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众多民俗信仰中，“关帝”无疑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各阶层、各信仰体系里共享性最强、覆盖率最广、传播度最高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关帝”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和护国保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所认同和尊崇的道德、精神楷模，更是稳固和团结中华民族各民族同心同德、共建中华美好大家园的精神纽带。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坐落于素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安寺遗址，是“中国藏传佛教黄教东方中心现存代表”。据阜新县志记载，清康熙22年（1683年），西藏善同寺扎萨克喇嘛章嘉活佛率其弟子来此传扬佛法，并在峻峭的奇峰怪石上雕刻佛像。历时三百年，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 中区第16龛是“骑马关帝”造像，关帝提刀跃马，威风凛凛，胸前五缕长髯，前后祥云环绕。关帝身后侧刻有一枚方形藏文印章，汉译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佛龛外的穹顶刻着一行藏文，汉译为“关老爷”；左右刻有一副上下两端饰以祥云、双层莲花瓣图案的蒙古文对联，汉译为“福分就好比细长的悉多河水那样丰沛，寿数就好像月亮的如意宝珠那样美好”。反映了关帝在蒙、藏佛教及民众中的信仰地位和影响力。  《元史·祭祀六》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后，在大都落成的至元七年（1270年）举行了浩大隆重的“游皇城”，将关帝置于主神位置：“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周游城内外。” 正月十五日“游皇城”礼俗，成为蒙元国俗，类似于时下的关帝巡城活动。《元史·祭祀六》载云：“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正史记载关公巡城活动的最早资料。 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先驱者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说：“时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公。三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 被康熙帝评为“天下廉吏无出其右”，雍正帝赞为“卓然一代完人”的清官张鹏翮在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开心地在笔记中写道：“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 欣然作诗《归化城谒关夫子庙》：“龙沙绝塞建公祠，正气森然仰令仪。直节可兴天下士，纯臣不愧古人师。平生心事同天日，百代明禋荐岁时。闻道遐荒能报德，千秋大义重追思。”以此表达对关帝的崇拜和仰慕。 据文献记载，内蒙古呼和浩特关帝庙众多，出名的有七处：1、东茶坊关帝庙，2、南茶坊关帝庙，3、西茶坊关帝庙，4、北茶坊关帝庙，5、旧城小东街会仙楼巷关帝庙，6、新城关帝庙街关帝庙，7、新城南门外关帝庙。有的是汉族所建，有的是蒙古族所建，还有的是满族、藏族所建。  清代，身处西藏的满州八旗官兵每年定期进庙祭祀关帝，并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农历五月十三日关公磨刀日，庙会更盛。 随着关帝崇拜在藏传佛教备受推崇，关帝信仰逐渐传播到甘青川西藏乃至西藏各地，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定日县、昌都、那曲嘉黎县等地分别建有关帝庙，藏族民众普遍把关帝庙称作格萨尔拉康。十八、十九世纪，章嘉·若必多吉、土观·洛桑曲吉尼玛等高僧活佛给关帝创作煨桑祈文，关帝崇拜更是深入蒙藏民众众心灵，甚至形成了“格萨尔拉康即关帝庙，格萨尔即关帝爷”的文化景象。 新疆地区，从清初开始，也大兴建关庙之风。嘉庆初年，清中叶名臣洪亮吉遭贬流放伊犁时，曾记录从嘉峪关往西，直到惠远城（伊犁将军建牙地），“东西六十余里，所过镇堡城戍人户众多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庙，庙必祀神武（关帝）。庙两壁必绘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一署周仓”。 曾被贬谪新疆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乌鲁木齐筑成时......登岗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纤微皆见......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今属新疆哈密市）海子上关帝祠中......” 历史表明，关帝崇拜在维系汉、满、蒙、藏等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团结友爱、和谐共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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