继位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朝拜，事关汉匈关系的走向、汉朝的北地安全，汉成帝非常重视。这从他接见时“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它如竟宁时”就可以看出。这次赐予复株累单于的，比7年前昭君出塞那一次汉元帝赐予呼韩邪单于的还要多。 综合上述分析，这组酒器的铸造与复株累单于此次朝拜密不可分，圆桶式温酒樽应为传舍宴会上供复株累单于和汉朝持节使者使用，圆鼎式大酒樽则是供双方随从使用。 3 将器主解释为雁门郡的都尉有些牵强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相关史料记载，并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并州、朔方刺史部了解，在西汉边郡，除协助太守主管军事的都尉外，根据需要还设有部都尉、关都尉、骑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等。如，班伯的父亲班况曾任上河农都尉，兄弟班稚任过西河属国都尉。雁门郡下有东部都尉、西部都尉。 由此而论，在昭君出塞后汉匈和睦交融的雁门郡地，假如确有“胡傅”这位都尉，且拥有如此精美贵重的器物，那么他一定建有大功或政绩卓著，理应会受到封赏擢拔，史书多少会有记载，不会如此神秘而有悖常理，不见只言片语。因此将这组酒器的器主解释为雁门郡的都尉有些牵强。 ▲温酒樽一对 图源：山西博物院晋·见中国视频截图 《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战国时，“物勒工名”制度已相当完善。秦简《工律》中就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从汉代铜器的铭文来看，内容一般包含器主、器名、重量、容量、纪年、监造者、制造者、数量、编号等。 比如，故宫博物院藏阳泉熏炉：“阳泉使者舍熏炉一，有盘及盖，并重四斤一两。元康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洛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傳舍啬夫兑”；河北省博物馆藏中山内府镬：“中山内府铜镬，容十斗，重廿廿一斤，卅九年九月已酉，工丙造”；……器物刻铭皆是为了便宜考诚问责。 值得注意的是器物铭文中的器主内容，一般刻写为宫名、封号、爵位、官署、官职等，比如“安邑宫铜鼎”、“阳信家鏖釜”、“常山食官锺”、“朝阳少君锺”、“昆阳乘舆铜鼎”等，不仅为表明器物归属、防范盗窃流失，更为彰显器主的社会地位。目前还未发现仅仅为体现器物归属而刻写“地名＋人名”的格式。显然仅凭酒器铭文中的“胡傳”二字，并不能推断出有一位名为“胡傅”的都尉。 ▲温酒樽铭文 图源：山西博物院晋·见中国视频截图 无独有偶，1958年在贵州赫章县出土了一件刻有铭文“武阳传舍比二”的铁炉，经考证为反映汉代传舍生活的炊事用具。武阳是汉朝犍为郡的治所，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表明同样的铁炉有两个，属于汉代武阳传舍所用。两相镜鉴，如果把这组酒器解释为中陵县和勮阳阴城接待外使的传舍所有，不仅刻铭上合乎情理，而且释读上也让人豁然开朗，西汉河平年间汉匈和平往来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现在了眼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组酒器铭文中的“中陵胡傳”、“勮阳阴城胡傳”应解释为中陵县、勮阳县阴城两处接待外使的传舍。酒器的铸造，就是为了接待匈奴复株累单于使团。这组酒器背后，是雁门古道上匈奴使团的身影，是传舍中汉匈民族和平的宴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一幅和谐的图景。 ▲胡傅酒樽 图源：山西博物院 文｜高海 原题｜西汉“胡傅温酒樽和酒樽”新释 图｜高海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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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哲齐66 > 《融合戏曲明清土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