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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八世纪的某个清晨，庐山的云雾里传来一阵中气十足的怒吼。 杨衡正举着毛笔，对着竹简上歪歪扭扭的诗句大发雷霆：“哪里来的平仄都不分的蠢货，居然用我的诗句考上了进士！” 这场景颇像现代作家在网络上揭发有人抄袭、融梗、洗稿自己的作品，只不过古人比我们多了些奇怪的风雅，得知对方没有动自己最得意的那句“鹤声飞上天”，杨衡便原谅了对方。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达成庭外和解的版权保护协议。 彼时大唐的科举制度堪称人类最早的线下教育流水线，士子们需要准备类似今天保送材料的行卷，里面最好塞满当世名流的点赞与在看。这就催生出一个灰色产业：盗版诗集产业链。文坛大佬们的诗句像菜市场的白菜，被挑选组装，形成某种文学拼贴艺术。 要我说，杨衡必是低估了市场创造力和过分的妄自菲薄。他隐居庐山时写的诗句，早被各路书商收录在《考试必背范文三百篇》，在长安西市论斤叫卖。更甚的是，当正主还在山里啃竹笋，盗版诗集已经替他拿下了十几个进士名额，不过是冠以他人之名罢了。 那位偷诗的仁兄也不是全然没有脑子，他深谙“抄袭的奥义在于留白”，特意避开了最具辨识度的鹤鸣句。这就好比现在的学术界抄袭论文时特意保留原作者的口头禅，自认为既保全学术体面，又给原作者留足了面子。 这种精妙的抄袭“美学”背后，藏着古代知识分子心照不宣的默契，你可以偷我的马，得把马鞍留下。 就像现在的音乐裁缝们总会在抄袭曲目里融入两个原创音符，自以为可以表示对原作者的崇高敬意。 当杨衡在进士榜前撞见剽窃者，戏剧弄人，简单两句话就勾勒出镜头感十足的一幕。 ——“那句'鹤声飞上天’，还在吗？” ——“知道老兄最爱惜那句，给您留着呢。” ——“如此，那还是可以原谅的。” 这种文人式的宽容透着荒诞，哪个作家听说盗版书商没有删减自己最得意的段落，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就仿佛作家发现作品被盗，只要盗版商肯在封面印上“谨以此书向某人致敬”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一般不可思议。 知识产权保护在古代，竟可以如此充满行为艺术般的风雅。 究其原因，可能是古代文人有着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诗句就像山野间的野鹤，既要保持遗世独立的姿态，又渴望被人传颂九天。所以造就了特殊的生态：允许适度借鉴，保留原创的精神胎记。 反观如今，倒显出几分滑稽。我们发明了查重软件、数字水印、区块链存证，把每个创意都打上法律的烙印，结果人工智能开始批量生产“原创”作品，人众反成了文化流水线上的质检员。 杨衡若是穿越到今天，大概会对我们严阵以待的模样发出嗤笑。他或许会建议，何不在每篇论文中埋一句“鹤声飞上天”？这样多方便查重。 我想起前段时间的热点新闻，某互联网大厂的两个项目组，一组抄袭了二组的创意，但“贴心”地修改了几行代码；二组发现后如法炮制，于是没有人撕破脸，行业生态达成了一种微妙动态平衡。 你看，从长安城到中关村，人众处理知识产权的智慧一脉相承，我们依然在用不同的方式保留各自的“鹤鸣”，好让原创与借鉴的边界，一直停留在庐山之巅的云雾缠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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