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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以后，紧接着在8月9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瞿秋白、我、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会议由瞿秋白任主席。议程共有11项，其中主要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常委问题。会议通过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以秋白、兆征和我三人组成常委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我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兆征兼管工委；恩来负责军事部，因他已率领南昌起义军去广东，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二是关于北方、南方工作问题和湖南问题。会议决定将蔡和森、王荷波二同志派往北方，组织北方局，蔡和森、王荷波、刘伯庄、彭述之和共青团的一名代表参加，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今河北省）、山西、满洲、内蒙和山东等省党的工作。会议特别指出，北方局负有报告八七会议决议案并以会议精神整理所属各省党组织的任务。关于南方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张太雷同志去广东任省委书记。接着，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中说：“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关于湖南问题，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吸收与群众接近的人加入，加强湖南党的领导；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新省委由九人组成，其中至少要有工农分子三人，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三人，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会议批评湖南省委不应在湖南组织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取粤，而应使湖南形成一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在这以前不久曾起草并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即主张在湘南农民起义中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他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去。毛泽东自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三是关于政权问题。会议决定在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中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挥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领导机关仍在武汉，9月底至10月上旬陆续迁往上海。当时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是非常紧张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们党和其他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已经由高潮暂时转入了低潮。在这种形势下，我记得党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前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使全党精神为之振奋。 第二，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和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决定，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 第三，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党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 第四，根据八七会议关于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的决定，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和遭受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党中央9月下旬迁往上海后，因中央与长江各省隔绝，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又设立了长江局。长江局所辖范围是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 。10月2日，长江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我、罗亦农、王一飞、任旭4人。会议决定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兼所辖各省军事特派员，易礼容为秘书长，蔡振德为秘书。 第五，对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做了许多善后工作。当时，我在中央常委中分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是由组织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移到了上海。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周南校长）等许多人。对于这些人，党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抛弃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1927年9月1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8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看来，当时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只是“苏维埃”一词是音译过来的，不易为中国老百姓了解）是正确的。事实上，在11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了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已露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错误时的“左”倾成分，主要见之于由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首先，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争取和联合，笼统地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只是工人阶级一己利益的斗争。其次，关于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如此等等。由于《告党员书》中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理论和偏激情绪，不够实事求是，它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八七会议以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滋长，致使在中央领导机关和一些地方党的工作中，都包含有盲动主义的因素。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导致以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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