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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几年前写的，发了二次均遭牺牲。其中片段曾被用于另一篇文章。今次再碰碰运气。 1. 五十年代孙定国最红的时候，《工人日报》的一个记者去访问他。这个记者认识我父母，采访完闲谈中，说起了我父亲。孙定国说：“老顾现在虽然做了官，其实还是个读书人。” 孙定国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他出生在山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过小学，当过教员，为了救国，又投笔从戎，入晋绥军军官教导团学兵队，改名“定国”，可见志向之大。阎锡山爱才，拔擢他为晋绥军独立第212旅少将旅长，还不满30岁。1939年12月发生“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阎方称“韩钧叛变”，内情复杂，目前有关该事变的说法要么藏着掖着语焉不详、要么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在此无法详述），共方与阎锡山的关系濒于破裂。孙定国手握重兵，受到两方面的争夺拉拢，踌躇再三，最终倒向八路军，率212旅归顺。  （孙定国） 他很能打仗。1945年8月被任命为太岳军区副司令，后随陈（赓）谢（富治）兵团南下开辟豫西。可是不到3年，正当争天下的用兵之际，突然解除了他的军权，把他调到马列学院挂起来，当了一名学员。从此由武将变为文人。 他的文章也写得好，口才超群，许多人把听他演讲当享受。解放初期，他一方面不断发表文章，一方面四处做报告，讲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讲唯物主义辩证法，非常受欢迎，迅速成了个炙手可热的理论家，大忙人和大名人。身份转换之快，炫人眼目。 1953年，为纪念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表10周年，《人民日报》约孙定国写一篇文章。他把这当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高度重视，在百忙中，详细拟定出写作计划：用5天时间集中材料，2天时间专门向我父亲、胡绳（理论权威）、侯维煜（高级党校副校长）、赖若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请教——他在这个名单中把我父亲放在第一位，可知在他眼中我父亲的份量之重和二人关系之好。然后，花3天写成文章，先拿给杨献珍征求意见，再修改定稿，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一炮而红。 孙定国在高级党校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艾思奇），职位不算高，但他与侯维煜是校长杨献珍的左膀右臂，影响力颇大。当时杨献珍跟艾思奇的矛盾很尖锐，惊动了高层；在哲学上，杨提出“合二为一”。最后，康生支持了艾思奇，打掉了杨献珍。从1959年底开始，对杨献珍进行了半年的批判斗争，撤了校长职务。孙定国作为杨的亲信，从此就倒霉了。 1964年，对杨献珍的斗争再次升级，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孙定国本来已被发配到西安工作，这时又被揪回北京，也升级了批判。在校内的一次全体大会上，陈伯达不仅批他的个人历史和思想观念，还羞辱了一番，说他把陈伯达扔到纸篓里不要的书法条幅偷走，裱起来挂在墙上。批斗中，有人向孙定国脸上啐吐沫。 这年12月18日的深夜，孙定国在该校南院的湖上钻了冰窟窿。这个从小被乡里称为“小圣人”的大才子、抗战初期周公赞为“天才的群众领袖”、提刀能杀贼挥笔惊天下的传奇人物，永眠于湖底。年54岁。 “南院”紧邻颐和园东门，在门外的东北方向，被高大的灰墙围着，最早为雍正年间所建，屡经变迁，现在还有。院内掘有一湖。 2. 1962年夏，我父亲在北戴河开会时，有一天高扬文邀我父亲一起去看安子文。闲谈中，安子文问我父亲最近在看什么书？我父亲说了说。安伯伯嘱我父亲整理出一些笔记给他看。 我父亲对这类事情最有兴趣，回京后加班加点，整理出两份东西，一份是《辩证唯物论笔记》，一份是《政治经济学笔记》，各数万字，给了安子文。 这是这件事的“家庭版本”，也就是我爸爸告诉我妈妈的版本。 安子文在1966年8月19日被打倒。我父亲当时还在位，突然从机关来了几个人，把我家的电话给拆了，理由说是因为我爸爸老给安子文打电话。不久，又有人给我爸贴大字报，说他给安整理过黑材料，让他交出来。当初我父亲把那两份笔记交给机关的打字室，打字油印了若干册，所以人们有所耳闻。我父亲应群众的要求交出了这两份笔记，并写了一个说明，非常简单，只说是安让他整理的。再后来，我父亲也被打倒了，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笔记的事却没人再提。  （安子文和夫人刘竞雄及子女） 我父亲是个十分谨慎的人，早在被打倒之前就把自己的文字材料在家里偷偷烧毁灭迹了。他的秘书贾东叔叔爱保存资料，八十年代后，整理东西时，找到跟我父亲有关的资料就给我，前后给了几次，其中就有那两份笔记，是打字油印的册子。我由此第一次看到笔记的内容，也明白了当年造反群众为什么对它不感兴趣——这是一种纯粹的马恩列斯著作的原文摘录，详细分了类，但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加注或引申。 这种东西是做什么用呢？有何意义？我始终不解。 前两年，我跟安伯伯的儿子安国讲了这件事。他听后说：“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那就是：1962年老人家批评了安子文，说他不学习，让他多读书…… 原来如此！这样就说得通了。这两份笔记，就是为辅助安伯伯学马列的。“摘录”这种形式，是个“多快好省”的办法。 想来我父亲是知道安子文要这个的目的的，但他连我妈妈都没告诉。嘴真严！本来就生性寡言，又深知高层的错综复杂和斗争的残酷性，把多少东西烂在了肚子里！这在他那一辈的同类人中，相当普遍。 1962年是诡异的一年。年初七千人大会实际上是对大跃进进行纠偏，但到夏季，老人家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些是大事，还有许多小事，同样值得史家关注，因为这些大事和小事之间有着隐藏很深的相同的逻辑。比如从这年开始，老人家明显表示出对安子文的不满，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批评中组部是“独立王国”，说“我连中组部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事后看，这并不只是针对部长安子文的，而是对后来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敲打。是他有意在释放信号。 据安子文在1979年回忆：1962年夏在北戴河，一天傍晚他在海滩上散步，迎面来了老人家，面容严肃，问他：“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在哪里？挂牌子没有？”部机关当时在西单，没挂牌子，但他被问得莫名其妙，慌了，顺口说：“挂了。”又问：“怎么写的？”“〇〇〇〇〇中央委员会组织部。”老人家说：“你应该写书纪处组织部。”他一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此的责问，说明老人家对刘、邓有看法了。（引自赵生辉文章）。 我父亲一生中有过许多顶头上司，他与其中的大部分都发生过争论，能处理好关系的是少数，用薄一波的话说，“抗上抗得太厉害”（1978年对我姐姐所说）。他与安子文在抗战中一起工作只有4年，配合十分默契，“是子文同志的得力助手”（焦善民语，1988年）。他们之间相处融洽，无话不说。刘有光叔叔知道我爸不容易跟上级搞好关系，曾问我：“你爸爸跟安子文好吗？”他夫人刘佩雄阿姨（安子文的妻妹）说：“哎呀，他和老安可好啦！晚上别人睡觉了，老顾就来了，两人一谈谈一夜……”刘阿姨曾与姐姐刘竞雄和姐夫住在一起，我父亲的窑洞就在旁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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