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汉字溯源，离不开谈“经学”。 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涵盖经典的文字、训诂（诂同古，含形训、音训、意训）、义理等方面，是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学占据核心地位，是其他学科的基础和指导。它不仅影响了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的发展，还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1. 今文经学 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到汉代存世极少，世传儒家经典多为隶书所记。汉代文化政策宽松以后，许多儒生或凭借记忆，或献出密藏，由经师口授并用汉朝通行文字隶书写成的经书，汉代时称“今文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把今文经的儒家经典立为官学。 隶书的发展经历了秦隶（古隶）和汉隶（今隶）两个主要阶段，最终在东汉时期达到鼎盛。秦隶是隶书的早期形式，主要出现在战国晚期至秦代。其特点是字形较为简练，笔画平直，结构趋于方正。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秦隶已经具备了隶书的基本特征。汉代，隶书发展成熟，被称为汉隶。汉代隶书在结构和笔法上更加规范，形成了独特的“蚕头雁尾”和“一波三折”风格，即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处有明显的波折，字形宽扁，结构规整。这种书体不仅书写方便，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东汉时期，隶书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成为官方文书和碑刻的主要书体。不同于篆文，经过结构美化修整的汉隶字体，直到21世纪的现代，历经2000多年，都没有怎么变化，现代人仍然能容易读懂汉隶碑文。（插曲：按照“西方伪史”党关于文字不可能2000年不变的傻子“逻辑”，汉字则一定是现代伪造的 东汉熹平年间（公元 172 年—公元 178 年），汉灵帝采纳蔡邕等人之议，校正儒家经书，以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刊刻于石，字体方平正直，中规入矩，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175年），历时八年，共成46石，石皆高3米多，宽1米多，世称“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光和六年（183），石经刻成，立于开阳门外洛阳太学，故称太学石经，石经轰动京师洛阳。《后汉书·蔡邕列传第五十下》记载：“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诠释和研究用汉隶写成的“今文经”的学问，就被称为“今文经学”，直到现代的今天，仍然称其为“今文经学”，因为汉隶仍然是今天通行的汉文字的主要字体之一。“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崇奉孔子，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受命”的“素王”，以六经为孔子所作；重视“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以《春秋公羊传》为主，注重哲学和政治思想；学派多立于官学（体制），盛行于西汉。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常州学派中有所复兴。常州武进西营刘氏在清代人才辈出。武进西营刘氏第十四世刘纶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武进西营刘氏第十六世刘逢禄，为刘纶之孙。其祖刘纶，外祖庄存与，舅庄述祖，并以经述名世。逢禄尽传其学。曾授龚自珍《公羊春秋》之学，自珍《己亥杂诗》有“东南绝学在毗陵（常州）”之句。 刘逢禄（1776—1829），为清代今文经学复兴派创始人，他学贯古今，对近代思想启蒙有重大作用，影响深远。其学说开一代新风，为后世所推崇。在《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攻击“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汉代刘歆，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影响。开启了近代民主革命和思想启蒙作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是此派代表人物。 2. 古文经学 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非汉隶）书写的儒家书籍，这被称为“古文经”。 西汉经学家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玄孙（五代孙）。刘向的三子刘歆（前 50 年—23 年），发现并保存了一批晚出的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推动了古文经书的广泛流传。他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重视训诂，不仅凭此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刘歆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若言董仲舒肇启微言大义之今文经学，则刘歆实为重名物制度之古文经学开山鼻祖也。 “古文经学”是指用战国时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经典，这些经典多为出土和民间所献的先秦古书。南昌刘贺墓当代出土的经书与现代版本在内容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论语》和《春秋》等方面。刘贺墓出土的《春秋》简约有200余枚，大多残缺不全，内容多是僖公时期的《春秋》经传。简文中有部分内容见于今本《春秋》，但有些内容仅见于《公羊传》，与今本《公羊传》差异较大，记述内容更为详尽。 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其比今文经更可信。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古文经学”派崇奉周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尊周公为先师，以六经为古代史料；重视考据，注重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以《周礼》为主；学派多行于民间，盛行于东汉，斥今文经传为秦火残缺之余。 归纳起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
自西汉之季，古文经学之兴，刘歆之倡厥功至伟。刘歆校理中秘之籍，得观外间罕睹之古文经籍，由是研习兴趣日浓，成就斐然。详而言之，其要者如下：尊《易》经为首；揭《古文尚书》与《逸礼》之源流；把《毛诗》《周官》列入古文经典之列；重整《左氏春秋》。古文经学派对我国文化史的意义，诚非凡也。古文经学派强调经典文献的传承和守望精神，认为经典文献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根本。若无古文经学派之努力，诸多先秦经典或将随时间流逝而湮灭，中华文化之连续性亦将受割裂，甚至经典的传承是谬误的！古文经学派对保存先秦典籍的文字训诂工作有重要贡献，其注重文字训诂以及历史事迹和文物典章的考证。此为后世理解古代文化典籍提供了钥匙，使得经典传承非但不失真，反能更加精确。 刘歆对“古文经”目录整理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学术之传承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之功绩，亦为后世学术之进步奠下坚实之基石，对后世影响深远。刘歆实为王莽新朝时期改革与科技发展之关键人物，其在历法、天文、度量等学术上的诸多成就，恐亦与其古文经发现与研究有关。 刘歆开启的古文经学派，不仅在学术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重要基石。其意义之深远，对我国文化史的影响，可谓至关重要。 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年—约147年)，在经学研究中坚持古文经学的立场，推崇古文经书和古文经学。他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和引用的文献主要以古文经学的著作为主。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这部著作从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尽管许慎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古文经学，但他并非完全排斥今文经学。他的《五经异义》在裁定经说时，既取古文之说，也博引经典为证，展现出群经互证的通学格局。他的学术成就和立场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说文解字》不仅为后世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古文经学在清代乾嘉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流派，以考据为治学方法，也称考据学、考证学、汉学、古学，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考据学，注重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的研究，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乾嘉学派的出现，使得考据学成为独立的学派，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到了高峰。 乾嘉学派可分为“吴派”“皖派”和“扬派”。“皖派”以戴震为代表，学术特色为“综刑名，任裁断”，参酌古证，断以己义，表现出“求是”的倾向。段玉裁（1735-1815），常州金坛人，师从戴震，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的学术思想，是乾嘉学派之“皖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文字训诂考据（朴学）宗师，许慎之后第二位在文字考据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师。段玉裁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字训诂、音韵学和经学研究方面，其代表作《说文解字注》是研究古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他通过对古文字、古音韵的深入研究，为古文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现夏朝》多处引用段玉裁研究，其中重要一处是段玉裁通过文字训诂考据，认为夏朝的《五子之歌》并不是讲五个人，而是讲夏启的一个叫“五”的儿子，他就是《武观》。《发现夏朝》通过对古埃及第一王朝阿哈、哲尔两位法老名字考据，发现阿哈名字就是“启”，哲尔名字就是“五”，同时还有“武观”之名，而“五”又有武之意，这就完全证实了段玉裁的结论。反过来段玉裁的研究又支持了《发现夏朝》的考古考据。 段玉裁之研究，基于对古籍之深入解读与文字训诂之考据，其对《五子之歌》之解读，为后世研究夏朝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发现夏朝》则在此基础上，借助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方法，进一步拓展了对夏朝历史之研究视野。
3. 甲骨文学 古文经之发现与研究，实填补了周代至汉代之间之文化断层。古文经之出现，犹如暗夜之明灯，为学者提供了珍贵之资料，使周代之文化、制度、思想得以清晰呈现，从而贯通了周汉之间之文化脉络。 至于商代与周代之间之文化断层研究，则一直要等到清朝晚期甲骨文之发现。甲骨文之出土，犹如洪钟大吕，震响学术界。其文字之古奥，内容之丰富，为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社会提供了直接之证据。甲骨文之研究，不仅揭示了商代之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之情况，亦为理解周代文化之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1899年，清朝学者王懿荣在北京的一家药店购买中药材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带有奇特符号的龟甲和兽骨。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的文字，于是开始收集和研究这些甲骨片。王懿荣的好友刘鹗等人经过一番深入的探查，确认了甲骨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殷都的所在地。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号老残，原籍镇江丹徒，生于官宦之家，寄籍山阳（淮安），不喜科举之文，潜心数学、医学、水利之学，承袭家学，纵览百家，博览群籍，嗜书画碑帖。刘鹗一生思想活跃，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文学著作以小说《老残游记》最为著名。此外，他在史地、河工、算学、医药、音乐、农商方面均有著作传世。 刘鹗还是金石古玩收藏家和鉴赏家，对金石学贡献颇大，是最早识别、搜集和整理殷墟甲骨文字的学者。在一次极偶然的机退中，他发现了刻有早骨文的龟甲片。从此，处处留心并竭力收买甲骨。二十年居母丧守学期间。还在准安东门外的药店里发现并买了不少。后来他又到处搜集，整理拓印成最早的甲骨文汇编《铁云藏龟》，首将甲骨卜辞公诸于世。大约在居丧守孝期间，他认识了罗振玉，从此二人交往日密，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刘鹗整理和拓印还有《铁云藏陶》、《铁云泥封》等。“甲骨四堂”中的二堂 (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 )，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是甲骨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并考证其地为“武乙之都”；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相比较，发现其大部分相同；他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注意了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 王国维（1877年12月2日-1927年5月3日）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他在甲骨学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信史。他创造并完善了“二重证据法”，即将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在日本流亡期间开始了甲骨文研究，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等重要著作。他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重大成就，收入41956片甲骨，使甲骨文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董作宾（1895年1月30日-1963年11月23日）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主持了殷墟的多次发掘工作，对甲骨文的时代划分和分期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甲骨文的分期理论，为甲骨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四位学者被称为“甲骨四堂”，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他们的研究奠定了甲骨文学的基础，推动了甲骨文学的发展。 甲骨文作为中国本土最早的已知文字系统，其与后世的文字传承关系十分密切，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它的出现确立了中国官方记载历史从商朝以来的连续性，也为世界范围内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范例。甲骨文学研究传承了古文经学的考据学，不仅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对全球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学术课题，参与研究的学者遍布世界各国，著述卷帙浩繁。这种国际化的研究格局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也增进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古文经与甲骨文之发现，皆为学术史上之重大事件。前者使周汉文化之连续性得以彰显，后者则为商周文化之衔接提供了坚实之基础。二者之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之研究内容，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 4. 埃夏文学 中国官方历史记载之首个朝代为夏朝，然百年考古于本土未能证实夏朝之存在，亦未能发现或证实夏朝之文字。夏朝至商朝之历史断代问题，久悬未决。 然则，互联网之兴起，使世界各地考古资料得以上传网络。关联古埃及与中国夏朝之民间研究异军突起。至2017年，本号作者出版《鹰蛇之夏·发现夏朝》一书。此书继承传统古文经学之考据方法，融合多种传统与现代考据手段，具体如下：
《发现夏朝》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亦有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现夏朝》对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有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现夏朝》一书，以及“埃夏一体论”之研究，于古文经学之研究，实有继承与延续之脉络。其考据方法，深得古文经学之精髓，于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之考据，皆有独到之见。许慎之《说文解字》，段玉裁之注解，王国维之考据，皆为古文经学之圭臬，而《发现夏朝》一书，于其研究成果，多有继承与借鉴。 许慎之《说文解字》，为文字学之经典，其对六书之阐述，为后世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段玉裁之注解，详尽而精辟，于文字之形、音、义，皆有深入之探讨。王国维之考据，严谨而科学，于古文字、古史之研究，多有创见。《发现夏朝》一书，于古埃及文字与甲骨文之对比研究中，继承了古文经学之考据方法，于文字之形态、结构、演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之分析，其研究方法与古文经学之传统一脉相承。 “埃夏一体论”之研究，虽方兴未艾，然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觑。其提出之观点，虽有超前之嫌，然其科学性必经后人逐一验证。此乃学术研究之常态，亦为学术进步之动力。古文经学之研究，历经千年而不衰，其考据方法与学术精神，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发现夏朝》一书，于古文经学之传统基础上，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其学术贡献，必将为后世所承认。 《发现夏朝》与“埃夏一体论”之研究，于古文经学之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考据方法与学术精神，与古文经学一脉相承。此书之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对夏朝历史之发现与新解，更在于其对传统考据方法之创新与发展，将传统古文经学之考据方法与现代考古学相结合，为解决商周断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更多多参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