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㉗ | 老昆明人买书、看书在这里！

昆明地处西南边疆，与中原内陆山川阻隔，古代交通不易，交流困难。但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书籍流通从未间断，古有书坊，有书林街，后有书店，有“书市三街”。

昆明最早的书市

昆明有条书林街，这里有昆明最古老的唐代东西寺塔，还有建于唐代的南诏文庙，是昆明重要的历史地标和文化地标，也是昆明最早的书籍出版、发行地，昆明最早的书市。

图 | 早年东寺塔

明清两代科举全面推行，中原文化大举入昆，规模不断扩大。明代昆明“科第显盛”（明刘文征《滇志》），清代“人物科第，后先振起”（清康熙《云南府志》），“户习诗书”（清雍正《云南通志》），学堂林立，于是科考必读的儒家典籍和各类参考书大热，全省书籍需求量猛增。

但云南地处偏远，道路多阻，运书太难，得书不易，抄书易误，于是早在唐代就是中国印制书籍中心的成都匠人看准机会，相约南下昆明，在原南诏文庙附近（今书林街一带）设坊开店，雕版刻字，印制书籍，既供本地，又销全省。

书籍出版的本地化，把这里变成了文化产品的集散地，从常乐寺到南诏文庙旧址之间的大道上，文人书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竟因此得名“书林街”。

昆明近代书店

“务本堂”和“崇正书局”

清代中期，昆明的书店比较集中，主要在五华山前的几条街道上，以马市口、三牌坊为最多。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比较著名而规模比较大的书堂有马市口的务本堂，有华山南路的鸿文堂、文雅堂、文渊堂，有庆云街的荣焕堂等。当时昆明各书堂多翻印出版“四书五经”等，还有科举考试所需书籍等。清同治年以后，昆明一些书堂又翻印各种唱本和戏本，还出版、售卖本省和外地传来的针灸、医学及农田水利的书刊。早年的出版物为木板雕刻，既没有石印，也没有铅印。

此时昆明已出现了租书铺，叫“崇文堂”，开在五华山南（今华山南路），出租四川出版的各种说部、唱本等。每到春节，有男士去借些小说念给妻子听。每本书收二文制钱，可出租三天，交纳押金后就可以把书租回去了。

清光绪年间，书店称局而不称堂，如翠湖边的一丘田的设时书局等。这时一些书局开始刻印新学书籍，并出售译史纲目、各省时务书籍等，只是刻书要呈请农工商务局立案。

昆明高等学堂建立之初，其对门就开了一家崇正书局，他们特地派人常驻上海，与上海各大书坊及各仪器馆联络，按照学部奏定的学堂章程，采办各种应用教科书籍、图画、仪器、标本、模型和其他教育用品，又得到旅日学界的帮助，日本新译之书，都采办到昆发售，以适应新学需要，算得上是特色经营。

老昆明的“书市三街”

民国初期，昆明武成路一带出现了几家大书店，如1913年在城隍庙街开张的商务印书馆，1914年在劝业场前街开张的中华书局，1921年在四牌坊开张的图书公司等。但因为当年这一带“地势较僻，于商业不甚适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的文化市场转移到光华街一带，和相连的文明街、甬通街并称昆明“书市三街”。

图 | 文明街上的新知书店

此时新思想、新文化大量涌入，报刊杂志大批涌现，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昆明出现过60多种报刊，其中有10多种集中在这一带，如光华街上有《昆明市政日刊》，文明街有《社会新报》《信谊商报》，附近的景星街还有《共和滇报》《国是日报》，文庙横街有《云南日报》，文庙东巷则有《义声报》等。

到抗日战争期，这里更聚集了30多家书店，一时书店林立，成为昆明的“书店街”。全国著名的书店都来此开设分店，最集中的是光华街。这些书店主营国学古籍、国外学术译述和学校教科书，多为平装或精装的铅印32开本新书，当时称“洋版书”。

光华街北廊有商务印书馆，是一幢两层楼的西式建筑，西方学术著作很多，成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购书的首选书店。商务印书馆对面是中华书局，在云瑞公园东侧一幢半圆形的二层楼里。这是两家老牌图书发行商，编辑发行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天文、物产、医药、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书籍。

图 | 早年光华街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成了云南一些图书馆和学校图书室收藏的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的《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等，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二十四史》《清史稿》和《辞海》，都是当时出版界的精品。除“商务”“中华”两巨头外，聚集在此的书店还有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光华书店、万卷书店、云瑞书店、昆华书局，此外，从事古旧书籍买卖的书摊、书铺也不少。

中小学教材是各家书店竞相经营的一大项目。商务印书馆成套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华书局除教科书外，还发行科普挂图和地图，制作出售各种文具和教具，供学校教学使用。

开明书店也编印有不少好教科书，如林语堂编的《英语》等，数量很多，在昆明市府东街和光华街相交处开设分店销售。光华街西段南侧有正中书局，出售自己出版的“国定本”（教育部指定）教材，有《公民》《国文》两种，其中有不少宣扬当局的教化内容，当时民主思潮高涨，教师和学生都不欢迎。早年云南交通不便，教材购买困难，有时还得两个学生共享一套教材。

这些书店先后进入昆明，把教科书送到省城，建成文化知识扩散点和图书“转运站”，大大缩短了教材发行距离，对云南的教育也是一个推动。

文明街的新书摊和新书店

大概是受光华街书店的影响，文明街也出现了不少书摊，混杂在各种货摊中。街中摊位有限，书摊就往北发展，一直摆到“南国文明坊”下，扩展到文庙直街口，与光华街接为一气，成为又一条书市之街。兴旺之时，各种书籍在地上放不下，还摆到了牌坊基座上，让这座文明坊平添不少文明之气。

与光华街上的大书店不同，文明街书摊主营各类通俗小说，这又是一种错位经营。早年文明街货摊形形色色，书摊不过占七八分之一，但却是云南全省仅有的通俗小说的源头市场和集散地，古典章回小说现代白话言情、侦探、武侠、翻译小说应有尽有，全是新书和“洋版书”。

大书店中少见的古典小说、如正续《小五义》等，这里都有。这些重印的古典小说正文多不分段，没有新式标点，封面多为彩色情节图画，如《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或“三英战吕布”；《水浒传》的“狮子楼打斗”；《西游记》的“三调芭蕉扇”等，雅俗共赏，书价也低，很受欢迎，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地读者。

20世纪30年代以后，文明街书摊上还出现了翻译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的节本、世界文学名著如《双城记》《悲惨世界》等，文明街上还开起了一家外文书店——中文旧小说和外文新书，对比鲜明，也是一趣。

1926 年，从北京大学求学归来的昆明人王嗣顺在文明街创办了“东方书店”，新书旧书兼营，传播进步文化，曾因卖出两套万有文库，每套500多本，传为一时佳话。抗战时期，文明街上还出现了几家旧书店，收售中外古今旧书。

图 | 文明街上的东方书店

西南联大的学生常来光顾，买书，也卖书。著名作家汪曾祺读西南联大时，也常到这里买书，但印象最深的却是卖书。他回忆说：“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汪曾祺还记得，当时“最吃香的是工具书。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收购《辞源》的收价，比定价要高不少。出街口往西不远，就是商务印书馆。这位老兄于是到商务印书馆以原价卖出一套崭新的《辞源》，拿到旧书店卖掉。”（汪曾祺《觅我游踪五十年》《读廉价的书》）

　　

甬道街的旧书市

甬道街与文明街左右相邻，与光华街北南相接，为昆明“书市三街”之一。

和光华街的高雅和文明街的通俗不一样，甬道街的书摊做的是旧书，是当时昆明最大的旧书市场。这些书摊多聚集在甬道街北口今云瑞公园四周，书贩子们一手收购，一手售出，铺内设架，铺外摆摊，经营书籍内容广泛，种类庞杂，无论高雅、通俗，从石印的线装通俗小说到现代翻译出版的“洋版书”，无论平装、精装、铅印、石印、木版刻印；无论新旧小说、外国名著译本、学校教材、古代书籍等等，形形色色，无书不有。读者想要某种某类书，光华街的大书店和文明街书摊上找不到，就会到甬道街旧书摊来寻找，由此形成商品链和经营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甬道街旧书交易活跃，成为昆明读书人必到之地。

图 | 民国初期改造中的甬道街

旧书铺做的是读书人的生意。穷书生家中有事，急需钱用，求货无门，只好抱着藏书来到这里，不计成本，忍痛变卖，以解燃眉之急。又有穷书生买不起新书，需要时便到这里来淘书阅读。穷学生更可以在这里以低价买到宝贵的教科书，以应急需。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不少外地文人为筹措回家路费，将藏书拿到甬道街便宜卖给书店。当时不少家境殷实的读书人到此寻宝，专找古代孤本秘籍，不惜重金，收购收藏。读书人“互通有无”，书贩则得利其中。论斤购入旧教科书，而照原价打折出售，至于一般小说，也有对本对利的收入。

甬道街的旧书铺大多没有招牌，20世纪40年代甬道街北端新开了个书店，取名“万卷”书店，不但收、卖旧书，还对外租书，按期还书，退还押金。据说这家旧书店藏书不少，古今中外的书都有，从地上一直堆到楼板，顾客找到想看的书，可以出钱买，也可以出钱租，就是小娃娃，只要花几分钱，也可以看一两本连环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