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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总师范学堂开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在这一年，我走进了这个学堂，辛亥武昌起义前的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毕业。事隔50余载，现在回忆起来，仍觉亲切，可是挂一漏万，恐不能免。 两湖书院掠影 两湖总师范是在两湖书院原址上扩建整修后办起来的，因而有必要对两湖书院略加叙述：张之洞素来重视教育，光绪十五年（1889年）从广东调到湖北，次年就在武昌都司湖塘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大门即今紫阳路湖北医学院附一医院大门），以前的书院主管人称为山长，山长聘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书院学生在家学研读经史，不时去院听几次山长讲学。山长按月出题，命工役分送学生写文章，文章作好后收回交山长评阅核奖。两湖书院经过改造后，书院主持人不称山长，而称监督。学生按照自己选定科目前往自由听讲。当时书院的课目大体分为经、史、文、理四科，亦非硬性均修，可以说是因人设课，即聘到什么有名的教习，就设什么课。当时教史学的有杨锐、汪康年、姚晋圻；教经学的有易顺鼎、杨裕前、钱桂林；教理科的有邓泽、周树模、关堂；教文学的有杨守敬、周锡恩等，真是群贤毕集，翰墨飘香。 光绪二十一年，课程中加上了数学、理化等实用科学科目，聘来的教习也都是海内名士，也有部分外国人。 学生定额为240人，湖南、湖北各分配100个名额，汉口茶商对建院曾有过捐献，因而也分配了40个名额。学生年龄不受限制，年长的有五六十岁，年幼的只有十五六岁，父子同堂共学的决非绝无仅有。学生食宿均在院内，每10天放一次假。宿舍为平房，湖南、湖北斋舍各10栋，商籍斋舍4栋，每栋24间房室，学生每人住两间，每月可得库银三两，此外，还按月考成绩分为三等，发奖金分别为十两、六两、三两，三两是每人都可得到的。当时伙食费最高也不到三两，学生所余的四两既可作零用，亦可赡养家眷。春秋两季还可领得衣服、皮鞋、布鞋，穿着也不犯愁，确为社会上羡慕的学生老爷。 在院学生非常自由，没有什么毕业的制度，也不发文凭，不愿读的，想走就走，但如有要补进来的，则必须通过推荐和考核。由于待遇优厚，除个别在外边谋到一官半职的学生退学外，很少有自行退学的。 书院学生大多学习自觉性很高，成绩也多优良，被选往日本留学的多达七八十人，那时科举制度尚未废止，学生考取举人的人数很多，最后一次乡试（癸卯，1903年），中举者有60余人之多。 光绪二十八年，全省学务处成立，梁鼎芬任总提调。后来高凌蔚任提学使，推行新学制。第二年废弃科举，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学生120名，由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送，相比之下，更重实用科学，然而一年即停办。 两湖总师范的创设及其办学宗旨 湖北办学居全国之先，全省各地新式学堂大发展，师资甚感不足，中学师资更为缺乏，因而有兴办高等师范学堂之议，初拟为"两湖优级师范"，示其高于一般师范，旋又拟为"两湖千师范"以示其规模宏大。最后招生发榜时正式定名为"两湖总师范学堂"。以前在此处办的简易师范，人们也称"两湖师范"，只是少了个"总"字。 两湖总师范学堂直属总督府，学堂总监督由张之洞自兼。监督梁鼎芬，时为皋台（按察使）。后任监督刘鸿烈。学堂堂长即教务长曹履贞（举人），庶务长陈树屏（翰林，时为武昌府同知），斋务长易奉乾。监学四人，仁学斋周凤璋、王春元，义字斋苏钟正、权国坦。 总师范学堂有一座作为礼堂用的"正学堂"，门头匾额和门联"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臣鹄子鹄；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都是张之洞的手迹，是1890年两湖书院创办时留下的，墨匾金字，非常耀眼。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张之洞以两湖总师范学堂总监督身份在开学典礼时发表演说，我还记得大意词句，他说：诸生都是少年入学的，从前我在湖北办过许多学堂，现欲富国强兵，当先注重教育，以师资为重。以前所办的师范，如省师范、三道师范、各府师范、支郡师范以及各县师范皆系短期，为一时权宜之计，是教小学的。两湖总师范，各科完备，将来还要办选科，总师范就叫完全科，你等今日造成师资，将来为人师表。青年学子，务要忠君爱国，以读正书、崇正学为主。《礼记》说的好："所读皆正书，所交皆正士"。我期望你们将来造成忠君爱国的学生，共同挽救中国的贫弱。这就是办总师范的宗旨。千万不要为邪说所诱，看一些不忠不孝的外来书报，贻害自身。一切细则，以后有梁节庵老师给你们指示。 总师范学生来源和课程 两湖师范总学堂原准备容纳学生总数为1200名，第一期实际招生480名，湖北400名，分配到各府、县，由各府、县学教谕选送报省复考；在武汉居住的外省人中招收20名。报考学生资格规定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廪生、增生、附生。第一次考试录取的只有200名，第二次考试放宽年龄限制至25岁以下，复又录取280名，才补足额。由于张之洞原籍为天津府南皮县，其父张瑛在贵州兴义府作过知府多年，张之洞本身又出生于贵州，故有意为家乡和第二故乡培养人才，在天津招生10名，贵州招生30名。 光绪三十三年招收第二期生60名，三十四年又招第三期生60名，这时第一、二、三期在堂学生达到620名。另外学堂还办了理化专修科（堂长陈英才）和博物专修科（堂长谭锡恩），各为学生120名。学堂共有学生达到860名之多。两湖总师范规定五年制，理化、博物专科均为三年制，如果总师范再行招生两期，那就真是名符其实的"千师范"了。总师范附设小学一所，规定六年毕业，作学生教学实习之用。 在堂学生独居一室，书籍、文具、伙食以及衣履被服，全由官费供给，相当优厚。天津及贵州的学生由当地官府负责供给。 总师范每日课程都有安排，学生必须按学科分班上课，除星期例假一天外，学生不再有像两湖书院学生那样自由听课的条件了。 学堂教学以经学、教育学为重点，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被列为学生必读之书，文内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列举封建统治者15项"仁政"，为满清王朝歌功颂德。一般课程有修身、中国文学、史学、算学、地理、物理、化学、博物、英文、官话（即普通话）、音乐、图画、簿记、手工、体操等。经学、教育学每周六小时的课时。 教习多为饱学之士，薪水不算高，每周教课满小时者可拿得60元，多教则多得。外籍教习可拿300元，学堂中只有学堂监督才可与之相比。 梁鼎芬与刘鸿烈 张之洞本来身材较矮，两湖总师范开学时，他已是70高龄，显得老态龙钟，精神不振。而站在他旁边的梁鼎芬却是既高且胖，时始四十六七岁，颇显壮健。张喜梁好学不倦，言传身教；梁对张感知遇之恩，言必听，听必行。张氏提倡尊师爱生，从前曾亲自到两湖书院邀学生谈话，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回国度假，他必定要设宴邀请，总师范开学后张之洞未再来堂，不久，被清廷内召，晋任军机大臣。梁鼎芬在两湖总师范呆的时间也不长，但为贯彻张之洞的意图，他对学生十分亲热，经常巡视斋舍，关心学生生活及学习。他的记性特别好，和他仅接触过一次的，以后他竟可以随时叫出这个人的姓名，对学生学习情况也了如指掌。梁氏平生酷爱读书，也爱藏书，学堂有两座大书库，藏书达4万余卷，经史子集无不具备，科技图书也颇多，这与梁氏爱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张之洞、梁鼎芬对学生十分慈爱，没有官架子，和学生见面总是进行鼓励和嘉勉，遇有小过，并不斥责，只是说"引以为戒"或"下不为例"等话。学生称他们为老师，也不拘谨，呈现出一种融和亲热的气氛。 梁鼎芬离开学堂后，刘鸿烈继任学堂监督，他先勤后惰，先谦后骄，对学生习惯采取高压手段，以示师道尊严。曾藉小故而关闭图书馆，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严锡蕃、王季范上书总督赵尔巽，前者指谪刘鸿烈办事不负责任，后者陈述"除水阁厅吃酒外，未闻监督车马之音"，并揭发堂长曹履贞只知钻营，不通文墨。严、王二同学虽然有点意气用事，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师生关系已日趋紧张。刘鸿烈对此十分恼怒，但又不便亲自上书解释，命由曹履贞一面挂牌开除严、王两同学，一面以举人名义上书总督赵尔巽申辩。可能是一时冲动之故，书中竟写上了"该生与总督有香火之缘（严父与赵尔巽相识），举人无权处理，请核示。"惹起赵尔巽的恼火，赵乃采取公开牌示的方式批复曹书："所称香火缘三字不知何解，唯轻则记过，重则除名，该举人尚得谓无权力何？不知所谓权力者意在何所底止？"曹履贞因此不得不悻悻离去。事后，同学们都说"阎（严）王勾走了曹举人"，一时引为笑谈。刘鸿烈也因此感到很不光彩。 学生中的革命思潮 第一学期开学后，正遇上孙中山在广东举行多次起义，因而排满革命思潮进入了学堂。同学们对张之洞富国强兵的倡导相当赞许，对其所谓"忠君辟邪"，则持反感。其时康梁影响犹在，极少数同学还对维新改良存有幻想，大多数则倾服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号召。教习当中有不少同情革命者，早期留日归国的金华祝、张继煦、李步青、周龙骧等在讲课时，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革命新意，同学们心领神会，日有所悟。 在日本出版的革命书刊《猛回头》、《革命军》、《民报》、《天讨》，开始由范腾霄先生寄给同学车鸿勋、周之翰、蔡大辅等阅读，后来这类书刊越来越多，推由我负责保管，为避开学堂监督耳目，选定调养室作为分发、交换地点，这里是监学从不涉足的，同学则以看病人为名随时前往。但学堂内还没有严密的革命组织，人多手杂，一点贻误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数同学都趋向革命；持观望态度的对此事漠不关心，也不泄密，个别效忠清廷者，胸怀对同学义气不曾向上告发。有的教习虽然明知，却装着不知。即使是忠君思想十分顽固的刘鸿烈也不能毫无顾虑。那年暑假，斋夫打扫寝室，拾到一本《天讨》交给监学，监学又转交刘鸿烈，刘表面上装模作样地声称要对此事追究到底，但他怕因此惹火烧身，权衡利害，秋季开学后便不了了之。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死去，总师范学生中传出了一则消息，说是北京有密电告总督，帝、后升天，诸王争立，望速调新军来京，以备不虞。同学据以到处传播，参加革命社团的个个振奋，认为革命起义的机会即将来到。官府小吏则惶惶不安，生怕打破了饭碗。后来才知道这是学生罗天衢制造出的谣言。 1909年10月，学堂里忽然盛传"谁要革命就把辫子剪掉"的口号来，当即就有刘子璘、刘子琳兄弟及张世禄、蔡天民、罗天衢、张国恩等六人首先剪去了象征清廷统治的辫子，轰动全堂。刘鸿烈气急败坏，扬言要抓人，限令这六位同学立即写悔过书，却遭到更多同学的剪辫示威。而一些同情革命的教习极力劝阻同学们不要扩大事态，不宜盲目行动，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经反复斟酌，六个同学写了悔过书，并装戴上了假辫子。 于此同时，学堂还有很多同学加入了革命组织，在同学中颇露头角的有牟鸿勋、李范一、张国恩、周之翰、邢光祖、张祝南、蔡大辅等，他们常常约集同学到抱冰堂、洪山宝塔等地参加革命组织的集会。事为总督府所风闻，受到指责。刘鸿烈藉故开除了蔡大辅，企图遏制日形澎湃的革命思潮。 辛亥革命成功后，两湖总师范的同学部分转入政界，大多数则从事教育工作，学堂随即宣告结束。 （欧阳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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