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往事，请点击下面链接  此时的南充教育界，可谓人才极盛。张澜先生担任校长，秦树风先生担任教务主任，庞一儒先生担任教育局长。另有任乃强先生、张秀熟先生、袁诗尧先生等，都在南充县立中学担任教师。何新一师长驻南充，赞助地方事业。盛克勤先生为县自治筹备处主任…… 此时的新思潮也是十分浓厚，王恩洋宣传讲解儒佛之义，不少人听后深为感动、心生敬佩。这些师友对待王恩洋也是高看一眼、厚爱三分，给予了十分丰厚的回报。 王恩洋利用此行所获得的资金，用以返回南京支那内学院。同行者一共三人。其中一人是僧悟一，王恩洋送其前往武昌佛学院，拜见太虚、大觉两位大法师。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八月下旬，王恩洋抵达南京支那内学院。此时的欧阳竟无先生，精神状态极佳，健康状况良好，正在讲解唯识之“八识”“八段”“十义”。院中新同学有陈真如、李石岑，此时邱晞运、周少猷先生均已返院。院外听讲者，有梁启超、蒋竹庄等先生。这次活动，由广东陈炯明省长担任负责提供相关物资的檀越（施主），其规格规模，可谓十分盛大。 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欧阳竟无先生讲完。熊子真、李石岑同出内学院，继续与师友过其平静生活。欧阳竟无先生安排王恩洋校刊《唯识述记》《枢要》《学记》《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书，一年中完成一百余卷。王恩洋得以细致研究唯识学，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王恩洋撰写《起信论料简》《大乘非佛说辩》《佛法根据》等论文。 此前，欧阳竟无先生写有论文《唯识抉择谈》，用以批驳《起信论》的“真如无明互相熏习”。武昌佛学院太虚法师作《佛法总抉择谈》表示支持。此时，刚好梁启超先生著《大乘起信论考证》，日本佛学界亦均考证《起信论》属唐人伪作，并非印度实有此书。 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本书立义精深博大，可以见证和说明佛法进入中国后的发展进步。并且，佛法的进步演化，经历了小乘佛法、大乘佛法，然后传入中国，其有个次第进化的过程，并非全部出于佛说。故当时佛学思想界对《起信论》的态度，有人认为“理实书真”，有人认为“书伪理真”。 认为“书真”者，对于弥补书的伪作，没有什么帮助。认为“理真”足以超越性相（诸法永恒不变的本性，相就是诸法显现于外可资分别的形相）者，以《大乘经论》皆为伪作。因而，《起信论》一派思想笼盖佛教，已有千余年。唐代窥基大师、慧沼大师师徒二人，曾力辩假教之非，唐以后没有人继续跟进。故使法相、唯识之真义无人见闻。 王恩洋认为，现在学术界甚至以“学说进化”的言论，导致圣言都成了假托，为害甚大。他十分担心这种情况的滋长误导后辈，因而撰写了《起信论料简》，用以鉴别伪义。在这一作品中，他根据“性”“相”二家之言，梳理形成“缘生法性”理论，然后比较同异、核其是非，使读者了解《起信论》的立义违反“缘生法性”唯识，十分明晰。如同《金七十论》（古印度哲学中数论派的思想家颂为自在黑所作的释论，共三卷）等，决不是佛教论述。 王恩洋还写了《大乘非佛说辩》用以抵制异端学说，让读者知晓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本来同时存在，有了“大乘”才有“声闻乘”，佛由大乘成，小乘由佛说，而“佛”与“声闻”不同。又明佛法所诠，法界法性，若佛出世，佛不出世，常住安立，佛但为证性者，非造性者。 而佛以一切智智成，有一不知便不名佛。谓大乘教理高于二乘而非佛说，则佛应非佛。谓真理可因时进化，则法应非法。如是种种，理教相违，故成妄说。简似理而护正教，菩萨戒行法尔如此，岂与一般轻言革命者同？ 王恩洋的《起信论料简》发表之后，世人大哗。常醒法师、唐大圆、陈惟东等诸位居士全部出来诤辩，武昌专门印刷了关于《起信论》的研究专书。 王恩洋曾答复有常醒法师一篇文章，而对于其他人，则均未开展辩解。两年之后，太虚法师写了《起信论唯识释》，寄到支那内学院，请王恩洋提出批评意见。对此，王恩洋写了《起信论唯识释质疑》予以答复。 很长时间以来，乃至如今，《大乘起信论》（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概论之作，全文一万一千字左右），到底是真是假，尚无最终定论。尽管，千年沉寂消亡的佛法，至此而复起对扬辩论之风、生动有为之机，具见于此，必经过此盛大的思辩诤论，而后真义明、正法昌，然智炬于昏衢，醒人心于酣梦。这是一个十分良好的开端。 这一年（公元1923年），刘戆甫、景幼南、缪凤林、冯超如、陈洒周等，均住在支那内学院。陈真如、黄居素均从广东移家至南京，靠近欧阳竟无先生居住。大家朝夕研究唯识，不曾停顿，师友之间，十分欢愉。 某日下午，王恩洋与冯超如游览乌龙潭，在亭上看到山光水色、天地景物，认为莫非实相。二人大笑狂歌，喜乐无穷。王恩洋对于佛法始得亲证。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暑期，支那内学院筹备招纳新生，下学期开办试学部。 究其原因，是因为欧阳竟无先生的学问声闻日远，求学者众。但是这里的地方太过狭窄，又不能供给食宿费用。此前，留院的同学均由支那内学院供给食用。那些并不为支那内学院服务但单独从事佛学研究的人员，也由支那内学院提供伙食。这样一来，以至于内学院的负担较大，因而在收人方面受到限制。 王恩洋提出建议，由支那内学院代租房屋，伙食也可代办，每人每期出银四五十元，就能够互不相碍，同时也不让那些真心求学的人失望，这样就能做到惠而不费。这样的意见，得到了欧阳竟无先生以及众多同学的认可。 欧阳竟无先生认为，作为学校，其学级不能乱了。于是将新来的学生编入试学部，安排吕秋逸负责教务，王恩洋负责引导。下学期，前来参加学习的人中，有存厚、蕙庭等比丘，及韩畋畦、蒙文通、黄通儒、刘衡如等同学，共十多人，全部都是济济英才。 湖南衡阳的黄黄山，于暑假期间来院问学。其人朴诚笃学，在师范学校教数学十余年，独自研究《唯识述记》，能通其义。来支那内学院和王恩洋相处，只用了一个月，已将疑义尽释，确实是一名苦心孤诣的学者。欧阳竟无先生原本寄希望于他能够弘通佛法，殊不知回去后，几个月就去世了。实在是可悲之极。 李雨僧先生与卢瀚一道，前来南京。假期中，卢子鹤先生也前来南京。盛伯恭、吴超然、张无机等，均来南京过年。正月期间，王恩洋为大家讲解《瑜伽真实品》。故旧相聚于异乡，实属大乐。 这一学期的研究会上，王恩洋主讲“佛家六神通”（释神通）。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吕秋逸讲《因明纲要》，王恩洋很有心得。他负责主讲《唯识通论》。这本书原拟三篇，前篇是总论，中篇论“八识”“五十一心所”“因缘”“相见”等心理现象，后篇是哲学问题。实际上，吕秋逸只写成前篇以及成立“唯识义”一章，后因病停止。 这期间，国内关于“玄学”和“科学”的讨论十分激烈。为此，王恩洋写了一篇随感。另写了一篇批评吴挚辉先生的文章，存在欧阳竟无先生处，没有发表。 这一年来，王恩洋心中渐多烦恼，烦恼而病。 去年，王恩洋在陈真如家中，二人谈话至三更（深夜十二时左右），陈真如评论王恩洋说：“你慈心智慧均有，但有大病。即是我慢心重，将来学问愈进，慢心亦当盖天盖地，目无余人也。”王恩洋表示不服。 今年在聂耦耕家中，王恩洋面对陈真如，自行辩解，说：“余有信心，余极服善。故兄说余慢心重，不然也。”陈真如说：“信心服善，余亦承之，无慢心则终不然也。” 陈真如的话，让王恩洋想了很久。直到四十岁时，他才真正认识到陈真如所说的话很有道理。顿觉有愧于良友太多了。一切差别妄心，皆由慢心起。陈真如说的“慢者自大，自大故不大”，确实是金石之言。只是可惜，现在无法面对陈真如承认错误。 王恩洋和聂耦耕相处得不错。聂耦耕去年返回云南，将妻子接来南京。聂耦耕生病，不到一年，其妻子病死。王恩洋的支那内学院友人黄树因死于北京。许一鸣死于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的儿子死于东边的上海。生活十分艰难，但日子还要继续。因而，王恩洋与聂耦耕，经常在饭后讲故事，以此为乐。 自从北京大学来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之后，两年时间内，王恩洋的佛学修养逐渐提升。以至于，世间的一切书籍皆不耐入目，世事亦不耐入耳。但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心思，渐渐放飞了。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年仅十二岁的李贵民前来支那内学院学习，欧阳竟无先生安排王恩洋专门负责教育，王恩洋欣然领命。 不久，在上海的卢瀚邀约王恩洋旅游，他欣然前往。又与李怀信三人同游杭州，住于虎跑寺。游行各处名胜，在灵隐寺见方丈收皈依，威仪敦肃，令人心生敬慕。观佛像之巍巍，万分景仰，以至于流泪。在上天竺（寺庙名），憎恨厌恶其不讲戒行，一时间情感冲动，感觉忿恨。 只是，湖山之胜，不及心境之苦。卢瀚发心学佛，戒杀戒肉，心愿极强，并表示要出家当和尚。王恩洋劝解他，上有父母、中无兄弟，不如在家学佛修菩萨，能两全其美。但卢瀚刺身发誓，无可劝阻。加之其天资颖锐，让王恩洋自愧不如，于是随其学习书法。 王恩洋心多烦恼，终日礼佛发愿，行忏悔。久而久之，患上了吐血病（肺痨病，学名肺结核）。于是，他前往杭州曹叔谋处，托其帮助求医。曹叔谋多情厚谊，待其甚厚。 不久，陈洒周从内学院前来杭州，邀约王恩洋前往杭州佛教会暂住。 杭州佛教会位于西湖边的小孤山下，风景绝佳。王恩洋居住于此，每日往来于白堤、苏堤，以及孤山的空谷传声、林太守墓等景点，感觉十分良好，疾病居然渐渐痊愈了。 陈洒周照顾王恩洋十分周到，卢瀚、盛伯恭、李怀信等，也经常过来探望。刚好伍白坚前来杭州，为南充中学购铁机，彼此相见甚欢，不觉寂寞。 适逢佛教会吴璧华居士新任会长，租了一处大房子作为会所，王恩洋得以迁居入城。佛教会专门安排大会，请大勇法师（释大勇，俗家姓李，名锦章，四川巴县人）和王恩洋宣讲佛法。大勇法师宣讲时，王恩洋已经因病吐血。 然后，王恩洋入座，宣讲“诸法缘生无性”之理。座下听讲的人，发现他在吐血说法，极为感动。在宣讲过程中，已经安排了钱先生予以医治。被诊断为血疾未愈、疟疾又发。 未完待续……后面更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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