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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井冈上下 与蔡协民结璃，初识毛泽东 我跟随着郴州第七师师直机关一道转移。由于仓促行动，来不及通知苏维埃政府和群团组织的所有成员。因此当他们看到部队匆匆撤离，急忙也跟着撤出郴州。一些农会干部、赤卫队员担心受到敌人和还乡地主的报复，也跟着队伍跑，家也不要了。而他们的家属知道了这一消息，也不顾一切地跟在队伍后面跑，队伍越走越庞大，越混乱。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在这支队伍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哭哭啼啼的孩子，更多的是一大群衣衫不整、神情恐慌的妇女。队伍中，有挑担子的，有背包袱提篮子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扛着梭镖的—那上头挑着包袱、衣衫，甚至尿布，简直像一支逃难的队伍。这条走走停停缓缓往前的长龙，首尾相距十几里。到了晚上，沿途露宿，生火做饭，四处火光熊熊，哭声闹声混成一片。 从郴州出发，经过资兴、桂东，一百多里走了四五天，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到了鄙县的水口镇一清点，尽管有些老人和妇女走不动折回去了，可跟出来的还有六七千人。再这样下去，不知何时能到达井冈山?万一遇到敌人，只好束手待毙。 因此部队决定，在水口镇休整几天，整顿清理队伍。老人和妇孺尽量动员回去，或就在附近暂避一时，实在不能回去的干部家属随队伍前进，年轻力壮的男人留下。经过三天整编后，仍有两千多人留了下来，但队伍精干多了。 经过休整，队伍轻装上路，两天后终于来到了井冈山脚下的酃县县城。队伍住了下来，等候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 师直机关驻扎在一个祠堂里。一天傍晚，十分疲惫的我正依着蔡协民的肩膀，等待着开晚饭。 那时，我刚同蔡协民结为夫妻。蔡协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生，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是第二十四师铁军连指导员，后随朱德到湘南。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他对我好感，我对他亦敬佩爱戴。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再说，当时形势那么恶劣，战斗即将打响，而我又成为年轻的寡妇，我不想陷人是非，不想再谈恋爱。蔡协民是我的领导，有理论有文化，是一个有水平的成熟革命家，人又温文尔雅，因此在上井冈山前夕，我答应了他的求爱。而对夏明震，当然是刻骨铭心的，但我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永远留在心中。 不久我和蔡协民结合了。没有仪式，没有喜宴，甚至连茶点都没有。部队到酃县时，我刚有身孕，加上连日行军，疲乏得散了骨架似的。 我依靠着蔡协民慵懒地半睡着。只听得门外一个洪亮的声音高喊着:“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人已随声而入。 我睁眼一看这位陌生的来客:身材高挑，气度不凡。他一见床沿上相依而坐还来不及站起的我们，笑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 他边开着玩笑，边自个儿拉了条长凳坐在我们对面，满含笑意地看着我们。 蔡协民忙拉我起身，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我常和你说起的毛泽东，毛润之!” 啊!他就是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我仰慕已久的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我顿时倦意全消，肃然起敬坐在一边倾听着这两位师生兼战友的谈话。 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蔡协民是他的学生。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尽管毛泽东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蔡协民就像一对老朋友，很随便，很亲热。两人侃侃而谈，似乎把我给忘了。 我端详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热情风趣、平易近人，使我对他由崇敬变成了仰慕。从此对他没有了拘束，就是后来人们把他神化而顶礼膜拜时，在我心目中，他还是那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毛泽东。 他们说了好一阵子，毛泽东起身告辞。他最后说:“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朱德的队伍很快就到了，我还要去那里接他们。”我们一直目送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消失在一片浓浓的暮色之中。 朱毛井冈伟大会师 我们在鄙县住了几天，朱德率领队伍从衡阳至末阳间与敌作战后，经来阳的东江、竹市，安仁的神州，到达河渡。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比我们晚到两天，就驻扎在碧市附近。这时我们第七师的主力部队在邓允庭师长的率领下经过沔污渡，也来到了宁冈碧市。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在碧市南边的一个大草坪上，召开了朱毛井冈山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他庄严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朱毛会合”。 会师大会之后，部队开始整编。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下辖六个团。朱德原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整编为第二十八团，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整编为第三十一团，这是红四军的两个主力团。原来在井冈山斗争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编成第三十二团，从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等县来的队伍，合编为三个团，郴州第七师番号取消，与宜章三师整编为第三十团，蔡协民仍在那个团担任党代表。 部队整编后，就上井冈山了。郴州第七师直属队的男女老少上千人，也随着我们上了山，在小井那儿驻了下来。 井冈山位于江西、湖南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距敌人重兵驻守的南昌、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较远。新旧军阀连年混战，无暇顾及这里，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这里山高林密，群峰连绵，地势险要，林木苍翠，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很大，且一举一动可以影响湘赣及附近省份。 小井位于井冈山地区的中心地带，还算是个大地方了，有五六个铺子，其他几个村连铺子都没有。小井溪的对面有不少石头山，据当地农民说，过去傍晚时分总有成群的猴子在石头上蹦来跳去，部队来后，就没有那么多了。 井冈山的田地很少，有几个田洞，最大的也只有几十亩，因此当地粮食奇缺。我们上山时虽带了些粮食，但男女老少上千人，一两天后便断粮了。 当时正值初春四月，井冈山遍地是竹子，且正是长竹笋的季节，山上的竹笋已长得差不多人那么高了。为了充饥，我们只好把竹笋砍下来，剁成一块块的，放在一口大锅里煮，也没放盐。有的竹笋纤维已经很长很硬，咬也咬不动，吃得多进得少，吞下去的只是一些水和渣子，肚子还是饿的。 为了解决粮食供给问题，部队决定下山攻打永新县城。随军来的家属小孩加上缝纫工人、病号一百来人，被留在井冈山后方留守处。我也跟着后卫队下山去了。 部队就像一群饥饿的老虎下山了。 攻打永新县城，拿山村是必经之道。那村比较大，有一支国民党的小股部队驻扎在那里。红军主力部队从罗浮下山，再走一百二十里路，就到了拿山。一阵猛冲，就把这个绊脚石踢去了。 我随着后卫队到拿山时，主力部队已往永新去了。我们驻在一个地主家里，房子是两层楼的。一些战士从二楼搜出了八九坛东西，是用很大的坛子装的，上面用泥封口。他们打开一看，是金黄色的糯米陈酒，顿时香气扑鼻。战士们抢着用土碗舀酒喝。 我也兴致勃勃地舀了半碗，一尝还真好喝，又甜又香，还有些黏稠。当时我走得又累又渴，不知不觉就喝了一大碗。那酒的酒性真足，不到十分钟，我就觉得头晕目眩，天地翻转，后来便不省人事了。吓得战士们急忙用冷水往我头上浇，浇了好一阵子，才把我弄醒。我再次领略了酒的厉害。从那以后，我见酒怕三分。 第二天，我们进人已解放了的永新县城。这是我们撤出湘南后所到的第一座城市。 这时蔡协民调任第三十二团党代表，团长是袁文才，我也随他到团党委办工作。 有一次，毛委员到我们团里开会，给连营以上干部讲解“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他讲得绘声绘色，从实际到意义，再从意义到实际。我们到会的同志聆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后，个个深受启示，信心百倍。 当时，毛委员还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我们第三十二团留下两个连和一个独立营做地方工作，与我们机关干部合在一起，三至五人编成一个小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会、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晚上到敌人驻地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投几个土手榴弹，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搅得他们夜不能寐。 敌人也常出来骚扰。他们一来，村子里的干部、赤卫队就掩护老百姓往山上撤。但敌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们要是住下，同样不得安宁。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发动群众、牵制敌人，在永新和宁冈交界地区建立、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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