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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坤 一位学贯中西的长者，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我以为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以同西方抗衡，它的范围固然比较窄狭，它的精炼深永却往往非西方诗可及。” 这话是否公允，见智见仁，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 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哪一种最能及时体现时代的精神和风貌？最能真实表达人的情感和思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众口？能在人心中留下最深刻的影响？ 答案只能是诗。 在过去，即使被称为“经书”、作为立身行事准则的《四书》，也未必能像诗词那样妇孺皆知。 在今天，又有什么作品，能像唐诗那样众口传诵？ 提倡、写作新诗已有百年，但至今仍未得到人们的首肯。不能责怪新诗，实在是作为对照物的传统诗词，艺术表现过于完美，生命力过于强大，难以替代。 中国文学的特色在抒情，在意蕴，在言简意赅。中国文学能傲睨世界的，确实唯有抒情诗。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是诗的王国。虽然有诗词曲赋之分，从今天的诗歌概念看，其实都是诗。词、曲是诗在形式上的延伸，不少辞、赋可称散文诗，元以后的戏剧，大多是诗剧。 那么，在这诗的王国中，谁是真正的王者？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又属于谁？ 同样，见智见仁，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在历史的回声中，依然能听到，有一种声音，格外集中，格外强大。 “睿作圣”。圣是一种“于事无不通”的理想境界，也指在某个领域已经出神入化的人。 而被称为“诗圣”的，自古以来，唯有杜甫一人。 和书圣、画圣有所不同，诗圣不仅指才艺的超逸绝尘，还含有道德楷模、伦理取向的内容。即在杜甫诗中，不仅显示了艺术的极诣，还体现了前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价值观。诗圣的意义，不仅在诗，更多的在文化层面。 “诗缘情。”诗是人的情感的流露。梁启超说：“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指杜甫），所以我叫他情圣。” 比起诗圣，情圣二字，更直接，更明白，更接近人的本质。 文学以人的本性、人的感情为主要表现对象，而人性是相通的，人情是互感的，是不分古今、没有国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伟大的作家，属于任何时代，属于整个人类。 有句老话：以情动情。利益一致，可让人走到一起。而情感的交融，能让心连在一起。唯有自身有情，才能产生对他人的同情，进而影响他人，换取他人心中的共鸣。 古今文人学士，还有谁杜甫更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对弱势者寄予更多的同情？还有什么作品，比杜诗更直入人的心扉，更让人动容、动情？ 杜甫的诗，能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表现真切、沉挚的情感，激起纯粹、美好的感情。 人可以嘲弄权贵，蔑视权威，但不可亵渎真诚，无视真情。 “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杜甫多情，全出自一个“真”字。换句话说，杜甫之真，真在性情。唯其如此，故他“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触，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黄生语）。 “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 （袁枚语） 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表达，具有伦理意义。 杜甫一生坎坷，但这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为国奉献的无私无畏的担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充满爱心的“民胞物与”的情怀。“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敬畏生命。“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这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永恒、执着追求。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一部杜诗，贯穿始终的是：随时随地关注人民的疾苦，无时无刻不心系国家的命运。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必先有杜甫的襟怀，而后才能理解、欣赏他的诗。 杜甫是沉思者，他的诗是沉思的结晶。安史之乱前，他透过歌舞升平的表象，揭示了危机四伏的社会真相：“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从军人日益跋扈的状况，看到藩镇割据的隐患：“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安史之乱后，他思索为何普天之下，民不聊生：“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为何朝政昏乱，令人绝望：“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 杜甫是呐喊者，他的诗发出普通民众的心声，从而成为时代的强音。他揭露了触目惊心的贫富不均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谴责朝廷漠视生命，冷酷无情：“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呼吁救民必先反腐：“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期待一个廉洁、公正的社会出现：“众僚宜洁白，万物但平均。”他指出百姓的本性都是驯良的：“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重要的是朝廷承担责任，心中有民：“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 他的思考，他批判的锋芒，触及到国家每一个层面、社会每一个角落。 在艺术领域，杜甫是继承者，更是创造者。才、学、识，是前人衡量文人学士的三把尺子。其中“才”对诗人尤其重要。“才”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词，而其最高的体现则是创造力。 “少陵集开诗世界。”（王禹偁语）在诗的世界，古往今来，有谁具有杜甫那么大的开创之力、开拓之功？他的新乐府，即事名篇，一空依傍，自铸伟词。他的七言律诗，别出蹊径，曲尽其变，横绝古今。他的诗歌创作意识是超前的，能思人所不能思，能写人所不敢写，使前人的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许多不曾有变为常见。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毕矣。”确实，诗到了他的手中，才无可无不可，成为没有什么不能表现的艺术形式。任何题材，任何体裁，任何场合，任何情景，都可入诗。 杜甫也受时代影响，但不是时尚作家，在唐代，他的诗属于“别调”。他不是追风气者，而是得风气之先者。他的诗，体现了时代特色，但不受时代限制。 陈廷焯说李白为“复古”，杜甫为“变古”。即李白继往，杜甫开来。就表现自我、开创新风、沾溉后人而言，杜甫胜过李白，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个诗人。 杜甫是集大成者。他挥斥百家，牢笼众有，“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之所独专”（元稹语），“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没有谁，比他更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更让人惊讶的是：杜甫的诗歌创作，不仅集古今之大成，而且集将来之大成。试看杜甫身后的诗界，从体裁、题材、表现手法、创作风格看，又有几人，能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开拓了新的领域？ 在艺术领域，每个人都有他所属的时代。但杜甫是个例外，他不属于一个时代。他的成就和影响，涵盖了身后所有的朝代。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话出自孟棨的《本事诗》，可见在晚唐，杜诗已有“诗史”之誉。 杜诗以最直接的方式，展现时代和社会最本质的一面，留下了不少史书不愿记载、或不敢记载的情事，其描述的真实、揭露的深刻，更非官样文章的史书所能企及。李因笃曾问顾炎武：为什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没有关于文人的记载？即使连被司马迁称为“与日月争光”的屈原也不写。顾炎武答道：这部书以“有资于治道”为目的，当然无暇顾及文人。但是在《资治通鉴》中，唯独记载了杜甫的诗，因为司马光看到了其“诗史”的价值。顾炎武也说：四书五经之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一部是《汉书》，一部是杜诗。 杜甫论文，提出“沉郁顿挫”四字，后人即以此作为杜诗的风格特征。何为沉郁顿挫？众说纷纭，似乎并没有归于一致的解释。在我看来，杜诗的沉郁，是内涵，是气是情，是郁结在心中而又磅礴不已的气，是既真挚又沉著的情。杜诗的顿挫，是外现，是声是象，是这股磅礴之气撞击心灵所发出的抑扬激昂之声，是这种沉著之情融和景物所产生的跌宕壮伟之象。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雄浑”居首。而只有那些胸怀浩然之气、腹藏万卷之书的人，发之于诗，才能达到气象雄伟、浑化无迹的雄浑之境。以此论诗，首推杜诗。 杜甫的诗，元气淋漓，大气磅礴；雄奇壮阔，沉著浑厚；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千变万化，不可名状。 刘熙载认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得风气之先，故高；因为集古今将来之大成，故大；因为沉郁顿挫，故深。 李白与杜甫齐名，他们之间有不少相像处，也有很多不同处。李杜比较，一直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这里只说他们的诗。 李白诗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胜在气势奔放。杜甫诗如崇山峻岭，莽莽苍苍，胜在气象雄浑。 李白诗如“清水出芙蓉”，纯乎天。杜甫诗如“高江急峡雷霆斗”，是天人合一的结晶。 李白表现的是才情，作用在耳目，风神潇洒，令人畅怀。杜甫表现的是性情，作用在心灵，出神入化，令人惊心。 读李白诗，如漫步绣野，风景就在眼前。读杜甫诗，如置身崖壑，须深入其中。 与李杜同时，还有王维。通常说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是儒、道、佛在诗歌领域的三个代表人物。 就艺术表现而言，王维诗穆如清风，兴象极佳。只是他后来想将辋川作为一方净土，在诗中尽可能过滤人世的纷杂，淡化人生的烦恼。其闲情和杜甫的激情，形成鲜明对照。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必不能达到震撼人心的地步。二者比较，王维只是“阴晴众壑殊”的终南山，唯有杜甫，才是“一览众山小”的岱岳。 白居易是杜甫身后积极、主动的追随者，让他一举成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出自杜诗：“春风草又生。”从表面上看，二人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同样反映时世，记录民间疾苦，白居易是一个旁观者，杜甫已化身为当事者；白居易叙事的成分多，杜甫抒情的色彩浓；白居易意在笔先，杜甫情不自禁；白居易和所写的对象在情感上仍隔了一层，而杜甫则表里无间，融为一体了。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这十字，可说是诗人为自己一生所作的总结。 杜甫以他衰老的躯体，经受时代的风霜，承受人生的艰难，接受生活的放逐，感受痛苦的浸润，在千锤百击之后，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和不少旷世绝才一样，杜甫也不被当世理解，伴随着一条孤独的身影，在空旷的征途，悲凉地跋涉。 命运对杜甫的冷落，由历史来补偿。时隔不久，杜甫的声望，就从落寞的境地走出，当年蜀道上踯躅的瘦影，化为历史进程中永恒的丰碑。 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这些卓有成就、当年文坛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无一不是杜甫的追随者。 不仅是文学家，就连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从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到陈邦彦、屈大均、顾炎武，也都从杜甫诗中汲取力量。文天祥在狱中，作了两百首《集杜诗》，因为“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王安石表示：“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理学家以诠释圣贤“大义”自任，视诗文创作为“小道”，因而对诗人的评价不高，但杜甫是个例外。朱熹不是轻易许与的人，平生仰慕的前贤，唯有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当然，他对杜甫的推崇，主因并非杜诗的艺术成就，而是诗圣的人格力量。 即使欧风美雨吹入中国大地，新文化已见端倪，杜甫的影响依然不变。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这些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化人物，哪个不是杜甫的崇拜者？ 再往后一些，对杜甫致以崇高敬意的人，如闻一多、钱钟书、冯至等，居然都是从西方学成归来的学者。闻一多说：“杜诗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钱钟书说：“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一直是杜甫。” 就连气壮山河的彭德怀元帅，也说自己喜欢杜甫的诗。 由于语言的问题，西方文化界对中国传统诗词比较隔膜，特别是那些一字不能改动的佳作，其精妙之处，更难领会。但这并不妨碍杜诗走向世界。 1962年，杜甫诞辰125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杜甫为世界文化名人。 现代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思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优秀。至少他更自然，更亲切”。“我三十年以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更高尚的人，一个伦理的代理商，一个有洞察力的生物体。” 首部杜甫诗英文全译本的译者、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说：“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存在，如同英国文学史上的莎士比亚。”“杜甫这样的诗人并不只代表过去，他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时代。”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参观成都杜甫草堂题词：“拥有如此伟大过去的国家，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参观杜甫草堂题词：“对人类最伟大的诗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遥望天空，总能看到，有一些璀璨的明星，亘古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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