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雪（1902~1972),字九如，江西婺源人。幼年至上海，学医于安徽省歙县名医汪莲石先生。数年后，汪已年老，又与江苏省孟河名医丁甘仁先生交密，遂介绍转拜丁先生为师。时丁初创上海专门学校于老西门内石皮弄，程氏以优异成绩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并为丁先生学说的传人。丁先生殁后，其子丁仲英任该校董事，孙丁济万继任校长。改名为私立上海中医学院，程留任为教务长，兼任教职及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四五年后离去，自设诊所于上海西门路。解放后，历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上海中医学院院长、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善治温热时病，用药轻灵，主张“轻以去实”。著有《金匮篇解》《程门雪医案》等。于书画金石亦有一定造诣。
程门雪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青年时骨格清秀，形体瘦小（晚年较丰）。程氏外貌沉默寡言，不轻易发表意见，却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临诊之际，静聆病家口诉，偶然提出问题，洞中病情，要言不繁，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当答复同学质疑问难时，则滔滔不绝，辩才无碍。记得我少年时，常去夜谈求教，他既诲人不倦，我也欲去还留，每到晓光催人，才赋归去。他是这样地予人以学识。
但他有时也很风趣，说几句诙谐话，妙语如珠，能使受者面赤，听者拊掌，不是不可亲近的道貌岸然者。
学贯古今的“贯”字，这里不作“淹博”或“会通”解，而是说程氏能把仲景学说“一以贯之”，乃“贯串”之意。
程氏治学的道路，可以说是学校出身的人走过的“常路”，即“泛读各科，浅涉各家，莫衷一是，结果是一无所长（特长）”。程氏四十三岁时，在某一著作的自序中说：“幼而荒嬉，长入五都之市，目迷于色，耳惑于声，同学诸子，十九皆好嬉而不好学，不得切磋之益，忽忽十年，驹光电逝。”乃以“不名一家”为惭愧。《序》中又说：“自二十五六岁以后，方稍稍知为学之道，但杂好不专，作辍无恒（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幸掌教医校，撰讲义以授生徒（此讲义已整理完成，即将付印，书名《金匮篇解》），不容偷息，其间数载，得益非浅鲜也。”这是因教学而写讲义，必须广泛而又深入地研读关于《金匮》方面的诸书，从中增长了学问。
但是，作为对医学教师的要求，不仅是学问渊博，更重要的是经验。没有通过实践的学说，尽管洋洋洒洒，包罗万象，却只是纸上空谈，无裨实用。一旦用之临床，“肺腑不能言”（古人诗句），还须自己去摸索。程氏深知此点，于是在兼任广益中医院的医务主任时，从门诊到病房，均不放过实践的机会，故常有理想的疗效出现，腾传于师生间的，有大剂石膏和附子二例（见后“用药可分三个阶段”，惜无医案留存）。
程氏找到正确的治学轨道，是在摸索了十年之后，也见于这篇《序》中：“三十六岁后（当时程氏惕于宋代苏洵＇三十七，始发愤＇，读书过迟的故事，故刻了“晚学轩＇印以自励－时希注，下同）乃复发奋读书，颇有小就（程氏遗著中伤寒、妇科诸歌诀，批注伤寒、医案各数种，均是此后陆续写成的）。虽薄有声名，自问实空如无物，缘昔日所学皆浮薄无实在也。故自去年以来，幡然变计，却求古旧之学，不希新奇之说（指当时《皇汉医学丛书》中，日本学者对《内》《难》及仲景学说的研究和西医东渐，颇合中国人时好），书不求多，但《内经》《伤寒》《金匮》《本经》数种已足（这正是我们现在定为中医的四部经典著作）……此余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也（是年程氏又自号为'补读斋’）。”
他从丁甘仁氏的学说中，找出其清淡之法，出于叶天士；又从叶氏用药精练简洁、配合顾盼之妙，知源于仲景；又从仲景《伤寒论·自序》中得其“撰用《八十一难》《黄帝内经》”等句，于是乎上溯到根本。贯彻到治疗中，遂自成轻灵一派（这是他生平用药的第二阶段，详见后“用药可分三个阶段”）。
程氏曾有诗句云：“不薄今人厚古人。”意思是既不厚古佞古，也不轻视今人。他对上海前辈名医朱少鸿、夏应堂、王仲奇深致服膺；对同时同道如刘民叔的《鲁楼医案》及徐小圃、叶熙春、祝味菊的药方常加研究，特别是刘、徐、祝三家以善用附子有名，认为是仲景一脉的后劲。这就是程氏把古今学说一以贯之的妙悟，同时也说明了一位名医由常路（程氏认为是十年弯路）而找到正路（宗其一是）的艰苦过程（作者立雪程门四十年，正是由师启悟，而避兔多走弯路，所以深知此中甘苦）。程氏于书画诗词、金石篆刻，均曾有长时期的耽好。医家中能诗会画者，不乏其人，但达到像程氏那样高的造诣者，还是不多的。他由于诊务的过度劳累，须要有一种精神调剂来转移一下，这就是程氏自称“荒于嬉”的“嬉”。他的诗，上海国画界耆宿王个簃先生有“境界高雅，时手罕有其匹”的评介。书法是力学北碑，指端坚实，下笔能够深入纸背；以后宗赵之谦，以横肆见长；转而酷喜刘石庵，从刘而追溯东坡、真卿，进学魏晋；于是昂首钟王，徜徉唐宋诸家，晚年则多以蔡襄为主。特别是他的隶书，先学汉碑，以后涵泳郑谷口、翁覃溪、伊墨卿诸家，而得法于谷口，于严谨整饬中，时露其趋让自如、左右顾盼之妙。其画则花卉、山水均有奇趣。画兰的折枝，逆笔学板桥；画梅的“万花如玉”，重枝叠花，学于冬心。
这些都是程氏自得其乐的“荒嬉”，他跋清代名医何书田（曾为林则徐制订戒烟药方者）的《峰山草堂诗稿》说：“先生精于医，又精于诗文，以医道受知于林文忠少穆，互相倡和，少穆赠联有“簳山编集老诗豪＇之句。·····可知名医必然饱学，断无俭腹名医也。”又跋《何书田年谱》说：“不禁忻羡书田先生于医事烦忙之余，犹能以诗文书画......增广其学殖，陶冶其性情，抒发其议论，而开拓其胸襟。”程氏也正是以诗词金石书画来丰富知识，调剂精神的。特别是文学方面的修养，使他对医古文的理解、接受、提炼和真伪鉴别等，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一九八一年编印的《程门雪诗书画集》两册，是上海中医研究所的资料，分赠各中医图书馆，作为名医文物保存，同时也不违程氏“化荒嬉为有益”之意。
程氏治学，可分三次变化：
始则杂而不专，仅是一般的从师与学校两个卒业，奠定了做医生的基础，而一无特长的时期；继则由教学而专于《金匮》，是为“由杂而专”的一变。
三十六岁以后，则博涉群书，大约除《千金》《外台》《本草纲目》等巨帙鸿编作为备查外，其他名著及清代各家，无不泛览，每读则多加笺批，这是“由专而博”的一变。
四十二岁以后，则如上文所引，“书不求多，数种经典已足”，而且“缩为五、七言歌诀，以便诵读”，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这第三变是“由博而返约，由粗而入精”，到了炉火纯青、无远勿届、无往匪适的程度。古人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个“道”字是讲的为政达到“至治”，也可借喻为治学的最高境地了。
第一阶段以大刀阔斧见称，是在他二十八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这个医院是慈善性质，捐得一些基金，以施诊施药为贫苦人民服务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是银币，铜币通用，挂号费小银毫一角（俗称小洋，与银元的比数不是十进位，而是1:12.5,小洋一角合铜币二十四枚，包括门诊和一剂药的费用）。当时病员多是皮毛致密、而肠胃薄弱的劳动人民，即医书上所谓“藜藿之体”，特点是挨到病重了才来治。治疗这种病例的要求：因其栉风沐雨而表实，故表散宜重；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攻下宜轻；但病多久延，势已转重，邪实正虚，故须求速效。程氏此时，正如初生之犊，以其坚决敏捷、骠悍迅猛的药方，挽救了许多危疾。惜此期医案已散佚无存，仅流传两例医话：一是阳明病狂热，用石膏四两，日再服（日服量至八两）；二是阴寒症在较短病程中，附子总用量至一斤以上，均能迅速转危为安。这一阶段为期不过四五年。
第二阶段是以轻清灵巧为主，乃自设诊所时期。病家都是中、上层分子，是所谓“膏粱之体”，不经风雨，脑满肠肥的表虚里实体质，用药必须有大幅度的转变，才不致债事。程氏以经方的精炼为主，配合时方的轻灵，既存有其师丁甘仁氏的平淡法，又正在猛学叶天士，人其堂奥而啜其英华。凡药对法，大、小反佐法，相辅相成，相反相须，轻以去实法，重药轻用法，轻药引经法，《伤寒》方用于温热，《温热》方用于伤寒，温病顺传、逆传以及“四柱”等学说，均于此时通过实践而加深理解，逐步发扬，而成为上海当时有名的治疗温热、伤寒名家。
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对“轻以去实法”有独得之见。在他三十至四十岁一段期间，其用药轻灵的情况，有如：麻黄只用二至三分，还须水炙或蜜炙；桂枝一分煎水炒白芍，桂枝煎水后不入药；陈皮、干姜用蜜炙；半夏须竹沥制；豆蔻、缩砂用壳；川朴、佛手用花；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须炒松或用砂仁、木香、蛤粉捣拌；又常用香稻叶、野蔷薇、枇杷叶、蚕豆花、金银花、地骨皮、生地、青蒿、藿香、白荷花、荷叶等蒸露。这些炮制方法或退一步用法，均所以制约药物辛散、苦泄、温燥、滋腻的偏性，或则取其轻清芬香。还有杏苓朴、杏蔻桔橘、杏蔻苡、枳桔苓等同用，虽都是《温热论》和丁氏常法，但程氏尤能运用自如，从“三焦为决渎之官”“上焦如羽，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内经》旨意，相应地采用开上、宣中、导下三法，可谓“善用古人”者。
在他四十岁以后，用药渐重，这又是由于服务的对象有了变化，劳动人民求治者逐渐增多之故。
第三阶段是复方多法的创造。程氏晚年，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医院去，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积劳致虚、反复感邪，以及湿、热、瘀、滞的兼夹，导致病情错综复杂，自有其特异之处，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所以相应制订了“复方多法”的治疗方法，揉合经方、时方，冶为一炉，温散、疏化、宣导、渗利、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祛瘀、清热，凡诸治法，掇合于一方而兼顾之。由于他有仲景、天士选药的特长，能如天孙织锦，无缝可寻，驱使诸药，如水乳之融合无间，读者醇醇有味，叹其配合之妙，而无五角六张之嫌，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一方兼顾，而取得较快的疗效，并使病员体力得以较早恢复。程氏知机识兆，警觉性高，反应敏捷，能根据病变先兆先事堵防，而临变又能果断处理，不稍迟疑，若非学识经验俱臻上乘，是不能到如此境地的。他常说：“医者不但要知常，贵在知变。变化之来，又须临事不慌，指挥若定，才能应变和定变。”所以他鼓励人多读书，今日读此，虽觉无用武之地，他日遇见此症，则灵感自来，“若非烂熟于胸中，安能应变于俄顷”，这真是至理名言，令人信服。程氏《金匮篇解》成于二十四至二十八岁间，少年气锐，又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当时最为风行的一种辩论性文体）的影响，故反复辩解，引人入胜。其他著作大都在三十六岁以后次第写成。最近出版的《程门雪医案》，则是近年整理完成者。此外，尚存在者，约有伤寒三种，女科三种，评注古人医案三种，方剂、杂论各一种，温热三种。据我所知，流失尚多，仍在寻访中。其撰写或为论文或为歌诀或为批注，形式不一。诸书或分册，或合并，尚待整理后决定，总名则为《程门雪医著丛书》。程氏尝说：“自非十全，岂能无过”（“十全”指治病十不失一，其语见于《素问·示从容论》）。他每遇未能治好之病，或自认“失手”；或找出某一处的用药失时；或承认是识见不到、胆力不够；或则曾见某书，自己没有经验，未敢遵用，以致延误，甚至还说是读书太少，日后读到，方始知之；有些病是经过苦思冥索，已得头绪，定了治疗方案，却被他医接手，未能施用，终致不治，虽是他人之过，却自认是当面不识，只能成为“事后诸葛亮”。如是者，每遇一失，总要悒悒不快，咨嗟累日。晚年尝说：“回忆生平＇失手＇之症，约近百数，从今日水平看来，尚多可治之处。或则可以找出其不治之原因，以为他处的借鉴；或则找出当时“失手＇之处，以资警惕。当陆续写成一书，以示后人。”他对《寓意草》的长篇大论讥评他人，或表扬自己成为“十全”之医，尝有异议。自己将反其道而行之，名其书曰《失手录》（此书或已写成，或事忙未写？因遭浩劫，至今尚未发现，十分可惜）。程氏如在他处遇见自己失治过的病人，回来总说自觉脸红，深为内怍；若有以后继续请他治疗者，则又得到宽慰，说是病家原谅他了，为之色然以喜。笔者当时年轻，对此尚无感触；如今年近七旬，经历渐多，方觉其品质的可贵。像这样一位名医，能够不文过饰非，而自承“失手”，时时追悔，我想这是医生最好的道德。另外，他改弦换向（他自称是“掉转枪头”，即改变方向）很快，如切诊时两脉已经诊过，有时须再诊一次，或两手同时按脉，以为比较；有时处方已毕，发现扞格，撕去重写；治法温或清，补或泻，复诊时也有时忽然改向。他说仲景书中常有之，我们不必顾忌，须以治好疾病为重。其临证谨慎又如此。
我们知道，一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即使他是常胜将军，能身上没有一处创痍吗？成为一个名老中医，生平治病，那有不遭蹉跌之事！如果说没有，那是自欺欺人。程氏的可敬，尤在于此。
因为《程门雪医案》即将面世，这里摘引数例，揭出其处方用药的特点，以为上文的证例。
例一，姚某，男，成年。初诊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
病起五日，寒热高亢，得汗不解，头痛，胸闷泛恶，腹鸣泄泻，苔腻口苦，脉浮濡滑数。春温之邪夹湿滞互阻，肠胃运化失常，症势鸱张，毋忽。清水豆卷四钱，黑山栀二钱，银柴胡一钱，薄荷叶（后下）八分，辰拌赤茯苓三钱，块滑石（包煎）四钱，福泽泻二钱，银花炭四钱，煨葛根、制半夏各一钱五分，姜川连三分，酒炒黄芩一钱五分，甘露消毒丹五钱（包煎）。一剂。
二诊：热势较低，泄泻已差，腹痛未尽，胸闷泛恶见减，夜不安寐，苔腻口苦，脉濡滑数。春温夹湿滞互阻，肠胃三焦不和。再投葛根芩连加味，原方出入继进。煨葛根一钱五分，水炒川雅连四分，酒炒黄芩一钱五分，清水豆卷四钱，黑山栀二钱，银柴胡三钱，辰赤苓三钱，薄橘红一钱五分，块滑石（包煎）四钱，福泽泻二钱，银花炭四钱，焦六曲三钱，甘露消毒丹（包煎）五钱。一剂。
三诊：泄泻止，寒热退，胸闷泛恶亦轻，夜寐较安，苔薄，脉濡小数。再以原方出入，以尽余波之意。清水豆卷四钱，黑山栀一钱五分，银柴胡一钱，霜桑叶、辰赤苓各三钱，块滑石（包煎）四钱，福泽泻二钱，炒银花四钱，象贝母三钱，薄橘红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梗通草一钱，甘露消毒丹（包煎）四钱。三剂。
四诊：寒热虽退，头眩仍甚，胸闷噫暖，神疲肢倦，苔薄脉濡。再以平剂为治。冬桑叶三钱，炒杭菊二钱，白蒺藜三钱，煅石决（先煎）四钱，辰茯神三钱，炙远志一钱，块滑石（包煎）四钱，福泽泻、薄橘红各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梗通草八分，酒炒陈木瓜一钱五分，桑寄生三钱，荷叶边一圈。二剂。
五诊：寒热退后，神萎气怯，头眩仍甚，胸闷纳呆，口淡而干，便通而燥，溲赤渐清。再以化湿和中法治之。川朴花一钱五分，白杏仁三钱，白蔻壳八分，生苡仁四钱，辰赤苓三钱，块滑石（包煎）四钱，竹沥半夏、陈广皮各一钱五分，佛手花八分，冬桑叶三钱，炒杭菊二钱，陈大麦四钱，干芦根八分，荷叶边一圈。三剂。
时希按：本例用栀子豉汤、小柴胡汤疏解表邪，治发热胸闷；用葛根芩连汤清阳明经府，治高热便泄；用泻心汤开泄湿热，治其泛恶；佐用辛凉解表，宣发头面风热，以治头痛；淡渗之药清利湿热，兼实大便。处方配合整齐，主次分明，故在三天内即能遏止其鸱张之势，取得热退、泻止的良好效果。
本例脉证，脉浮数属表热，滑为里有痰湿，以后见濡则为邪退正虚；苔腻为有湿、滞，口苦属热。一般外感症如不兼有里邪，可以“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今初诊时即已得汗而不解，就是因为胃肠三焦湿滞互阻之故。程氏用柴胡、豆卷、葛根以疏解表邪，黄芩、黄连、山栀等均为清里药。表里同治，不使内外合邪，为程氏常用之法。
第五诊用三仁汤合桑菊饮。此时大邪已去，汗泻之后，自然疲乏，对余邪只须用轻扬之品，对里湿亦只用芳香轻宣，以尽余波，无须再用重药，耗伤体力。
程氏辨证论治，不受“伤寒”三阳经的约束，活用经方，同时也配用时方，疗效很好，这方面似有进一步探索、讨论的价值。
例二，朱某，男，五十二岁。初诊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寒热后，舌苔黄腻不化，口干苦，胸闷不舒，脉濡滑。湿热未清，拟宣化法。黑山栀三钱，川雅连三分，竹沥半夏三钱，薄橘红一钱五分，白杏仁三钱，白蔻壳八分，枳实（炒）五分，竹茹一钱五分，生苡仁四钱，干芦根（去节）八分，益元散（包煎）四钱。三剂。
时希按：《内经》说“始为寒中，终为热中”，湿为阴邪，郁蒸可以化热，正是此意。本例舌苔黄腻，口干且苦，此苔上之黄色，与口中之苦味，即系湿热交蒸之见征。治湿热与寒湿不同，着重在辛香以化湿，苦寒以清热，甘淡以渗湿。如本例橘、半与枳实、竹茹同用，是温胆汤法；半夏与黄连同用，是泻心汤法；杏、蔻、半与苡、滑同用，是三仁汤法。目的是求湿开、热降，以小便为出路。
程氏常用的苦辛开泄配合法如：川连配半夏、山栀配橘红、川连配生姜或干姜、川连配苏叶、黄芩配半夏、生姜配山栀等以治湿热交蒸。其中有几种意义：一是“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的“从治”，即“反佐”法，因为“苦从燥化”，燥与热同气相从，所以苦寒能清化湿中之热；二是不致因单用燥药燥湿而助热，单用凉药清热而助湿；三是辛能“开湿于热上”，苦能“渗热于湿下”，湿能开，热能泄，则不致湿热混淆，如油入面而胶固难化；四是三焦的湿热，系交蒸而混合，与脾湿兼胃热，湿热分开者不同，故不用苍术燥太阴脾湿，也不用石膏、知母清阳明胃热（湿热分治），而宜用湿热同治的“苦辛合化”法；五，这也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药对法”。
湿热交蒸上见于舌苔，则为黄腻或兼灰兼黑（不是白腻苔上罩黄色，也非白腻厚苔，或白滑，或白如积粉苔）；湿热蕴结于胸中，气机不宣，肺气失于清轻，则有胸闷不舒、胸痛等症状；胃中浊气弥漫，失其和降宣化之能，则干呕或泛恶；湿热相结，其湿多者为口腻苦或甜，热多者为渴喜热饮、饮水不多或水入泛吐等症。
例三，庄某，男，三十七岁。初诊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
肝升太过，右降不及，烦躁不宁，头痛偏右，眩晕不清，筋脉拘挛，夜寐不安，大便艰，脉虚弦，苔薄腻。甘麦大枣合百合地黄汤加味。野百合（先煎）五钱，大生地四钱，淮小麦一两，炙甘草一钱，炒枣仁三钱，川贝母、夜合花各二钱，珍珠母（先煎）五钱，红枣四枚。五剂。
二诊：前诊用百合地黄、甘麦大枣合法，尚合度，烦躁不寐、头偏痛、眩晕已差，筋脉拘挛依然如故。仍守原法加重。野百合（先煎）一两，大生地四钱，淮小麦一两，炙甘草一钱五分，炒枣仁三钱，左牡蛎（先煎）、珍珠母（先煎）各五钱，红枣四枚。五剂。
时希按：烦躁不宁、夜寐不安等精神恍惚之症，颇似《金匮》所谓“百合病”，是肺阴、心营两虚之故，所以用百合补肺阴，地黄滋心营，再配合甘麦大枣汤养心安神，介类药潜降，颇有效果。
本例用百合补肺以助其右降，又用珠母、牡蛎平肝以制其左升，相辅相成，而达到两脏的相对平衡。方中的贝母有两种作用，一是同夜合花配伍以解郁，二是清肺虚有热之痰，对治疗精神烦躁，也起作用。
程氏对甘麦大枣汤和百合地黄汤两张《金匮》方的配合和使用，有深切的体会，曾著文论述之，今节引如下：
“甘麦大枣汤不独活妇人，亦主男子，若作妇人专方，则失之狭隘矣。叶天士生平最赏识此方，在甘缓、和阳、熄风诸法中用之最多，散见于肝风、虚劳、失血诸门、头眩、心悸、胸闷等证治中。所谓脏躁者，脏，心脏也，心静则神藏，若为七情所伤，则脏躁而不静，故精神躁扰不宁，致成所谓“如有神灵＇之象。甘麦大枣汤诚为养心气、润脏躁、缓肝急、宁烦扰之佳方（此指《内经》“损其肝者缓其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义。故对情志伤肝而肝阳、肝气亢旺者，可以此方缓肝和阳）。
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用，以治情志偏胜之病，更有殊功。《内经》所云：“肝藏魂，心藏神，肺藏魄。”凡表现为神志不安、魂魄不宁之状者，皆可用之。”
时希按：“亢则害，承乃制”（《素问·六微旨大论》）二语，为五脏平衡的要旨，对治疗方法极有启发作用，历来医家皆重视之。据《金匮》《难经》《医经溯洄集》诸书之意，都是以肝脾二脏为例：肝旺当传脾，即为“亢则害”；但肝旺则生心，心旺则能生脾，于是脾旺则不受传而不病；另一方面脾旺又能生肺，肺旺则能制肝，肝受制则不能传脾，终于得到相对平衡而不病，这是“承乃制”。后一句既有《五十三难“间脏者生”（谓肝病传脾，得心旺间介其中而不病）的生理机制，又有《金匮》“肝病传脾，当先实脾”和《八十一难》“假令肝实而肺虚，金木当更相平，当知金平木”的两种治疗方法，意义大约如此。
例四，徐某，女，四十一岁。初诊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心悸烘热，自汗盗汗，汗后恶寒，胃纳不香，脉濡苔薄。营卫不和，心神不安。拟方安虚神，和营血。桂枝五分，炒白芍三钱，炙甘草八分，淮小麦五钱，辰茯神三钱，炙远志一钱，炒枣仁三钱，煅牡蛎（先煎）六钱，碧桃干、煅龙骨（先前）各三钱，红枣四枚。糯稻根须四两煎汤，代水煎药。三剂。
二诊：烘热汗出，夜不安寐，胃纳不香。再拟安神止汗。淮小麦一钱，炙甘草八分，辰茯神三钱，炙远志一钱，炒枣仁三钱，煅牡蛎（先煎）四钱，煅龙骨（先煎）二钱，碧桃干一钱五分，夜交藤四钱，红枣六枚。糯稻根须四两煎汤，代水煎药。六剂。
三诊：烘热汗出依然不减，胃纳尚香，夜寐欠安，口干。再拟当归六黄汤加味。炙黄芪皮、生地、熟地各三钱，当归身二钱，大白芍三钱，酒炒黄芩一钱，酒炒川连三分，地骨皮三钱，稆豆衣四钱，熟女贞、墨旱莲、泡麦冬各三钱，五味子三分。糯稻根须四两煎汤，代水煎药。六剂。
四诊：投当归六黄汤法，诸症均减，效方不更。原方去稆豆衣，加原金斛（米炒、先煎）三钱。六剂。
时希按：本例首诊用桂枝加龙牡法，次诊去桂枝汤加入甘麦大枣法，效果不显。从病者的年龄言，已接近更年期，故三诊起转用李东垣当归六黄汤法：方中地黄以养其阴之不足，三黄以折其阳之有余；滋天一之水，以制五志之火，使其阴阳平衡。黄芪益气固卫，当归养血生营，使营卫得和。又配入二至丸轻补肝肾；麦冬、五味子甘酸化阴，以生津液。处方组合简练可喜，是程氏常用有效的方法，可为内分泌失调治疗的参考。
合观之：例一，首诊合用《伤寒论》“葛根芩连”“栀子豉”（以豆卷代豆豉）“小柴胡”（以银柴胡代软柴胡）“泻心”等四张经方，具有三阳经同治之义；又配合时方“甘露消毒丹”等，一剂而遏止壮热泄泻。最后以“桑菊”“二陈”“三仁”等时方收功。
例二，用“三仁”“黄连温胆”“泻心”等法，治疗发热后余留的湿热。综合用了“反佐”法，“苦辛合化”法，“三焦湿热合治”法（苦、辛、淡的配合）和“相反相成”的“药对”法。
例三，介绍用“甘麦大枣”配合“百合地黄”法，治愈男子精神不安属于“左升太过、右降不及”之症；得到“甘麦大枣”不独治妇人，亦主男子”的论证。
例四，心悸烘热、自汗盗汗症，先用“桂枝加龙牡法”，不应；撤去“桂枝汤”，专任“甘麦大枣”，作脏躁症治，亦无效；乃一转而用“当归六黄汤”成功。由桂枝而至黄连，波经三折，可以见出程氏“变法掉向”之迹。
笔者与程氏有四十年的师生关系，先后为其代理诊务数年；又教学时所用《金匮》《伤寒》讲义，均出先生之手撰，其理论治验，或受亲炙，或经目睹，耳提面命，感染极多，历时既久，有非仓卒所能忆写者。本文限于篇幅，尤有言不尽意之处，有机会当于《程门雪医著丛书》的整理中，随感触发，以类附入，让程氏的学说，得供同道参考，或进而予以评议，亦有裨后学之一道，则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