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毛主席为什么伟大？

成功的秘诀

逄先知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生，无疑是伟大的，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他晚年遗憾的失误。在您看来，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失误的原因又在哪里？

逄先知：这个问题很大，也很重要。先谈他的成功，如果一般地讲，可以举出很多条，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不能泛泛地罗列了。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他能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比较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的领导而显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应当说，这几位早期领导人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出了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李立三也是优秀的。他们为什么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其他原因，主要是他们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是囿于一般经验，就是从本本出发。王明更是如此。你们知道党的历史，在党的二大上就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还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但确定了革命目标，并不等于就找到了革命道路。提出并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是毛泽东完成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他思考问题的角度总是立足于中国，特别是当他获得了主义马克思的方法论之后，更使他的这种个性特质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扎根中国实际，靠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国情。   

访问人：对毛泽东来说，他作调查研究比他接受马列主义还要早。

逄先知：如果论读马列著作，好多人都比他读得早、读得多，李大钊、陈独秀是最早的一批，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读马列的书、翻译马列的书也比较早、比较多。但论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了解，毛泽东是优于他们的。早在长沙求学时期他就利用暑期出去游学，通过和各阶层的人民交谈，了解中国的社会，这一条他比谁都早。可以说，是他开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事业之先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我记得60年代初有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访，当时《选集毛泽东》第四卷刚刚出版，他问《毛选》第四卷有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回答：就是一条，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这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王明、博古也有一条思想路线，是一条完全相反的思想路线。博古在党的七大发言作自我批评时曾说，他们遇到革命中的实际问题，不是先考虑实际情况如何，而是先考虑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么说的，或者在欧洲在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类似的情况，用过什么样的口号和策略，并且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博古的这个自我解剖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两条思想路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邓小平同志说：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文选邓小平》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这个概括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也就是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在毛泽东身上的确充分体现了民主作风，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是民主的。最显著的表现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败了比我们的兵力强大得多的蒋介石，除了人心的向背等因素而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关键。而他的正确领导同他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善于吸收正确的意见，更善于根据各种不同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决断。他的很多正确决策，包括一些重大决策，是吸收了下面指挥员的意见。比如，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打响，那时粟裕带领的部队在苏中地区，毛泽东从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出发，指示他们打到外线，打到淮北去。接到这个指示，陈毅主张坚决执行，粟裕对于留在苏中内线作战和打到淮北外线作战的利弊得失，作了比较，主张继续留在苏中作战，来来回回的电报反映出不同意见的讨论。最后，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主张，于是有了苏中战场的七战七捷。1948年初，为了调动中原敌军回防江南，便于我军各个歼灭江北之敌，毛泽东决定由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下，打到京沪杭地区。粟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仍留在中原作战。然后，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打了豫东战役，后来又打了济南战役，为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创造了条件。打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吸收了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人一些意见，由小到大，取得了基本消灭蒋军主力于江北的大胜利。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期间写的一些电报中，经常询问下面的情况，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往往要征询下面的意见。   

访问人：军事民主就是他概括和提出来的，这恐怕也是反映一个高明的军事统帅的基本素质，就像楚汉相争时的刘邦，他不仅能吸收下面人士的各种意见，而且能判断哪种意见对。那么，对错误的意见和主意，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呢？

逄先知：对错误的意见，毛泽东主张也要听。你们都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那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选集毛泽东》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41、1442页。]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一下，就是毛泽东还善于从群众的不满言论中找出问题的实质，著名的例子，就是延安时期有雷击打死人的故事。当时一个农民发怨言，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这个农民，反而从这里发现了问题——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于是发动机关、部队搞生产，叫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邓小平同志非常称赞毛主席这一点，几十年后还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   

访问人：最近我们学习《邓选》第三卷，特别注意到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文选邓小平》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逄先知：讲得多好！成功的领袖必须有这一条，有这个气度，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成为成功的领袖。

第三，是他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他而反对错了的人。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形成了许多山头。要把各个山头的人都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坚如钢铁，团结一致的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做到了，做得非常出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靠他的正确的思想、理论、政策作为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而外，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他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如团结—批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都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真是像第一个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毛泽东不但善于团结党内的同志，也善于团结党外人士。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个人，而把最主要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毛泽东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宏大的气度，这是他善于团结人，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的个人气质。   

第四，是他具有科学远见。“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比别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每走一步棋，还要看到第二步棋、第三步棋，甚至看得更远。军事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

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他就想到城市工作问题，为筹划下一步开辟的工作局面作准备，1945年1月，他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说：“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选集毛泽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16、1020页。]

访问人：看来1944年8月他给博古的信不是偶然的，在那封信中，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这个问题。

逄先知：绝不是偶然的。他还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这些话讲得多好，多么富有远见，其理论价值也是很高的。1948年的九月会议，他就开始筹划新中国的蓝图，提出关于国家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这时三大战役才刚刚开始。到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把建国纲领提出来了，还提出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干部作风问题等。所以我们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因为我们的建国纲领上都有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规定得很具体。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   

访问人：你觉得，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是能学得来的吗？

逄先知：这里确有他个人的天分甚至说是天才的原因，但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否则，就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了。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主要与他的主义马克思的修养和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革命经验有关。比如，提出防止骄傲自满、警惕“糖衣炮弹”，不当李自成，这是从中国历史中汲取的经验，他对各个朝代的兴衰成败的历史非常熟悉。当然对这些经验，别人或许也知道，也懂得它的对与错，但提出的时机和表达的方法会有大的不同，这又是他比常人高明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尽管根本错了，但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会有和平演变，提出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眼光的。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也曾讲到法国的历史，复辟反复辟，搞了几百年，新的制度才定下来。毛泽东的这个预见现在应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了，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那么强大，社会主义制度看起来还比较巩固。他还是看到了历史的反复，预见到了这种反复。

访问人：对和平演变问题，毛泽东在晚年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逄先知：由中央审定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防止和平演变，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如何正确地和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始终是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需要认真地和妥善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我非常赞成这个论断。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它还不完全巩固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变回去。如何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进行了尝试，但最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又把国内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结果走到“文革”中去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确总结了这个教训，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同时又指出：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正确的纲领和口号，不然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凝聚力，没有团结力。每到一个历史关头，毛泽东总能及时提出吸引全党奋斗的口号，如大革命刚刚失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来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工农革命”。抗战一开始，就提出“持久战”，他论述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几乎像自然科学家进行计算一样准确，为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中，及时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给人们指明了方向。抗战接近胜利的时候，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联合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主要当权派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什么时候提“打倒蒋介石”也是一个非常策略的问题，提早了，人民特别是中间力量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还不清楚，会脱离群众。到1947年10月才公开提出这个口号，时机抓得非常好，对于团结人民、动员人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访问人：像“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样的口号，不仅内容深刻、明确，而且形式也很好，至今还常常为人们所传诵。

逄先知：他使用的语言是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很容易记。内容则概括得非常精辟、科学。   

建国以后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任务，提出过许多很好很正确的口号和概念。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感受的。1961年毛泽东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作农村调查，我也参加了。毛泽东根据大家提供的大量调查材料，特别是广东调查提出的意见，在广州会议上概括出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反对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人们的思路豁然开朗。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看问题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毛泽东确有这个本领，一下子就能抓到问题的实质，打开人们的眼界。他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善于抓住问题本质的洞察能力不能不使人钦佩。

访问人：前面我们在讨论他的科学预见性时，您谈到天分问题，他的这种高度概括能力和洞察能力，也不应仅仅看作天分。

逄先知：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六点，毛泽东的刻苦勤奋精神。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他的晚年，工作起来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问题不解决总是放不下。刻苦的读书生活也伴随了他的一生。他不但勤于学习，更勤于思索。他常说“多想出智慧”。古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是又学又思。他的刻苦精神一般人比不上。而且他还会读书，会用脑筋。读文件累了，就换本书读，当作休息。他说，从脑力劳动到体力活动是休息，从读这本书到读另一本书也是休息。他的概括能力、抽象能力，就是从勤于读书，特别是读哲学书，从勤于思考，锻炼出来的。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毛泽东就是天才，岂不知他的渊博学识和智慧是从刻苦勤奋中得来的。

访问人：就是说，他有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包括在革命实践中的磨炼，才成就了毛泽东。

逄先知：应该这样看。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体会，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有一次，周恩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陈赓坐在边上，当周恩来讲到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时，陈赓插话问：“毛主席记忆力那么好的秘密是什么？”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周恩来的回答，停了停，周恩来说了两个字：“死记。”我想，这就是勤奋。毛泽东的超人的记忆力，既有先天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所谓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六点也不一定概括得完全、准确，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我相信邓小平的话：“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文选邓小平》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毛泽东的成功，不应简单地看作他个人事业的成功，而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事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