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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接受毛泽东熏陶 早年在湖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王任重是在武汉同毛泽东直接接触而逐渐关系密切起来的。毛泽东很喜欢武汉这个城市，尤其是武昌东湖梅岭那片临水幽静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去过三十几次，大都住在那儿。王任重作为武汉市、湖北省党的主要负责人，因缘际会，能够更多地接近毛泽东。王思想敏锐，工作勤奋，为人耿直，心胸坦荡，对上不谄，对下不横，直率敢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能和盘托出个人的不足和失误。更重要的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在具体实践中还有所发挥。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  ▲1958年9月，王任重（右三）陪同毛泽东主席在武汉视察。 王任重同毛主席直接接触始于1953年2月。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视察，停留了四天。王任重参与接送、陪同、汇报、商讨，多次同毛泽东在一起。经过多年党的政治生活锻炼，王任重严格遵守纪律，从不轻易谈论中央领导人的言行。事隔多年之后，我曾经向他问起最早同毛主席接触的情况，他仍然语焉不详，只说了两点：一是主席听汇报，不喜欢你照本子念，而是他向你提问题，让你回答。二是主席听了一个街长汇报，说那个同志能天天同群众在一起，太好了。1983年12月21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王任重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成一篇题为《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武汉》的文章，公开发表，才算是全面袒露了事情的经过。他写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今晚十一时三刻，毛主席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我和中南局李先念、李雪峰等同志去迎接他。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谈话，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早晨八时，主席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带一个街长去向主席汇报街道工作。我立即找到大智街的街长陈光中同志，带他去见主席。我告诉陈光中同志不要紧张，主席问什么就如实地讲什么。主席问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况，街道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主席听了街长的汇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最后，他总结一句：“这几天我的精神很紧张，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谈话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到一次宝贵的教育。”同伟人初次为时不短的共同活动，对王任重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大大激发了他的优秀潜质，逐渐形成有很大吸引力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一直保留至终。 2 优良的思想作风 这从王任重晚年在中南海怀仁堂讲党课一事也可以看出来。1991年7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举办系列党课讲座。听课人是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部、局两级领导干部。任重同志担任第三讲，题目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时间在5日上午。一些老同志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同在职的中青年干部一起，从头至尾兴致勃勃地听着。王任重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拿着一两张纸写的提纲，看也不看，直视听众，娓娓而谈。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一共分四个问题。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二，党委书记要学会当“班长”；第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读书、谈心、想问题。深刻的道理通过许多具体事例，像春风化雨一样渗透到人们的心田里。那些不太熟悉王任重经历的四五十岁的听众，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讲话；深深折服于他的阅历、智慧、知识、坦诚和口才。至于对王任重有许多了解的老同志，更是品味到了他话语中的深沉内蕴。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罕见地刊登了一篇特写，专门报道这次的党课。记者写道：“近两小时的党课，大家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最后，王任重同志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记者耳边不断听到这样的话：'受教育，讲得好！讲得好！’'这样的党课应当多讲多听！’”这堂党课的魅力在于，王任重不是空洞说教，也不是高高在上教训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同听众同等的地位，现身说法，解剖自己，重在感染和启发。无疑这是他在用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标准，审视自己丰富的经历，启迪后来人。  ▲王任重 王任重在讲党课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北京听到一种说法，我到外地也听到了。我们党不是有三大作风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有人给改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没有这样的不良现象呢？确实是有的。我看这是一种腐败现象，必须下决心去加以克服。”三大作风在有的人那里变了样，甚至变了质，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人口头上还讲一讲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连提都很少提。他们热衷于吹嘘自己的政绩，不愿意认真检查缺点错误，更是听不得一点儿不同意见。领导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坦诚地、深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不容易了，公开揭露自己的缺失更是难得。王任重令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从来不替自己评功摆好，不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谈到个人总爱说不足、缺点和错误。他是少有的敢于公开作自我批评的高级领导人中的一位。就我接触的情况来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在毛主席面前，王任重也不隐讳工作中的问题，连因此遭遇的尴尬不快，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他讲过同一个故事。那是在1959年6月22日，王任重奉毛主席之命，陪他回韶山的列车上。两人从深夜11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时半。王任重说他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倒挨了饿呢？说明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又说在麻城和县委书记一起在棉花地里锄草。县委书记给群众介绍，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我们一起劳动，说完他就带头鼓掌，可是群众的掌声稀稀拉拉，并不热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吃不饱饭，对我们有意见、不满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件事说明王任重的为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如何严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武汉市有一次突然发现只有够一天的存粮，两三天以后才能有粮食运来。一两百万城市人口张嘴要吃饭呀，如何是好？市领导急得火烧眉毛，想不出办法。正好这时四川支援上海的运粮船只路过武汉，他们便扣了下来，以缓一时之急，打算过几天就补上。中央有关部门闻讯，进行追究。王任重对此事一无所知，武汉市事前并未向他请示报告。问题出来后，他主动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向中央做了检讨。我过去听王任重作报告，就此事谈到自己犯了错误，一直以为是他拍的板。最近向熟悉内情的人了解，才得知原委。在读《资治通鉴》的笔记中，王任重多次写到，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同下级的关系，“必须推心置腹”“要爱护下级的威信”等等。在扣粮事件中为好心办错事的下级揽过，也说明他的可贵品性。 3 创造性的工作 王任重在主管的地区、部门，总是能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紧紧抓住大事不放，组织力量攻克关键，通过创造性的领导工作，取得优异的成就。 王任重在湖北当了那么多年省委一把手，没有批过一张谈钱要物的条子，而是把精力集中到谋划如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实事求是地说，王主事时期的湖北农业，发展是快的，对国家贡献是大的，名次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即使在1958年那样大折腾，遭到严重损失之后，两年多便恢复过来了。1962年6月，为了找到一条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跟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起，去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调查。他们走村串户，请农民讲心里话，经过分析研究，共同提出“包产到户，分户管理，耕种自主，联产计酬，增产归户”的主张。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政治上的勇气，是不可能这样做的。他们的意见报送中央，毛主席在批语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形容词，给予肯定和赞扬，并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可惜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些好主张就被弃之不顾了。1966年，王任重到湖北孝感蹲点，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他在广泛总结农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农民对机械化的要求往往首先是排灌机械化，通过机电排灌带动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一创见突破了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固有模式，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并通报全国各地。不久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推广湖北的经验，带动了华北平原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王任重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肃清思想文化战线“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又根据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努力纠正思想和宣传文化战线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他还同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包括个别征求意见，然后在1980年5月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提出，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就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中央确定这是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同年11月末，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就全面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提出重要意见，纠正了一些错误看法。王任重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讲话的巨大作用，迅速促成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  从1988年春天起，王任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协助李先念主席主持工作。他以一贯的坦诚，同党外朋友肝胆相照。无论是开会或者个别交谈，他都是直抒胸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让人畅所欲言。他面带微笑，耐心倾听，最后两三句轻言细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把问题解决了。1990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考察了安徽巢湖的污染问题回来，提出要向王任重汇报。当我报告此事时，王说，环保是个新问题、大问题，我一定要听。我陪侯老到王任重家里。侯在地毯上摊开巢湖全图讲起来，王也兴趣盎然地蹲下来边看边听。谈到兴奋处，侯老说开了：“我这些情况是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听来的。他们看我是个普通老头，什么话都愿意说。”讲到这里，他伸出手指头对着王任重说：“你们当大官的是听不到这些真话的。”王连连发笑。事后侯老对我说：“任重同志能听得进意见。”王任重非常重视党和政府听取各界人士和党外朋友的意见。他听到我反映一些委员的意见后，立即亲自写信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建议，改变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字不提列席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情况，应该特别加上“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的字样，以便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更好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国务院接受了他的意见，从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起就这样改了，迄今已形成惯例。这看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实际上是我国政治民主程序上的一大进步。 4 又读又想又写 王任重在湖北曾经对干部提出两项响亮的要求，一个是：读书、谈心、想问题；一个是：工作、学习、写作三结合。自己一直身体力行。 他酷爱读书，书房里图书满壁。古籍如《资治通鉴》，今书如《大国的兴衰》，经常研读。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工作中的问题去读；也不是囫囵吞枣，而是细想精研，并把心得写下来。他在1961 年、1962 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后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 年公开出版）中说：“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就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他明确建议干部“一天至少读书一小时”，读了要多想，“三思而后行”。还要交朋友谈心。按照王任重亲身的实践，“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还可以展开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1980 年6 月，他在中宣部党员轮训班开学典礼上讲话，说：“学习是为了工作，写作也是为了工作。搞宣传工作，一是靠嘴，一是靠笔。过去我在湖北省委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写作组叫'龚同文’，写了一些头脑发热的错的东西，也写了一些有用的东西。错了就改正，不要怕。毛泽东同志提倡第一书记不仅要审查社论，而且要自己动手写社论。过去有些重要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是不讲、不写，那怎样做宣传工作？不仅要让别人写，自己也要写，不会写就练。写东西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我们写东西，要力求符合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多一点辩证法。要写短文章，千把字，一篇文章讲一个问题。要旗帜鲜明，要生动，要泼辣。”王任重的许多重要文稿信件，都是自己动笔，不要别人代劳。他到外地考察，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听到不少意见建议，对执行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有所感触，回到北京必定独自关门，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有所建言。如果把他的这类信件收集起来，足以编成一本书。1987年5 月，他去湖北小住。我因有工作向他汇报，从北京赶去。一见面，他就拿出一叠有三十几页的纸本交给我，让我看一看带回去。我翻开一看，只见每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铅笔字。原来是他有感于时事，用几天工夫写作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大文章，后来发表在同年第9 期《红旗》杂志上。 1958 年6 月，当时的《新观察》编辑部写信给王任重，希望他提供几篇日记给刊物发表。王寄去1955 年11 月的《几页日记》，加了一个颇长的前言。文如其人，王任重用平实生动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语言，讲述他写日记的经历以及对日记的作用和处置的观点。他说，当学生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抗战时期，经常行军，“跑敌情”，为了保密起见，把已经写的日记烧掉了，没有再写。“从1948年1月25日起到现在，已经十年多了，写了几大本。重新翻一翻，对自己说来是很好的。从上面可以发现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错误，生活上作风上的某些缺点，还可以发现自己是如何向自己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我记下了若干次党的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还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些杂感，包括读小说、看电影的杂感……这一切都是为我自己写的，顺便写来，不大讲究文法修辞，也不讲究什么逻辑性。”又说：“日记是自己生活的实录，对于自己的修养是有好处的。虽然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但是日记对于别人是不公开的，甚至对于自己的爱人也不愿意公开。不管这种心理对不对，但这是事实。”接着说，《新观察》编辑部提出要发表日记的使人作难的要求，“既然不愿意让别人看，哪还能发表呢？但既然答应了，为了不失信，只好找几篇能够见人的日记，让《新观察》去选择吧”。“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日记，未必是好的日记；但是写得好的日记，未必一定是好的文章，而且对于读者来说未必一定有好的影响。”最后表示：“日记选择几篇发表，这是一种例外，我的日记还要继续写，但是不准备发表。” 年过古稀，王任重依然坚持写日记不辍。只是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精力受限，往往隔几日简略记一记，像个提纲。1990 年冬天，我随同他访问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的某夜闲谈中，他慨乎言之，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挤出时间，把那些富含重要内容的日记，特别是同毛主席多次长谈、聊天的记载，通过回忆，详细整理出来，供作历史资料。可惜天不假年，王任重在1992 年3 月紧张筹备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之际，突发心脏病，遽然辞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不然的话，广大读者可以在类似《毛泽东传》这样的权威著作中，看到更多援引《王任重日记》的中国政坛重要史料。 2013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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