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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来源 “商人”称呼的来源是商朝。一种说法是，周武王灭了商之后，商朝的遗民没有土地无法生存，只好通过来回贩卖粮食，低买高卖，来赚取差价养活自己。因为他们几乎是商朝遗民，所以看到做买卖的人都称为“商人”。  久而久之，这个称呼就留下来了，但是后来各国统治者就开始打压商人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商人财大气粗，雄厚的财力，对于中央来说是一项威胁。最开始提出“士农工商”四等级的是春秋时期管仲，他帮助齐国变法时提出的“四民”概念，只是为了方便管理。  所以那会儿并没有明确的“重农抑商”。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的是商鞅，商鞅帮助秦国变法，认为商人通过贩卖商品就可得到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都得不到的财富，长此以往，谁会老老实实种地啊，农业是立国之本，都不去种地了，这样就很容易被人掐住脖子，受制于其他国家。所以商鞅提高商人收税标准，而且商人因为经商而导致破产，其家人都要沦为奴隶。（总是断人财路，可以预知商鞅的结局，商鞅商鞅，商人遭殃。） 商人重利重谋 商人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秦、三国、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隋不是短暂就是很乱，商业萎靡。而汉朝的商人社会地位经历起伏变化。汉朝初期，由于经济衰败，国家亟待恢复，商人受到朝廷重视，地位有所提升。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实行严厉抑制商业的策略，商人地位跌入谷底。从西汉末期到东汉后期，商人势力又重新兴起，成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成员，其地位普遍得以提高。汉朝的商人涉及的行业包括盐业、铸钱业、冶铁业、畜牧业、农业等。其中，盐业、铸钱业带有官方色彩，而冶铁业、畜牧业和农业则是百姓所迫切需要的。汉朝的工商政策对商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政策限制了商人的活动，而东汉时期的惠商政策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汉朝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如卓氏、程郑、孔氏、曹氏、刀闲、东郭氏、罗氏等。这些商人通过不同的商业活动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唐代也对商人有所鄙夷，认为商人的财富都是通过头脑赚差价获得的，而不是通过自己双手勤劳劳动得来的，白居易著名诗歌《琵琶行》“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人情味只顾金钱的商人形象，当的女子也也嫁给商人为耻。  宋朝的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和提高，一些官吏也兼营商业。宋朝的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宋朝对抑商传统有所松动，允许商人入仕。商业都市增多；城市中以往的市坊结构被打破；在农村中坊场墟市等集市增多和扩大并促进了新市镇的形成；国家的商税种类增加，数额也在增长；商业行会空前发展；纸币的出现以及货币流通量的扩大；对外贸易包括海外贸易的兴盛等等。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商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地位，带来了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明朝早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受到士农工商社会阶层排序的影响，在仕途与科举上遭到排斥，日常生活也受到诸多限制，地位明显低于普通百姓。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得到了提升，尤其是在他们与官员之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后，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明朝对有钱商人的称呼有绅商、地主商人、财主、商贾。绅商指的是有一定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商人，通常是乡村中的地主、官员和牧师等有地位的人士，也可以是城市中的富商大贾。地主商人则是指同时具备地主身份和商人身份的富有人士，他们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地位。明朝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包括商人和官员关系密切、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白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以及商帮和会馆的广泛普及。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纷纷组建商帮和会馆。明朝商人不仅在国内从事贸易活动，还参与了对外贸易。例如，在琉、日的明朝商人陈申、许仪后等获悉丰臣秀吉将发动侵略明朝的战争后，想方设法将消息传回国内。这些商人还在战争期间帮助明军筹集、运输粮饷，并以行商前往朝鲜前线，为明军将士提供必备物品。 清朝时期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活动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经济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和社会结构。在清朝，商人虽然在社会阶层中排名较低，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商人通过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等方式提高了生产量，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此外，清朝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和徽商尤其著名，它们在金融和海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的商人代表有叶澄衷，字成忠。原籍浙江慈溪，生于镇海。少时因家贫辍学，到油坊学徒。1854年（咸丰四年）到上海，在杂货店当店员。旋辞去，驾舢板往来黄浦江面，供应外轮所需物品，粗通英语，结识一些外国人，在商贩中获利独厚。1862年在虹口开设老顺记商号，经销五金零件。经营有方，不数年，总号移于百老汇，并在长江中下游各商埠遍设分号，遂成巨富。
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又相继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1896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被指派担任总董，势力渗入近代银行业。成巨富名流后，热心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在家乡和上海设立慈善救济机构，多次出资赈济浙、鲁、豫直等省灾区，受清廷嘉奖，并捐得候选道员加二品顶戴。1899年病重中念及少时失学之痛，决定捐道契25亩、现银10万两兴建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是年11月在上海病故。张謇[jiǎn]，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市长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乔致庸，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乔致庸出生于商贾世家，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胡雪岩，本名胡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后来又帮助左宗棠组织“常捷军”、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平叛阿古柏时，为他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在上海代借外款5次，高达1195万两，采供军饷、订购军火，并做情报工作，常将上海中外各界重要消息报告左宗棠。备受欢迎时，官居二品，赏穿黄马褂。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 清光绪九年，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伍秉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世界首富伍秉鉴，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商人不容易管理 可以想到，商人各地来回奔波，人口流动性极大，商人难以管理而国家统治要的就是两个字“安定”！（见多识广，交际频繁）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思想贯穿整个封建统治时代。不得不说，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认为商人“轻义”不值得深交，“仁义礼智信”基本的“义”都很难做到，社会的主流思想都轻视商人，何况普通受众呢？但是商人创下的财富帝国是读书人很难得到的，读书人在为商人打工，这里也不是说读书无用，读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商人也要读书），起码个人的眼界还有对一件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了，人的成功离不开灵活的头脑，成语“无尖不商”，原指商人在卖给农民每一斗米时，商人会故意就弄一个圆锥形，就把上面多出来的圆锥形当成赠品送给农民，以此来让农民满意，但是后来因为“尖”与奸同音，可能是人们对商人的不满，认为商人都是狡猾的，所以就成了“无奸不商”。  “十大商人” 商业始祖——王亥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 “诚信”、“仁义”。在与各国的交易中，王亥坚持以诚信为本，平等交易。根据史料记载，与商国经常交往的有一个诸侯国叫葛国。葛国是个小国，社会落后，资源贫乏，老百姓所需粮食一直不足。商国一直向葛国提供粮食，平等进行各种交易。有一年葛国遭遇天灾大旱，地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光了。葛国国君到商国向王亥求援，恳求商国多运送些粮食到葛国，并愿意拿出比原来高出一倍的物品交换。王亥说：“您是商国的老朋友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更不能乘人之危敛物”。王亥除了继续以原定的物品与葛国交换粮食外，还多提供了些粮食援助。事后，葛国国君向王亥送书一封，其中写道：“葛国愿与商国世代交好，永结同盟”。 慈善商圣——范蠡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一、把握行情,“人取我予”。范蠡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他能把握时机,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当然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二、让货等人,“待乏贸易”。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则资车，以待乏也。”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三、诚信经商,“不求暴利”。范蠡经商,不仅善于抓住时机，并且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侯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这是范蠡成功的秘诀之一。 四、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范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倡导多种经营。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 五、注重质量,不图侥幸。范蠡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 六、埋头苦干,劳动致富。范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艰苦奋斗。他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普通的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范蠡坦然改变身份,埋头苦干,劳动致富,对传统观念做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启迪是极其深刻的。 七、尽散其财,富好行德。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在齐致富后，就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没有假冒伪劣，他又如此慷慨地回报社会，是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家。 八、陶朱公商训十二则：能识人：知人善恶，赈目不负；能用人：因财器便，任事可赖；能知机：善贮时宜，不致蚀本；能倡率：躬行以率，观感自生；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能敏捷：犹豫不决，到老无成；能接纳：礼义相交，顾客者众；能安业：弃旧迎新，商贾大病；能辩论：生财之道，开引其机；能办货：置货不拘，获利必多；能收帐：勤谨不怠，取讨自多；能还帐：多少先后，酌中而行。 儒商鼻祖——子贡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善于学习。在端木赐之前，商人早就存在若干年了，但如何经商，如何做个成功的商人，从来没有贤人做个总结。端木赐拜孔子为师，为以后如何经商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儒家的鼻祖，精通“六术”，他对经商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以求利”。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端木赐遵循老师的教导，在儒士的明“义”和商人的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打开了沟通的渠道。 二、善于沟通。子贡擅长语言表达与沟通，《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连孔子也称“赐敏贤于我”，可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之强。如此善辩，做买卖、搞宣传、打广告、讨价还价肯定没问题了。跑业务全靠一张嘴，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好再加口才好，宣传好，生意也才能做好。 三、了解市场行情。端木赐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注意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为以后商业做大做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重情重义，讲究诚信。史书记载子贡在终身侍奉孔子的学友子路过世以后，便承担起侍奉孔子的责任来。孔子弟子三千，而子贡有幸成为陪伴老师走完生命旅程的人。可见，他对孔子的真诚。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孔子过世三年之后，守灵的弟子们收拾行囊向子贡行揖礼道别，而子贡则回到灵地，在孔子墓旁搭起茅屋，独居守灵达三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要知道孔子推崇的三代之礼，父母过世，守灵也不过三年，而子贡守孝六年，不可谓不重情重义也。他这种重情重义的精神也贯彻到经商之中，坚持“义以求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求价格公道，诚信为先，展示了儒商的大家风范。 五、经营有道。子贡擅长预测市场，囤积居奇，坚持人弃我取，贱买贵卖，低入高出的经营策略，加之他能精确地料定市场行情，善于掌握各地的货物差价，及时随着市场供需情况转手而谋取利润，一致富累千金，这就是子贡的“经营诀窍”。 六、儒商的精髓：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智慧商祖——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 营国巨商——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92－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 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贵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堪比财神——沈万三 沈万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沈万三依靠天时、地利、人和取得成功。 一、天时。沈万三生活的年代是在元末明初时期，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应该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征服，轻管理，实行“重农商、轻赋税”的政策。所以说，当时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至于海外贸易，元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沈万三具有敏锐的目光，他慧眼独具，从事起商贸活动来。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 二、地利。沈万三的商贸成功与周庄具有很强的交通优势密不可分。唐宋以来，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一带，水上交通更加便利。位于娄江尾闾的刘家港是元、明两代最大的漕粮运转基地，海外诸国也把它作为很好的交易市场。周庄坐落在急水江畔，急水江西连白蚬江，可到苏州，东通吴淞江，直达太仓，所以沈家船队可以在周庄急水江浩浩荡荡直达太仓刘家港。有的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经商，有的向东南出海贸易。优越的交通使得沈万三奔行于内陆和国外各大商贸城市之间，于是，他的“聚宝盆”里盛满了来自各地的金银财宝。 三、人和。多年的创业使得沈万三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也拥有了一个“企业集团”。他是穷苦人出身，所以具有吃苦耐劳的良好品德，他深知创业难的道理，自然会将他的经商理念传授给手下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企业”精神。加之，他借助于姑苏王张士诚的权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商战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第一富翁——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要有超前意识，尝试投资新领域。多方投资，做大蛋糕。恩威并用，驾驭身边的人。诚信，信誉是最大的财富。以质取胜，才是经商的高手。 一、“征服”贸易伙伴，广结善缘，建立友谊。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二、诚实、亲切、细心、慷慨的心态。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国。这份“慷慨”中还让对方感受到了他的“细心、亲切”。 三、工于心机，精明大度。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 四、良好的人格魅力，多方资助，恩威并施，注重驾驭笼络。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即十三行公行的总商。 商业巨族——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 一、做生意先做人。中国有句古训：“商道即人道”。在乔致庸看来，任何生意都是人的生意，做生意首先要做人。因此，他把经商之道排列为“讲义为先，守信次之，而后方为取利”。这种经营思想在具体做法上的表现就是：宽以待人，言而有信，互帮互助，不坑客，不做假，不欺“相与”，不亏伙计。 二、诚信行天下。商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计谋和策略的运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诚信和品质更为重要。企业的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乔致庸的一生，他的所有的成功无一不和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诚信”。从商贸到金融，乔家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的根本原因是纵横天下的商业诚信。乔家开办之初就宣称“以勤俭诚信为本”，“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此做为经营理念，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乔致庸宁愿忍受眼前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要无偿退货换货，毁销假货，以挽回商誉。 三、注重品牌管理。乔致庸贩茶的过程中，南到武夷山，北至恰克图，在武夷山的茶砖上印下了大德兴的标记，在恰克图的货物上印下了复字号的标志，这让茶民和牧民们记住了乔致庸的深情厚意，也记住了乔家的产品。乔致庸疏通茶路的过程正是其品牌塑造的过程。大德兴茶票庄最终能够成功，和品牌的塑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品牌的战略愿景上，乔致庸提出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在品牌的识别上，乔致庸在茶砖上印上大大的“大”字；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上，乔致庸表现了“服务天下”的承诺；在品牌延伸上，乔致庸把丝茶生意品牌转移到了票号生意上，等等，这些举措都是现代品牌管理的先进理念。 四、知人善用。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知遇马荀，并让其做上复字号大掌柜；惩办通顺号胡麻油事件，果断的辞退了违反店规招聘伙计任用私人的通顺店掌柜顾天顺；看中卖花生米的孙茂才，高薪聘任为“市场总监”，帮助乔家摆脱危机，并最终稳住了乔家的产业；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等等。这些事例无不体现了乔家在用人上的眼光，那就是用人唯贤，用人所长，用人不疑。即便是自己的直系亲属不善于经营的也不用。 五、塑造企业文化。乔致庸的格言“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可以看成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愿景；而“服务天下、为国为民”正是乔家企业文化当中的使命；“以义治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则是乔家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除了这些文化理念外，乔家还制定了严格制度规范来保证企业文化的落地。乔致庸自接手家业之后便立下了严格的家规，例如：学徒四年以上出师，愿在本店当伙计者，一律顶一厘身股，此后按劳绩逐年增加；分号和总号各自独立经营，独自核算，自负盈亏；再如乔家所有员工，包括东家本人必须戒五毒，戒懒、戒骄、戒贪，等等。如此这般，一共颁布了二十条店规。其中的压轴条款更创下了商规中的典范——任何时候不得与任何相与商家争做霸盘。 六、官商结合，对人脉的经营投资。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1823-1885年），清代红顶商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并开办了胡庆馀堂中药店，留传至今。 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是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胡雪岩的成功，在于其独树一帜并自成体系的经商之道，可以归结为“信、义、勇、势、人”五个字。 一代钱王——王炽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汉族，弥勒县虹溪人。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资本主义在西方已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重德重义，以德经商，对“商道”有着独到的领悟：“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 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 一、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王炽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晚清时代，官场混乱，商场更是复杂，官商勾结、商匪串通一气。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人做事，十分困难。能够在商场中真正的老老实实做生意，已经是实在不容易了，想把生意做大就更困难了。但是，王炽不管面临什么困难和压力，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以德为根，以质为本。”的为商价值观，最后，他不仅在商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把生意越做越红火，使他自己在中国商业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绝对质量。他对自己货品质量绝对负责，对客户“诚实忠诚”。他的理念是做生意当然要赚钱，但是决对不赚昧着良心的钱。以德为本。王炽深刻理解古语所讲的：“善人者，人亦善之”，“爱人者，人亦爱之”，“洁身者友谈，忠厚者路宽”的道理。他在当时混乱的商场中始终坚持着这样的原则：“让利于顾客的事情干，让利于合作者的事情干，让利于工友和股东的事干，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干；损人利己的事情不干，扰民的事情不干，恶性竞争的事不干。在待人上，对工友之事尽力去办，时刻把自己处于员工之中，对员工以诚对待，无微不至的关怀。 二、以财聚才，以才取财。王炽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巨大的事业，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注意广结善缘，广结关系网，广交天下朋友，从而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自然广博天下财。作为商人，王炽是深知“以欲从人”之秒计，他招揽人才的手腕，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凝、用之不拘一格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聚才，以才取财”。 古代十大商城 泉州 泉州，今福建泉州市。如今的泉州是二线大城市，经济上在福建省内犹在名气更大的厦门之上，仅次于福州。然而泉州最辉煌的时代在宋朝和元朝，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得泉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口，与当时亚洲、欧洲、非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上贸易往来。
咸阳 咸阳，今陕西咸阳市。咸阳由秦孝公和商鞅兴建，是秦国的都城，也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的国都，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繁荣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是地位很高。而现如今的咸阳是个三线城市，经济发展一般，而且随着西咸一体化的深入，咸阳成为西安的后花园，可能会被西安合并。 南阳 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南阳在古代又名宛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当时的一线城市，其富庶繁华与洛阳、临淄、成都、邯郸齐名。到了东汉由于光武帝刘秀起于南阳，南阳又有了南都和帝乡的政治加持，成为当时全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现如今的南阳是三线城市。  邯郸 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邯郸有3100年的建城史，战国时作为赵国都城长达一个半世纪，一直到西汉时期都与洛阳、临淄、宛城、成都并称为“五大都会”，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称。现如今的邯郸是三线城市。 临淄 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做过齐国六百多年的都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和经济中心，稷下学宫名闻当时，吸引了各国无数学子名士。当时有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等成语形容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一直到西汉前期，临淄的繁华程度仍然远超西汉首都长安。现如今的淄博是一个三线城市。 扬州 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扬州在唐朝时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市，其富庶繁华是唐朝第一，有“扬一益二”之称。北宋时扬州依然是东南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富庶程度仅次于都城开封。明清时期扬州依然空前繁华，是当时世界知名的一线城市。然而兴也运河，衰也运河，进入近代由于运河淤塞，铁路兴起，扬州曾经的“扬一”现如今成为三线城市。 西安 西安，今陕西西安，陕西省会。西安古名长安，历史上先后有13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是曾经的世界第一城市，其辉煌不必多说。现如今的西安还是一线城市，从昔日的全国中心甚至世界中心退而到区域中心，其经济实力是在一线城市里是队尾的存在。 邺城 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临漳在没落榜上排第三绝非凑数，熟知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地位。临漳的前身邺城可是有着“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曾经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如今是一个县城。 洛阳 洛阳，今河南洛阳市。这座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的城市，和西安一样双子星闪耀，也曾是十三朝古都，曾是世界的中心。现如今成了三线城市。 开封 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开封毫无疑问是最没落而且是没落幅度最大的一座城市了，它有着4000余年建城史，有“八朝古都”之称，先后有八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定过都。北宋时开封更是当时人口第一、经济第一的世界第一大城市。而如今的开封是四线小城市，与郑州关系和咸阳与西安类似。 这十座城市或许能再度崛起为一流。 古代商人靠什么致富起家 古代商人想要致富起家，靠的不仅仅是勤奋和聪明，更需要借助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1、贸易往来 在古代，贸易往来是商人最为常见的致富途径，商人们通过购买低价的商品，然后在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从中获取利润，还有一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进行跨国或跨地区的贸易，通过掌握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和供应情况，以获得更多的商机。 2、制造业 在古代，制造业也是商人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商人们通过购买原材料，然后雇佣工匠进行加工制造，最终将成品出售给消费者，制造业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但只要有好的产品和市场需求，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3、服务业 服务业在古代也是商人们致富的一个途径，一些商人会开设酒店、茶馆、餐馆等服务业场所，提供优质的服务和美食，吸引顾客前来消费，还有一些商人会提供加工、修理、搬家等服务，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4、金融业 在古代，金融业也是一个商人们致富的重要途径，一些商人会通过放贷、储蓄、投资等方式，利用金融资本获取利润，还有一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眼光，进行股票、期货等高风险的投资，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5、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在古代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行业，一些商人会通过购买房产和地产，然后出租或出售来获取利润，还有一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进行房地产投机和房地产开发，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6、矿业和能源业 在古代，矿业和能源业也是商人们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些商人会投资开采矿山和能源资源，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然后通过出售这些资源获取利润，这个行业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但只要有好的资源和市场需求，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7、文化娱乐业 文化娱乐业在古代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行业，一些商人会开设书店、戏院、乐坊等文化娱乐场所，提供书籍、戏剧、音乐等服务，吸引消费者前来消费，还有一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进行文化娱乐产业的投资和开发，以获取更多的财富。 8、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在古代也是商人们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些商人会投资建造船只、车辆等交通工具，然后提供运输服务，比如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还有一些商人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进行交通运输产业的创新和改革，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获取更多的商机。 古代商人致富起家的途径多种多样，需要商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市场需求进行选择，无论是哪种途径，都需要商人们具备勤奋、智慧和眼光等品质，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成功。 子贡论经商之道 子贡问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民，何也？为玉之寡而珉多欤？”孔子给他讲了一个大道理。人们呐喜欢玉，就会愿意为它花个大价钱，并不是因为产量少，而是因为它具有美好品质并且寄托了人们的向往之心。这段师生间的谈话，应该被当作中国商业史的金玉良言。 子贡是古代经典的成功商人，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懂得量少价高的市场规律，只是他对玉和珉的价格差异产生了疑惑，感觉不太符合这种常见的市场价格规律，这才求教于老师孔子。孔子呢，给他讲了一番道理，归根结底一句话，人们喜欢玉，愿意为它投入大量的资金。因为玉本身的品质就十分优良，这也就以这也的品德来寄托了人们对于这种优秀品质的向往。因此，孔子大家在这里也指出了儒商的最重要的品质。 中国古代分为晋商和徽商最有出名，但这些都是明代时候出现的。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著名的商人出没于社会之上了。像是在朝代还没有大幅度重农抑商之前就有范蠡的智慧和豁达的政治思想，对生意门道的探索和发家致富之路，而更早在春秋战国末期的儒家商人，尤其以子贡为代表，更是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为商的经验之谈。 子贡大家都十分熟悉，也就不多介绍了。在孔子众多得意门生之中，他并不是孔子最为疼爱的那一个；但是在许许多多孔子的学生之中，他却是以当代标准来看最为成功，并且是最为孝顺孔子老师的那一个学生。 他在成为商人的路上本就比其他人多了几分天赋，从本身而言，他能说会道，善于和别人沟通和谈判，相传是孔子学生当中语言学科最为优秀的那一个。作为生意上的人，本就需要好口才，这项就给子贡在无形之中加了分。 但儒家之道本身是不建议做商人的，而孔子的毕生愿望是有弟子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恢复周礼，投身于政治事业。但是孔子也不反对子贡的经商之路，也会时不时的指点迷津。而后来也正是因为有孔子的教导和指点，子贡才会越来越出色，成为优秀的生意人。 而子贡不仅头脑好，他还懂得感恩，会在经济上给予孔子帮助。子贡就是这样一个人，兼具了儒家思想和经商之道，成为春秋时期一个生意大家。 商人参政 在现代化社会中商人以及商业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在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当下对商业有发展有需求，导致商业在现在的社会的地位突飞猛进，但在古代，商人却并没有如今这样的辉煌地位，甚至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在古代重农抑商是极其普遍的现象，由于农业经济文化的影响，导致商人普遍不受重视，那些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轻易就能达到的目标，在古代则很难完全实施。 一、秦汉时期商业政策，商人从政困难 1、秦朝遵循法家，抑制商业发展 商人阶层的崛起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作为第1个封建王朝，秦朝的所有政策都有所不同，而且秦朝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也对后世造成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秦朝实用的是法家所制定的治国策略，法家在提及商业时主要态度就是抑制商业。 秦始皇对待商人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过记载，秦朝发放商人和罪人的标准是一样的，所有的商人和罪人都会到边境地区去戍守边疆，商人以及商业活动都被认为是最低等的等级。 2、文景之治宽松，汉武帝对待商人抑制为主 汉朝对商人的态度是发生过变动的，但是基本政策还是和秦朝一脉相承，统治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受侵犯。在汉朝建立初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统治者不允许商人拥有巨额财富，他们认为拥有财富是社会动荡的根本，但是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朝的经济文化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文景之治时期对于商人的政策是十分宽松的，商人在这段时间都积累了巨额财富，富可敌国并不是空谈，而且在此时商人已经开始勾结地方政权，他们不满足于单单拥有财富，他们想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这已经对封建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时期的商人依然富可敌国，但他们并不愿意将财富献给国家，给国家实质性的帮助，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及到统治阶级的底线，汉武帝开始对商人愈发忌惮，于是他实施了非常严重的重农抑商政策，通过国家手段和国家政策来剥削商人财富。 这样的政策极为显著的抑制了商人参加政治的兴趣，同时也将国家和商人两个阶级对立起来，商人需要在财富上和名分上的对的，汉朝这种不对称的情况是商人所无法接受的，商人想要获得巨额财富，必不可少的要与朝廷官员相接触，但整个国家又对商人是一种极为不信任的态度，这就导致商人处在一个十分低贱的地位，但整体上实力十分强劲。 汉朝对待商人的态度算封建王朝的典范，毕竟汉朝是封建王朝中极为强盛的朝代，统治者对商人的态度由宽松到警惕，他们担心的就是商人参政会影响到国家命脉，可以看出在封建王朝不断更迭的过程中，重农抑商政策是占据主流，不仅是为了维护统治，更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在汉朝甚至产生了一种极端思想，那就是商人不应该拥有大量财富，各种监管机构和国家政策都在这方面上苦下功夫，这也使得商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情况愈演愈烈。 二、唐朝安史之乱成转折，商人崛起开始参政 1、唐朝前期商人地位仍旧低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对待商人的政策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到了唐朝时期，对待商人的抑制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甚至明文规定，凡是从商者不能拥有官职，对于商人的衣着以及各种礼仪的规模都有十分严苛的规定，甚至在税收方面都有别于常人，这种不公正的对待使得唐朝前期商人地位更为低下。 2、安史之乱造成商人解放 唐朝中期之后，首都士族势力受到极大打压，他们自身实力遭到破坏，无法阻挡商人入朝为官，因此阻止商人参政的另一大阻碍被消除，这种门阀制度的衰落伴随着商人势力的崛起，可以说让封建王朝未来的经济发展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3、独特商人制度涌现，唐朝有利有弊 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明清商人仍难从政 1、资本主义萌芽显现，明朝政策扼杀萌芽 虽然在唐朝末期，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制度已经逐渐衰落，但作为封建统治下特有的产物，他在社会上仍然是普遍存在，且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到了明朝时期，重农抑商政策仍然在持续。众所周知，明朝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个萌芽终究只是萌芽，并未成功发展成资本主义，这和国家政策有很深的关系。 2、重农抑商成国策，朝代末期商人被解放 在明朝中期之前，重农抑商一直是基本国策，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清楚，一旦商人富可敌国，那么将会给社会稳定以及政权稳定带来极大影响，所以哪怕后面商人愿意出钱修建城墙，明朝皇帝也不会感恩戴德，反而会对其进行严厉惩罚，不过在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商人地位逐渐提高，社会上对于商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统治阶级对待商人的观念也开始逐渐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正是兴起于此时。 在明朝末期甚至出现过重视商业的政策，清朝后期曾经有过工商皆本的思想，晚清时期也有重商主义，但这并没有让商业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流。明朝末期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而晚清时期则是各种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现象的出现，让商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们仍然很难参与到政治当中，虽然提倡工商皆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可以像文人士大夫一样拥有政治地位，对于商人的警惕在任何朝代都是存在的。 3、对立关系近千年，商人从政皆为利来 正是因为对于商人的警惕延续了数千年，商人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延续了数千年，这种刻意的对立关系是不利于商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尤其古代人们提倡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让大多数人都认为做官是更好的人生出路，哪怕已经富甲一方，哪怕已经富可敌国，都不如一官半职来的安稳。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将精力投在给子孙后代的扶持上，让他们进入朝中谋个一官半职，对自己的商业发展也有所帮助。商人想要入仕为官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商业帝国，其实在古代，一些后世普遍认为的贤明君主反而会对商业采取打压政策，对商人采取针对性态度，而一些庸庸碌碌的君主反而会对商业较为宽松。 其实不应该彻底将商人为官的路堵死，毕竟他们也是凭借自身实力入朝为官的，而且商人也受法律限制，哪怕一开始入朝为官的商人是凭借贿赂或者官民勾结，但后世的商人并不会都有勾结官员的实力。归根到底商人想要入朝为官也是为了自保，保存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封建统治的独特之处让统治阶级对商人充满警惕，这并不是错误，也是另外一种无奈。 中国文学史上的多重商人形象（高文文） 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上，商人形象塑造一直是文学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人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形象生动的商人形象。因为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贩茶商人也就成了中国古代商人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贩茶商人形象自然成为商人形象的一个分支。仔细比较之下，这两种群体人物形象塑造有所同也有所不同。 相同的是，在文学史上所塑造的贩茶商人大多是些重利轻义，薄情寡义的无良商人。他们不懂得情谊的珍贵却一味的追逐金钱的价值。中国文人向来最看轻的就是这种商人。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的小农经济影响下都有着强烈的农本位和重农抑商的思想，自然将商人作为批判的重点对象，塑造的商人形象也多是些奸诈投机之徒。 在中国广泛流传着一句形容商人无良的俗语——“无商不奸”。从这句俗语就看出人们，不仅仅是文人对商人那种鄙夷的态度。元稹《估客乐》中写道“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这两句话尽显商人的不诚信，为了一己私利弄虚作假，欺骗大众。《三言两拍》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中提到了一位漂泊在外的商人——孙富。孙富利用“功心计”，致使李甲出卖杜十娘，最终导致了杜十娘的悲凉结局。 虽然李甲是致使杜十娘死亡的罪魁祸首，但是孙富的从中挑拨，也使他成了李甲的 “帮凶”。孙富俨然成了一位依靠自己的财力，诱拐佳人，欺骗朋友的奸商。另外，在《水浒传》中还有一位名声在外的“王婆”。王婆为了西门庆的“财礼”，暗中撮合西门庆与潘金莲，这已是诱拐良家民女。更甚的是，王婆为了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撮使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王婆是导致武大郎死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王婆的这种恶行也成了商人重利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有西门庆仗着自己的财力和地位，诱骗良家女人，显然超出了中国文人所倡导的“礼”，自然受到文人的鄙夷与批判。文人对商人恶行的批判，是在以他们微薄的力量监督社会风气，倡导礼仪文明。这是文人对社会该尽的责任。 不同的是，并非所有的文人对商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多正面的商人形象。“富者，人之性情”，这句话与“食色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迁的这句话肯定了商人通过自己辛勤劳动致富的良好品质。追求财富这是人的本性，这没什么低贱的。同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些正面的商人形象，“凡言富者皆称陶朱公”的陶朱公，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的白圭。这两个人一直被商界视为传奇。更传奇的是，两人的人生经历，一个相传是春秋时期帮助勾践成就大业的范蠡，另一个也曾高居魏相。两人在官场与商场的成功要归功于两人的人生智慧，这其中他们的智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情商才是成就伟业的根本。 相传范蠡为相时，放弃功名，与美人泛舟西下，这是何等的情怀。白圭曾经把成功商人的形象概括为“智、勇、仁、强”，这也需要极高的人生境界才能看得如此透彻。两人是商人正面形象的代表。 商业发展到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商人以 “儒商” 自居，也把“儒商”名号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崇尚儒家道义的文人与儒商之间似乎因为一个“儒”字，找到了有效的沟通途径。文人也倾向于赞扬“儒商”的高洁情怀。所以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重情重义，乐善好施的 “大善人”。他们通过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成就了自己的家业。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刘小官雌雄兄弟》中通过诚实劳作，一两年就挣下老大家业的刘奇和刘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更乐忠于赞扬他们的“仁爱之心”，那种“乌鸦反哺”回馈社会的人生境界。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小二》，通过苦心经营致富后，“俱量给资本”，资助村里贫困者，让他们做生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摆脱贫困。这般仁义，使小二成了儒家文人颂扬的典型。 文人对商人的批判一方面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农本位思想，另一方面也源于商人职业素质低下引起的社会反感反映到了文学中。但是文人对商人正面形象的赞许，一方面暗含着文人对商人职业素养的期许，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商人中真正地出现了很多正面的商人形象反映到文学上。 中国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还是较为全面客观的总结分析了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贩茶者“重利轻别离”的主流形象与之相比，贩茶商人中缺乏崇尚儒家伦理道德的正面形象，而且缺乏历史发展性。 贩茶者的形象由最初的无文学记载，到最后出现文学石料记载甚至形成固定的形象，这其中经历着中国的茶叶贸易的由小到大和茶叶经济的由强到弱。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的繁荣，茶叶经济的发达促进茶文化的发展。茶文化流传到今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塑造的贩茶者人物形象不仅为当时也为现代的茶文化和文学爱好者带来不一样的享受。 古代商业发展规律 生活在历朝历代中的“商人”，几乎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亦或是“重农不抑商”的争论。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激烈的争论，其核心问题就是土地与商业之争。我国是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人们只有在土地上发挥余热，才完全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追溯古代商人诞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商朝末年。再确切一点说是商朝覆亡之后，遗留下来的殷商遗民即“商人”，最终构成了古代商人的最初雏形。当商人出现之后，古代“四民”基本体系就此形成。 按照士、农、工、商的排位顺序，其实就已经可以反映出，古代商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西周初期开始，一直到北宋建立之前的2000多年内，商人一直都是不适农业、不识五谷的代名词。 如果从商人自身来讲，他们在明知道不受人者待见的前提下，之所以不遗余力的频繁从事商业活动，除了与其阶级属性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了谋生。因为在古代商人非王公贵族，也不属于公卿士大夫阶层的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自求生路。 实际上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古代商人之所以会成为，当时社会中拥有财富的一群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会根据供求关系，贩卖人们需要的各种商品。虽然盐、茶、铁器、牲口，在当时属于明令禁止销售的物品，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依然冒着被砍头的风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现代社会，商人是令人很多人都特别羡慕的多金职业。在宽松的商业环境影响下，很多有生意头脑的人都纷纷下海。虽然海中的浪潮非常汹涌，但依然有很多水性好的人，在商海中博得了荣华富贵，这也让很多人燃起了经商的热情。 事实上如果将时间推至封建社会，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对经商嗤之以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商人，作为“四民”中的最末等，可以说在普罗大众的眼中，简直就是善于钻营、投机取巧的代言人。而且在古代社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往往都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贱民”。 在这种社会思想的影响之下，商人无论在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社会，都是被士、农、工轻视的职业。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只有读书才能做官。而在当时社会当官是很多人的梦想，因为当官之后不仅会进阶等级，而且还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但商人阶层虽然拥有财富，不仅不被允许从政，而且相对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即使是每天都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受尊重的程度也要比商人更高。这其实主要与当时生产力过低，并依赖农业发展经济的现状有关。 一、古代统治者抑商的原因 在大多数现代人的心目中，商人都是拥有绝对财富的群体。他们不仅可以过上富贵生活，而且其社会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很多商人的企业，早已成为了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甚至很多商人还参与到了，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未来计划中。 但是生活在历朝历代的商人，不仅被统治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而且还想尽办法去压榨他们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从西周时期开始，商人就被冠以“蛀虫”的称谓。这主要是因为商人是离开土地的人，而当时社会由于天灾、疾病，以及永无休止的战争，导致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本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少，如果农民都放弃土地开始经商，那么就肯定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产量也会随之而锐减。这其实就动摇了国家统治的根本，如果老百姓经常食不果腹，那么就很容易发动来势汹汹的农民起义。 这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才会对商人大力打击。事实上秦朝的建立，才是商人恶运的开始。商鞅变法对商人的限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时刻。因为奖励耕战、重农抑商，才是商鞅变法的真实目的。 二、商鞅变法，重农抑商 笔者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出现之后，开启了封建社会时代，抑制商人的新高潮。《商君书·垦令》中曾言：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糶。农无得糶，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这段话的大意就是，抑制商人，可以从禁止贩卖粮食开始。如果商人无法贩卖粮食，并且回到土地上种粮食，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有饥饿。当商人无法获取经济利润时，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重回土地，这样开垦农田的人就会增加，而粮食产量也会增加。 《商君书·垦令》中另有：“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简而言之就是提高酒肉的价格，然后增加商户的租金和销售税。这样就可以让很多人，对经商这件事望而却步，实际上这种做法也是想，打消人们的经商热情。 据《商君书·垦令》记载：“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於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大概意思就是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因为人们一旦经商就会废弃黄总第，那么土地中长出来就不是粮食，而是令人痛心的荒草。 商鞅变法的时候，之所以会严厉打击农民经商，或者说对现有商人进行诸多限制，主要是因为秦朝建立之初，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只有人们能够重新回到土地上，并开始开垦农田种植庄稼，才能让秦朝摆脱战争带来的伤害。事实上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是为了能够稳固封建君主的统治。而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往往都会奔波于国内的各个城市。生意做的比较大的商人群体，甚至还会在各个国家之间穿梭。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造成人口流失，同时也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抑制商人乃至商业发展的原因。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尤其是古代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更是希望秦朝江山能够世代相传。所以很显然居无定所的商人，很容易成为国家安全的导火索。 三、古代商业发展规律，以及商人贩卖的商品 1.古代商业模式及发展规律 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古代商业的萌芽，应该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物物交换。这种最基本的商业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又促成了钱币交换商品的商业模式。实际上当人们开始用钱买东西时，商业体系就已经建立起来。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当时社会，能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除了经常在海边打渔的渔民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无业游民。他们为了能够获得食物，以及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不得不开始走上了经商之路。事实上从古代商人的构成来看，其实就已经注定了他们的悲催地位。 从最开始的用物品与渔民换海产品，再到使用贝币交换衣服、鞋帽，直至使用金银购买大宗货物等，其实又已经开启了古代商业体系。实际上古代商人贩卖的货物，主要以当时社会中的需求为标准。简而言之就是人们需要啥，他们就会处心积虑的卖啥。 2.古代商人的发家秘籍 （1）利欲熏心，贩卖战略物资 相信对古代历史更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当时社会战争非常频繁。打仗除了需要大量的军费之外，还需要很多配套的军事物资。比如，将士们穿戴的甲胄、武器，以及骑兵上战场时骑着的战马等，都是当时特别紧俏的物资。 由于这些军事物资具有垄断性，而且在连年的征战中逐渐匮乏。这些由国家管控的军事物资，绝对不允许商人在集市上买卖。就算是用来打造武器、甲胄的铁，也都完全掌握在国家重要部门的手中。但是有很多黑心商人为了谋取暴利，不惜与当时的官员相互勾结。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就曾与赵国王孙勾结倒卖生铁，然后卖给秦军以谋取暴利。这种做法或行为一旦被查，不仅个人要担当杀头的死罪，即使是家中的其他亲人，也会因此而遭牵连。但是在金钱的利诱之下，当时很多大商人几乎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2）贩卖粮食，富可敌国 除了生铁、武器和战马等战略物资之外，粮食在当时也成为了重要商品。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无论在任何年代，人们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吃饱肚子。相传汉朝军队攻下咸阳城之后，秦王子婴不得不出城投降。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当时的商人几乎都开始重重蠢蠢欲动。 有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吏任氏，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要吃饭，所以粮食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任氏带领家人开始挖掘地洞，将仓库中的粮食全都放在地窖中。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自己和家人不挨饿，而且他们趁乱做起了买卖。 事实上在清朝灭亡之后，楚汉战争还持续了四年的时间。连年战乱、土地荒芜、粮食紧缺，据说当时粮食的价格不会吧，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金银珠宝都已经变成了廉价的东西，一颗珍珠居然买不了一斗米。 任氏将地窖中的粮食拿出来贩卖，很快变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富豪。笔者认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商人一定要具有敏锐的嗅觉，任氏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粮仓管理员。但是却通过贩卖粮食完成了，最原始的财富积累。 事实上古代社会中的商人，他们销售的商品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房子、车子、土地、粮食，以及很多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百货类商品等，都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商人，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3）盐茶买卖，风险大利润高 很多历史爱好者一定会知道，在古代社会盐和茶属于管控上。投资者为了平衡所控制，盐和茶的销售与供应，绝对不允许商人私营此类物品。这主要是因为盐和茶，在当时社会中属于紧俏商品，一旦商人控制了盐茶销售，就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 但是纵观历朝历代的商人，但凡与官员相勾结也就是，大家了解的官商沆瀣一气。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盐、茶这两种商品，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还可以富可敌国。当然，老百姓绝对不可以私自贩卖盐茶，否则一旦被发现就会杀头。 结 语 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商人是一群善于钻营、投机取巧、逐利避害的人。尤其是在生产力比较低、农业经济不足的时候，走街串巷或四处游走的商人，很显然就变成了组织者的眼中钉，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才会特别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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