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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1936)的末一日，我趋访屈桂庭世丈于其沪寓，叩问其从前诊视逊清光绪帝病状之经过。蒙其详细缕述始末，历一小时，滔滔不倦，归而择要记之。丈，粤人，于光绪十二年毕业北洋医院后，历在北京、天津方面任医官、院长、校长、卫生局长，当时前清亲贵显宦均极信任。光绪之死，重重黑幕，言人人殊，久成疑案，比之“烛影斧声”。丈为最后诊视其病状者，其述辞足为历史搜讨者之有力的资料，至少亦足为留心掌故者饶有趣味的谈助也。——又文前记 前清光绪末年，皇帝久患重病，外国公使等有怀疑其中慈禧太后之毒者，盖外使自拳乱后多恶后而祖帝也。法使馆征得内廷同意，尝派法医狄得氏入宫诊视，知帝确患重症，群疑始释。 时在九月初旬，一日早晨，太后与光绪临朝，召见军机大臣。帝困苦不能支，伏案休息。太后乃谓：“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名医诊视?" 庆王奕助首先奏对：“臣自六十九岁大病之后，袁世凯荐西医屈某来看好了。自后不再吃中药，也不知道有甚么好的中医。” 袁世凯续奏：“屈某系北洋医院出身，历任医官、院长，现兼医院总办。臣全家均请其治病，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督直隶时也是请其诊治的。” 继而张之洞与世续两中堂亦陆续奏言家人患病亦请屈某治病，均称顺手。当时军机大臣六人，只有鹿传霖与醇王(即后之摄政王)二人未发言。 太后乃云：“中西医药是一样的，但要治好病人便得了。既是大家保荐此人，可请来看看。” 庆王复奏可以办到，请定日期。太后乃定十三十四日(此段应对语系事后亲闻诸庆、袁二人者)。 下朝后，余即得袁之侍从医官王仲芹(余之学生)由电话密告此消息，时余在天津兼长北洋卫生局，以诊治皇帝重病责任重大，在专制政体之下，正俗语所谓“有抄家无封诰”,本甚踌躇。 讵不移时，直督杨士骧先后接到袁、庆电话，着余立即赴京。余于是成行，时九月初十日也。 到京后先谒见庆王，庆对余谓：“此乃军机大臣共同保荐，不能不去，但去尽心看看，有无危险，可直言先告诉我，密奏太后。” 时太后与皇帝均在西山颐和园。十四日清晨，庆王带引余觐见太后及帝于正大光明殿。光绪正面坐，太后坐其侧，闻中医陈莲舫、施愚等亦到会诊。 太后问余如何诊法?余答：“按西医规矩要宽衣露体，且听且看。” 太后许可，余即对光绪施用“望闻问切”的诊视工作。 余细察其病征有：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痨症，但未及细验，不能断定；面色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其人体质本非强壮，属神经过敏之质，加以早年色事过度，腰病之生，由来已久。彼不禁刺激，神经稍受震动，或闻锣鼓响声，或受衣裤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遗泄，且不受补，愈食补药，遗泄愈频。 余复问取其尿水携回化验，又开方单以进，并奏明方单是西药，可到外国医院或药房配药，或内服，或外敷，而个人不便进药，盖明代“红丸”故事，早知戒惧也(简按：早年曾在故宫博物院见清廷所留下之光绪病状一纸，犹记亦言其患遗泄病者)。 自后，每日早晨，余即到诊一次。宫女等一见余至，辄呼：“外国大夫来了。” 光绪帝平素服中药至为审慎，必先捧药详细检视。 余诊视多日，见其呼吸渐入常态，用药亦颇有效。关于食物营养之选择，余屡行进言，彼亦照行，故病状颇有进步。光绪皇帝性情甚好，写字尤佳，相传此殆得力于翁同稣之功也。 有一次，太后对内务府大臣面谕关于食物事，帝闻而气愤至极，即怒掷枕于地以作表示。其后太后与帝复回北京，仍居三海，余继续每晨入宫在勤政殿照常诊视。光绪帝每晨清早即须到仪銮殿省视太后，然后随同到勤政殿视政，生活殊不舒适，加以病魔缠身，更为苦事。 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见其腰痛减少，遗泄亦减少，惟验其尿水则有蛋白质少许，足为腰病之证。 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的了不得!” 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 余见帝此时病状：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 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敷熨腹部而已。 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屈桂庭/文）。🔥【懿宝斋@欢迎光临】这家店超火，👉你也来看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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