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李密（582年～619年），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辽东，隋末唐初割据群雄之一。  （李密像 来源：网络）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烟尘四起，俨然一幅“诸神的黄昏”场景。 在“诸神”之中，李渊、李密、窦建德、王世充是其中的四位“大神”，当然还有河陇地区、山西地区、江淮地区的众多“小神”，但主导形势的，还是这四位“大神”。 李渊、窦建德、王世充咱们前面几篇东西都详细介绍过，虽然其中也谈到了李密的一些情况，但还没有完全以李密为主角展开详谈。今天咱们就聊聊李密这个悲剧型的人物。 “四神”当中，窦建德是农民起义的代表，王世充则是隋王朝官僚系统新生官员（相对于关陇勋贵来说）的代表；窦建德没有政府资源，王世充则是权臣式的反叛者。 只有李渊和李密，本身就是属隋王朝政权的核心阶层——关陇集团勋贵。 李渊的爷爷李虎，是宇文泰打造的府兵体系中最尊贵的“八柱国”之一，其父李昞娶同样是“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的女儿（隋文帝杨坚娶了独孤信的另一个女儿），李渊起兵时是杨广亲自任命的太原留守，打的还是“尊隋”的旗帜，到长安后立的也是隋炀帝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侑为帝，在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前，他发动的打击各路诸侯的兼并战争，都是以扶持隋王朝的统治的名义进行的。 比如617年7月，薛举在兰州称帝，李渊派李世民出征讨逆，就是以维护隋室的名义进行的。 直至618年发生江都宫变，杨广被杀的信息确定后，李渊才更朝换代，建政大唐。 咱们这么说，并不是说李渊对隋王朝有多么忠心，而是说李渊建政的路径，最大化地利用了自己关陇集团勋贵子弟的身份，调动起了隋王朝的政治资源为己所用，最后的改朝换代也是丝滑般地无缝对接，使得关陇集团在政局大乱的形势下再一次取得了掌握政权的主动性。 说李渊，对比的是李密。 李密的家族在关陇集团中同样尊贵。 李密的曾祖李弼同样是“八柱国”之一，和独孤信、李虎是同僚，甚至杨坚的父亲杨忠，还在他们之下一个等级，杨忠是八柱国之下的十二大将军之一。 李密的爷爷李耀，为北周太保、邢国公；其父李宽，为隋朝上柱国、蒲山郡公。 这样的出身，丝毫不比李渊差。 李密的才华志向，甚至高过李渊。 我们所熟知的成语“牛角挂书”，就出自李密。 说的是李密少时好学，在牛角上挂着一匣《汉书》，自己骑在牛背上聚精会神地看《项羽传》，恰巧被越国公杨素看到，认为李密是个人才，于是让自己的儿子杨玄感多与李密亲近，“玄感遂倾心结纳”，二人成为好朋友，也埋下了后来杨玄感起兵而李密为谋主的伏线。 《旧唐书 李密传》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 李密早年以勋贵子弟的身份成为宫中禁卫，杨广有一次看到李密，说这个小孩子可不是一般人，不要让他当禁卫了——言下之意是这小孩子了不得，让他离我远点。 这种记载，包括“牛角挂书”也如此，一看就是小说家言，真假虚实掺杂其间，但也确实透露出李密的非凡才华与志向。 李密选择了一种与李渊截然不同的人生。 相对于李渊一直在“体制”内生长、拥兵自重、占据一方，最后夺取政权，李密则是很干脆地逃离了“体制”——“密见炀帝无道，遂亡去”，先是依附杨玄感黎阳起兵，走上了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失败后彻底成为了一个背叛自己阶级的“革命者”，加入农民武装瓦岗军，成割据一方的实力人物，遂有争霸天下之志，但后又与洛阳皇泰政权媾和，被王世充破坏，再投李唐，终遭惨死。 李密死时年仅37岁，他的人生，就像是一道刺眼的闪电，骤然亮起，划破黑幕，却又遽然坠落，消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那么李密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是背叛阶级的革命者？还是政治摇摆的投机分子？ 李密对隋政权的仇视，可能来自于家族的失势。 虽然史料中没有关于李密家族失势的记载，但从各种资料来分析，李密家族应该是在杨广打击关陇集团的政策下受到了波及，杨广仅看了李密一眼就下令驱逐，就可看出杨广对李密家族的防范之心；李密幼时求学还要骑牛看书，也能看出其家族已失势；李密15岁袭爵蒲山郡公，也只是徒有虚名而未获实职；李密在后来的争霸路上，也只是依靠农民军和各种草根将领，与李渊吸引大批关陇旧贵投靠不同，也可看出其家族在隋末的没落。 出身华胄而破落如斯，李密心有不甘，体制内已毫无政治资源可利用，李密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密见炀帝无道，遂亡去”。 这句话说的很大义——昏君无道，爷不伺候了，爷要替天行道。 这也坐实了李密“革命者”的身份——底层人民群众反抗暴政时，指责政权“无道”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和旗帜。 但李密真是一个“革命者”吗？ 其实也不尽然。 李密的第一个举动，是作为杨玄感的谋主参与到黎阳起兵，并贡献了上中下三策（从黎阳起兵到江都政变：关陇集团对皇权的绝地反击），杨玄感偏偏选了下策，最后兵败，李密侥幸逃脱。 也就是说，李密对抗隋政权，是从依附关陇集团中的派系力量开始的，如果这次起兵成功，那么李密，也不过是从旧贵族的边缘重新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继续自己家族的荣耀。 这远远不是一个“革命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应有的作为。 事实上，李密的初衷本就是恢复家族的荣耀，他身上“革命者”的光环，不过是后来的形势使然。 作为反叛朝廷的主要分子，李密虽然得以脱身，但已和隋政权撕破了脸，他只能不得以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李密逃脱后，作为政府的通缉分子，曾被官府捉住，在被送到高阳的途中路过邯郸时（当时隋炀帝杨广在高阳），李密再一次逃脱，此后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到了淮阳，遂隐姓埋名，自称刘智远，以授徒教学为生。 李密当然不甘如此境地，郁郁不得志，于是作了一首五言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樊哙、萧何这样的市徒笔吏都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我怎可虚度一生？ 这样的“反诗”一出，当地官府立即拿人，李密又开始逃亡。 这次他通过浚仪县（河南开封北）的朋友王伯当，投靠了平原郡（山东陵县）农民起义军翟让领导的瓦岗军。 李密就此与自己的阶级分道扬镳，依靠对立阶级——底层农民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这样的人，当然不能久居人下，李密在瓦岗军的作为，大家可参考宋江是如何拿下水泊梁山的主导权的。 李密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先是展现的自己的能力，说服加打服，周边小股义军纷纷归附，瓦岗军从千人扩至万余； 再是为瓦岗军制定行动路线——“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 三是亲自带队，大败荥阳太守杨庆和通守张须陀，随后攻克兴洛仓（隋政府重要的囤粮基地），开仓放粮，招募流民，瓦岗军由此声威大振。 李密做完这三件事，其威望已直逼翟让，翟让也分出一支队伍，让李密独自统领。 此时镇守隋政权东都洛阳的，是隋炀帝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瓦岗军占领兴洛仓后，已直接威逼到洛阳。 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军讨伐李密，李密一举击败刘长恭。 此时瓦岗军名义上的首领还是翟让，农民出身的翟让，已无法驾驭这支在李密的改造下有了政治战略和目标的义军队伍，于是翟让让贤，推举李密为首领，号魏公。 这件事发生在617年二月，李密在巩县城南郊外祭天登位，史书记载其年号“永平”，但这一记载可能来自于唐刘仁轨《河洛行年记》的误载。 李密为魏公，象征着李密终于成为了能争霸天下的一方诸侯，而翟让则授予司徒官衔，封为东郡公。其他将相还有王伯当、单雄信、徐世勣（徐茂公）等，后来还有秦琼、程咬金等加入，遂以洛口为都城，在环绕洛口四十里的区域里驻扎下来。 之后各路义军，还有隋政府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投入到李密队伍，特别是河南巩县长史柴孝和、侍御史郑颐献出县城投靠，隋虎贲郎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行俨献出虎牢归附，李密一时呈炙手可热之势。 李密随即与杨侗展开作战，并发布讨隋檄书，历数隋炀帝恶政——“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这正是作为革命者的李密最为高光的一刻——他的矛头直指旧世界的代言人杨广！ 但李密此时正在犯下一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性错误——他顿兵东都洛阳，与杨侗展开反复的拉锯战，却忘记了西都长安的重要性。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当初李密为杨玄感呈上的三策之中，中策是速占长安，割据关东，争霸天下，而下策就是攻打洛阳，杨玄感偏偏选择下策以致失败，但轮到自己时，也困在这个怪圈之中，跟洛阳较上了劲。 李密之败，也实败于顿兵洛阳。 李密队伍中不是没有能人，柴孝和就建议李密分兵，一部分牵制洛阳，主力进取长安。 但李密给出的理由是：军队中大都是关东人，洛阳都拿不下来，让他们西行入关，怕是军心不稳。 李密说的军心不稳，怕主要还是担忧翟让。 李密虽已称魏公，各路义军也纷纷云集旗下，但翟让的存在，始终让他心不自安，而翟让方面，也有不甘心的举动，翟让的部将王儒信曾鼓动翟让担任大冢宰以统领百官，翟让的哥哥翟宽也对翟让失去“一把手”的位置愤愤不平。 李密于是在营帐之中置酒席杀翟让，在乱刀纷飞之中徐世勣胳膊被砍了一刀，也差点身死。 李密清除了心头大患，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翟让被杀的前几天，晋阳起兵的李渊，已顺利拿下了长安！ 而随着江都宫变，炀帝杨广被杀，宇文化及带队北归，顿兵洛阳的李密却迎来了两线作战的艰难局面——西要面对洛阳的皇泰政权（炀帝被杀后，杨侗称帝，年号皇泰），东要面对宇文化及，详见《王世充：隋末乱世中的一块政治拼图》。 而皇泰政权也面临着两难处境——西有李渊已拿下长安，东有李密相逼，还要担心李密与宇文化及两支队伍合并的可能，而内部还存在着将相不合的矛盾，“将”是来自江东的官僚代表、掌握军队的王世充，“相”是关陇集团的代表、把握朝政的元文都、卢楚等。 在这种诡异的政治局势下，各方开始了政治博弈。 李渊着力经营关中，将洛阳甩给李密，希冀坐收渔翁之利，为此李渊先写信给李密，坚定李密攻打洛阳的决心。 关于李渊李密之间的书信往来，史书中记载是李密先给李渊写信，大略内容是“欲帝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也就是李密要求和李渊结盟，共同打败隋政权；这之后才是李渊给李密回信，作出低调姿态，力捧李密:“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并说自己年龄大了，没啥非分之想，你得了天下后，还封我唐公就行了。 但事实上，应该是李渊先给李密写的信，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忽悠李密打洛阳，让他无暇西及长安——这么说的依据是，在李渊给李密的回信中，有这么一句：“前道简书，屈为唇齿”，透露出李渊曾给李密写过一封信，然后李密才给李渊回信，要求双方结盟，再然后才是李渊再回信，吹捧李密当得天下，表白自己没啥想法。 史臣修书，可能是为了维护李渊的面子，丝毫不载李渊给李密的第一封信，但在李渊给李密的回信中却忘了还有这么一句“前道简书”的细节。 相对于李渊的政治谋略和老成，李密在此关键时刻却暴露出了自己的狂妄与幼稚。 得到李渊的吹捧后，李密掉入到了与宇文化及、皇泰政权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 此时皇泰政权出招——在未征得王世充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擅自开始招抚李密——对李密赦去反叛之罪，授以重职，让他专心抵抗宇文化及，皇泰政权则鹬蚌相争，徐观其变。李密胜，则以其辅政来打压王世充，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关陇集团内部人士嘛。 当李密听说皇泰政权有意让自己执掌朝政，竟然大喜过望，马上表示愿意讨灭宇文化及以赎罪。于是皇泰政权给了李密一个空头名号：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封魏国公，让他先平定化及，然后入朝辅政。 李密听后大喜，立即以最精锐的兵力对付宇文化及，打得两败俱伤。也就是在这时，手握皇泰政权军事力量的王世充快人一步，杀了元文都、卢楚等人而掌握了皇泰朝政。 李密与王世充是死对头，李密的美梦破灭了。 李密初衷是反隋的，他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宗罪，而宇文化及除掉一个罄竹难书的昏君，相当于完成了他的心愿，但他在复杂的政治情势之下，竟然又接受皇泰政权的的许诺，这不又投向隋政权了吗？ 可见，李密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战略目标是混乱的，战略判断是错误的—— 你到底是反隋，还是扶隋？你到底是想改朝换代，还是仅仅想恢复自己家庭的荣耀？ 与其说李密是个革命者，不如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 真正的革命者，是坚定的，不会遇到困境就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理念。 而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则在顺境中口有大言，胸有大志，一遇困难便成墙头草。 这也注定了李密的失败。 618年九月，王世充趁李密与宇文化及大战疲惫之际，率军直逼李密驻守的金墉城，发生邙山之战，此时的瓦岗军将士已离心离德，李密战败，邴元真、单雄信等人投降了王世充。 此时徐世勣驻守黎阳，但李密担心徐世勣因翟让之事记恨于自己，只好东逃虎牢关，王伯当驻守河阳。 此时李密并未完全失去战斗力，他也想东山再起，但他杀翟让、在政治上的反复横跳的恶果显现了出来——没有人愿意跟着他了，只有一个王伯当！ 李密的部下劝他降唐。 如果李密政治头脑清醒，他应该知道，谁都可以降唐，只有他不能，就如同当年鲁肃对孙权所说——谁都可以降曹，但你不行，你降必死。这才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 但李密手下没有鲁肃这样的人，他也早没有了当初写信给李渊那样的豪情，于是率队降唐。 之后秦叔宝、徐世勣、罗士信、程咬金等也都先后降唐。 再之后的事情，就是李密在李唐政权又觉不得志，遂又企图叛唐自立，619年1月20日，被唐朝军将杀于陆浑县南邢公岘（今河南省卢氏县官道口镇的邢公山），年仅37岁。 从关陇贵胄到草莽枭雄，从革命者到投机分子，李密的人生，布满了悲情的底色，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却改造不了一支农民武装；他没有革命者的坚定，也不甘心家族的坠落；他政治上的摇摆，让他“欲为伊霍之业，终陷项籍之亡”；他无法真正突破时代的桎梏，或许，他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李渊，为什么会笑到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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