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王世充（？-621年），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寄居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隋末起兵群雄之一。  （王世充像 来源：网络） 李唐代隋，从本质上来讲，是关陇集团内部政治权力的一次再分配，其源头还得追溯到隋文帝杨坚废杨勇而立杨广。 杨勇是关陇集团的政治代表，杨广的政治基本盘则来自山东和江东。杨广上位，意味着关陇集团遭到了打压，而科举制的试行，又开拓了选官任官的新途径，寒门庶族也有了通向官僚阶级的渠道。 先不说杨广为政的苛暴、好大喜功，或者说叫“超前”（如开凿大运河），以至于民不聊生，就单单他的政治取向，也必然引起关陇集团的反扑，可参考《从黎阳起兵到江都政变：关陇集团对皇权的绝地反击》。 那么在隋末的各路义军之中，李渊、李密、窦建德、王世充是几支主要的力量，李渊是典型的关陇集团旧贵族，爷爷李虎是著名的西魏“八柱国”之一；李密的身份跟李渊差不多，他的老爷爷李弼同样是“八柱国”之一，只不过他早年随杨玄感起兵失败，从此失去了政治资源，只能依靠瓦岗军；王世充无关陇集团背景，其家族本是西域胡人，从爷爷那辈起迁居关内新丰（陕西临潼），本人从隋政权的一名低级官员成长起来；窦建德则是纯粹的流民武装。 李渊抢占长安，建政李唐，占据关中；王世充灭李密，在洛阳建郑政权，据有河南；窦建德则在乐寿建政夏国，驰骋河北。 由此在长江以北形成了李唐、郑国、夏国三个政权，江南虽也有各路义军，但无关大局，也可看出，当时中国的政治重心，依然在北部地区。 李唐代表关陇集团，郑国代表隋朝内部转型的官僚阶级，夏国则代表广大劳动人民。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郑国夏国联合抵抗李唐，但还是关陇集团笑到了最后。 历史的走向自有其道理，我们今天就聊聊王世充，看看这位被史书定论为“猜忍好杀”的郑国国君的一生，用更立体的视角审视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的兴衰，也许就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隋末权力博弈的复杂光谱。 杨广上位，突破关陇集团本位政策的桎梏，促进了社会层级的流动。 可以说，王世充就得益于这种社会的活力。 王世充是内迁西域胡人的第三代，其“王”姓来自于他祖母改嫁的霸城王氏，史书中说他“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好像从容貌到性格都充满了西域胡人的特征。 王世充接受的是汉文化的教育，“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但他又有“龟策、推步之术”，也就是搞占卜、巫祝那套东西，又有西域胡文化的影子。 王世充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融合体，这一点，对他之后的政治选择有很大影响。 在杨坚时代，王充只是皇家卫队的一员（左翊卫），但他“善敷奏，明习法律”，“利口饰非，辞义锋起”，凭着这些本事，他渐渐崛起，后以军功拜仪同，转兵部员外郎。 杨广时代，在大业六年（610年），王世充因为“明习律令”的特长被破格提拔成江都郡丞。 江都是杨广的大本营，这使王世充有了攀龙附凤的机会。 杨广三巡江都，王世充则主持营建江都宫，他深知杨广爱奢华、好大喜功的心理，因此“盛修仪仗，穷极侈丽”，深得杨广心意。 在江南期间，王世充还刻意淡化自己的胡人身份，对人称自己祖籍洛阳，由此也可看出，王世充的政治敏感，他的这种身份重构策略为其后来经营中原埋下伏笔。 613年，杨玄感起兵，各地烽火四起，刘元进在余杭起兵，杨广命王世充在淮南征募数万新兵，讨伐刘元进。 这批淮南兵就是王世充起家的资本，可以说是他的子弟兵。 王世充进攻刘元进，连战皆捷，刘元进战死，不到一个月平定了吴郡。王世充就此完成了从一介文吏到骁勇武将的关键转型。 614年，王世充剿灭齐郡的孟让义军，俘虏十万余人。 杨广认为王世充有将帅才干，更加信任他。 616年，王世充升任江都通守。 617年七月，李密、翟让率瓦岗军猛攻东都洛阳，杨广调各地精兵救援，其中就有王世充率领的江淮劲卒二万人。 此次军事行动总指挥为薛世雄，但其在进军途中于河间被窦建德军歼灭，于是王世充成为援洛大军的总指挥。 但在洛水与李密作战中，王世充大败，所部败退到河阳只余千余人，留守洛阳的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将王世充召回洛阳，驻扎在含嘉仓城，收集逃散的士卒，又聚集了一万多人。 历史就这样诡异，王世充因兵败而与洛阳发生了联系，埋下了他之后入主洛阳、建政郑国的伏笔。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隋朝整个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动。 617年10月，从晋阳起兵的李渊攻下京师大兴城，入主长安； 618年三月，发生江都宫变，以宇文化及为首关陇集团势力杀死杨广，拥立秦王杨浩为帝，并带兵北上，准备返回关中，途中遭到李密的阻挡，双方对峙； 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唐代隋； 当月，越王杨侗在洛阳称帝，改元皇泰，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王世充任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封郑国公。 杨侗的执政班子包括王世充在内共有七人，称为“七贵”，其中只有王世充具有军事才能，王世充也就此进入皇泰政权的权力核心。 这“七贵”之中，除王世充外，如段达、元文都、卢楚、皇甫无逸等大都具有关陇集团背景，这使得王世充这位非关陇人士承受了巨大压力。 矛盾很快出现。 当时李密与杨侗都面临两面作战的窘境—— 李密西对抗杨侗，东与宇文化及对峙；杨侗则东与李密对抗，西又要防范李渊的进袭。 双方出于这种政治处境的考虑，加之双方本就同为关陇集团成员，双方阵营中不少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关系，因此，杨侗的皇泰政权决定招安李密。 卢楚亲自执笔给李密写了两封诏书，“具卿相门，克昌自久。抚高祖抚运之年，明圣在藩之日。非为义合，实亦家通，今公即宗哥”“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后，彼此通怀”。 其言辞肯切，李密之前造反之罪一笔勾销，更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家通”“宗哥”之语，点明了关陇集团本是一家之义。 可以说，这是关陇集团内部派系在面临政治窘境时的又一次联合。 李密迅速响应，双方达成政治和解，共同的集团属性就是他们合作的天然催化剂。 双方为达成政治和解而欢欣鼓舞，却深深激怒了王世充。 王世充早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反对与李密的合作。他知道，一旦与李密达成合作，以李密的资历和资源，自己很难再有所作为。 而作为一名南来的非关陇将领，王世充也一向被关陇集团排斥，视之为“外军一将”，阻挠其参与留守洛阳事务的权力。 当皇泰主杨侗宣布与李密达成和解协议后，与李密多次作战的王世充表达了不满，他对自己的军士说，“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咱们和李密是有血仇的人，李密来了，还有咱们的好吗？ 面对王世充的政治态度，元文都、卢楚这些关陇勋贵也忍耐到了极限，决定诛杀王世充，但王世充在当年七月提前发动政变，先下手为强，诛杀了元文都、卢楚等人。 “七贵”集团宣告结束，王世充掌控了皇泰政权。 正在准备进入洛阳朝见皇泰主的李密听说政治和解已被王世充打破，随即又与洛阳恢复到对峙状态。 王世充诛杀元文都等人当天，就逼迫杨侗封其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然后他从含嘉城移居尚书省，分派自己的兄长子弟各为要职，架空了杨侗。 当年八月，当李密与宇文化及在童山血战时，王世充抓住时机发动突袭。《隋书》记载其“夜潜济师，晨压其垒”，李密出兵应战，队形还没摆好，王世充埋伏的骑兵发起冲锋，李密部溃散，乘胜追击打下了偃师，李密退守洛口。 李密逃走后，其在各地的守将纷纷投向王世充，王世充也占领了李密原来的地盘，势力范围从洛阳一城猛然扩展到整个河南，同时还得到了李密部下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罗士信、裴仁基、单雄信等名臣大将，实力暴涨。 在这种形势下，王世充已彻底掌控了皇泰政权，其政治野心自然而然暴露出来。 619年四月，王世充捍然称帝，建元开明，国号郑，“立子玄应为太子，玄恕为汉王，余兄弟宗族十九人皆为王”。 王世充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自己的统治并积极备战李唐。 首先他开创了“五牙军制”，即把洛阳驻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设牙将统领，直属皇帝。这种垂直指挥体系打破隋代府兵“兵将分离”的传统，也成为了唐安史之乱前藩镇牙兵制的雏形。但这种过度的集权体制也导致了将领离心，埋下了将领纷纷投唐而无人制衡的隐患。 控制洛口仓后，王世充推行“军功授田制”，士兵斩首一级授田十亩。这其实是一种战时经济政策，用以刺激军队战斗力，但是也造成了土地兼并的大量出现，而为缓解财政危机，王世充发行“郑国通宝”，强制规定“每钱当开元通宝五文”，直接引发“米斗千钱”的恶性通胀。 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使自己的皇权具有某种合法性，王世充在称帝时曾命道士桓法嗣伪造《孔子闭房记》，诡称“郑代隋兴”，又在皇宫蓄养巫祝，“每出兵则先占吉凶”。王世充作为胡人，将萨满教传统与中原谶纬相结合，显示出胡人政权在构建意识形态上的无力与困境。 王世充还用严刑厉法加强统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父子、兄弟、夫妻许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邻人不觉者，诛及四邻。杀人相继，其逃亡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有所忌，即收系其人及家属于宫中。又每使诸将出外，亦收其亲属质于宫内。囚者相次，不减万口，既艰食，馁死者日数十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世充政权内部也掀起了几次叛乱，多是有关陇集团背景的人士发动，但都被王世充镇压。 620年七月，李唐政权在剿灭刘武周、宋金刚部义军后，由李世民带兵进击洛阳。 刚一开战，王世充局面迅速恶化，郑国各地守将纷纷不战而降。七月，张公瑾降；八月，邓州降；九月，田瓒以所部25州降，时德睿以所部7州降；十月，大将张镇周降，郭庆以管州降，魏陆以荥阳降，王要汉以汴州降。 三个月的时间，洛阳周围郡县全部落入李世民手中，洛阳成了一座孤城。 王世充无奈，于是向李唐求和，李世民拒之——“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若转祸来降，则富贵可保；如欲相抗，无假多言”。 求和无望，王世充想起了窦建德，于是联合窦建德，共同对抗李唐。 621年，窦建德率十万夏军驰援王世充，这场三方角力成为隋末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窦建德选择“围魏救赵”直扑虎牢关，试图切断唐军后路。夏军“连营二十里，鼓行而进”，这种松散阵型在虎牢关狭长地带反成累赘。李世民精准捕捉战机，亲率玄甲军突击中军，夏军一触即溃。 而王世充坐视窦建德溃败不敢出援，也彻底葬送了翻盘可能。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王世充、窦建德被带到长安，窦建德被杀，王世充在迁徙蜀地途中被定州刺史独孤修德所杀。 独孤修德是独孤机的儿子，属关陇集团大佬独孤信家族，独孤机在王世充称帝后曾起兵反抗，被王世充杀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窦建德为什么要出兵救援王世充？ 史书中未明载，窦建德可能意识到如果王世充被灭，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唇亡齿寒”的战略考虑可能是主要原因。此外，窦建德也有扩张势力的野心，想通过援助王世充打败李唐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无论如何，一切都结束了。 隋末乱局，就这样归于李唐，各种政治拼图，最终归于一统。 王世充与李唐的成败对比，本质是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李世民在长安推行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构建起可持续的战争机器；而王世充的洛阳政权始终停留在战时掠夺经济阶段。当李唐通过均田制获得稳定兵源时，王世充却因“括户”政策激化社会矛盾。 乱世争雄不仅需要军事勇气，更需要制度建构能力与文化整合智慧。李唐王朝正是凭借这两点，最终登顶，继而创造了大唐盛世。 虎牢关的硝烟散尽后，中国大地迎来的是一个更能包容胡汉文明、调和阶级矛盾的新时代，而这正是王世充这些军阀未能参透的历史真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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