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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战史堂堂主，立志要做一个严谨又有趣的公众号。尽量保证内容真实干货，配图准确，还让文章读起来不枯燥。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国正在进行两弹一星工程，这是支撑新中国的后盾，每一位科学家、技术人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1968年12月5号，一名重要的科学家——郭永怀却在回京汇报的途中，不幸发生空难牺牲。 牺牲前他跟警卫员将装有重要文件的公文包紧紧抱在怀里，用生命守护了重要数据信息，见者无不动容。 郭永怀的牺牲是我国两弹一星的重大损失，但是话说回来，这起空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 首先来介绍一下郭永怀的生平，他是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09年4月，他出生在山东省荣成，自幼成绩优异，长大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41年，郭永怀远赴当时国际上著名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 1956年郭永怀回国，1963年前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1965年，他又参与了人造卫星研制工作。 1968年10月，郭永怀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氢弹）的发射以及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郭永怀在两弹一星事业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郭永怀和钱学森及其家人在游览颐和园。 到年底，热核导弹的试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拿到了一份重要数据，着急要飞回北京向相关部门领导汇报。 当时有人劝郭永怀坐火车去，坐飞机不安全，但是考虑到情况紧急，他还是坚持坐飞机。 1968年12月4号下午，郭永怀带着警卫员牟方东，先赶到了221基地设在西宁的办事处招待所。 5号一大早，两人乘车出发前往兰州，并在中午之前抵达兰州中川机场。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郭永怀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负责这次航班的是一架伊尔-14客机，机号640，该机隶属于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大队，机龄仅9年，机况良好。
▲伊尔-14首飞于1950年，可以当做运输机和客机使用，性能良好，我国进口了50多架。 这架飞机的机组有6人，分别是飞行员、飞行检查员（飞行教员）、领航员、报务员、机械师和空乘，连郭永怀在内的乘客有6人。 下午13点59分，伊尔-14从中川机场起飞，由于到北京的空中距离达1300多公里，中途需要西安加油整备。 这一路上的飞行比较顺利，19点15分，飞机飞抵北京空域，飞行员与首都机场的塔台值班员取得了联系。 塔台通报：“静风，能见度2.2公里，云高400米，轻雾。”这刚好符合2公里能见度进场条件。 恰巧在这个时候，北京空域的气象条件开始恶化，能见度不断降低。 此时天已经黑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飞行员居然没有取得夜航单飞资格，而本应坐在旁边指导的教员竟然在客舱休息。
▲伊尔-14飞机的剖视图。
▲伊尔-14的模型封绘。 19点17分，首都机场能见度已经降低到1.5公里，云高180米，气象条件持续变差。 塔台值班员收到了这份实时报告后，居然没有向机组传达，而是在经过值班航行处处长的口头许可下，在复杂天气情况和无雷达保证的情况下，继续指挥飞机落地。 伊尔-14机组对这一状况一无所知，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准备在首都机场着陆。由此可见当时的飞行管理是多么松懈！ 此时塔台值班员要求伊尔-14不做穿云，直接加入长五边落地。这里的“穿云”指仪表进近，即塔台要求飞行员目视进近着陆。 在能见度恶劣的情况下，发出这个命令属于指挥失误，又加剧了一分危险。
▲伊尔-14的驾驶舱，教员应该在旁边指导飞行员着陆，并完成辅助动作。 在降落阶段，飞行员需要准确完成很多仪表按钮操作，得两名飞行员通力合作相互检查。 然而驾驶这架伊尔-14的仅一名夜航单飞经验不足的飞行员，可以想象在最后时刻他有多手忙脚乱。 就在这关键时刻，飞行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高度表被调成了相对海平面的高度，而不是相对于机场的高度，两者相差40多米。 19点36分，飞行员报告已经飞过远台上空，但是位置有些偏差。塔台继续指挥飞机着陆，飞行员回复：“收到”，并复诵了指令。 两分钟后，伊尔-14进入了最后的降落阶段。由于未准确通过导航台上空，而是从右侧向里切入。
▲北京机场的航图。 此时飞行员忙着修正航向，再加上能见度不佳，根本没有发现实际高度与高度表指示完全不同。 等他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就这样这架伊尔-14坠毁在距离跑道1209米处的玉米地里，触地起火。 5名机组成员和5名乘客当场遇难，另一机组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只有一名乘客幸存，而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壮烈牺牲。 据唯一生还的乘客回忆，当飞机姿态出现异常时，他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然后就失去意识了。 由于首都机场的消防车和救护车未在指定地点待命，再加上没有道路通向玉米地，因此花了一段时间才抵达坠机现场。
▲央视节目中坠机一刻情景再现。
▲伊尔-14的客舱。 当时从民航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首都机场工作的高柱参加了救援，他回忆道： “我当时正在附近学习，坠机后我和同事们立即跑过去救出了几人，他们当场就不行了，身体已经被烧焦了。” 救援人员发现有两具遗体紧紧抱在一起，当把他们分开时，发现中间夹着一个公文包，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 这正是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身体护住了文件，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保留了重要资料！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遭遇这么大的损失，他首先怀疑是否为敌特破坏，并严令空军和民航总局彻查。 调查组迅速进入首都机场等地展开调查，所幸经过排查后，并没有发现敌特破坏的痕迹。
▲郭永怀用过的公文包，但应该不是事故现场那一个。 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后，发现此次飞行事故完全是由于当时管理不严，机组成员和塔台人员松懈，安全意识薄弱造成的，给我国科学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关于此次事故，还有一种说法是坠机发生在12月5号凌晨时分，但并未找到具体出处。 《北京志·市政卷·民用航空志》记载时间和经过为上文所述，故本文采用该书说法。 之后民航总局作出规定：1、带飞教员在飞行中，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2、未经本场训练的科目，不得在航线上擅自增加； 3、未经右座训练的飞行员，不得在右座操纵飞机起落； 4、夜航着陆时，在未看到跑道灯之前，禁止打开着陆灯； 5、夜间飞行在云高 500 公尺，能见度 8 000 公尺以下，不得作长五边着陆。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1999年，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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