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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陈郁 嘉树堂 2025年01月25日 09:14 上海  日前，奉領浙江省博物館桑椹先生寄贈其主編《金石書畫》第七卷（如上圖），是為去年同名展覽之紙質產成品，仍然保持其一貫之高水准，無論展覽策劃、畫冊編輯，尤其主編導讀，當屬國內頂流者也。見冊中故宮博物院藏碑帖善本十二種、上海博物館二十種，琳琅滿目，略有所思，頗有說頭。 晚清民國碑帖“四友”（羅振玉、劉鐵雲、方藥雨、王孝禹），較之其他三人皆有著作傳世，王孝禹則闕如，甚至曾幾何時卒年亦不詳。如果說，羅振玉治學於物，像一個文獻家，著作等身；劉鐵雲興趣廣泛，跨越多種學科，像一個雜家；方藥雨以報業為營生，其傳世名著《校碑隨筆》體現出新聞工作者編輯收集之功力，是為集大成之作；而王孝禹則更像一個鑒賞家、收藏家，除了書法成就較高之外，或經手或過眼，碑帖跋文皆有感而發，聚焦於版本考據，見地獨到，這方面後來者張彥生與之相似。數年來，筆者一直留意於王氏遺篇，稍有小成，已有《王孝禹碑帖題跋輯錄》一文（《書法叢刊》2023年第3期），希望日後繼之續篇，此次冊中發現二則，為王氏跋中嶽嵩陽寺碑以及簽題唐龍宮寺碑，雖說簡略，聊可一備。 另一個與跋文搜羅情形類似的是潘寧，起因於筆者對崔敬邕墓志的研究。當年為考證崔志上海朵雲軒本最早的收藏者是潘寧，筆者盡力搜羅潘氏各種碑帖題跋近十條，希望能從中找出清乾隆金石學復興帶來的碑帖收藏熱之前，以潘寧為代表的早期收藏行為的一點蛛絲馬跡，並總結性寫道： “三井聽冰閣圭峰禪師碑，潘寧跋徑直言自家藏本，這種情況很少。此外，除了台北故宫十三行，潘寧言為'虞泉’藏本，其他諸本均未言藏者。在此對其中兩本稍稍解釋一下：上圖藏李思訓碑，潘言舊為四明范氏所藏，但未言如今誰之藏本；上圖藏道因碑，潘未言誰之藏本，但仲威先生視此本初為潘寧收藏。如此，依照仲威先生及故宮瘞鶴銘最舊本出版物編者的做法，潘未明確指出誰之所藏者，可視之為其自藏品，這或是正確的。因此，朵雲軒本崔敬邕墓志應是潘寧舊物，而這是之前鑒賞家、校勘家所忽略的”（拙著《崔敬邕墓志考證》，文物出版社2024年，第47-48頁）。 同時對這段話還加了注釋： “仲威先生在與筆者討論這一問題時認為，凡是潘寧題跋未指明收藏者的拓本，均可能即是其自己所藏。筆者對這此表示贊同”（同上，第50頁注釋10）。 筆者那時即知故宮藏化度寺碑存潘寧跋，可惜久未之見，這次首次出宮即赴浙博展覽，並於畫冊中見之，發現潘寧跋也提及與台北故宮十三行的同一收藏者“虞泉”： “率更書法，傳自永興，方勁之中，筆皆圓潤。化度寺碑，書最優而失亦最早，苟非宋搨則將無傳，但所見漶不成誦，逈異後部，本只闕三行矣。裝此帖者不割其素紙，所闕李百藥文猶可意會，其某處當言某事，非精於賞鑒者不能。虞泉愛甚，亟歸以示，余觀其素多墨少，恍若元暉之一軸，鴻濛煙雲數點，別有無限古香，當不獨銀鈎蠆尾，幾經宋秘元珍，可神遊而想見也。問其幾緡，則與營咨道購虞碑相類，石墨中又增一段佳話，可不為君補《衍極》乎？雍正癸丑（1733）九月，鑑水潘寧”。 依次類推，明末清初碑帖藏家皆可作如是觀：凡題跋未明說拓本之所藏者，或皆其自己藏物也。故冊中，受禪表、九成宮醴泉銘或王澍自藏，而集王書三藏聖教序或王鐸自藏。細審王鐸跋語，計兩次，皆在清順治二年（1642），前一於正月，後一於三月初一日，有“焚香靜坐，觀其開闔轉折變化”云云，字里行間及措辭語氣，已透露出此拓本為王氏己藏無疑。 筆者向來以為，碑帖的遞藏亦是種文化的傳承，且時時刻刻與舊時文人墨客的生活牽扯在一起，有時是閑暇消遣，有時是求書問學，有時甚至進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借用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三的分類，他們大致可分為文獻考訂家、版本校勘家、異本收藏家、精本賞鑒家，當然還有掠販者。舊時人們多以碑帖的收藏者來命名某一本子，曰“某某藏本”或“某某本”，當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依然採取這一版本命名法。既然藏家重要，那麼不妨來看看冊中有誰或遺漏。粗略瀏覽一過，即有發現：曹全碑存蒯壽樞鈐印“禮卿府君遺物”，當亦蒯光典（字禮卿）舊藏，在碑帖收藏領域，蒯光典的地位和成就，遠高於蒯壽樞。 當然，最值得說的可能還是勝芳王氏本九成宮醴泉銘，名聲在外，久在深宮，卻無人知曉其真實面目。據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油印本《故宮博物院一級藏品簡目》，故宮藏有北宋拓九成宮碑冊，計三本，分別記錄來源、文物等級、登記號、頁數備注（如下圖）： “文物局撥（張彥生捐），甲，新四四五一七，五十五開半；文物局撥（朱氏捐），乙，新四五七三六，十七開半；一九五九年三月購，乙，新一〇九二七五，二十開半”。 第一本即李駙馬本，第二本即朱翼盦本，第三本即勝芳王氏本。前者特意定名為“北宋初拓”，一級甲等，後二者則“北宋拓”，一級乙等。勝芳王氏本此次現身，根據其題跋及鑒藏鈐印，使人們對其身世開始有所了解。據周壽昌光緒六年庚辰（1880）跋云“昔文勤師甫得此帖兩開寶藏之，已遂得全帖時以為佳話，然卒闕兩開非全璧，終一缺陷事”。琦善，謚文勤，可知琦善弆藏時即缺兩開。又，見民國五年（1916）十二月九日賀葆真日記，可知勝芳王氏得碑出貲不菲： “訪常用賓先生。先生言有古碑帖及古畫欲出售，余乃謀代售。常先生言昔有朱某者，存有宋拓九成宮，後以贈於毛昶熙煦[初]，庚子之變，此帖遺失，久之而勝芳王氏以千二百金購得，傳聞有日本人欲出價六千元，弗售也。又有皇甫碑，趙盛伯所藏，今以二千元售諸外人矣”（《賀葆真日記》，徐雁平整理，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80頁）。 冊中所見王福曾民國五年丙辰（1916）跋“復歸嘉定相（徐郙頌閣）”“光緒丙午（1906）初冬得”云云，知毛昶熙之後、勝芳王氏之前此拓之所在，可補賀葆真日記“庚子之變，此帖遺失”之信息闕如。據《清史稿》卷一百七十五《大學士表二》，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正月，徐郙“休致”。或徐氏歸籍南下之際，將此拓在京售出，為王氏所得。 在此筆者不妨贅言一句，雁塔聖教序李鴻裔、趙烈文遞藏本，有一處誤讀，即陳驥德非收藏者。此拓本存簽：一“唐褚中令雁塔聖教序，文海英瀾閣藏本”，一“唐褚中令雁塔聖教序記，同治庚午午日，嬾民書簡”。嬾民，陳德大字號，即文海英瀾閣主人，而非陳驥德。德大、驥德是為昆仲，皆收藏家。二人共同收藏鐘鼎彝器、書畫，共用齋號“曾鼎山房”，或導致混淆。但二人收藏又有分工，德大藏碑帖，驥德藏尺牘。長期以來將二人誤為一人，或起源於一本權威的工具書，即《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上海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87年）。對此，2018年10月筆者撰文《何人陳德大，何人陳驥德》（收入拙著《嘉樹堂讀書記》，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58-69頁），予以匡正。 由於故宮、上博碑帖後，均有專業人員撰寫的“圖版說明”，版本甚為明晰，於此僅就碑拓遞藏情況雜述如上，求教於方家。但最後依然免不了談個版本問題，即冊內趙烈文藏北朝造像四種，其中魏靈藏乃其岳丈方履籛（字彦聞）舊藏，細審紙墨拓工，當清中期方氏所拓藏，存目前所見龍門二十品魏靈造像之最高考據：第三行“騰空”之“空”非常完好，為龍門造像最早集拓本之一，是件“向上看”的標準件。浙博上屆展覽戚叔玉藏本與此類同。龍門造像大規模集拓是在清道光年間，方履籛、劉喜海為代表性人物，且方早於劉，具體時間在道光六年丙戌（1826）。當年，方履籛遊龍門，手拓造像數十紙貽劉喜海，劉有跋紀其事： “龍門山造象一百三十有八種。龍門山在河南洛陽。顧亭林先生《金石文字記》云，後魏胡太后崇信浮圖，鑿崖爲窟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後人踵而爲之，尺寸皆磨，悉鐫佛像，其半亦已磨滅，云云。余所得拓本，半爲道光丙戌（1826）方彦聞遊龍門時所手拓以見貽者，半為道光辛卯（1831）屬內兄（洛陽令）馬諄夫遣工拓得者，其大幅如孫秋生、始平公。各種別為冊以藏之，茲檢得後魏四十三種、西魏二種、東魏一種、後齊三種、唐四十三種、五代二種、宋一種，無年月者四十三種。有年月者以時代叙之，無年月者皆六朝人筆致，間有一二似唐宋人書附於後合裝一冊，以供展玩。道光壬辰（1832）夏日，東武劉喜海志”（劉喜海《金石苑》，稿本，第61冊，載吳格、陳紅彦主編《金石學稿鈔本集成三編》，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第24冊，第267頁）。 （202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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