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究元决疑论》《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梁漱溟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编 者 按 语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举国震动。全国各省多举行公祭仪式以致敬意，时人更多以“完人”“楷模”誉之。1942年，蔡元培逝世二周年之际，梁漱溟先生特意撰文以作纪念，称颂其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 梁漱溟在文中总结蔡元培先生成就时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此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成为世人对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蔡元培的至高赞誉。开启世运、开创潮流，在梁漱溟这里，从晚清至民国这风云激荡的数十年间，他仅对二人做出过这般评价，一位是梁启超，另一位便是蔡元培。但蔡元培又与梁启超不同。梁氏之功，在于“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以一己之力，建政党、撰政论、办报刊、创学社，长据社会舆论中心，以“惊心动魄”之文字撼动中国人心。蔡氏之功，则在于“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继而能收合当世英雄以“共图大事”，推动国家大局。前者如“长彗烛天”“琼花照世”，后者“含蓄深厚”“绵历久远”。故而，梁漱溟亦称，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梁启超“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蔡元培则在时间上超过梁启超。 较之梁启超，蔡元培之所以成“开风气”“酿潮流”之功，与其兼容并包之器局息息相关。梁漱溟认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之所以可贵且能成就大事业，关键在于两点：其一在“真”，其二在“诚”。亦即，发乎真性情、出于真好恶、存有真度量。进一步说，蔡氏的“兼容并包之量”，源自他的天性中的兴趣广博，并因之而识见远大。由此，不仅对事物是出于真爱好，对人及其主张同样“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即所谓“率真而有容”。这两点，使蔡元培在言行处事上，皆有真意行乎其间；更使其能待人以诚，故能真正打动人，未见笼络、利诱、强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率真”，或者说“不失赤子之心”，在梁漱溟看来，正是蔡元培与梁启超的共通处，亦是二人之所以“可爱”且“伟大”之根由。 与此同时，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之量”乃至人所不及之器局、识见，亦源于他能超越“实用”利害之桎梏。在蔡元培的时代，“西学”传播已历数十载，从科技、文化到政体、制度，新观念、新潮流于中国社会盛极一时。然而，国人多持“实用”眼光，纵使彼时作为旗帜的“自由”“平等”“民主”之论，亦直接化为制度输入，而难以触及文化根本处。梁漱溟认为，蔡元培因“富于哲学兴趣”，天性使然，故能“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正因为能超越“实用”眼光以及由之而来的利害计算，他的器局识见超乎常人。故而，能以翰林出身而成革命巨子，能在政见之别、中西之争中聚拢人才、培养人才，能在古今之变、新旧之搏里创造社会风气、影响国家大局。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真正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新意识、新潮流，融入中国社会并使之深刻化、普遍化，或者说，于文化根本处，营造新社会、建设新国家。 今日正逢蔡元培先生逝世85周年，特发此文以作纪念。 纪念蔡元培先生 文｜梁漱溟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1920年3月14日摄于北京卧佛寺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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