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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忻县南下的三中队在武汉确定到湖南接管平江县。当时就将平江县分为六个区，并配齐了六个区的党政群武的全套干部，印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张世乙 平江县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早在1922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被誉为产生中国工农红军的“摇篮”，具有伟大历史功绩的秋收起义就是在这里发起的。当时在这里，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非常激烈，第一次土地革命时就有10万人民被敌人杀害。平江人民盼望共产党，盼望解放军已是不言而喻。因此，我第四野战军159师很顺利地挺进湖南，并一举于7月18日凌晨解除了平江县的警察局武装，至此，平江解放。 7月18日上午，晴空万里，76名南下干部在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同志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平江县城，庄严宣告平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我解放军的打击下仓惶迹窜，土匪散兵遍布四乡。当时，少数群众对我党和政府有些疑虑，有的闭门不出，有的携眷外逃，致使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到处一片荒凉景象。我带领武装部几个同志到伪县政府，室内空无一人，只有国民党逃走时留下的破桌椅和一些破纸张，他们的“青天白日旗”也只能与垃圾为伍了。  在湖南湘西剿匪的部队设置群众举报箱 中午，县城上空升起缕缕炊烟，给这座空寂的县城增添了一派生机。可是，我们的炊事班跑遍全城，买不到一根青菜。幸亏炊事班由武汉带来了白面，我们就吃面片汤凑合了一顿。饭后，县委立即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说明人民群众虽然对我们有疑虑，但我们应理解。现在长沙还没有解放，少数人有疑虑是暂时的。因此，我们首先决定由县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宣传队，上街宣传和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告政府成立和正副县长名单，并设法找见群众。我们前门喊不应，就到后门叫，直到把人找到为止。 第二是各区干部立即奔赴自己的工作地区开展工作。第三，宣布了县委分工：齐寿良同志和副县长梁书文留城全面指挥，并接待来访的红军家属和上层人士；副书记李同钢和组织部长郑存保留四区、五区帮助工作；派宣传部长王斌同志到虹桥协助部队剿匪；武装部长张世乙同志和公安局局长郭兆明同志协助接管县城和支前工作，并决定郭兆明同志侧重清查地下特务组织和进行社会调查，张世乙同志侧重负责恢复县城秩序、支前工作及收缴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剿匪工作。不久，因支前任务繁重，又组织了支前指挥部，张世乙同志任副指挥长。 因电厂被敌人破坏，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当时急中之急是解决照明和动员店铺开门营业。在调查访问中，我在城北街找到姓李的两弟兄（现在名字记不清了）。他们告诉我们说，线路有，用汽车头可以临时发电。我又求助解放军，从缴获的汽车中卸下两个汽车头，在李家兄弟努力下，经部分群众帮助，第二天就发了电，解决了县城照明问题。群众拍手称赞，高兴地说：“共产党、解放军真神。”  进行湘西剿匪的四野部队 为了尽快动员商店开门营业，我们想，在汉口时市面上五光十色，商品琳琅满目，十分繁华，市面上人民币很吃香。一些同志由老家出发时带了不少银元，因马上要挺进湖南，上级动员可能要徒步，为了轻装，同志们不得不把银元换成人民币，还得和商人讲好话才能换上（那时没有人民银行）。我们认为，如能动员一些商人到汉口参观，商店恢复就会快些。 于是我找见了一位姓彭的老板，托他联系些商人去武汉参观。另外，与第四野战军运输队联系，好让他们到武汉的空车顺便带些人去。三天后，这些人返回了，办了不少货，店铺很快开张营业。与此同时，发动和我们已接触的上层人士，将梁副县长亲笔写的劝降信，给逃窜在外的敌伪人员送去。7月20日，伪自卫一大队二中队队长郑德，指导员郑玉贤率领30余人回城投降，交枪31支。接着，平江伪警士班长龙国斌率士兵12人，交枪10支投降。伪县一大队队长戴子涛通过付启涛同志四次奔跑，才率部队投诚，交来步枪130支，手枪2支，望远镜一架。伪湘鄂赣边区自卫三团团长林堃宣布起义，接受改编。 逃窜在梓江江家洞的伪县长江澄清和伪自卫二大队长张杰及其部下也在解放军的追击下，有的投降、有的被击毙，只有江澄清只身逃往长沙。此时，人民群众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耕农养畜。很快，学校开学，商店开门营业，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11月23日，县委书记齐寿良同志找我说：“天岳乡的土匪十分猖獗。王斌同志在乡下开会，被土匪魏农清包围，还打死我区中队一名战士，丢失步枪一支。王斌同志回来了，但部队还在天岳剿匪，需地方干部配合。我考虑老王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再叫他去也不太合适，想请你去。”我说：“我服从命令，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何况几个土匪小毛贼。”寿良同志说：“要小心才是，这是一股亡命之徒。你要拿出当年敌后武工队长的智勇去对付敌人。县委盼你迅速剿灭土匪，早日凯旋。”  湘西剿匪表彰会现场 回到县武装部，我向刘焕生、黄秀等同志传达了齐书记指示。大家分析了天岳乡敌情，一致认为：天岳乡的中心是虹桥，座落在幕阜山脉，境内重重叠叠的山峦绵延数百里，地势十分险要复杂。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南有童锡畴，北有胡次云、胡干围，以魏农清为首，与李爱奇、魏孟周、刘胜他们互相勾结，打家劫舍，危害人民。据掌握材料，他们都是惯匪，大约有百多支枪，十分残暴。洞口有一户红军家属因不买他们的帐，魏农清就派他的骨干李少喜将这一家三口人全都杀害，人民非常惧怕。 同志们说：“让郭贵锁和你去吧！有他保镖没问题。”郭贵锁同志在华北忻县时就是武装部的通讯员，他身材魁梧，为人憨厚纯朴。解放忻县时，缴获了数百万发武器弹药，练熟了一手好枪法，都说他一枪可击中飞翔的鸟，颇具传奇色采。出发前，他左边持一个十二倍的双曲双管望远镜（当时人称翻山镜，实际上是炮兵用的镜子），右边背一支美造冲锋枪，腰缠子弹袋，身穿黄色军大衣，看起来真威风。本来，我们应走南江桥，返幕阜山，到虹桥，需要两天时间。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决定从梅仙经三墩到虹桥，这样要近得多，但沿途要走四十华里的一个深沟峡谷。两边山上草木丛生，虽有茶花，但显得枯黄萎琐。 走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阴森可怖。区中队一个战士说：“部长，这一带是土匪童锡畴活动的地方，要小心注意！”我说：“不怕，叫他来吧，我们就是来找他的，他主动来见我们更好。郭贵锁的枪很久没吃肉了，枪也馋了，手也痒了，正好让他过一下枪瘾。” 虹桥是三省四县的交界地，境内以虹桥为中心，四周有五、六华里的盆地。往北到湖北通城，往南是长庆三墩丘陵地带，往西是全国知名的幕阜山，往东是古树参天崇山峻岭的洞口。“内山”更是悬崖陡壁，荆棘丛生。  湘西剿匪部队在搜索途中 全镇有百多户人家，由南向北一条街，两边也有几家卖烟酒副食的杂货铺和染布、制鞭炮的作坊。内山古树参天，悬崖峭壁，崇山峻岭，布满崎岖小道。相传红军北上长征，留在湖南的湘鄂赣党的领导人谭余保同志就隐蔽在内山。国民党多次派兵围剿搜山，都没有把谭老找到。土匪魏农清就是利用这天然险地与民为敌，常出山活动，向老百姓发条子敲诈勒索，并规定期限给他送粮送钱，违者便杀，气焰十分器张，群众受尽了蹂躏。 就在我们进驻虹桥的第二天晚上，虹桥、洞口之间的一位农民因他独生子不愿与魏农清为匪，就被魏农清杀在家门前。县委为了开展工作，在虹桥成立了办事处（后改为九区），派五区组织委员张其生同志担任书记兼主任，又派孙一今、邹立庭等五位同志组成办事处。我去虹桥后，立即召开了驻军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地形险要复杂，敌人嚣张狡猾，群众又盼又怕，工作很不得法。 我提出一些意见：现在情况是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你得知消息去追剿。他们早跑光了。群众谁靠近你，土匪就暗地杀害谁，地方干部为防止土匪偷袭，还得经常转移住地。洞口、长桥距离虹桥只有四、五里路，地方干部没有部队掩护也不敢去。必须改变现有这种单纯军事追剿，拳头打跳蚤、大刀砍苍蝇、捉迷藏的办法，应改为以部队为依托，以虹桥为基地，在洞口、长桥设两个据点，两地各派两个班，找坚固的房子住下，必要时可修两个简易的碉堡。  1950年镇压土匪反革命照片 这样，地方干部安全有了保障，就可安心地深人到群众中作宣传发动工作。大家一致赞同，第三天就照此方案进行了。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为了大造声势，从大坪请来一个本偶戏班子，在虹桥街上大唱三天。我们借此机会开展宣传工作，特别着重讲了党的政策和我们剿匪的决心，使群众害怕的心情初步得到缓解。 这时，我们又从部队抽调了部分成士，和办事处的同志组成工作组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访贫问苦，宣传全国大好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并向土匪家属做工作，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和剿匪的决心。在虹桥宣传时，有个叫李盛的土匪，家里人全跑光，工作组李纪同志给他家里浇菜、喂猪、喂鸡，生下鸡蛋给他放好，并写上生蛋的日期。另外还召开了群众大会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宣传全国大好形势和保护商业的政策及土改政策。讲明土改时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地主也可以同样分到一份土地，让他自己劳动，自食其力。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有一部分群众愿意帮助政府剿匪，如中学李校长，王长桥 ，李振汉老师和药铺的李老板及他的爱人胡子兰。胡是一个贫农的女儿，土地革命时当过红军宣传员。胡子兰向我们反映，李露珠是李爱奇的情妇，而李爱奇又是土匪头目之一。李露珠男人到长沙革大学习去了。如能动员李露珠出面去把李爱奇喊回来，这就瓦解了敌人的势力。 于是，我和胡子兰去动员。李露珠答应去，但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李爱奇回来后不要为难他，二是要求王长桥和李振汉老师和她一起去。我当即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到内山，终于把李爱奇喊回来了。据了解，李爱奇是县里参议员，没有拉队伍，因此，回来时没带枪支。李爱奇这一回来，在政治上对魏农清打击很大。 有一天下午接到报告说，有人见到魏农清到了洞口，回他家了。我们和办事处及区中队立即赶去洞口追击，因当时我患夜盲症，不小心把脚扭伤了，痛的不能走，郭贵锁把我一个胳膊夹住，一只手拿冲锋枪追击故人，回到虹桥后第二天，他打了儿只鸽子给我吃,治夜盲症。魏农清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经乡亲们劝说，开动动摇。  追击土匪照片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帮我们给魏农清送劝降信的人李校长和李振汉等人说，魏农清表示愿意回来投降，但一定要亲自和部长当面谈一下。约定第二天在内山见面，并规定双方都不带部队和枪支。张其生等同志说：“去不得，愿投降叫他来，我们一定按政策办。”劝降的老乡苦苦要求：“请部长为天岳人民着想，还是去好。部长的安全我们四人以全家性命担保。”我叫他们先回去，随即召开了办事处负责人和驻军六连连长会议。 大家感到不能失掉机会。去，的确有危险。当时没有通讯设备，无法与县委联系，如派人回县请示，恐怕要耽误时间，又怕夜长梦多有变化。我说：“我决定去。怕我是不怕。不过，这样大的事，没经县委批准是不对的。日后，请同志们给我作个解释。时间紧迫，为了人民，个人安危是小事，有乡亲们陪同、郭贵锁保镖与我们的勇敢机智，是可以战胜敌人的。” 我作了具体布置：部队从我出发开始就进入一级战备，同志们闻枪声而动。我们向驻军六连借了两支短枪，郭贵锁怀里插了一支。贵锁还带了他的冲锋枪，我另配带一支小手枪和一支钢笔枪。另外，要六连的一个班在我们走后5分钟再动身，但一定要隐蔽好，千万不能叫敌人发现。 第二天，在乡亲们的陪同下，我们二人到达约定见面的地方。这时只见土匪有七八人在外边练武。我说：“嗬！好热闹呀！”土匪们就喊：“部长来了。”我说：“魏农清怎么不守信用，说不带武器，你们为何又带武器呢？”魏农清从房子里走出来，他身穿一件皮夹克，矮小个儿，40岁左右，便说：“部长还怕几条破枪？你们也不会不带武器吧？”我不置可否地说：“由你去猜吧，我要是怕就不来。”他让我进屋坐，我和他进到屋里，郭贵锁留在门外。 我问魏：“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吧？”他说：“收到了。”我说：“那你还迟迟不回来，等待何时？”魏说：“不是我不愿回去，是弟兄们不愿散，要求改编。”我说：“改编问题我个人答复不了，需要请示上级。你们的给养从明日起由我们供应。”谈到此时，听到外边众匪讲：“郭贵锁，听说你枪法很准，你看树上有两只鸟，你打下来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贵锁说：“把枪拿来，保给打下。”我听到此话忙喊住：“不能打枪！”因为在我们出发前已有交待，只要听到枪声响，我们身后跟的那个班就会冲上来，那就坏了大事。我对魏讲，全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你们几支破枪又有啥用？快回来吧，说完这些话就走了。我们和魏农清见面后的第二天，魏农清、胡次云、魏孟舟、胡干国等人率50余名土匪回到了虹桥投降。 当时，从六连抽了副连长、副指导员和魏农清这伙人一起住，谈形势，作思想政治工作。12月上旬，我把魏农清等50余人带回县城，与正、副县长和县大队长陈锡九同志见了面。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对回来土匪的政策。大家一致认为，魏农清很狡猾，这次投降是试探性的，他的人和枪绝对没有全部回来。另外，童锡畴那股土匪还没接触过，如现在硬缴了他们的枪，会影响还没回来的众匪。 我们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仍叫他们回虹桥，一方面注意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多向他宣传政策。我们由县城返回虹桥又住了十多天，一天半夜，胡干国来敲我们的大门，向我们报告说：“魏农清他们跑了。”我立即指挥六连鸣枪追击。听到枪声，大部分土匪隐蔽下来，没跟魏匪走。只有魏农清等几个土匪逃到内山。后来，他们四年没敢露面。这次追击共缴获步枪31支，对胡次云、魏孟舟等文职人员，我们以保护他们为名，由六连派一个排，和区中队把他们送回县城。 另外，有一个叫魏自强的也叫区中队押送回县城。这个人经审问，是由南京派回的军统特务，企图掌握和利用魏匪这伙人。魏农清逃跑，我有责任，主要是注意了轰轰烈烈的表面工作，忽视了隐蔽特务的破坏。虽然他回来又跑了，但幕阜山剿匪的成绩是主要的。一是广泛地宣传了我们党的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二是瓦解、争取了他的下层基础；三是分化离间了他的骨干；四是暴露了一个特务。 工作告一段落，我于1950年2月回到县上。 张世乙生平简介，张世乙，1929年生于山西忻县，1949年随47军南下到了湖南，历任平江县武装部长、古丈县县委书记、湘钢党委副书记、湘潭锰矿党委书记等职。 （张世乙生口述，公常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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