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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 1996年10至12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广场走马楼街西南侧的平和堂商贸大厦建设工地，对偶然发现的古井窖群进行了集中发掘。先后发掘清理古井50余口，其中在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了大批三国时期的孙吴简牍。
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不一。共发掘清理出土简牍总数十四万枚，数量惊人，超过了当年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简牍数量之和。经过专业人士与相关机构20多年的不懈努力，共整理出76552枚有字简牍、仅存墨痕的残简20000余枚、无字简牍40000余枚。木牍每枚书写80-210字，竹简每枚书写30-40字。该批简牍被命名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简称"走马楼吴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现藏于湖南长沙简牍博物馆。
三国时代，诸侯割据，兵戎相见，攻城略地，战乱不已，文献史料传世稀少，以吴国尤甚。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六十五卷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二十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秦汉简牍，也发现了一些魏晋简牍，而孙吴简牍鲜有发现。走马楼吴简在长沙的出土，为研究魏晋书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素材。
走马楼吴简约300万字，远超《三国志·吴书》20卷、《建康实录·吴》四卷中记载三国孙吴历史的字数。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嘉禾元年（公元232年）至六年（公元237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按形制分为竹简、木简、木牍、封检、标识签牌等；按记载内容分为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司法文书、屯田、往来书信及公文。涉及当时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
这批简牍的书法艺术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传世的三国时期的字迹，除皇象、诸葛亮、钟繇等人的传世书法外，二十世纪考古发现的仅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安徽出土的东吴买地券等，这些字迹的数量都非常少。惟有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数量巨大，形制丰富多样，字体界于隶、楷、行、草之间，代表了孙吴时期通行的书写样式和书写特点，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及后世临摹的字体，更为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书写状态。
二、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的重大书法研究价值 三国时期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具有重要的书法研究价值，其书法艺术上承东汉，下启两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孙吴时期墨迹书法的存世数量和书写水平。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汉文字在汉魏和魏晋时期的演变过程。其带有隶书遗韵的楷化的民间实用字体，正是之后官方正体字的源头和基础。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被发现后，刘正成先生首先对孙吴简牍与钟繇楷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看法，撰文刊发于《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20多年来，陆续又有学者对长沙简牍书法进行了探讨研究。著名学者王素、宋少华指出：“在吴简出土之前，中国南北各地区出土过大量秦汉简牍，楼兰及其周边出土过一些魏晋简纸文献，但秦汉简牍中，东汉末年简牍极少；魏晋简纸文献中，三国初期简纸文献不多。直到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大量吴简，2004年长沙东牌楼出土一些东汉末年简牍，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文字材料稀少贫乏的情况，才得到较大的改善。其中，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这一初期文字书法大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实物材料，尤其值得重视。”
走马楼孙吴简牍中，木牍一般长度为24—26厘米之间，相当于汉魏时期的一尺，是名副其实的“尺牍”。史籍中经常称赞书家“善尺牍”“工书”“善书”，当时书写的载体，如同孙吴简牍中的“尺牍”式样的书写载体应该占相当大的分量，未必都书写于纸上。梁.庾肩吾《书品论》云：“余自少迄长，留心兹艺。敏手谢于临池，锐意同于削板。犹以“临池”“削板”作为学习书法的代称。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是魏晋时期简牍书迹的珍贵实物。
通过长期对孙吴简牍及其前后简牍、法帖的探索研究，三国魏晋之际，还是简牍、纸张、绢帛并用的时期，为探究钟王书法的书写载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在书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晋书·王羲之传》：“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梁虞和《论书表》：“谢奉起庙，悉用棐材，右军取棐，书之满床，奉收得一大箦。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棐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奉并珍录。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孙履为扬州主簿。余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入海。”可见二王父子皆喜书棐。表中又记桓玄“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又录“钟繇纸书”“张芝缣素及纸书”“索靖纸书”“钟会书五纸”“羲之所书紫纸”等，此以“缣素”指代法书。是这一时期简、牍、帛、纸并用的真实写照。
孙吴简牍也为魏晋书法史尤其是钟繇、王羲之书法渊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孙吴简牍中使用最多的是楷书，尚处于隶楷过渡阶段，很多孙吴简牍保留了较多隶书笔意，结体宽博，用笔凝重，其横画、竖画的弯曲弧度，与传世王羲之《姨母帖》接近。
孙吴简牍以实物证明，当时人们对实用书写便捷的要求，使东汉时期成熟的隶书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带有隶书遗韵的早期楷书已是当时文字书写的流行字体。无论是传世法帖或碑刻拓本，还是出土的简牍或纸本文书，都说明三国时期楷书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是楷书形成的重要时期。
从孙吴简牍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的早期楷书广泛存在于下层胥吏及民间的日常书写中。在没有官方倡导的情况下，仅凭借实用性文字的传播就有了惊人的普及和发展。这是以书写孙吴简牍为代表的下层胥吏，怀抱着书写简便和字体美观的理想与情趣，助推出来的不亚于“洛下新风”的新兴字体，使得楷书在三国时期的书写地位急速提升，甚至进入碑刻的神圣领域，出现了像吴国《谷朗碑》这样有深远影响的传世碑刻，为楷书逐步取代隶书成为官方正体字奠定了文字基础。
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字的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传世的各种碑帖大多数都是隋唐以后的摹本，难辨真伪。而长沙走马楼孙吴简牍的发现，可以作为辨别真伪的尺规。就行书来说，据《晋书.荀勛传》记载：（朝廷）特别“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这里的钟、胡，指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和胡昭（字孔明），两人同为“行书鼻祖”刘德昇的传人，均学习刘德昇搜集、整理、规范后的行书（纡书）。大凡史书上论及书法，皆将钟、胡并称，指的都是行书。刘德昇虽然没有行书传世，但据唐.张怀瓘《书断》记述刘德昇的行书“风流婉约”，而孙吴简牍中正有“风流婉约”的行书，证明当时确曾流行过“风流婉约”的行书。《书断》引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虽然钟、胡都没有行书字迹传世，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与孙吴简牍的书写年代相当。孙吴简牍中，既有肥硕的行书也有瘦细的行书，证明当时还流行过“胡肥钟瘦”类的行书。可见孙吴简牍中的行书，是探究行书演变的重要参考。
孙吴简牍草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直接反映了远在王洽、王羲之之前，东汉张芝之后，与钟繇同期或稍后，章草向今草的演进变化。这种变化是当时吴国下层胥吏及民间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并推动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草法书写特点，呈现不同的文字草写形态，尽管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共同推动章草向今草的演变，使文字书写更加简约便捷。东晋偏安江左，在吴国故地建立政权，其书法演变发展，不可能不受吴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吴国下层胥吏及民间以实用为目的，书写由章草向今草演变的民间草书，使王洽、王羲之等书家得到启迪，使他们有充足的草书字形素材对民间草书进行整理和规范，使之成为后世流传的今草。所以，探究章草向今草的演变，不应只记住王洽、王羲之等书家的功绩，还应记住吴国下层胥吏及民间长期推动草书演变和发展的功劳。
编辑：刘玉婷 审核：李夏薇 来源：“养拙斋”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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