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文明的标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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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有人说是文字，有人说是政府，还有人说是城市，但如果从正义与发展的角度看，唯一的答案是财产权。

财产权划清了野蛮与文明的界限。

西方有句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现代政治文明奠基人约翰.洛克曾断言，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

思想家哈耶克进一步指出，财产权是现代文明的道德根源。

尽管财产权如此重要，许多人仍对其认识浅薄，缺乏深刻体验。以至于当个人或企业家的财产遭到侵害时，大众往往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只有理解财产权的四大特点，才能真正拥抱自由，守护文明。

一，财产权是天赋的，而非人授的。

很多人常有一个误解，认为财产权是法律所赐予的，其保护方式亦应由立法者全权裁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样，是天赋的基本人权，源自自然法则的赋予。

当人类萌生自我意识之初，便已懂得区分“我之物”与“他物”，并渴望拥有更多，同时捍卫自己的所有，不被剥夺。这一系列原始而深刻的思维活动，实质上已勾勒出财产权的初步轮廓。

在国家和法律体系尚未诞生的远古时代，人类已拥有自身躯体，并凭借此身躯劳作创造，以求生存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区分“你的”与“我的”，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因此，财产权不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更是身体权利的延伸，是构筑正义与和平社会的基石，其神圣性不容侵犯。

在洛克所著的《政府论》中，他援引《圣经》的神定法作为论据，有力地证明了造物主赋予个人的财产权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这一观点为现代政治契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类之所以组建政府，其根本目的之一便是为了保障自身的财产权。洛克之外，诸如休谟、托克维尔等伟大思想家亦将财产权视为文明社会秩序的公理，是人类作为个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可或缺。

二、财产权是平等的而不是平均的。

自古以来，人类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近代乌托邦主义影响下，打土豪分田地、平均分配财富被视为正义。然而，要求富人仅因富有就承担救济义务甚至被打倒，是勒索且不尊重人格与资产。

财富均分的结果往往是一无所有，这样的社会既无安全，也无道德，除了掌权者，没人能致富。

托马斯.阿奎纳认为，像人格平等一样，穷人和富人的财产权也应平等，法律必须禁止一切不公平获取财富的行为，所以法官也应坚守一条铁律，不可徇私枉法，不可偏袒穷人，不可谄媚权贵。

三、财产权是个人的不是集体的。

在特殊历史时期，集体主义盛行，财产归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这导致个人技能和勤劳无法得到充分激励，即便有暴力强制和道德教化，也无法唤起人们对财富创造的热情，社会因此陷入饥荒与暴虐的深渊。

东西方智者皆深知，制度与法律的可靠性远超道德与情谊。财产权的边界越清晰稳固，道德水准与文明程度便越高。

集体共有往往沦为掌权者私有的幌子，否认了个体的真实利益。

罗马法明确规定，财产权如同个人的耳目手足，完全归个人支配，不可共享。

历史证明，消灭私有产权即剥夺人的生存权，无私产则人人为生存而损人利己。

洛克指出，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将陷入灾难。

迪赛斯亦言，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无法发展高级文明。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根源在于穷人资产缺乏产权确认，难以转化为流动资本。因此，混淆个人私产与集体共有的概念，将埋下极大的社会隐患。

四、财产权是脆弱的，是不牢固的。

许多人深信财产权顺应人性、契合公理，应坚如磐石。然而，耶灵曾深刻揭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公权力往往通过暴力掠夺、苛捐杂税、行政垄断及滥发货币等手段，无论是公开还是隐秘，都无情地侵犯着私人产权，使财产权显得异常脆弱，亟需人们持续捍卫，勇于斗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即便是在标榜自由法治的欧洲，财产权也时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旦受损，往往需要数百年才能艰难复原。例如，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因忽视财产权的重要性，迅速被英国超越，至今未能重返一流国家之列。

财产权的脆弱性要求我们时刻保持警觉，坚决捍卫，这也是国家与民族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财产权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

唯有尊重并捍卫财产权的国家，方能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国家；反之，践踏财产权的社会，无异于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