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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朝后期军政重臣，后期湘军的统帅。 刘坤一为廪生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对抗太平军。后随族侄刘长佑转战赣、湘、桂等地，追击石达开，扑灭大成国。因功累升为广西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再升江西巡抚。同治十三年（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1875年），擢授两广总督，次年实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发展南洋海军。中日甲午战争时，授钦差大臣，驻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陆军。但各部派系复杂，诸将素不相习，导致刘坤一无力掌控前线战事。最终清军在辽河全军溃败。此后他仍主战，反对和议。战后回任两江。 维新运动时，他攻击变法，但又反对废黜光绪帝。义和团运动兴起，力主攻剿义和团，并反对与八国联军作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参与“东南互保”协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设立陆海军士官学校及大学校，设立军衔制，罢武举，裁绿营等主张，多为清廷采纳，成为清末新政的蓝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坤一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被追封为一等男爵，加赠太傅，赐谥“忠诚”。 刘坤一三任两江总督，颇有治绩。甲午战争之后，他实为疆臣领袖 ，深为清廷所倚重，在维新变法、己亥建储、东南互保及清末新政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东南半壁，擎天一柱”之称 。有《刘坤一遗集》传世 。
湘军出身刘坤一是湖南新宁人，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年），为廪生出身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席卷清朝南方。咸丰五年（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湘军的楚勇，随军攻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地，叙功升为教谕。 其出仕过程与当时其他的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大体相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 咸丰六年（1856年），湖南巡抚骆秉章派刘坤一的族侄刘长佑率师援救江西，刘坤一虽为刘长佑族叔，却年纪更小，于是师事刘长佑，自领一营随他出征。刘长佑克复萍乡后，令刘坤一进取芦溪、宣风镇，接连获胜，直逼袁州，招降太平军将领李能通等。经内应何益发开门相应，刘坤一得以顺利收复袁州。之后，刘坤一经累次擢升，官拜直隶州知州，获赐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刘坤一率军攻克临江，被擢升为临江知府。咸丰八年（1858年），刘长佑因病暂时引退，将所部交刘坤一统领 [11] 。刘坤一同道员萧启江渡赣江，规划收复抚州之策，先克崇仁。萧启江在上顿渡被太平军围困，刘坤一领兵救援，大败太平军，乘势收取抚州，连克建昌，升为道员。 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攻湖南，刘坤一回援，解除永州、新宁之围，再加盐运使官衔。太平军往广西方向转移时，刘坤一跟随刘长佑追击，收复柳州。刘长佑被升为广西巡抚，令刘坤一驻柳州，清剿“馀匪”。事后加布政使衔。随后，刘坤一进攻浔州，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破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挺进川、楚一带时，刘坤一率军扼守融县，伏击太平军，使其逃入贵州。以功授广东按察使。 主政桂赣
同治元年（1862年），刘坤一被调为广西布政使。此时，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刘坤一接掌其部，赴浔州进剿“盗匪”。贵县“诸匪”中，以黄鼎凤号称最为狡悍，清廷屡次商议剿抚之计，都不能将其降服。同治二年（1863年），刘坤一在登龙桥击败黄鼎凤，于是进驻此地。黄鼎凤的老巢平天寨，背靠山险，四周环绕重栅，又以巨炮防卫，另有一处覃墟，与平天寨相距十余里，彼此间互为犄角。刘坤一探知敌情后，假装招抚，撤军回贵县，暗中派兵夜袭覃墟，得手后包围平天寨，成功收复横州。黄鼎凤至此军势日衰，至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被擒杀。浔州之乱平定后，刘坤一被清廷赐号为“硕勇巴图鲁（“巴图鲁”为满语中“英雄”“勇士”一词音译）”。 同治四年（1865年），刘坤一进剿思恩、南宁土匪，克复永淳，随后升为江西巡抚。任内，刘坤一“修养生息，澄清更道，一时禽然称颂”，处理教案、抚慰民心、管理财政都得心应手；同时令湘军将领席宝田、黄少春共同在邻近福建之处围剿广东“匪”徒的余党，于同治五年（1866年）配合左宗棠追歼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州 。刘坤一以功加头品顶戴。 江西境内安定后，刘坤一不再劳役军民，转而进行整顿丁漕的工作，但却因此得罪了绅户。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都御史、南昌新建人胡家玉上疏弹劾刘坤一，刘坤一也奏称胡家玉积欠漕粮，并多次干预地方政务。同治帝下诏同时斥责二人，其中刘坤一因未事先上奏实情，被“降三级调用”。朝廷加恩后，改为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不久后又被恢复官衔，并奉命署任两江总督。 在江西任内，刘坤一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于当时正兴起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则表现出低调的态度。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建议清政府修建铁路和电线时，他持反对意见，并在之后长期对问题铁路电线避而不谈，态度冷淡。 总督两江
同治十三年（1874年）刘坤一十二月十二日，兼署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二日，升授两广总督。 次年（1876年）调授两江总督。 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他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 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刘坤一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他十分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但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实际上，他对洋务新政未具信心，往往言不由衷，对朝廷切责推行的洋务新政举措大都流于塞责，正如他自己所坦言：“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而已。” 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帝国借交还伊犁的机会，以武力威胁，向清廷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朝廷下诏求取防务策略，刘坤一应诏筹议海防，认为：东三省缺乏久经战阵的宿将与劲旅，应该未雨绸缪，紧急安排。西北既已戒严，东南不能再生波折。应该早日了结日本、琉球之事（参见词条琉球主权），防止俄日联合。同时，刘坤一建议联结与俄国“猜忌日深”的英、德等国，以作为对抗俄国的后盾。 光绪九年（1883年），法越战争再起，有波及西南诸省的危险。刘坤一上疏建言，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坤一因继母逝世而离职服丧。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期满后，仍被授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又奉命帮办海军事务，发展南洋海军。 重任两江总督以后，刘坤一从政态度有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开明务实的态度。一方面，大力整顿军务、吏治，奖励士风；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洋务新政。任期内积极经办修铁路、开矿、发展农工商等洋务项目，并提倡西学，改革教育，这一切使之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领袖。 甲午执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万寿”，赐刘坤一双眼花翎。 同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开战。8月7日，刘坤一兼署江宁将军。26日，他在《续办江海防务折》中报告了镇江、江宁一带昼夜戒备的筹防情形，为防日军“窜入南洋，以图分忧”，特“将一应战守事宜妥为布置”。10月之后，日军在辽东、辽南攻陷许多城池，清廷为挽救危局，28日谕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派湖南巡抚吴大瀓、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刘坤一接受命令，表示'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 。但是他却以“队不齐，械不备”未迅速行动，清廷一意催促刘坤一出关。临行前，对帝后矛盾有一定认识的刘坤一深感忧虑，对帝师翁同龢说：“您居中调和的责任，比我所任的军事更为重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刘坤一开始加强军队调度，派吴大瀓统率湘楚各军20多营万余人陆续出关，委新疆藩司魏光焘为前敌营务处。1月初，盖平（今辽宁盖县）失陷，清廷“谕刘坤一进驻山海关”，16日他才遵旨出驻山海关。同时”抽调各营，分派帮办，并陈事宜八条”，提出关内以守为主，关外以攻为上，先将日军逐出东北，再助朝鲜驱逐日军的作战方针。当时清军在海城、营口、牛庄、田庄台一带集结7、8万人，而日军在海城、盖平不过2万人。但关内外清军派系复杂，各将领素不相习，刘坤一无力控制辽东前线战事。2月底以前清军曾四攻海城，均遭败北，并于3月间先后失去鞍山、牛庄（今辽宁海城西北）、营口、田庄台（今辽宁营口西北）等地。清军的节节败退，使刘坤一重整军队，以图反攻的设想化为乌有。不到10天时间，清军6、7万人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宋庆、吴大瀓溃而西走，从双台子退至石山站。辽东战场全线瓦解。此时新招募的陆军难堪一战，日本方面趁胜胁迫清廷议和。朝廷向刘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和战之策。 4月，刘坤一得知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 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后患不堪设想。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30日，刘坤一再寄督办军务处，认为“宜战不宜和”。他分析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指出“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之计。……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他表示“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5月2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5日刘坤一再奏，说明日本“若得辽、台，如附两翼，中国必有噬脐之祸。辽、台与倭该国联成一气，日益强盛，将来即求援西洋各大国，亦无能制其死命。是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29日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又派幕僚易顺鼎“持函渡台”，转达支持之意。他还表示愿从物质上援助刘永福在台抗战，只是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新旧之间
马关和约达成后，刘坤一回任两江，接练海军。 刘坤一素来多病，号称“卧治江南”，于军政事务以持大体为主。言官进言朝廷，提到刘坤一治理两江，深受身边亲随的影响，光绪帝于是下诏告诫他不可偏信，要“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刘坤一则多次称病请退，均未获朝廷允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刘坤一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亲历行间的刘坤一，无论是思想、情感都受到了重大创伤，也猛然惊悟。经过一番痛定思痛和对时局的省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唯有改玄易辙，变法自图。在此时期，他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向清廷先后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尊议廷臣条陈时务折》等条陈，并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予主张变法的强学会以支持，捐助五千两白银。在他看来，今日中国要想起“贫弱而致富强”，便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宜见诸施行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至此，“学习西法，富国强兵”在其思想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他的洋务思想也趋于成熟。更由于其政治地位的日益尊荣，他的洋务思想对晚清政府的影响也日见扩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兴起，维新派企图拉拢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政治上又倾向帝党的刘坤一，但刘坤一对帝后的忠心并无二致。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他去山海关前觐见慈禧太后时，慈禧谈及谏官安维峻的奏稿，说安维峻离间她母子。刘坤一好言劝慰，并提醒慈禧注意内庭的宦官。慈禧格外宠待刘坤一，赏赐御书的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谈话时间接近一个半时辰，并在銮仪殿赏饭，对刘坤一嘘寒问暖，大加赞许。刘坤一为之感激涕零。不过，在帝后党争中，他更加亲近帝党领袖翁同龢，并对后党的一意求和妥协以及帝党未握实权的境况甚为担优。待他回到江南主政后，与翁同龢书信往来频繁，翁同龢的门生故旧以及倾向于帝党的江南绅商大都与刘坤一关系甚密，使江南各省成为帝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百日维新的过程中，刘坤一对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主张不感兴趣，于光绪帝接二连三的变法诏令，也只是“可行行之”，“可办办之”的消极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重新掌权，光绪帝被囚。此时，刘坤一却连呈了多道后党不愿闻而帝党又不敢言的奏折，一面汇报江南变法的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而慈禧太后等认为光绪帝威胁过大，图谋将其废黜，改立大阿哥溥儁，还出现后党将以治病为由毒害光绪帝的说法。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朝廷上下噤不敢声。当此事机危迫之际，刘坤一愤怒不已，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入京面见慈禧陈奏的临行前，发出《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警告慈禧“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并指出现今谣言四起，“人情危惧”，应该防止列强借机干涉。次年（1900年）二月，刘坤一抵京，针对建储事面奏慈禧，希望“两宫（帝后）慈孝相孚”。退出之后，他又告诫慈禧倚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荣禄擅行废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荣禄听从，也密谏慈禧。加之这时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奥论，干涉慈禧废立之谋。最终后党废黜和暗害光绪帝的计划终未能实现。事后刘坤一还被加授为太子少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光绪帝“万寿”，加恩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同年，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清廷决策失误，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刘坤一、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盛宣怀等为保东南安定，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章程》，使东南各省免受祸乱。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宫西逃陕西，有人提议迁都西安，遭到以刘坤一为首的各省督抚的反对。
江楚三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初十，清廷颁布新政上谕，着枢臣督抚各奏己见。上谕刚一颁布，刘坤一就致电张之洞，希望张先拟一份大纲，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建议，以便各省参考。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电东南、西南督抚，主张联衔。随后，清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将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评议，次第奏闻”，承担起督办新政的重任。 此时袁世凯探得消息，致电刘坤一、张之洞，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似以单衔入奏为好。刘坤一致电张之洞，认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这一提议得到了张之洞的同意。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又与张之洞联名会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与《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三折一片”组成），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 薨逝任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宫回銮后，重新加授刘坤一为太子太保。 同年九月初六（1902年），刘坤一在两江总督任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优诏赐恤，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并派江宁将军额勒春前往致祭；赐谥“忠诚”，允许他入祀贤良祠，江宁省城、湖南原籍及立功的相关省份则另建专祠祭祀；他的生平事迹，则交由史馆存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四日，经江西巡抚瑞良奏请，清廷以刘坤一、曾国荃“保卫江西，功绩昭著”为由，为二人在江西省城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政治改革盐政 刘坤一总督两江之初，枭私、邻私日炽，派捐、加价严重，淮盐衰落。面对错综的局面，他从可行的方案出发，咨商川督、鄂督，实行减川配淮，力图实现淮盐入楚；疏销裁捐，反对盲目增引、加价，休养盐商，提高淮盐品质；缉捕枭私、邻私，剿抚并用，查禁私盐。刘坤一的一系列盐政改革措施，虽然不能解决淮盐疲敝的根本问题，但仍为淮盐的行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东南互保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瓜尔佳·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 三折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与张之洞联衔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江鄂会奏变法三折”纵论古今，参比东西，分析时政弊端，指明改革方向，设计变法蓝图，规划施行次第，可以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的改革事项，都不出其范围。朝廷对江鄂会奏十分看重，视为新政纲领，这是因为庚子之后，刘坤一、张之洞已是朝廷倚靠的重臣，权重言威，中外仰赖，一如参与起草奏稿的沈曾植所言：“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 军事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占朝鲜后又进犯中国东北。由于前期中国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而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命刘坤一任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17日，清军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2月28日，日军发起反攻，从海城多路追击，3月4日，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7日占领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湘军就此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此前，北洋舰队已在威海卫之战全军覆没。海陆两线的全面失败，使清政府趋向和谈。此时，刘坤一提出了对日应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上，他指出： “赔款割地后果严重，宋朝殷鉴凿凿，天下共知：“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 开战有重点：“唯一经决裂，倭心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万一京畿吃紧，坤心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 战争形势有利：“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从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心势穷，彼将自为转环之计。” “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持久作战之要，抱一决死战之念，鼓动军心，是最优选择：“'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议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 应当说，刘坤一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日军兵力不足，劳师远征，战线拉长，只要中国采取战略上持久的方针，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况且当时日本当局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现有的武力是无法达到消灭中国的目的。总的来说，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在近代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力。 外交
刘坤一在1865年至1875年江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任内与当时的大部分官吏一样，顽固地排斥新事物，坚决反对与西方国家往来。但在任两广总督，特别是1890年复出后，通过与西洋各国的接触以及对时局的综合分析，其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坤一认为中外通商己有多年，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但其他方面则明显薄弱。刘坤一提出：“我于各国约章律令必须详加考究，不独遇事因应得有依据，日后编纂商律尤资考证 。”所以他致电外部，建议由外部组织各驻外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令，详加考究。其次，刘坤一要求翻译各国历史，可知其世系沿革，强弱治乱之源，“不特周知外交，并可斟酌邦交”。 通过阅读新闻及与驻外使节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刘坤一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了解各国情况。除了自己做到这一 点外，他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提出由朝廷派王公大臣、宗室子弟、翰院各部各级京官到各国游历，或自备资斧出洋，并鼓励自筹经费出国留学。归国时统一考察，量才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明定章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以三年为限，“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在三年或十年均可”，此类官职不得由未经出洋者担任。 刘坤一的外交主张主要有： (一）坚持开放，反对闭关，力求主动，讲究实效。刘坤一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蜕变中，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已经不可能了，故而极力主张中西通好。刘坤一所主张的这种通好，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中外和约为基础的。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他也主张中外友好往来，希望待之以诚，以此归化洋人。从这样一种观念出发，他对晚清洋务外交中的拖延作法是极为不满的。认为“中外交涉之件，应办便办，不可推辞；可行即行，不宜迟误”，“有格碍者，无妨直告以所难，词尚和平，意须斩截。洋人性虽狡执，往往肯听吾言；纵使未必遽从，亦当持之坚忍，彼无非以兵事恐我，以总署压我，不为所动，彼亦其奈我何？待之以诚，哲之以理，有时机权之用则在操纵合宜；最忌躲闪游移，含糊了事，一以诿之朝延。” (二）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注重维护国家主权。“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是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根本原则，他自己曾总结说：“承乏豫章、羊城，办理洋务，无非恪守旧章，绝无表现之处”。刘坤一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在“恪守和约，以和约为凭”基础上，特别注重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大义。 (三）借夷制夷，合众夷之力以制夷。刘坤一借夷制夷、合众夷以制夷的外交思想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外交观念，也源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充分认识。在他看来，晚清中国国贫民穷，无力与西方各国对抗；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既有合作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因而最现实的外交策略就是，运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操纵合宜，借夷制夷，才能使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全。所以他主张“不但邻国宜结，即使敌国可结亦结。能结邻国，即多一助我之邻；能结敌国，即少一图我之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初，俄国借义和团运动兴盛、各国联军入侵之机，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派十多万军队兵分数路大举入侵东三省，至闰八月占领东北全境。清廷召刘坤一、李鸿章等商议此事。当时俄军占据东北已是既成事实，议和面临两项内容，一是与联军谈判，交涉赔款撤兵之事，一是与俄国谈判，交涉东北撤兵之事。刘坤一认为，俄国撤兵与联军撤兵本是一事，不能与俄国单独谈判交收东北事宜，更不能承认俄国占据东北后提出的各项要求。九月，盛京将军伊拉里·增祺擅自派代表与俄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简称“增阿暂章”）。刘坤一闻讯后，致电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李鸿章，请废“增阿暂章”。十二月，俄外务大臣拉姆斯独夫向驻俄公使杨儒提出“东三省交地约稿”，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刘坤一与张之洞巧妙利用英、日、德、美对俄国侵占东北的不满，把俄约条款明告各国，激化英、日等国与俄国的矛盾，迫使俄国让步，否认向中国提出草约。
郭嵩焘：“去腊入都，敬闻荣督两江之命，以手加额，颂朝廷之明，贤者得位乘时，名业之流传方盛也。江南吏民相谓，以稳实精炼，度越前型。” 翁同龢评价刘坤一“朴纳有道气，迥非时流所能及”，还说“岘庄（刘坤一）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亦言乎？此人具有深识远见”。 慈禧太后对刘坤一颇为赏识礼遇，曾称其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 。到刘坤一去世后，慈禧太后下懿旨称赞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由诸生起家军旅，屡建功勋。荐历封圻，克勤厥职。嗣简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大臣。十馀年来镇抚地方，军民爱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前年近畿之乱，该督保障东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 张之洞：“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张謇：“吕端大事不糊涂，东南半壁，五年之间，太保幸在；诸葛一生惟谨慎，咸同两朝，众贤而后，新宁有光。” 欧阳辅之在《刘忠诚公遗集》后评价其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 爱新觉罗·绍昌：“应保半壁地，乃舀九原灵，功无愧乎。君子欤，君子也；可托六尺孤，合寄百里命，利其溥矣。如其仁，如其仁。”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刘坤一起家军旅，谋国独见其大，晚年勋望，几轶同侪，房、杜谋断之功，不与褒、鄂并论矣。” 辜鸿铭：“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失势，自由党的淮系集团群龙无首、一哄而散。但保守党的湘系却还有领袖，他就是已故两江总督刘坤一。实际上，此时初兴的康有为雅各宾党尚未形成气候，刘坤一不仅是保守党的湘系首领，名义上也成为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的领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坤一在中国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他跟威灵顿公爵一样，并非学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个军人而已。……我说过，刘坤一不是学者，而是一位军人，———位粗犷的苏格兰高地老将，他终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风，说起话来调门极高，操着湖南方言。他缺乏知识修养，甚至还不如李鸿章斯文，但像威灵顿公爵一样，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因功显达。久经沙场的磨练，使他对人对事富有实际的见识，有成熟的判断力。此外，他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一点，也与威灵顿公爵相同。说实话，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moral hardiness）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 薛学共： 刘坤一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其显赫的晚年官宦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偶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 其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咸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 范福潮：“就在北方陷入战乱之时，东南各省却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势，俨然判若两国。议和期间，朝廷在各国领事的一致要求下，惩治了一批祸首，同时也表彰了一批在保护东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刘坤一居功臣之首。议和期间，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抵抗俄国侵占东北，反对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夏，他又与张之洞联手起草变法奏折，五、六两月，连上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赔款问题上与外国交涉，竭力减少损失，在督导中英商约谈判时，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直至病逝职所。” 字号别名刘坤一字岘庄，又位至督抚，故时人称之为“岘帅” 。死后谥号“忠诚”，后人称“刘忠诚公”。 重义轻利刘坤一仕宦近五十年，其官显位高，一生经其手出入款项数千万计，然其并无田产积蓄，死时也不过是中产人家。较之曾氏兄弟“老饕”丑名闻天下，李鸿章、盛宣怀谋私图利声名狼藉，实有天渊之别。他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教条：在粤督任内，掏私囊而济国急，卸海关篆时所余二十万金，未尝以分毫归己，又奏明捐赀十五万以作储养洋务人才之用，余下五万全部用以住赈、修堤及各项善养使用，有人斥责刘坤一是“骄廉”，他却一笑置之。刘坤一平日所余的俸禄，亦多用于善举，即使对兄弟子侄，也未曾为他们输钱捐官。
左宗棠。刘、左二人同为塞防的代表，始终关系密切，刘坤一不但帮左宗棠筹集了巨额军费，还多次上书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刘坤一的外交思想也深受左宗棠的影响。 郭嵩焘。刘坤一与郭嵩焘书信往来频繁 ，两人纵谈洋务事宜 ，刘坤一很赞同郭氏的洋务理论。郭嵩焘被保守派打击回乡后，刘坤一还上书力荐郭氏到总理衙门任职。 翁同龢。光绪初年刘坤一第二次任江督时二人结交，后在北京期间多次深谈，关系和睦。甲午战争时，翁同龢极力举荐刘坤一接替李鸿章主持军事。翁同龢被黜落后，刘坤一深为其感到不平。
附《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刘坤一传》：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官军克茶陵、郴州、桂阳、宜章，叙功以教谕即选。六年，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师事之，从军中自领一营。长佑既克萍乡，令进战芦溪、宣风镇，连破贼，逼袁州，招降贼目李能通。於是降者相继，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坤一先入，复袁州。累擢直隶州知州，赐花翎。 七年，克临江，擢知府。八年，长佑以病归，坤一代将其军。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克崇仁。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往援，大破贼，遂复抚州，连克建昌，擢道员。九年，石达开犯湖南，坤一回援，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衔。贼窜广西，从刘长佑追蹑，复柳州。长佑擢抚广西，令坤一驻柳州清馀匪，悉平之，加布政使衔。进攻浔州，十一年七月，拔其城，以按察使记名。石达开回趋川、楚，坤一扼之融县，掩击败之，贼溃走入黔，授广东按察使。 同治元年，迁广西布政使。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命坤一接统其军，赴浔州进剿。贵县匪首黄鼎凤，在诸匪中最狡悍，屡议剿抚，不能下。二年，坤一破之於登龙桥，遂驻守之。鼎凤老巢曰平天寨，倚山险树重栅，守以巨炮，覃墟相距十馀里，为犄角。坤一阳议抚，撤军回贵县，潜师夜袭覃墟，遂围平天寨，复横州，鼎凤势蹙。三年四月，擒鼎凤及其党诛之。浔州平，赐号硕勇巴图鲁。四年，剿平思恩、南宁土匪，复永淳，擢江西巡抚。令席宝田、黄少春会剿粤匪馀党於闽边，五年，聚歼於广东嘉应州，加头品顶戴。军事既定，坤一治尚安静，因整顿丁漕，不便於绅户。十一年，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又屡贻书干预地方事。诏两斥之，家玉获谴，坤一亦坐先不上闻，部议降三级调用，加恩改革职留任，降三品顶戴。寻复之，命署两江总督。 光绪元年，擢两广总督。广东号为富穰，库储实空，出入不能相抵。议者请加盐釐及洋药税，坤一以加盐釐则官引愈滞，但严缉私贩，以畅销路；又援成案，筹款收买馀盐，发商交运，官民交便。药釐抽收，各地轻重不同，改归一律，无加税之名，岁增钜万。吏治重在久任，令实缺各归本任，不轻更调。禁赌以绝盗源，水陆缉捕各营，分定地段以专责成，盗发辄获。 二年，调授两江总督。六年，俄罗斯以交还伊犁，藉端要挟。诏筹防务，坤一上疏，略谓：“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急宜绸缪。西北既戒严，东南不可复生波折。日本、琉球之事宜早结束，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英、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应如何结为声援，以伺俄人之后。凡此皆赖庙谟广运，神而明之。”九年，法越构衅，边事戒严。坤一疏：“请由广东、广西遴派明幹大员统劲旅出关，驻紥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越南共筹防御。并令越南招太原、宣光黑旗贼众，免为法人诱用。云南据险设奇，以资犄角。法人知我有备，其谋自沮。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决不可行。重税能施之越人，不能施之法人。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得以依讬假冒，如沿海奸商故智，不可不虑。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中国纵不能禁，亦应使其慎重；或即指示机宜，免致再误。越南积弱，若不早为扶持，覆亡立待。滇、粤藩篱尽失，逼处堪虞。与其补救於后，曷若慎防於先。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疏入，多被采纳。 十二年，丁继母忧。十六年，仍授两江总督。十七年，命帮办海军事务。二十年，皇太后万寿，赐双眼花翎。日本犯辽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旅顺悉陷，北洋海陆军皆失利。召坤一至京，命为钦差大臣，督关内外防剿诸军。坤一谓兵未集，械未备，不能轻试，诏促之出关。时已遣使议和，坤一以两宫意见未洽为忧，濒行，语师傅翁同龢曰：“公调和之责，比余军事为重也。”二十一年春，前敌宋庆、吴大澂等复屡败，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日本议和要挟弥甚，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坤一以身任军事，仍主战而不坚执。未几和议成，回任。坤一素多病，卧治江南，事持大体。言者论其左右用事，诏诫其不可偏信，振刷精神，以任艰钜。坤一屡疏陈情乞退，不许。 二十五年，立溥俊为穆宗嗣子，朝野汹汹，谓将有废立事，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二十六年，值德宗万寿，加太子太保。拳匪乱起，坤一偕李鸿章、张之洞创议，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为保护，人心始定。车驾西幸，议者或请迁都西安，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籥请回銮。二十七年，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以兴学为首务，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联衔分三疏上之。诏下政务处议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洎回銮，施恩疆吏，加太子太保。 二十八年，卒，优诏赐恤。嘉其秉性公忠，才猷宏远，保障东南，厥功尤著，追封一等男爵，赠太傅，赐金治丧，命江宁将军致祭，特谥忠诚。祀贤良祠，原籍、立功省建专祠。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诸孙并予官。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世以所言为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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