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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鸣，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中国华侨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长。出版有个人专著《裁书刀》《曾是洛阳花下客》《庚子读画记》《秋之所望——黄公望的富春》《今夕何夕》《古石埋香——清印二十品》。调补湖广总督半年之后，阮元又调任两广总督。两广时期，阮总督共巡边阅兵十四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阮元第四次两广阅兵，途经柳州柳侯祠时，下马缅怀曾为柳州刺史的唐代文豪柳宗元：罗池是柳侯祠的旧称，不知阮元为何说“莺啼花落又罗池”？或许他看到的是，梅花落，杏花雨，桃花红，他说过“骋怀端在春三月”。而此时京城的万柳堂，也正是莺啼花开的好时节。 
道光三年（1823），阮元来肇庆阅兵，他登上了阅江楼，也顺访了羚羊峡。羚羊峡以东的斧柯山有一条端溪，乾隆皇帝赐他的端砚便产自这里。
传说古时有仙人赶六羊经此去广州，一羊落而为山，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此，广州方称之为五羊城。阮元想象着万羊化作紫色的砚石，砚人们把砚石开采出来制成珍贵的端砚。不过，砚脉和诗思一样本无迹可寻，正如《尔雅》之所谓“羚羊挂角”，只有仙人方知其中的奥秘：阮元任两广总督的十年间做了两件大事，文治武备足矣大书特书。说武备，当是先于林则徐禁烟二十年，阮元就已开始实行禁烟，他是清廷最早禁烟的督抚大员；说文治，则是阮元在广州创办了著名的学海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称“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
道光四年（1824），阮元在越秀山南麓修建学海堂以授徒课士。阮元取东晋《拾遗记》中“学海”之意以名其堂，更赞叹此地的山光黛浮：“堂前独宏敞，山海得奇觏；堂后倚碧岑，清樾密云覆”。在学海堂的大门上，阮元高悬两对楹联，一对是：“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论德，雕龙文心”；另一对是：“智水仁山，在此堂宇；经神学海，发为文章”。阮元不仅在学海堂弘扬学术，还常常借此僻静之地清心养神。道光五年（1825）正月二十日，阮元过六十二岁生日了，他独自一人来此茶隐，举杯望月，又“线上”邀约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世人尊称他为“白傅”，他不仅和阮元是同一天生日，而且同样好茶，还秘制了六班白茶，于是，两人便在云端举杯共饮，月下同此庆生：虽说“地偏心远聊为隐”，只是，不知阮元何时才能重回京城，再访万柳堂。道光六年（1826），六十三岁的阮元奉调云贵总督，十年一梦，又开始了下一个边关十年。他自称衰老腐儒，奉使持节坐镇之，不可再滥建楼堂馆所，惟以崇国德威、休养民生为事，所以政简身闲。
当时的云贵总督东园名宜园，也称滇园，园内处处古木时花，为城中胜境。阮元上任伊始，见之颇喜，公余辄吟息于其中，又赋诗赞曰：“宜园亭馆清如仙，周遮竹地梅花天”。宜园有一处琅嬛仙馆，仙馆西，有多株百年古梅处，名香雪斋。阮元称香雪斋为虚斋，语出《庄子·人间世》：“惟通集虚，虚者，心斋也”。虚斋的梅花又是怎样？阮元自有《虚斋梅花》：
宜园梅花盛开时，阮元想起喜吟梅花的南朝文学家何逊，又想起酿酒始祖杜康，自谓赏梅不可无酒，遂命酿白糯，花下欣然小酌，又感叹自己虽能远游渡江，却未能醉入花乡：阮元未能尽入醉乡，正可欣赏梅园月色。然而，不知为何他看月下的梅花是淡绿色的，更不知他所说的“半朦胧”，是月朦胧还是鸟朦胧：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十四日，阮元再次月夜游园。霜雪之后，杂树叶脱。月光在粉壁池水之间，明洁如昼，闲田远敞，得月更多。楚楚山外，流云横亘，似霞非霞，天宇空碧。阮元坐赏良久，叹曰：何地无月，何人不得月，若不以诗记之，则此景付之太虚矣：诗中的“裴”即盛唐山水诗人裴迪，他是王维的月下诗友；“张”即北宋官员张怀民，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曾记述苏张二人“相与步于中庭”赏月。阮元诗吟“后之视今者，或如今视昔”，便是借语王羲之的永和九年之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日复一日，阮元在宜园里乐享清平，或“三径有苔皆步鹤，一年无日不看花”，或“偶试轻鞋去寻鹤，但抛香饵不钓鱼”，或“山蹬看山收画本，竹林隐竹伴茶杯”，或“何如老鹤静无声，卓立苍苔看修竹”。但是，“共此筹边多少事，苦心却不是诗瓢”，阮元开始自警，万不能太沉缅安逸了，他还有报效国家的壮志宏图，他还要尽忠朝廷。
不过，阮元毕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臣了，“梅花再百腊，我亦古人哉”。九省颠簸，久淹地方，眼看自己已廉颇老矣，阮元不免思归京城，“屈指古稀甚相近，哀躯可得卧京华”。他想要再去朝廷叩恩，他还想要再去看看万柳堂。道光十六年（1836）春，阮元晋京入阁拜相了，授正一品的体仁阁大学士，刘墉、曾国藩，张之洞、陆润庠等人也都先后任过此职。时隔二十年，阮元终于可以荣归万柳堂故地重游了。
拈花寺的老僧还记得阮元，折花相赠故友，又告知这一株花树还是阮郎当年亲手栽，这自然让阮元怜香惜春而又兀自惆怅：数日之后，阮元平生最后一次踏进了万柳堂，却再没有诗作，两个时辰后无言而别。这不禁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么，什么是阮元的幽愁呢？我猜想，那或许是他的乡情。阮元已经离乡在外宦游五十年了，早些年间，虽然他也曾九次回乡探家，但都是公出路过的短暂停留。自道光二年（1822）以后，十几年他都再也没有回过乡里。就在他最后一次访万柳堂时，忽听说家乡又遭了水灾，许多屋舍和乡田都被淹没了，所以心事郁结。阮元的故园在扬州北湖的珠湖岸边，嘉庆时期的《扬州府志》载：扬州运河以西、郡城以北为北湖，绵亘百余里，分七十二涧之潆洄，萃三十六湖之澎湃。与阮元齐名的扬州大学者焦循写过一篇《北湖小志》，说湖中有罕见山色。
阮元还说：“我念珠湖岸，先人旧草堂”。阮元的祖居名珠湖草堂，据焦循所见，草堂之楼，前临湖水，空阔无所谓蔽，甘泉山色最近。每当晴霁，隔江京口诸山朗然可见，风帆渔棹，往来不绝。阮元的祖父阮玉堂当年是军中将领，虽武进士出身，却尤喜读书，卸甲归田后，常在草堂湖畔钓鱼，坐吟清暇。早些年阮元偶有机会返乡，总会到北湖漫步行吟，在珠湖草堂欣赏斜阳夕霏，怀想祖父的闲逸情怀：阮元有一个画友王学浩，两人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同年中举，惺惺相惜，关系自不一般。阮元任山东学政时，就曾请王学浩画小石帆亭、玉玲珑、海棠沜、积古斋等山左学署八景；嘉庆八年（1803），阮元思乡心切，又嘱王学浩画《珠湖草堂图》，并题诗聊表归思：
阮元岂能不怀乡？此时他只想归田。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阮元奏请解任休致。七十五岁的阮元终于离京还乡了，谨守上谕，清慎持躬，怡志林泉。阮元踽踽独行的身影渐渐远去了，就要回到家乡的珠湖草堂。而万柳堂的几株旧桃李却依旧在春风中摇曳生姿，静候着阮元的来生来世，重归来，花千树。宦游了五十余个春秋，阮元告老归里了。返乡后，阮元却看到珠湖草堂宛在水中央，家园皆没于洪湖下泄之水，楼庄多半倾圮，于是筑堤围田，又取江洲细柳二万枝遍插之。如此，阮元便想象着“来年万柳春，绕堂黄亦嫩”；又期待着“老柳在堂新柳湖，百株千株复万株”。
且问阮元，“旧屋今新立名”可否？只见阮元在柴门上挂一新匾，却是——“万柳堂”。自此，阮元的乡园便改名“北湖万柳堂”，亦称“南万柳堂”，似是与京城万柳堂今古相峙、南北对望。陶渊明辞彭泽令后，赋《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阮元吟诵着陶渊明的辞赋，只要“雅学廉希宪”。北湖万柳堂的西南隅有一座高亭，曰“三十六陂亭”，此乃借句南宋词人姜白石的《念奴娇》：“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孰不知，此句之后还有两句最是精妙：“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东晋文学家郭璞《江赋》有言：“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阮元夜宿三十六陂亭，时时想起水晶宫道人赵孟頫的《万柳堂图》，所思所咏，便是妙不可尽之于言：还记得，四十年前，阮元任浙江学政，曾将学署后院的荷亭定名为定香亭；阮元四十年后再建北湖万柳堂，又将三十六陂亭改名为定香亭，如此这般，便更是事不可穷之于笔：阮元难忘四十年前定香亭的旧诗笔，犹记得五十年前万柳堂的旧随笔；阮元闲居北湖万柳堂，更忆起京城万柳堂。廉希宪的万柳堂，原是阮元一生的梦思。
阮元想起自己早年所著《石渠随笔》，想起随笔中讲述的赵孟頫的《万柳堂图》，想起图画上画者自题的那首诗跋，不胜唏嘘，便时隔五十年之后，补写了一首迟暮之年的和诗：这首诗不仅依赵孟頫诗原韵，而且仍然沿用了其旧典。鸥波是赵孟頫的别号，“鸥波画”即《万柳堂图》；“骤雨词”指元好问“骤雨打新荷”句，由此重又映现游女持荷而执盏歌吟的情景——诗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只为杳似轻梦的京城万柳堂，只为飘然远飏的往昔的情愫。阮元的一生似茫茫碧海，烟云浑厚；若巉巉神山，笙鹤瑶天，却诠释了何为执念，定义了青春、生命和永恒。请品鉴他的诗中金句：赵孟頫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绘写《万柳堂图》五百多年之后，有一个年轻的翰林院少詹事捡拾起了他的遗梦，又有一个边疆大吏四处寻梦，更有一个体仁阁大学士京城问梦，还有一个归里的老臣故园筑梦。然而，这四个人，却是同一个人，延续着同一个梦。阮元同样也不会想到，在他的身后，一段旧日的时光会冰凝霜华，而他的一篇随笔文字，也会芦叶吹雨，荷香在衣，夕阳影里，暗催芳杜。那一年，那一天，阮元伫立山崖，以观沧海，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是啊，便只见阮元心心念念的万柳堂，说什么身后，又说什么生前，同是苍茫千古意，又怎能不令他思绪渺然。
明代万历年间，四川参政王嘉谟到访万柳堂后也是思绪渺然，不过，他所看到的还是在清初冯溥重修之前的万柳堂，那时，他就已慨叹，万柳堂的文采风流只在那个歌女手执的酒杯里：可后来，那只酒杯又在哪里？我还想找寻歌女轻拈的荷花，但如今，杯盏和花朵都只飘落在赵孟頫的画幅上，都只遗存在阮元的书叶中。万柳堂早已不复存在了，无址无基，莫详其处，传说而传奇。我翻检过《日下旧闻考》《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天府广记》等北京史志图书，也查阅过毛奇龄的《万柳堂赋》和朱彝尊的《万柳堂记》，只为探寻书中、画中、梦中、烟尘中的万柳堂。
我甚至跑到过京城几乎所有地名带有“万柳”的地方，又在今冬三九的第二天，寻至大石桥胡同六十一号的拈花寺，只是，寺非寺，花非花。这座明代的寺院与清代在万柳堂旧址上改建的拈花寺同名，况且当年附近也有一座石桥，尽管此拈花寺非彼拈花寺，但我还是要来看一看。
明清时期这里也该是琳宫梵宇，黄瓦朱甍，但据说院内的大雄宝殿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四十多年后西配殿又被烧毁。我轻叩寺门，一人从门内探出脑袋，我赶紧恳求：吾乃文化学者，可否入寺探访？脑袋左右晃动，坚决不允我进门哪怕短短的三分钟。我无奈地站在寺院的高墙外……我看见院墙上镶嵌着一块荷花浮雕……可我只要拈起那个歌女遗落的荷花……我只想……为花修史……梦回万柳堂。
我若有所感，从书柜里再次取出《石渠随笔》，若五年前那么随意一翻，便翻到了阮元记述《独乐园图》的那一页；再轻轻一翻，又翻回到阮元描写《万柳堂图》的这一页。但是，我却先知，不论我的手指滑过哪里，都可能让我再去发现另一个新鲜而古老的故事。这自然是因为阮元的文字藏白收香，隐映修篁；更是因为，阮元还写过如此动人心弦的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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