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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端一开”之前,老将做了哪些准备? 大家谈论抗日战争时，讲的最多的还是中国军民在抗战中的表现，而关于抗战之前的准备，很多人往往都会忽略，实际上对于当时极端弱小的我们来说，如果没有准备就直接开打，恐怕坚持不了多久，那么抗战之前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 918事变中，由于少帅的完全不抵抗，让本就弱小的我们失去了全国最大的重工基地，所以当时我们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为了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老蒋的对日政策是“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韬光养晦，密筹密谋”。不得不说这在当时是一种忍辱负重的无奈之举，甚至为了忍辱负重，在表面上将抗日列为“非法”活动，还抓了一些呼吁抗日的知识分子，所以老蒋自然是没少挨骂。
一方面外交部以外交交涉的形式，在台面上做出种种对日亲善的宣誓，另一方面军事上以参谋本部为主体、以交通建设等项目掩护军事准备而要准备。首先就是军队来说，民国以来一直沿用清朝中叶之后的募兵制，在募兵制的情况下，当兵不是国民为国家所必须尽的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挣钱谋生的职业，士兵很难在思想上树立起保家卫国的观念，兵员素质难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没有后备兵源，这意味着战争一旦开始兵力动员马上就会成为问题，而当时日本现役兵员虽仅38万人，但预备役及后备役有200万人，第一、第二补充兵240万人，合计440万人，也就是说日军不仅在军队素养上远高于我们，在数量上同样远高于我们，所以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势在必行。但要实际执行却非常困难，首先必须有完备的户籍制度，而户籍制度的建立是一件要投入相当多人力和物力的事情，直到1934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推行《户籍法》。1936年3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实施《兵役法》，征集年满18岁男子入伍。到1936年底，训练完毕的壮丁达50余万，正在训练行将完成的约100万人。 除了实行新的兵役制度，还要对现役军队进行改造，当时陆军作为中国的主要军种，不仅制度混乱装备极差，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缺乏基础的训练，完全不符合现代军队的要求。于是在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协助下，将整理陆军作为军事建设的主要内容，军政部拟定从1936年到1938年组建60个调整师作为国防军，老蒋接受塞克特的建议，挑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试点部队，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和改编。同时国民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多项军火购买合同，到全面战争爆发为止，陆军已经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182个师，170余万人。 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老蒋开始着手进行全国军事教育训练，从1933年起，每年夏季在江西庐山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1935年老蒋在中央军进入四川后，又开始在峨眉山办理“峨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军官主要是非中央系统的地方高级军官,举办训练团的最大目标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军队派系之间的隔阂，使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敌视的军官们之间有交流和熟悉的机会，提高非嫡系军官的国家观念，当然更是为了提高老蒋在地方派系军人中的威望。 除了陆军之外，中国在海军和空军方面更是落后，与日本的差距非常悬殊。当时中国各舰队的舰艇大部分是清末民初向国外订购的，早就超龄舰艇最强大的是东北海军也让少帅拱手送人。老蒋虽然在1929年成立了海军部，提出了发展海军的具体计划，但海军太烧钱了，一艘舰艇的造价是一架战斗机的10倍，可钱都让慈禧这老娘们给赔出去了。当时的中国太穷，所以海军就只能爹不疼娘不爱，在夹缝中委屈生存。到全面抗战爆发，海军所有舰艇一共120余艘，总吨位不过6万余吨，还不到日本的1/10。
与海军的停滞不前相比，中国的空军有了较大的进步。1931年，中央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老蒋深知空军建设的重要性，除了从欧美各国购买新机建设空军外，还相继接收各地方的航空人员及飞机。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共拥有各式飞机314架，编组为9个大队，第1、2、8三个大队为轰炸大队，第3、4、5三个大队为驱逐大队，第6、7大队为侦察大队，第9大队为攻击大队。此外空军还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共有各式飞机600余架。 除了军事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还是综合国力的悬殊，还要提高中国的国力，还必须以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为基础，加强经济和国防建设，尤其在铁路、公路建设方面，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各省线路贯通，全国公路网初具雏形，战时公路运输得以发挥功能，对抗战的贡献很大。 另外就是币制改革，通过推行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制度，将国内市场建立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加快经济发展。币制改革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同时也加强了全国实质性的统一，使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加强。 而在所有的准备中，最重要的还是西南大后方的选择，918事变后，特别是128淞沪事变后，老蒋深刻地体会到南京与战争近在咫尺，处境非常危险。当时国民政府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在抗战准备过程中，老蒋最初打算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淞沪事变后西安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有人还提议将西安更名为长安，其目的就是以西北为中心建立后方根据地，未来与日本打持久战。当时之所以选择西北，而不是后来的西南地区，主要就是因为西南诸省尚处于半独立，并未真正纳入中央的统统治范围。不过1933年起老蒋有了经营四川并将其作为抗日后方根据地的想法。老蒋知道，在经济条件和自然地形等各方面，选择四川作为战略后方明显要优于西北。1934年底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开始长征，先后辗转到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这刚好给了一直觊觎西南地区的老蒋一个绝佳的借口。借剿共之机，老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西南，完成了对西南的控制和统一。1935年老蒋在四川《峨眉山训练团》对川、滇、黔各级干部发表讲话时这样说，我们本部18省哪怕是失去了15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 可以说四川等西南大后方根据地的确立之后，中国的对日作战才有了一定的底气。在确立了建设抗战大后方后，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将工厂学校迁入西南，如果没有西南大后方的构想和建设，国家很难以空间换时间，跟日本打持久战。 1937年7月7日，日寇以演习时一个士兵失踪为理由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倘若以华北拱手相让，日军必得寸进尺，那么下一个卢沟桥仍会上演。此时的中国尚未准备完好，所以还要继续忍辱负重吗？ 错！忍无可忍，无需再忍！面对日本的无理请求与蛮横行径，中国政府放弃对和平的幻想，决心全力应战。身处前线的第二十九军将士联名表达了誓死抗战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共产党即通电全国，要求抗战，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统卫国之目的”。在民众激昂的抗日声中，曾经明争暗斗的地方实力派将领纷纷发表通电，7月15日曾几次参与倒蒋的桂系领导李宗仁致电蒋介石：为应付目前重大事变，应即实行全国总动员”。广东的余汉谋表示，“枕戈达旦，愿效前驱，彼虏虽强，我能持久抵抗，最后胜利终将在此，而不在彼也”。四川的刘湘也表示，“川军愿在政府领导下，做不顾一切为民族求生存战”。云南的龙云激昂地说，“方今紧迫之际，凡属袍泽，同声愤慨，自无不乐为前驱也”。 此前中国各党各派因为内部纷争、兄弟阋墙，而难以团结御敌。但“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第一次团结起来了，7月17日老蒋在庐山发表谈话： “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争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非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讲话”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纵使此时日本依然占尽优势，情报搜集齐备，但有一项影响胜败的关键因素，日寇却长期忽略无知，这项因素就是中华民族殊死抵抗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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