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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个“源远流长”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连续性，中国历史犹如九曲黄河，蜿蜒流淌，绵延不绝，不曾断流。 阎步克先生说：“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显示了举世无双的连续性，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的政治传统从秦到清没有发生过基本变化。”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中国历史具有非常强劲的连续性，当然连续中包含了变化和发展，期间并非一成不变，也有周秦之变、唐宋变革等重大变化，但变也是延长线上的变，是续中之变，而且变中有续，藕断丝连。孔子就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比如周秦巨变，由小共同体本位演变为大共同体本位，但秦始皇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秦朝仍然与之前历史有接续，有渊源。不但皇权是在王权基础上的增长，而且官僚、郡县、编户、军队等制度，在西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也已然有萌芽和发展，犹如草蛇灰线般埋伏，汇聚至秦始皇集大成。此后两千年，一次次的改朝换代，要么是革前朝的命后又承前朝的制（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要么是禅让后“招牌虽换，货色照旧”（汉魏禅让，魏晋禅让，晋宋禅让，周隋禅让，唐梁禅让），总之与先朝一脉相承，形成绵延不断的二十四史谱系。 关于连续中的变化和发展，阎步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变态─回归”视角，他认为：“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这个基本特征构成中国历史的“中轴”或“常态”。 “各王朝、各时代，都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态’。有中央集权也有，有割据分权的因素；相对于官僚政治，有贵族政治的因素；相对于士大夫政治，有军人政治、文吏政治；相对于正统的纲常名教，有玄学'无君论’及道教、佛教等最初形成'异端’的因素，等等。......然而在各种事像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 “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 连续的中国历史呈现出政治权力笼罩一切，在经济、社会、科技、文艺、宗教等方方面面弥漫、渗透，起着一种支配性作用。阎步克先生说：“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自古以来就显示了巨大的权重。历史前期与后期的经济、文化与风俗已大不相同了，但古人所感受到的社会变异却没那么大：他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君—臣—民’三层一元政体之下。”邓小南教授说：“中国专制集权的帝制阶段长达两千年之久，其政治影响是扩散性渗透性的，绝非仅限于官僚机构、仅限于社会上层；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任何重要问题，即便看似与政治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科技、性别、社会生活等等，一经深入展开,便摆脱不了与政治的干系。这种弥漫式的政治影响力，至今也还存在。” 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核心是皇权。在相当程度上政治权力与皇权几乎就是同一的。所谓政治权力笼罩一切，其实就是皇权笼罩一切。刘泽华先生提出“王权主义”说来揭示王权支配社会这个最根本的特点（王权与皇权内涵相通，“与王权意义相同的还有君权、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等等”）：“用王权主义来概括这种一以贯之的历史现象，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指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指王权至上的观念体系。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是武力争夺的结果。就总体而言，王权支配社会。”强大的皇权支配社会方方面面，对世道人心产生巨大影响。从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来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一直统治着中国，未曾须臾片刻消失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是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观念之一。 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开创，秦国经商鞅变法，耕战一体，横扫六国，出现千古一帝秦始皇，皇帝权力一出场便是顶峰，“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消灭贵族，直接统治万民，皇权一杆子捅到底。刘邦建立汉朝，中国进入“后六国时代”，一开始实行郡国二元制，至汉武帝又回归郡县一元，后此两千年虽然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但终究是以秦制（皇帝、官僚、郡县、编户）为主体框架。而其中的皇帝制始终作为核心制度不曾中断，甚至在历经草原异族多次入主中原、主奴关系渗透而不断强化，至明清臻于极致。余英时先生说：“专制政治不断因'征服王朝’所带来的新因子而加强”。周良霄先生说蒙元统治中国，“君臣关系沦为了主奴关系，传统的君尊臣卑，在身份上蜕化为主奴分隔，皇权又有了恶性的发展。” 可以说，秦以后两千年历史的主干就是政治史，政治史的主干就是一部皇权运行与维修的历史，包括①皇权日常运行（各色人物围绕皇帝登台，如外戚、宦官、宗室、官僚、军队、平民；各类制度围绕皇权出台，官僚制、察举制、科举制、郡县制，编户齐民制、盐铁专卖制、徭役赋税制，各类观念围绕皇权出现，如“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本位思想，顺民奴化思想），②皇权运行中出现的各种故障（皇位继承不顺、外戚专权、宦官干政、大权旁落权臣、皇帝多欲好动、官员颟顸腐败），③皇权应对这些故障的方法（体制内各种打补丁、裱糊匠。内朝变外朝、宰相身份不断变，地方政府层级在二级三级之间徘徊，各种赋税变法如两税法、免疫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法，以及各种防范后宫、宗室、太监、将领的制度），到最后无法维修时就土崩瓦解，天下大乱。由于战争与专制天然的亲缘性，加上人性的自私贪婪、利益的纠缠、观念的顽固与局限，崩溃之后又周而复始，皇权重登舞台。无非换了一家当皇帝。同时中原周围游牧族群一次次的入侵对皇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强化了皇权，渗入了主奴关系，皇权私的一面加强，公的一面弱化，总体上皇权是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进化精致。 这种连续性特点构成中国历史的内在演变逻辑，哪怕外来冲击再怎么激烈（游牧、佛教、西潮），中国也凭借强劲的惯性，在历史延长线前行（调适、变革），就像道格拉斯·诺斯说的形成“路径依赖”（一旦做了某种选择，由于惯性的力量，就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其不轻易改变。）中国历史尤其如此。即使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天地玄黄之变，变革之后，政治上的等级结构、制度设计、思想观念又仍然从传统的管控制度与观念移形换步因袭而来，受政治影响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也会与传统一脉相承，藕断丝连。 历史影响后世的途径，举其大者有三：制度化（如春秋断狱、祖宗之法），教科书化（如四书五经），风俗化（如关公妈祖），比如孔子通过制度化、教科书化来到后人面前，进入心灵，形塑观念认同，并外化为言行，汇入之前已有的文化河流之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此历史的力量最终转化为文化的力量，对个体而言，文化是外在力量（一种社会氛围、一种集体人格），这个外在的文化对具体的个体产生三个巨大的影响：观念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群体的力量。历史惯性说到底体现为文化的力量（观念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再与利益、人性相缠绕，就会对现实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认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就很有必要。认清昨天，才能更好把握今天和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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