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子玉 我们必须承认，越是有才的人身上一般都会有一些难以和世俗兼容、甚至扎人的特点，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反而拉近了他们和世俗之间的距离。比如左宗棠。虽然此人性格极其刚直，且贪功、自负，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历史定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宗棠刚直的作风更多是出于公心，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为了具象化说明左宗棠自负的缺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小事来说明。同治三年（1864）三月，湘阴的文庙中长出一株灵芝，于是，郭嵩焘的弟弟郭崑焘就将这个祥瑞和自家的喜事对标：“文庙产芝，殆吾家之祥。” 郭崑焘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哥哥郭嵩焘去年刚署理广东巡抚。 但是呢，这种说辞却让另一个湘阴人大为光火：“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 这个湘阴人正是左宗棠。这年十月，左宗棠刚因肃清浙江之军功锡封一等伯爵，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个署理广东巡抚放在眼里。 作为陶澍和林则徐口中的“绝世奇才”，左宗棠如此自负其实正是其实力的体现，因为，就算是曾国藩这种级别的大佬，他照样看不上。对于此，曾国藩就曾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过：“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 不过，曾国藩是一个极其有修为的人，也足够了解左宗棠，所以从来就没将此事放在心上，以没听见、不知道、不回应来应对。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不服还有一件小事。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在听到其谥号为“文正”时是极为不满，说：“他都谥了'文正’了，那我们将来不是要谥'武邪’了吗？” 当然，关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谩骂和对其谥号的非言可能都是江湖传言，故意编排他的。不过呢，无风不起浪，可能也正是因为他的极度自负才给了世人发挥想象进一步创作的空间。 至于贪功，左宗棠也确实有。同治三年（1864）十月，左宗棠在肃清浙江之后正式进入福建，履行其闽浙总督的职任。对于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左宗棠采取的办法是追击，导致太平军分别向西、向南窜入了江西和广东，而此时的广东只有一支战斗力相当有限的粤军。这在广东巡抚郭嵩焘看来是典型的“驱贼入粤”，因此，在向朝廷反映情况的同时也要求左宗棠派兵援助广东。 令人意外的是，左宗棠是直接拒绝：“本省堂奥有贼，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 不救就算了吧，左宗棠还将淮军郭松林和杨鼎勋部遣回，不让他们援助广东。 同治四年（1865）八月二十三日上谕：“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 在广东军务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朝廷进一步给左宗棠赋权让其进入广东，并节制三省。这在郭嵩焘看来就是赤裸裸的争功。要知道，当年，左宗棠深陷樊燮案时，正是郭嵩焘在京师紧急活动才救了他一命。而且，两人还是老乡、亲家，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不讲武德。 这还不算完，左宗棠接着又推荐蒋益澧出任广东巡抚，将郭嵩焘从封疆大吏的位置上赶下来。1866年正月初八，朝廷上谕：“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已明降谕旨，饬令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军饷矣。” 郭嵩焘呢，则于二月二十六日被召回京师。  郭嵩焘其实不适合干封疆大吏 图源/剧照 自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直到左宗棠去世，郭嵩焘都没有原谅他，认为左宗棠本可以成为一代名臣，但却矜张、恣肆、意气，自己毁了自己。 说实话，要说争功，左宗棠确实有这方面的欲望，不过呢，对于建议朝廷将郭嵩焘调离封疆大吏的位置则值得商榷。左宗棠对郭嵩焘的评价是：“郭嵩焘勤恳笃实，廉谨有余，而应变之略非其所长。” 认为郭嵩焘的素质和督抚的地位不匹配，尤其是在当时的大争之世。 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曾国藩也同样认为郭嵩焘存在应对实务层面的短板。 所以，对于郭嵩焘被调回京师一事左宗棠也是毫无愧心：“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宗棠此举实际上是对郭嵩焘变相的保护，因为，郭嵩焘真的不适合督抚的位置。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点左宗棠就相当清醒。咸丰四年（1854），面对曾国藩的举荐，左宗棠说：“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并且扬言：“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 认为以自己的才能只能出任知县一职，坚决拒绝曾国藩的举荐。 左宗棠对朋友比较直，对自己更直。 所以，对于郭嵩焘被调离广东巡抚一事，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左宗棠的公心，因为，在郭嵩焘后来被举国非议时，左宗棠却从来未被世俗的惯性所裹挟，人云亦云。 这个人呀，内心很正，只是做事太刚、太直，容易造成人际关系方面的拧巴、冲突。这一点，当年的贺长龄早就注意到了，为什么他建议左宗棠要做大官，就是因为，像左宗棠这样的人在基层很难生存。而老天也变相保护了他，让他三次会试都不及第，最终等来了大争之世，快进式做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 由此可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为了说明左宗棠的性格和公心的冲突，我们还是以他和曾国藩之间的一些事来说明。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国藩之父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在朝廷没有批假的情况下就直接离开湘军大营回到了湖南老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曾国藩当时在地方没有实职，被江西官场是处处掣肘、内外交困，在情绪的作用下作出了这个不理智的行为。 对于此，左宗棠一提笔就是一顿批评，给曾国藩的行为作出了“似礼非礼”的定位，认为，正值国家有事，曾国藩不应该遵守寻常之礼，应该变通行事。 面对左宗棠的过激之词，曾国藩是连信都没给对方回，以示决裂之心。当时，左宗棠也已经感觉到了，认为是自己言语过激刺痛了对方，自己确实不会说话，这件事错不全在曾国藩。 通过这件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左宗棠的公心、说话的直接。 不过呢，曾国藩在这段时间也完成了自我蜕变，所以出山之后也及时和左宗棠和好，并向朝廷大力推荐对方。左宗棠后来能坐上浙江巡抚的位置就是出自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 只是，当湘军攻克金陵城曾国藩取得肃清东南的军功之后，左宗棠却于第一时间给朝廷打报告汇报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跑的消息，导致曾国藩一度很是被动。 对于这一点，江湖也有左宗棠是妒忌曾国藩的说法，但若是从其性格的刚直和一腔公心来看的话，则一点也不奇怪。你想，他都可以和郭嵩焘绝交，何况曾国藩。 当时，针对洪天贵福的去向和从金陵城突围的太平军的具体数字，曾国藩和左宗棠打起了文字战，双方是有来有往，甚为热闹。两人的关系直接破裂。 随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曾国藩想趁攻克金陵城获取军功之际让朝廷卖他个人情撤销李元度的案子给其相关待遇。因为，李元度如今的境遇毕竟是自己参劾的结果，而李元度又是陪他度过最艰苦岁月的那个人。 朝廷呢，就将这个案子交给了左宗棠，没想到左宗棠却再一次较真，公事公办，导致李元度被判充军。而且，左宗棠还因此批评曾国藩是以私情干预朝廷刑赏之公。 李元度事件导致双方关系彻底破裂，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呢，这次左宗棠依然是出于一片公心，因为，如果是私仇的话，其之后的一系列动作我们就看不懂了。由于曾国藩向左宗棠推荐了刘松山，又及时向刘松山提供军饷，给左宗棠的平叛事业帮了大忙。所以，在荡平捻匪之后，左宗棠是第一时间上奏，请求褒奖曾国藩，理由是，曾国藩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谋国之忠”。  曾国藩其实一直在支持左宗棠 图源/剧照 在这件事上，我们就能看出左宗棠的实事求是，他认为自己和曾国藩私交虽然存在嫌隙，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对方的敬服。用左宗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 甚至在后来当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缺钱看病时，左宗棠还慷慨解囊，赠予对方三百金。这是后话。 当然，就左宗棠的性格来说，他确实存在社交层面的短板，尤其是他和曾国藩这种迥然不同的性格。左宗棠呢，也曾公开表达过自己对曾国藩的不满：“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 对于左宗棠，我们也只能如此解释：越是牛逼的人，越有个性。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于南京两江总督官署内去世。当举国都准备看左宗棠的表演时，左宗棠却以“晚生”的身份写了一副对曾国藩予以高度评价的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刚直历来是左宗棠行事的作风，但他却从来不意气行事，始终是黑白分明。 对于江湖对自己的非议、诽谤，左宗棠也从来不做过多解释，认为：“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是的，彪悍的人生从来不需要过多解释，也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因为时间才是最公允的尺子，迟早能将一个人的真相还原。 所以，当笔者翻阅的资料越多，才愈发觉得左宗棠的棱角分明，这种人，简直可以用“可爱”二字作以形容，属于官场中的异类。 因此，我们不必对此人作以过多评价，左宗棠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已经足以对其进行精准概括：“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 左公的一生，是正气萦绕而又大气磅礴的一生。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 / 推荐阅读： /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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