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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红星 （新乡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明清之际，由于清初统治者圈地政策的实施，大儒孙奇逢家乡被圈占，在其六十六岁高龄之时，历尽艰辛，迁至豫北辉县夏峰村居住。在辉县夏峰居住岁月里，孙奇逢一方面与豫北地方士绅交游论道，探讨义理，另一方面还与地方民众交游互动。同时，其专门成立苏门会等会社组织，与当地文人士大夫进行深入切磋交流。孙奇逢的交游活动，展现出豫北地区士绅、民众等互动的生动场景。 关键词：明清之际；豫北地区；孙奇逢；交游  目前，学术界对于明清之际北方大儒孙奇逢的研究业已取得了较为斐然的成果，尤其是对孙奇逢理学思想的具体研究，成果更为丰硕。当前，对大儒孙奇逢的相关研究已日趋引向深化与细化。 然而，就既有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对孙奇逢日常生活，特别是其晚年移居豫北辉县的日常交游研究，相对而言还存在一定空白之处。因此，本文不揣浅陋，拟以豫北地区为研究区域，以日常生活为角度，结合豫北地方文献，对孙奇逢晚年时期移居豫北地区的交游岁月，展开具体探讨，以期将对大儒孙奇逢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孙奇逢（1584年－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清初迁至河南辉县苏门山下夏峰村定居，故世称夏峰先生。明末清初，朝廷曾11次征召其入仕为官，其皆托辞不就，据此，世人又称其为“征君”。孙奇逢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北方学界奉为“泰山北斗”“中原文献”，曾与黄宗羲齐名，时称“南黄北孙”。同时又在王夫之蛰居猺洞并不为世人所熟知时，孙奇逢与当时学者黄宗羲、李颙并称为“三大儒”。《清史稿·儒林传》中首列其传，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其独立列传，足见其在明清儒学史中的地位之高。孙奇逢极重交友，在迁居豫北地区后，日常以交游论道，砥砺学术志趣为乐。他曾多次言道：“仆平生无他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 以下本文将对此开展细致探讨。 一、孙奇逢移居豫北途中的交游活动 清朝建立初，在京畿一带推行圈地政策，孙奇逢所居容城也在圈地范围之中。顺治六年（1649年），孙奇逢以及其亲友所居之地，尽被满清贵族圈占，以致“无田可耕，居乏屋”。 孙奇逢迫不得已，在其六十六岁之际，决定“携病妻、稚子，张空拳，冒白刃”，举家南迁。南迁的目标，最初定在远赴江南地区，准备跨越黄河，渡过长江，到尚在坚持抗清斗争的东南地区，投奔其姻亲茅元仪。 自顺治六年十一月开始，孙奇逢携家自故乡容城南迁。十一日，先至保定。在保定与侄婿张丹九等亲友故旧话别。十四日，抵达祁州。在祁州停留时间较长，先后同李含朴、李符梦、李明吾等当地乡绅会晤恳谈。因在祁州盘桓时日颇多，孙奇逢特令其子奏雅、韵雅于十八日率众人先行启程，并特意叮嘱他们道：“汝等数十人，果能同心，到处皆乐土矣，岂患流离？岂忧冻馁哉？”言语之中透露出要求兄弟二人齐心协力，共同面对迁徙道路上艰辛之意。此后数天，孙奇逢在祁州继续与当地乡绅等畅谈交流。直至顺治七年二月三十日，孙奇逢才告别众乡绅的挽留，得以启程，再次出发。三月十五日，孙奇逢一行抵达广平，受到知县张文峰的热情款待，“遣仆马而迎”，将其迎至衙署居住。 孙奇逢在广平，又与广平当地乡绅刘涵思、刘珍思、李根茂等人，进行会晤宴饮，诗词唱和。 之后，孙奇逢偕同众人，先后路过肥乡、汤阴、淇县等地，沿途均有乡绅相邀，孙奇逢与当地乡绅会晤交谈。至五月初，孙奇逢一行人到达豫北地区辉县苏门山、九圣营一带。因苏门山下有百泉湖，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历代名人，如孙登、邵雍、程颐、程颢、姚枢、许衡等，均曾在此或居住、或讲学，加上当地友人的挽留，孙奇逢遂暂时在此居住下来。之后，孙奇逢好友工部郎中马光裕向其赠以辉县城南12里夏峰村10余顷田庐。孙奇逢遂绝继续南下之念，安心在辉县夏峰村隐居，筑兼山堂，聚徒讲学，并率亲友、弟子躬耕于此，就此开始了其在豫北地区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涯，直至去世。 需要说明的是，据孙奇逢所撰《日谱》记载，虽然在远迁辉县的漫漫旅途当中，孙奇逢沿途与中好友以及地方士绅会晤交谈，诗词歌赋，看似风光无限。然而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生活，个中滋味，恐怕唯有孙奇逢自己深有体会。这一点在孙奇逢所作诗中，也常有体现。顺治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离开保定时，孙奇逢有感而发，作诗曰：“垂老出门值岁寒，萧萧青剑伴征鞍，离家百里烟云隔。冻馁方知行路难。” 诗中道出了孙奇逢当时的悲凉心境。至祁州时，孙奇逢也曾夜不能寐，又作诗曰：“跏坐披衣数漏传，凄凉心事不成眠。赤贫食众仍凶岁，弱骨家遥且暮年。稚子三千婚事迫，老妻廿载病魔缠。鸡鸣一线分跖舜，愧我遥遥两念悬。” 从此首诗中，可以清楚看出奇逢此次南迁之行背负压力之大，当时心境之愁苦。  二、孙奇逢移居豫北后与当地士人的交游活动 最初在辉县寓居的孙奇逢，人地两疏，生活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顺治七年（1650年）六月二十七日，孙奇逢作《绝薪》一诗，对此有详细描写：“近山时有绝薪时，买米归来□已迟。五十余年识一字，朝餐又午亦忘饥。”第二天，孙奇逢又作诗曰：“薪绝停朝药，粮赊减夜餐。” 对当时自己面临的困境又做了一次细致刻画。与生活的困苦相伴随的还有初到异地，思乡的愁绪。同年的七月初四，孙奇逢作《乡思》一诗：“乡思曾闻老更加，岂耽寂寞滞天涯。无家安得复相念，只怕归来意自嗟叹。” 借诗句派遣自己的思乡之情。 除了生活困境、思乡之情外，孙奇逢还受到了疾病的困扰。在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所作《答友人问疾》中，孙奇逢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疾病与心情：“仆自二十二岁六月中遭先君之变，随患嘈杂，嗣后每年辄犯，迄今四十六年，平生与病可谓有缘矣。兀坐如枯禅，万事皆废。薄福之人，苟延残喘，所以不敢有丝毫富贵功名之念。今岁居苏门，应酬时少，静坐日多，幸未至于狼狈，山水之灵也，台仁之庇也。” 文中除了谈到自己饱受病患折磨之痛外，还额外谈到了自己移居辉县之后的日常行为，从中可以明晰孙奇逢当时的日常状态与行为。 孙奇逢与当时名士薛所蕴有世好之宜，交往较为频繁。薛所蕴（1660年-1667年），字子展，号行坞、桴庵，豫北孟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降清后累官礼部左侍郎。二人在孙奇逢迁往豫北之前就有交集。据史料记载，早在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时任国子监祭酒的薛所蕴因慕孙奇逢贤名，向清廷“以让贤荐”， 但孙奇逢坚辞不就。此时二人当未见面，交流多是通过书信以及各自弟子完成。之后待孙奇逢移居豫北后，二人的交往更为频繁。孙奇逢初至豫北时，薛所蕴曾在“共城、林虑两山中，各为庐舍待”， 对孙奇逢关怀备至。直到顺治十二年（165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人才第一次相见。孙奇逢专门记录了二人会面的情形，他言道：“晤少宗伯薛行坞。十载神交，一日谋面。行坞自谓 '向切私淑，礼意殷殷’。居然尘外之交。” 言辞恳切地描述了二人神交已久，友谊日渐增深的情谊。 孙奇逢还经常与豫北地区儒家士人探讨理学，增进学问。如据史料记载，新乡邑人刘源洁，为顺治辛丑（1661年）进士，潜心理学，“与孙征君钟元究谈性命之旨，后授富阳令，引疾致仕，一意教授生徒，前后出其门者数百人”。 此外，早在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新乡邑人任文晔致仕后，也与孙奇逢探讨学问。至孙奇逢迁居豫北，地理上的便利，二人交游更为便利频繁。史载文晔“归里端方自持，与征君钟元孙公讲论河洛奥旨，主文坛”。 孙奇逢与当地士绅的密切交往，还体现在通过缔结两姓婚姻、形成姻戚关系方面。孙奇逢曾与新乡郭氏望族缔结了“百年之好”。郭遇熙长子培祉，“读书别有领会，孙夏峰一见器之，曰：此克家向贤也”，因此孙奇逢决定与之“爰结姻焉”，将孙氏之女许之。 新乡望族张氏与郭氏也曾结为姻亲。明末清初，张氏张缙彦之女曾许配给郭氏郭士标之子迓熙。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缙彦之女早殇，两姓婚姻未能结成。 孙奇逢还经常为当地士绅等撰写传记、为其作品撰写序言以及为亲友们撰写墓志铭等文章，扩大了其在当地的影响。凭借其在当地的特殊地位以及文坛中的巨大影响，孙奇逢为豫北各县的许多名门望族的士人及其亲属撰写过传记。如孙奇逢为新乡郭氏中郭淐之继配撰写《贞靖夫人序》，以赞颂郭夫人守节五十余年的节烈之事。明末崇祯时期，逢甲申之变，闯王农民军攻至获嘉，获嘉贺氏之贺仲轼（字景瞻）率其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张氏共同殉死。孙奇逢闻之，撰文《贺公景瞻传》，以赞颂其“仗节殉义”。 孙奇逢在当地利用其文章，以提倡儒家伦理道德，兴仁倡义，推崇忠孝节义，化民导俗。而对于其他士人，甚至普通百姓而言，也以获得孙奇逢的推崇与赞颂为荣。 三、孙奇逢移居豫北后与民众的交游活动 在孙奇逢交往的对象中，不仅仅局限于士绅，还包括其他各色人等，如豫北名人后裔、老农、僧人等。孙奇逢将“以友朋为乐”视为其人生三乐之一。孙奇逢还曾言道：“余少秉痴心，以友朋为性命，老更婆心，谓满街皆圣人，故于人之贫贱贤愚，凡有意于我而惠然肯来者，则不谆复而告语之，至于通人，尤是贤者，所当尽力，渠果肯来虚心，我辈何妨实心帮助，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安乐窝中叟是予师也。” 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二十四日，孙奇逢作《晤明道先生裔孙》一诗：“明道先生（程颐）百代师，裔孙系世列如眉。算来六百年间事，家学渊源应付谁？”当日，其于百泉访邵振宗不遇（振宗康节先生裔孙），又有感作诗曰：“君为康节之裔孙，安乐窝中故址存。落落孤云何处去？令人惆怅叩柴门。” 诗中谈到了其与宋代大儒程颐后裔交往以及欲同邵雍后人交往而未见的心境。 顺治七年（1650年）五月二十一日，孙奇逢作《山僧送茶》诗：“山僧馈我园中蔬，残齿还能咬菜根”。七月二十四日《乡僧过访》诗：“敲门借问是同乡，提起家园欲断肠。为嘱严持磨性诀，无劳回首望斜阳。” 五月二十六日作《出门与农叟谈久之戏作》诗：“荣辱场中不问渠，是非丛里不关余。人人各负惊天手，日在锸头雨在锄。” 孙奇逢与老农、僧人等人的交往，充分反映出其交友之广泛。 孙奇逢交友秉持本心，交游广泛，无分贵贱，影响深远，受到后人的广泛称颂。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嘉兴士人钱仪吉在其撰写的《重刻夏峰先生集序》中，在评价孙奇逢交友之道时言道：“乃先生（孙奇逢，笔者注）则于困厄险阻、造次颠沛之中，非道不言，非礼不行，处坎心亨，龙德而隐。自公卿、大夫、士，下至佣夫、走卒、妇孺之流，暂而片语相接，久或终岁相从，皆煦之以春风，昭之以白日。浅深高下，如量而予，人人有以解其症结而获其本心，一归之于为善。” 由此可知孙奇逢的交友之道，的确是不分阶层等级，不分是文人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人人皆可与之交往。 四、孙奇逢移居豫北后结社交游活动 从明朝后期开始，豫北文人之间结社立会现象普遍。这为当地士人之间的交流、唱和提供了一个相当便捷的平台。学者何宗美对明朝文人结社现象有专题研究。根据何的研究，明朝文人结社在有明一代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明末的天启、崇祯时期的文人结社达到了至高峰，从地域上看，明朝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及沿海地区文人结社最为活跃。 豫北地区地处中部，直到明清之际文人结社才普遍兴起，但当地文人结社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孙奇逢讲学苏门时期，凭借其名气与影响力，在当地创立了苏门会，以此与当地文人士大夫进行切磋交流。孙奇逢还为此专门撰写了《苏门会约》一文，以之规范与会成员的行为。为详细了解其苏门会的宗旨、活动等内容，兹将会约全文详于下： 卫水悠悠，源泉混混，人以地灵而聚，地以人聚益灵。吾尝数人，地分两省，偶来借闲于境，遂而讬契于心。或素嗜烟霞，而鸿冥不下；或身经仕路，而鹤性难驯；或冷署优游，而－默探乎禅理；或灯窗攻苦，而久澹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俱有脱尘之想。一觞一咏，聊适此日性情；斯地斯人，永作千秋盛事。古人岂难并驾，我辈猛自交修。非敢素食，用申盟好，会约四条，附列于后： 友列五伦之一，以其辅仁也。所关甚重，夫岂容滥？与其交而后择，孰若择而后交？吾齐数人，虽日寻盟方始，然相闻相信已有素矣。今仿昔贤洛社、香山之意，为苏门之会，思善其乡，以先细民。为之约定交。 礼与其奢也，宁俭。当此时，民穷财尽，到处皆然，况我辈离家失业者乎？五人一席，荤素六器，饭二，酒随意，亦古人二簋用享之意。侬居常与亲友以此为则，事求可继，道贵相安。为之约崇俭。 拒谏饰非，举世通病。试思大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是何等心肠。由衷达外，一毫无所矫饰。非告人以善与过之为难，而有以来人告之为难也。一分谦冲，一分长进；一分倨傲，一分堕落。为之约受善。 交之不久，以不能忘己也。己之不能忘，自挟贵、挟长、挟贤以至于辞气颜色，必欲较量，故交甫合而旋离。侬自愧无闻，徒嗟衰暮，仰借同人，匡我不逮，诸公各有己，定不沾沾自多也。为之约忘己。 交之鲜终，由于始焉不戒，我辈不可不慎之。每月两会，疏则情不洽，数则力难继，来不速，迟不候。亭午即集，烛不及跋。如有事不及赴，前一日闻之主会者，或远宾初至暂尔入会，交从某人起，某宜亦先一日相闻大家，均有主道焉。未入会不可轻合，既入会不可轻离，风俗淳漓，人心厚薄，于此攸关，前说未竟，复为之跋。 由以上会约观之，设立苏门会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诗酒唱和、怡情自娱为主，是当地文人追求闲适、随意自如生活情趣的反映。但从孙奇逢制定了苏门会约来看，苏门会在当地属于规范性较强的社团组织。而由当时著名学者孙奇逢召集与主持苏门会，一方面会对豫北的结社立会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孙奇逢以及当地入会文人，可以借助团体的氛围，更加有效的宣传其观念，传播其思想，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与会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可增进相互交流，加强情感沟通，相互声援、援引，是不可多得的娱乐方式。 四、结语 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历经艰辛，辗转各地，最终定居于豫北辉县夏峰村。定居之后，孙奇逢与豫北文人士绅等进行着日渐增多的交流与联系。他们频繁会晤，诗词唱和，同时通过组织苏门社等会社，进行娱乐社交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士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相互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的联系交往，如同在当地构建出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以孙奇逢为代表的豫北乃至北方士绅群体的崛起。 常建华认为，生活史研究可以深化并推进历史学。历史学的前进在于所建构的历史接近历史的真实，需要多侧面的深入研究，增进对总体历史的认识，生活史研究是达到这种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同时他特别指出，我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 对于孙奇逢的研究，过往多集中于其理学思想等方面，对其交游等日常生活的探讨尚未详细系统展开。本文通过对其在定居辉县后丰富多彩交游活动的描述，展现出豫北地区士绅群体互动的共相，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明清之际豫北地域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脉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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