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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这段话在全篇中至关重要，它表明了一整套周制是如何定制及运行的。就像在《被黑了3000年，商纣王有话要说》中说过的那样：殷商的王位继承制是比较混乱的，而周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让“家天下”在传承上有了制度性的根本保障，并生发出其它一系列制度：宗法制奠定了后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制；而分封制导致了“君天子臣诸侯”的局面。周朝的这一整套专制制度是为了“纳上下于道德”，将整个天下编入一个伦理体系（道德之团体）中。我们要知道：商朝以前的“天下”，是由许许多多的方国组成的“邦联”（Confederation），殷商家族并不拥有整个“天下”，而只享有作为诸侯之长的荣光。但是，“天下”却被周朝的姬姓兄弟以“分封”的形式瓜分，成了一家一姓的私产——《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周公姬旦，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 这是中国最初向中央集权和专制社会的“转型”，虽然从东周列国征战不休的动荡历史来看，显得不那么成功。但“天下”在名义上仍属于周天子，霸主在名义上仍是臣子，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 王国维讲的很清楚：周朝以前，天子和诸侯间不存在“君臣关系”。正因为不是君臣，武王伐纣才需要“战前动员”，武王才称呼诸侯为“友邦君”。同盟者们在现实中和法理上是平起平坐的，但在周公奠定了西周的典章制度后：伦理等级开始高于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
“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 在这里王国维讲到了“民彝”和“非彝”的区别：在殷商的“非彝”法律中，本不存在道德因素。当“民彝”取代“非彝”后，在法律中增添了“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个道德因素和“不孝不友”的道德罪名。当“依法治国”变成“以德治国”：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便被打破，'男女有别’和后世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武王灭商后，曾向商朝遗臣箕子请教治国之道，箕子向武王讲授了《洪范九畴》（治理国家的九条大法）。这点想来颇耐人寻味：一个战胜国的君主居然向亡国之臣请教该如何治理国家。 《洪范九畴》中确有不少“道德”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全都指向君王而非民众。“敬用五事”是要君王谦卑而亲民，其它还包括如何为政、如何自律。《洪范九畴》虽被后人归为儒学典籍，但它并不是针对民众的伦理规范。
箕子，据说商亡后远赴朝鲜开创箕子王朝 之前也提过，《殷周制度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顾颉刚、罗振玉等人不惜溢美之词；但也有学者认为王氏“夸大”了殷周之际的变革，立论的基础和论据都不牢靠；而同为甲骨学家的胡厚宣干脆反对“殷周变革说”：他认为周初的制度沿袭自殷商。在1944年出版的《殷代封建制度考》中，胡厚宣说：“历史上一切文化制度，皆长期逐渐演化而来，绝无由于一朝一夕之变者。 学术讨论总是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此文亦不可能断定两位甲骨学家的孰是孰非，不妨暂且放下诸多有待商榷的争议，只看那些由武王伐纣带来的确定无疑的改变： 商人饮酒成风，周公作《酒诰》，禁止百姓饮酒。有周以降，普通人的自由程度，无疑是降低了。 地方的“自治程度”也削弱了，“中央王朝”由此确立并代代强化。 嫡长子继承制进一步确认了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地位；与此同时，因为“男女有别”，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也更加明显。 ...... 拨开《封神演义》光怪陆离的神话迷雾，认真打量武王伐纣的相关历史，或许我们会发现：中国不是向来等级森严、男尊女卑的专制社会，也不从来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许是日子太久，那段遥远的历史似乎回忆不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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