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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经历了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多次修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脂本仍是未完成稿，其中有许多矛盾甚至不通之处。 通过分析这些“硬伤”，可以探讨它的成书过程，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工作，对如何理解原著及脂批有莫大的价值。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怡红院丫头林红玉的命名问题，如果对照脂本与程本，可发现脂本有些纰漏。林红玉既已改名为“小红”，则书中众人不应仍唤她原名。 但第二十八回凤姐对贾宝玉说：“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丫头叫红玉，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使得？”还有袭人回贾宝玉的话：“二奶奶打发人叫了红玉去了。他原要等你来的，我想什么要紧，我就作了主，打发他去了。”仍称“红玉”就不合情理了。 程本整理者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行了完善，将叙述性文字和人物对话中的“红玉”全部改为了“小红”。 这个现象说明林红玉改名这一段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补上的，很可能是在初稿基础上修订时，添上这一笔，但却忘了把文中的“红玉”全改成“小红”。不合理的“破绽”让我们得以发现作者的修改痕迹。 笔者经多年研读，发现《红楼梦》的成书有一个将贾府地点从金陵到长安的改变过程。因为曹雪芹这一改动，牵涉到初稿的不少地方，由于改稿未及完善，仍保留许多初稿的痕迹和未及弥补的漏洞。  《红楼梦》第一回中介绍此书来历时说：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作者罗列了本书的五个书名。一般认为这五个书名是共时性的，一为主名，余为异名。而陈庆浩最早提出这些书名反映了《红楼梦》的不同成书阶段，这五个异名中，情僧之录，也正是石头所记，完全等同；《金陵十二钗》曾否作为某一次稿子的题名，目前尚无资料可考。由此陈庆浩认为本书只有《风月宝鉴》《石头记》《红楼梦》三个阶段的稿本命名。[1] 沈治钧则认为《金陵十二钗》也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即作过某一环节书稿的名称，证据就在脂批里，有4条是明明白白把它当作书名来用的。 他进一步总结出《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这样的： 小说初稿名《风月宝鉴》，别名《石头记》，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情节带有些许艳情色彩。初稿完成后，曹雪芹不甚满意，遂强化石头的叙事功能，扩充贾宝玉故事的规模，命名为《石头记》。此后继续“增删”修改，进一步强调“情”的作用，开始删削风月笔墨，可能易名为《情僧录》。 此后修改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将“大旨谈情”基本明确为小说的主导思想，扩充改建大观园，增加女性人物形象，降低贾宝玉等人物的年龄，形成新稿《金陵十二钗》。然后曹雪芹继续润饰，并“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甲戌年基本完成一百一十回全书，最后定名为《红楼梦》。[2] 笔者赞同沈治钧将《风月宝鉴》《石头记》《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作为成书四个阶段的书名。 但笔者认为，《风月宝鉴》《石头记》《金陵十二钗》应分别为《红楼梦》旧稿、初稿、成稿，《红楼梦》成书四个阶段的特征如下。 第一个阶段，《风月宝鉴》阶段（旧稿阶段）。 关于《风月宝鉴》，甲戌本此段有脂砚斋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联系到《凡例》中说，此书“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因此《风月宝鉴》是《红楼梦》的旧稿。 但它不是初稿，没有宝黛钗等角色，是贾琏、王熙凤等人的风月故事，而《石头记》是另起炉灶的，并非沿用《风月宝鉴》基础上增删修改。 第二个阶段，《石头记》阶段（初稿阶段）。 《石头记》以新写的宝黛钗爱情故事及四大家族故事为主体，利用和糅合了《风月宝鉴》旧稿的部分内容。贾府地点在金陵，主要人物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金陵周边，都中皇宫也在金陵。 第三个阶段，《金陵十二钗》阶段（成稿阶段）。 历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而基本成稿。八十回后也已成稿，但后来“被借阅者迷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后四十回为无名氏著，可能有部分原稿或残稿。贾府地点由初稿的金陵改为长安，金陵只是贾府的原籍、老家。 第四个阶段，《红楼梦》阶段（今稿阶段）。 《金陵十二钗》成稿后，仍经过修改，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本，及至曹雪芹去世，一直没能修改成完善的定稿。“自譬石头所记之事”的《石头记》一名原是初稿的书名，“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所以，我们看到的今本《石头记》与《红楼梦》两种书名并存。 前人成书过程的研究基本围绕着探讨《风月宝鉴》旧稿上进行的修改增补，即讨论今本中有哪些是从旧稿中移植而来，旧稿中的人物和故事有哪些改变。对此，笔者也有些思考，将另文探讨，结论也与前人观点迵异。 本文则另辟蹊径，探讨《石头记》与《金陵十二钗》之间的最主要的改变，贾府地点由初稿《石头记》的金陵改为长安。 之所以贾府地点金陵改长安这一变化断定为初稿《石头记》与成稿《金陵十二钗》之间，依据在于《石头记》是另起炉灶而非沿用《风月宝鉴》，《风月宝鉴》的故事地点在哪儿，我们难以分辨，也无关紧要。 另外，金陵又称“石头城”，“石头记”可理解为石头城的故事，这或许也是初稿题名《石头记》的原因之一。而贾府改为长安后，主体故事不再是石头城的故事，作者便以《金陵十二钗》作为书名。尽管不再是石头城的故事，但仍是石头记述的故事，脂砚斋抄阅再评时“仍用《石头记》”。 作者为什么要作出“贾府金陵迁长安”这么繁难的改变呢？笔者猜想，原因有二。 一是埋伏作者家族的真事，使贾家世系由金陵迁北京，与作者家族由金陵迁北京相对应。 作者原本是为了记念少年时遭遇的闺阁女子，将贾府定在金陵，将这些“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的杰出女儿誉为“金陵十二钗”。故事地点在金陵，可避免将其与北京的作者相联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作者将贾府设置在长安，更好地体现作者的经历和思想，巧以“假借汉唐”为掩饰，虽让人有长安为北京的联想，毕竟不是明写，同样也可避祸。 二是有利于模糊《红楼梦》的“地域邦国”，更有艺术趣味。 “金陵”和“长安”都是一个城市的古称，这是一个共同点。“从古之称”的好处就是让人搞不清小说叙述的朝代。而“长安”还有一个“金陵”所没有的好处就是，让人搞不清小说叙述的地域方向，原因就在于“金陵”只能指南京，而“长安”既可指西安，与汉唐相应，又可暗指北京，与作者的时代相应。另外，“长安”的别解使贾府地点在长安更有艺术趣味，笔者在《“长安”别解：〈红楼梦〉的地点问题》（未刊稿）一文中有详细解说。 最早提出《红楼梦》地点问题的俞平伯先生认为，“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例如，“贾家如在南方，何以有炕？炕于书中屡见”，“看他写大观园中有竹，有苔，有木香、荼蘼、蔷薇，冬天有红梅，席面上有桂花，喝的是隔年雨水；怎么能说是北方的事情？” 最终，他认为“可以借作者底生平，参合书中所叙述，积极地证明《红楼梦》之在北京”。[3] 花草亦南亦北，可能是作者有意模糊地点，还可能是文学意蕴的需要，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作者初稿中曾将贾府定在金陵，之后才改为长安，从而导致贾府及大观园的描写南北兼有。 《红楼梦》记述作者曾经的闺友闺情，还曾将自己“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精心修订的这部书稿题名为《金陵十二钗》。红学研究者也从未有人怀疑过“金陵十二钗”有何不妥。 然而，笔者之所以作出《红楼梦》成书从金陵到长安的判断，首先是因为“金陵十二钗”不尽合理。我们先细读一下贾宝玉翻看金陵十二钗册子时的情形： （贾宝玉）看那封条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拣自己的家乡封条看，遂无心看别省的了。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警幻冷笑道：“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下边二厨则又次之。余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 注意这里宝玉的说法，“金陵极大……如今单我家里……”，在宝玉这段话中，“我家”位于金陵省内才是顺理成章，合乎情理的。 按今本中宝玉所在贾府位于都中而非金陵，而宝玉从小长于都中，未去过金陵，自然不可能以老家的“女孩”人数来应对。这里就泄露出一个“天机”，初稿贾府很可能在金陵。那么宝玉下意识看自己家乡金陵的册子，拿家里人数回话，都会比今本更加自然妥帖。 由于在地址上做了重大改动，作者在改稿中要把原来拟定的人数仍然命名为“金陵十二钗”，就会显得比较吃力了。 在初稿中贾府在金陵，全府都是金陵当地人，非常自然。成稿中贾府在长安，为了切合“金陵十二钗”，作者就必须将贾府女子都写成现居长安的金陵籍“外来人口”。贾府全家几乎都是从金陵搬迁而来，包括主子、夫人、奴仆、丫环等等。 贾府居于京都数十年，公子娶的却基本都是金陵籍女子，如王夫人、凤姐系金陵王氏，贾珠夫人李纨“亦系金陵名宦之女”。虽然贾府大多仆婢来源于家生子，但几乎没有一个当地雇来的或买来的，显然超出常情。 细究今本金陵十二钗册子中所载女子，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书中明写自江南远道而来，如林黛玉、妙玉、香菱、薛宝钗，她们籍贯或姑苏或金陵城，都是地道的金陵人。 第二类是出生和长大都在都中，如贾府四春及凤姐、巧姐等人，因为贾家、王家都是原籍金陵，当然也算金陵人。 第三类是秦可卿、袭人、晴雯等人。秦可卿，其父秦业，“现任营缮郎”，书中未介绍其籍贯，算原籍金陵也能勉强塞责。 但晴雯和袭人的身世来历则充满疑点。晴雯是贾府仆人赖大嬷嬷买的丫鬟，后送于贾母，“不记得家乡父母”。按常理，更像是赖大嬷嬷在京都就近买的丫鬟，其籍贯在京都或周边地区的可能性远大于金陵。而晴雯不忘旧，求赖家的将其姑舅哥哥多官收买进贾府当厨子。如果晴雯籍贯远在千里之外的金陵，则这个情节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弱了。 袭人就更令人怀疑了，书中有两处提到袭人的家，就在长安，贾府附近。第十九回贾宝玉对茗烟说：“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么呢。”随后去花家探访。 第五十一回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 王夫人、凤姐将袭人隆重打扮多人陪同，以宝玉准姨娘身份坐车回花家，袭人送母殡后才回。这些都给人留下袭人就是长安本地人的印象。 虽然后来第五十四回中说袭人是一个人“单身在（贾府）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袭人的籍贯也不太确定了，但这更像是成稿中作者为切合袭人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员而添加的补漏之笔。 初稿贾府地点原本就在金陵，秦可卿、袭人、晴雯即便不写来历，也可自然而然看作金陵人。丫环奴仆当地雇请或采买，贾府公子们也都成了娶当地金陵女子，非常符合常理，而不再是仅限于娶旅居长安的金陵籍女子。 因此，我们可以窥探出《红楼梦》在成书的初期阶段，极有可能经历过从金陵到长安的过程，而非如今本一般直接把贾府定在长安。但主角和十二钗其籍贯仍不做改动，即便做过修改，也难免出现上述文本“裂隙”，使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大胆的揣测。  文本“裂隙”远不止上面几处，两地的荣宁二府也是颇引发读者的争议。我们先看金陵的荣宁二府，贾雨村眼中所见： 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 再看京都长安的荣宁二府，第三回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所见： 自上了轿，进入城中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著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著，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 《红楼梦》中的长安和金陵各有一个模样、结构几乎一样的荣宁二府，都位于长街路北，都是街东宁国府，街西荣国府，都是座北朝南，同样都有后山。 许多读者和研究者都留意到这个问题，笔者2004年在《红楼方位学》一文中指出，“北京和南京都有一模一样的荣宁二府，后者是'老宅’”，京都长安是后来的贾府所在地[4]。 张云也留意到，“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说金陵有一个荣宁街，那里有两府看起来外面的架子依然巍峨的老宅子”，认为：“南边的两府所处方位、格局俨然与京都的一般无二。金陵的是老宅子，而都中的是宦游去京置办的。留有老宅，保留的是家族血脉的根基。”[5] 长安与金陵各有完全一样荣宁二府，实际上是初稿修改留下的痕迹和漏洞。初稿中原本只有金陵的荣宁二府，后来将贾府设在长安，也有一个荣宁二府，金陵就成了老家。宁荣二公靠军功起家，皇帝御赐宁荣二宅。 按理，他们亲兄弟在老家就是同一父母的宅院，一般不太可能也是同样的荣宁二宅。初稿中贾雨村与冷子兴所说的应是同一个贾府，而不是今本的各说各话，南辕北辙，造成金陵和长安各有荣宁二府。 《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在金陵和长安都中都有房舍，第四回中护官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微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皆在籍。 这护官符是地方官者为保乌纱帽的“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为的是免得“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 范围是“本省”，然而这护官符特意加了小注，“注着始祖官爵并房次”，不光本省，连京都有几房都注明，岂不画蛇添足？其实纯粹是为原贾府的金陵改为长安而打的补丁，但无意间露了马脚：除了金陵与长安，其他地方就没有四大家族血脉？ 另一个补丁是为贾雨村任职而设。贾雨村在初稿中一直在金陵为官，因而经常与出入贾府。改稿中不可能把出入贾府的情节改了，而“乱判葫芦案”时金陵，故在第十六回加了一句“细问原由，方知贾雨村也进京陛见，皆由王子腾累上保本，此来候补京缺”。 其后未及提起，直至第五十三回才有“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此前他已多次造访贾府，还有处置石呆子案。那么他在处置石呆子时又所任何职？ 书中没有说明。如果是按照原本为金陵之说，作为应天府尹审理石呆子案则自然而然，不用另找理由。由此可见，此前的“候补京缺”只是为补漏洞不得已打的补丁。 宝玉为荣国公之孙还是曾孙的问题，也是红楼的疑案。《红楼梦》宁荣二府源于皇帝封水字辈的两兄弟贾演、贾源为宁国公和荣国公。 “荣禧堂”的牌匾上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很可能就是皇帝亲笔所书。这“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他们的后代，是以宁国公与荣国公后的辈分来排定，分别称作宁公或荣公（亦称宁府或荣府）的子孙：子，“代”字辈；孙，“文”字辈；重孙，“玉”字辈；玄孙，“草”字辈。 例如，第九回介绍贾蔷时说：“原来这一个名唤贾蔷，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的还风流俊俏。”宁国公是“贾蔷、贾菌之祖”（第二回脂批），贾蔷是宁国公的玄孙。 又如，第三回贾雨村问林如海“令亲大人现居何职”时，“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同谱，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这些辈分的称谓都非常清楚的。 可是，《红楼梦》中实际上却存在另外的辈分称谓，如第十六回秦钟死前在阴间对众鬼说：“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宝玉。”如果“荣国公”是贾源，那么贾宝玉应是曾孙才对。 实际上，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子提及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咐她说：“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这里也是写宝玉是荣公的“嫡孙”。 更确实的依据在于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和贾母的对话： 张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作的诗，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又叹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 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这里说得贾母“满脸泪痕”，并说：“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显然这“国公爷”是指贾母之夫无疑，且宝玉、凤姐皆称张道士为“张爷爷”，与“国公爷”同辈。 看来，贾母之夫死得早，死时贾政、贾赦尚幼，所以“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 如此说来，贾母之夫贾代善也是“荣国公”。这样，宝玉才是“荣国公的孙子”。 面对以上矛盾之处，一些学者解释为旧稿的设定乃孙辈，修改稿改为曾孙。如朱淡文认为“作者原稿将贾母设计为荣国公贾源之妻即荣国公夫人，而将贾宝玉安排为荣国公之孙”。[6]陈庆浩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旧稿中荣国公是贾宝玉祖父”而非曾祖，“贾母是荣国公的嫡配”。[7] 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给贾府世系增加了一代。[8]《红楼梦》初稿中的只有水（或代）、文、玉、草四代人，后来增加一辈，改成了水、代、文、玉、草五代人。 作者之所以增加一代，正是贾府所在地迁移所致，“贾府金陵迁长安”说能很好地解释辈分称谓问题及金陵和长安各有一个荣宁二府。初稿中贾府在金陵，贾母为荣国公之妻，四代同堂。 成稿中贾府在长安，贾母为贾代善之妻，仍是四代同堂，但金陵为原籍，势必增加一代作为贾家发源地，最简便的改写方法是：金陵的荣宁二府是贾源和贾演的，长安的荣宁二府是贾代善和贾代化的，这就是金陵和长安各有一个荣宁二府的原因。 这种解释有依据吗？当然有。长安的荣宁二府是贾代善和贾代化的，故长安城内宁、荣两府的直系亲属，基本上都是按贾代化、贾代善排辈分的。 如第四回：“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这里，“宁府长孙”是依贾代化来排资论辈。 荣国府也一样，如第九回：“贾菌亦系荣府近派的重孙，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贾菌，这贾菌与贾蓝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坐。” 贾菌的“重孙”也是以贾代善作为荣府来排辈分。贾母称秦可卿“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也是依此辈分而言，虽然秦可卿不是贾母的直属“重孙媳”。由于初稿中贾母为荣国公夫人，改稿未及完善，仍保留贾宝玉为“荣国公的孙子”的初稿痕迹。 而宁、荣两府的旁支亲属，则按贾演、贾源排辈分。例如关于贾蔷，第二回在“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处有脂批：“贾蔷、贾菌之祖，不言可知矣。” 脂批对贾蔷说的没错，贾蔷是宁国公贾演之后，故是“宁府中之正派玄孙”，但不是贾代化的重孙，他的曾祖父只是贾代化的四个同胞兄弟之一。脂批对贾菌的说法有误，他是“荣府近派的重孙”。 荣府也相似，荣公贾源生有几子，书中未明写，只说“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但“长子”就意味着还有次子等等。 可以想见，自贾代化、贾代善承继之后，他们的兄弟也自立门户，迁出了宁荣二府，如贾芸住在“西廊下”，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与宁荣二府已相差甚远。由于他们不是贾代善、贾代化的后代，只能按贾演、贾源来排辈分。 《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是个复杂而又难以探讨的问题，需要从原著的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最终的结论仍然只是我们的猜想，很难得到验证。尽管如此，成书问题是《红楼梦》存在的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今本有着难以消弥的矛盾现象或不合情理之处，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因此笔者提出《红楼梦》成书的“贾府金陵迁长安”说，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尚需进一步论证。本文抛砖引玉，以待完善。 [1] 陈庆浩《八十回石头记成书初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 [2] 沈治钧《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辑。 [3]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118页。 [4] 胡联浩《红楼隐秘探考》，第306页。 [5] 张云《〈红楼梦〉的多重主旨及其表达策略》，《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 [6] 朱谈文《红楼梦研究》，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82页。 [7] 陈庆浩《八十回石头记成书再考》，《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 [8]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28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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