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源 李卓霖：“阿贾克斯行动”对英美情报合作模式的形塑

作者：刘金源 李卓霖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12期

摘  要：二战后，英美出于防御苏联的需要开始联手构建情报合作体系。1953年，两国在针对伊朗的代号为“阿贾克斯”的隐蔽行动中，首次开展实质性情报合作。通过扶持反对派、操纵舆论等手段，英美推翻敌视西方并坚持石油国有化政策的摩萨台政权。借助“阿贾克斯行动”，英国不断将自身安全义务让渡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美国逐步接过对抗苏联的大旗。“阿贾克斯行动”推动英美情报合作模式形塑及未来隐蔽行动开展。英美推行的以干涉主义为原则、以颠覆他国政权为目标的隐蔽行动，在冷战期间及后冷战时代不断上演，充分暴露出其霸权主义本质。

关键词：阿贾克斯行动  伊朗  摩萨台  霸权主义  英美

1953年，英美两国首次在情报合作基础上，通过开展“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了伊朗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政权，推翻了一个地区大国的民选政府。以此次行动为基准，英美双方在冷战期间逐渐形成一套以情报合作为先导、以隐蔽行动为手段、旨在破坏或颠覆他国政权的干涉主义行动模式，对冷战以来的区域政治及世界格局造成深远影响。

“阿贾克斯行动”是西方采用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颠覆地区大国政权的标志性事件。近年来，随着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相关档案陆续解密，学界对此关注度逐渐提升。国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多从地缘政治学及历史学视角进行探讨，还原“阿贾克斯行动”相关细节，分析摩萨台政权垮台原因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然而，各方对于该行动的定性或评价却存在显著分歧。以史蒂夫·马尔什与西奥多·莱昂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立足于英美国家公布的档案材料，认为“阿贾克斯行动”是英美“冷战共识”下为避免伊朗“倒向苏联阵营”而“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这种将颠覆行动“合法化”从而为英美“洗白”的论调成为西方学界主流观点，但遭到以阿里·拉赫内马和安德烈斯·埃奇斯等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后者立足于中东及伊朗视角，将“阿贾克斯行动”定性为外部势力在“缺乏正当道德原则支持”下实施的、损害伊朗利益并导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非正义行动”。尽管两派观点各异，但均认同颠覆行动由英美一手策划这一基本事实。

近年来，以达里乌什·巴扬多尔为代表的学者，在阐释颠覆行动时更加关注伊朗内部因素，认为摩萨台政权“由于自身战略失误及内部矛盾不断积累早已摇摇欲坠”，“阿贾克斯行动”并非导致其崩溃的主要原因。这种具有修正主义色彩的折中派观点，看似“公正客观”，实则是通过重新解释历史事件，对摩萨台政权污名化，为英美用隐蔽行动推翻合法民选政府辩护，进而维护英美在国际社会中的所谓“正义者”形象。

总体而言，上述学者的不同观点，或受限于档案材料本身及个人立场的片面性，或过度强调伊朗的内部因素，而对摩萨台政权崩溃过程中英美通过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认识不足。

在国内学界，对于冷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的情报渗透与隐蔽行动，舒建中曾作出系统性探究。针对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学界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相关研究侧重还原“阿贾克斯行动”细节并解释该行动对伊朗及冷战的影响。以王泽壮、刘中民、白建才及石斌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分别对摩萨台政权垮台与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间的联动关系、“阿贾克斯行动”中美国追求的根本目标与行为逻辑等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对这场颠覆行动的开展方式、英国在行动中承担的角色、英美情报部门合作模式及未来影响等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21世纪以来，美英等西方国家通过情报合作、策反渗透、隐蔽行动等方式，破坏或颠覆他国政权的案例屡见不鲜。这种干涉主义的霸权行径不仅危及主权国家安全，而且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在后冷战时代，基于情报合作的隐蔽行动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美国应对竞争对手挑战、维护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通过解读近年来相继解密的档案文献，结合学界已有研究，阐释“阿贾克斯行动”中英美情报合作策略布局及实施路径，探讨英美情报合作模式形塑中两者地位的变迁及其隐蔽行动开展，旨在揭露以情报合作为先导的隐蔽行动背后的干涉主义原则与霸权主义逻辑。

一、英美在伊朗情报合作缘起

二战前，伊朗在英国全球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军事、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层面均发挥维系英帝国稳定的作用。随着战后英帝国逐渐瓦解，为更好维持在伊朗的利益及大国地位，英国只能寻求美国支持，双方情报合作先期接触由此展开。此后，两国逐渐形成一套英国情报部门先行渗透收买反对势力，再由美方接手具体执行的合作模式。这种情报合作的实现，主要依赖英国在伊朗长期情报工作的铺垫以及英美特殊关系的有效运行。

二战前，对伊控制是维持英帝国的必要条件。军事上，石油驱动的内燃机可使军舰航行速度及活动范围大幅提升，大大提高海军的作战效率，因此英国很早便关注石油资源的获取与储备。伊朗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探明丰富石油储备的国家之一，其原油产量在1919年达到750万桶。到1949年底，由于新油田开发，伊朗原油年产量高达20283.9万桶，约占世界原油年总产量的6%。因此，掌控伊朗石油资源，有利于维持英国海军优势地位。经济上，早在20世纪初，英国政府就通过直接控股形式，借助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攫取伊朗石油资源。地缘政治上，伊朗地处中东腹地，控扼波斯湾，临近印度通往英国本土的关键航线，同时还处于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最前线。俄国将伊朗视为自身的势力范围，长期对伊朗尤其是伊朗北部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英国担心，一旦伊朗落入俄国之手，作为帝国中心的印度殖民地将受到威胁，英帝国甚至面临瓦解的风险。因此，英国必须确保对伊朗的控制，进而维护帝国整体安全。

二战后，随着英帝国瓦解，伊朗不再具有保卫印度通向英国本土航线的战略价值。加上海军规模缩减，英国对石油资源的硬性需求开始萎缩。由此，英国在伊朗的战略着眼点也转变为以获取石油收益为主。正如“阿贾克斯行动”总负责人、美国中情局干员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所说：“英方在伊朗行动的唯一动机就在于收回石油开采权。”石油利益在对伊战略中重要性的提升，促使英国更加重视英波石油公司的发展。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英方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继续维持该公司对伊朗石油资源的控制。

英国对石油利益的执着，与1951年摩萨台上台后推行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背道而驰。两国就此展开谈判，英方坚持伊朗必须让英波石油公司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否则就要赔偿英方“直至1990年为止所失去的全部石油收益”。英国强硬而霸道的态度使得两国无法达成一致，双边关系不断恶化。1951年9月，伊朗正式驱逐英波石油公司中所有英国雇员，强行推进国有化进程。其后，英方立即派出军舰前往波斯湾威慑摩萨台政府。1952年9月，英美最后一则联合照会被摩萨台拒绝，随后伊朗驱逐所有英国在伊人员，双方关系完全破裂。伊朗政府驱逐在伊英国人的做法，坚定了英方推翻摩萨台政权的决心，但也彻底断绝了英方单独在伊采取破坏与颠覆行动的可能性。由此，英国开始主动寻求与美方合作，共同执行隐蔽颠覆行动，这构成“阿贾克斯行动”中英美情报合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英美情报合作的另一重要前提，是英国在伊朗进行长期情报搜集和渗透工作。1946年1月以来，英国政府通过搜集与分析相关情报，精准聚焦伊朗南部局势，大力扶持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与中央政府对抗，进而向伊朗中央政府施压，以获得对方更大的石油利益让步。在伊朗中央政府中，英国也在不断搜集来自政治异见者的相关情报，并寻求与其进行接触及合作。政治异见者的代表人物，不仅包括拉什迪安兄弟（the Rashidians），其在航运业、地产业、银行业以及军队、议会、宗教界、街头暴徒中都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还包括国王的密友兼政治活动家阿萨多拉（Asadollah Alam），甚至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国王本人。英国情报部门认为，除上述人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伊朗人，虽然“害怕被谴责为叛徒，但他们对伊朗国家利益的看法与英国的观念是一致的”。1952年10月后，由于在伊人员遭到驱逐，英国情报机构已无法在伊朗境内开展有效活动，从而不得不谋求与他国合作，以维持其在伊利益，而自1946年以来就已展开深入情报合作尝试的美国正是其最佳选择。

早在1952年11月，即英伊关系全面破裂一个月后，趁负责伊朗情报工作的美国中情局代表罗斯福在伦敦转机之时，英国情报部门代表就与其展开秘密接触。在面谈过程中，英方代表明确传达推翻摩萨台政权的意图，希望双方立刻就此事展开进一步合作。但罗斯福认为，此事尚需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首肯，因此并未当场给出明确答复。到了12月，英方代表赴华盛顿与美方展开正式接触，商讨合作推翻摩萨台政权的可能性。最初，美方考虑到其在伊朗利益涉足尚浅，故持偏中立态度。同时，在摩萨台政府开展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早期阶段，由于秉持“亲美远苏”立场，美方一度对其诉求表示支持，并愿意居中调解英伊双方矛盾。

然而，随着伊朗局势变化，美方开始怀疑摩萨台政权与苏联及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之间存在秘密联系。原本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在伊朗并不存在实际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因此对伊朗局势缺乏关注。但随着冷战开启以及美苏在中东争夺加剧，美国开始关注伊朗。基于此，1951年6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NSC-107号文件，首次提出在伊主要战略目标是阻止苏联对伊朗的“控制”，加强伊朗与“自由世界”的联系。7月15日，德黑兰爆发大规模反西方示威游行后，美方对摩萨台的疑虑加重。1952年5月后，伊朗政府为打破英美经济制裁开始向苏联靠拢，而在“七月事件”中摩萨台本人又得到人民党支持。尤其是摩萨台领导的民族阵线议员，在议会中公开要求美国军事顾问离开伊朗，并对美国在巴林岛的石油股份实行国有化。美方据此认定摩萨台政权会彻底倒向苏联，由此在立场上向英方靠拢。

然而，美国缺少干预伊朗局势的抓手，也缺乏准确情报来研判伊朗政局。虽然英方已开始寻求与美方合作，但根据罗斯福回忆，双方情报部门展开接触的初始阶段并非一帆风顺：“英国人主要关心他们的石油问题，而我们主要关心苏联对伊朗主权的威胁……英国情报部门已经让我们与其主要的伊朗朋友建立了联系，但很可能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没必要透露给我们的重要联系人。”因此，美方在初始阶段选择搁置英方提议。

不久，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1952年12月后，英方逐步向美方提供更多在伊联系人信息。1953年2月，英方主动提名罗斯福作为行动前线指挥，实际上让出一线指挥权。另一方面，自1953年初开始，美方单独接触的伊朗反对派将领A，后被研判为实力不足及计划欠周密，基本不可能被单独利用来推翻摩萨台政权。由此，美方最终还是决定继续与英方展开合作。至1953年6月25日，英方已向美方开放全部情报资源，同意后者进一步接触巴列维国王，并主动分摊部分行动经费。至此，英美双方情报工作开始真正合流，“阿贾克斯行动”前期框架初步搭建完毕。

二、英美合作实施“阿贾克斯行动”

完成先期筹划工作后，英美两国情报部门迅速开展行动。以英国早先发展的反对派势力为基础，美国情报部门进一步对其展开扶持，逐步渗透并力图掌控伊朗舆论环境。在“阿贾克斯行动”中，首先，英美两国通过扶植反对派势力，密谋通过议会投票、国王解职等手段逼迫摩萨台下野；其次，在首都德黑兰策划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使摩萨台的支持者误以为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最后，命令被收买的军事将领率军直接进攻摩萨台驻地，逼迫其投降，颠覆其政权。整个流程中，隐蔽政治行动、隐蔽舆论宣传行动以及准军事行动可谓环环相扣，为日后英美在他国开展情报合作及颠覆渗透行动提供了模板。

在“阿贾克斯行动”中，隐蔽政治行动与准军事行动紧密配合。英美情报机构首先共同扶持以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将军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随后依托其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政权，完成一次“经典的”隐蔽颠覆行动。

早在19世纪后半叶，英国就已开始在其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寻找当地政治盟友，建立所谓的“合作体系”，借助这些“合作伙伴”干预当地局势。作为这一政策的延续，自1946年以来，英国情报部门便长期接触并扶植伊朗内部异见者。在众多与英国合作的政治人物中，拉什迪安兄弟被认为最有可能帮助英国推翻摩萨台政权。但由于此时英国支持有限，拉什迪安兄弟无法充分发挥影响力，所开展的行动也接连失败。然而，自英美开展情报合作后，情况发生逆转。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英美情报机构通过分析伊朗政局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阿贾克斯行动”的成功必须依靠伊朗国王支持；第二，除部分高级军官外，大部分军队及伊朗人民仍支持国王，他们构成“阿贾克斯行动”的主要支撑力量。故此，自1953年2月起，英美情报机构分别从伊朗王室及军队两方面入手，执行隐蔽政治行动。

在王室方面，美国情报部门开始继续扶植拉什迪安兄弟，后者得到更加充足的资金支持后，在伊朗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提升。1953年6月末，英美情报机构借助拉什迪安兄弟联系到流亡海外的国王胞妹阿什拉芙公主（Princess Ashraf Pahlavi）。借助公主长期以来对摩萨台本人的怨恨以及对国王目前安全状况的担忧，英美代表成功获得公主信任，公主同意在合适的时机向国王转达英美方面关于撤换摩萨台的行动计划。随后，英美代表向公主开具一张空白支票，告知其可以“想填多少就填多少”，并为其安排返回伊朗的航班，希望公主成为“向国王传递信息的可靠秘密渠道”。

7月初，阿什拉芙公主抵达德黑兰，但随即遭到伊朗当局软禁，始终未能与国王会面，10天后被迫返回法国，未能发挥预期作用。而巴列维国王也早已对摩萨台心怀怨念。在1952年“七月事件”爆发后，国王便开始抱怨摩萨台过于激进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认为其将损害伊朗国家及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国王与英方外交人员会面时更是明确表示：“如果摩萨台愿意进行理性谈判，那么我国人民原本可以避免如今经济上的痛苦与政治上的危险。”此后，英方完全向美方开放情报资源，帮助美方接触王室高层。1953年8月2日凌晨，罗斯福以美国总统及英国首相共同特使的身份与伊朗国王密会，双方达成一致：巴列维国王同意通过手谕解除摩萨台首相职务并任命扎赫迪将军接任，同时为避免出现意外，国王及王后将随时准备动身前往巴格达观察局势。至此，针对王室的隐蔽政治行动取得决定性成果。

自1952年12月以来，英美情报机构的一系列动向表明，至1953年8月政变爆发前，包括国王在内的部分王室成员已被策反，反对派势力进一步壮大。此外，英美情报部门还利用拉什迪安兄弟等人在伊朗议会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拉拢和扩张反对派势力。根据相关解密档案，为支持行动，英美情报机构将“在联合授权框架内建立特别资金池，并通过代理人大力收买议员反对摩萨台”。通过这笔资金，英美在伊朗议会中扶植起一支强大的反对派势力，至政变前夕，已确认“至少有30名议员将在恰当时刻对摩萨台投出反对票”。同时，对那些暂时没有明确表态的议员，英美情报机构及其代理人不遗余力继续收买，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在议会进行反摩萨台投票时，有符合最低法定人数的至少三分之二议员在场”，从而确保投票有效。

不仅如此，美国情报部门还进一步收买、控制部分高级将领，通过其控制的军队颠覆摩萨台政权。其所选定的武装政变领导者，正是与英方早有接触的扎赫迪将军。虽然此人在二战期间试图在伊朗建立亲纳粹政权而遭英军逮捕，但眼下并不抵触英美的拉拢与扶持。1953年2月英美情报机构相互通气时，英方代表认为，如果美方和伊朗人认为选择扎赫迪是必要的，英方没有其他选择。美方代表则明确称：“我们与这位将军（扎赫迪）在伊朗的接触让我们相信，他不会违背英方利益诉求。”在美方全面介入后，扎赫迪得到更充裕的资金支持。截至1953年8月政变前，英美双方共给予其6万美元的资助，同时允诺事后提供额外资金用以巩固政变成果。更重要的是，英美还承诺其行动成功后接任摩萨台的首相职务。正因如此，在政变尚未完全成功时，扎赫迪便公然通过广播宣传其未来执政计划，包括法治重建与治安重建，降低日常生活成本，提高生活水平，推动农业机械化和农民合作社建设，提高工人工资，提供免费医疗，进行广泛的沥青道路铺设，恢复个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结合解密档案分析，这份通告可能是由英美情报部门代写而成。

1953年6—7月，英美情报机构还拉拢与策反王宫卫队指挥官纳莫图拉·纳西里（Nematollah Nassiry）上校。在政变初期，正是此人携带国王事先签署的解职摩萨台命令登门，要求面见摩萨台。在遭拒绝后，他又强行要求摩萨台的侍从写下“摩萨台首相已接到有关国王将其解职的命令”的字句，为宣传“摩萨台为实现个人独裁而逼走国王”提供关键证据。随后，他又携带国王命令直奔负责镇压反对派的军队总部，宣布国王已解除摩萨台职务，要求军队停止执行其命令。虽然纳西里上校随后立刻遭到逮捕，但其行动仍然顺利掩护了反对派核心人物扎赫迪，使摩萨台政府无法立刻将其逮捕，为后者发动反击赢得缓冲时间。

另有证据显示，许多城市流氓也早已被英美情报机构收买，组成政变中反对派所谓的“民意基础”。根据政变当日《纽约时报》记者所述，军队和警察加入高呼要求国王亲政的暴徒队伍中，一同冲击亲摩萨台势力驻地。同时，在拉什迪安兄弟拉拢下，一批伊朗举重运动员、摔跤运动员等也加入反对派阵营。英美情报机构事后总结：“伊朗人爱戴这些人的热情堪比美国人爱戴本国体育明星。毫无疑问，他们是受拉什迪安兄弟影响而来。尤其是伊朗著名运动员沙本·'比莫克’·杰弗里（Shaban 'BiMohk’ Jaffari）站在队伍最前列高喊支持国王的口号时，所产生的效果堪称完美。”

由此可见，英美扶植反对派遵循如下流程：一是渗透并接触与目标国社会各阶层均有一定联系的“连通器”型人物或政治势力；二是通过“连通器”型人物或政治势力接触政府内部势力，尤其是军方及统治阶级上层；三是兼顾下层路线，通过招揽社会边缘人群，营造所谓“民意基础”，令其在颠覆行动中充当“打手”角色。由此，在“阿贾克斯行动”开始前，英美情报机构已完成对摩萨台政权的孤立，使其陷入对抗伊朗各派政治势力的尴尬境地。随着“民意基础”的变化，亲摩萨台势力迅速瓦解，加速了政权垮台。

在展开隐蔽政治行动的同时，被英美情报部门收买利用的当地媒体也开始与西方主流媒体互相配合，散播不利于摩萨台政权的虚假消息，并将扎赫迪将军塑造为伊朗民族主义者，诱导伊朗民众加入反对摩萨台政权的队伍中，为行动成功奠定重要基础。

客观而言，在“阿贾克斯行动”前，摩萨台政权在伊朗的根基还算稳固，并未出现伊朗前外交官巴扬多尔所说的因“战略失误”导致政权基础丧失的情况。在“七月事件”前议会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下院参与投票的63名代表中，有52人支持摩萨台；上院36名代表中，有14人支持，19人弃权。这说明，大部分议员仍支持摩萨台，或者说至少不反对摩萨台。这表明，摩萨台本人仍具有较强的政治号召力。英美情报机构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其在分析行动前伊朗舆论环境时也承认：“没人会反对摩萨台，因为他赶走了外国人并让每个人都富裕起来，同时他也会保护所有人的权利不受侵犯……1953年3月前，在德黑兰基本不存在常驻的美国记者。”此时，英美情报机构很难执行相应宣传行动。为打破僵局，自1953年年初起，英美情报部门首先利用一批早已被控制的当地媒体，不断刊发美方起草的有关支持国王与抹黑摩萨台的宣传品，由此“阿贾克斯行动”中的隐蔽宣传行动正式开启。

不仅如此，自1953年起，英美情报机构控制的媒体还集中渲染摩萨台政权与苏联的联系。正如罗斯福所说：“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命令麾下的媒体、个人或组织直接反对摩萨台，那么无异于自取灭亡。只要不那么明目张胆，我们的波斯（伊朗）朋友就有机会强调摩萨台政府正在疏远西方并日益亲近苏联。同时一个明显的事实也将随之昭然若揭，即如果他像现在这样继续发展他的个人政权，那么很快伊朗国王将毫无存在价值。”这种宣传在利用伊朗人民支持国王的同时，也在离间摩萨台与宗教势力间的关系。根据英美情报部门分析，在1953年初，“大部分毛拉（伊斯兰教士——引者注）仍明确反对国王，但我们仍可看到一种充满希望的可能，即随着摩萨台与人民党之间越走越近，毛拉们终将远离他”。以此思路展开的宣传工作最终取得良好效果。1953年4—5月，阿什拉芙公主提及：“宗教领袖们最初支持摩萨台，但现在由于后者过大的权力以及与人民党等左翼势力之间的暧昧关系，前者已经有了新的想法。”英美情报机构的事后总结也指出，伊斯兰教势力“对示威游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宗教人士通过反复宣扬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已掌握了政权、国王被迫出走，而摩萨台正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从而煽动起众多德黑兰南部的穷人”。

1953年3月，随着以《纽约时报》记者肯尼特·洛夫为代表的英美记者频繁入境，英美情报机构的隐蔽宣传力度骤然提升。此阶段英美授意刊发的报道所涉内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支持巴列维国王亲政；第二类为抹黑摩萨台本人，具体又分为七条：（1）摩萨台受伊朗人民党及其背后苏联势力操纵；（2）摩萨台与伊朗人民党联系紧密，试图借助其清除伊斯兰势力，因此摩萨台是穆斯林的敌人；（3）摩萨台蓄意破坏军队士气及其维持秩序的能力；（4）摩萨台故意阻止军队掌控部落地区，支持当地分离主义势力，旨在为苏联接管伊朗北部诸省做准备；（5）摩萨台蓄意促使伊朗经济秩序走向崩溃；（6）摩萨台已被权力彻底腐蚀为“独裁者”，正在肆无忌惮地迫害百姓并镇压反对派；（7）摩萨台身边聚集着一群野心勃勃的顾问，他们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摩萨台。

在这七条宣传内容中，第（1）、（4）条直指摩萨台有可能是苏联“傀儡”，随时会向苏联出卖伊朗的主权利益，唤起伊朗人民对1946年“阿塞拜疆危机”的历史记忆，从而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在伊朗人的历史记忆中，苏联武装了阿塞拜疆民族分裂势力，极力阻止伊朗军队维护国家主权。所以，一旦舆论认定摩萨台为苏联“傀儡”，那么其会迅速丧失人民支持。宣传内容的第（2）、（5）、（6）条则直接指向伊朗人民生计，指责摩萨台蓄意破坏伊朗经济、镇压无辜民众，让人民将近来因英美封锁导致的生活成本提高归罪于摩萨台的执政方式；同时，在宗教上通过塑造摩萨台试图清除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存在这一假象，造成其与广大教徒对立。宣传内容的第（3）、（4）条明显在鼓动军队反抗摩萨台统治，为军事政变打下基础。通过以上宣传内容，英美煽动起社会各阶层对摩萨台政权的仇视。至1953年6月初，越来越多未曾被英美掌控的本地媒体，也开始主动跟随其宣传口径批评摩萨台政府，许多摩萨台支持者逐渐转化为反对者。至此，“阿贾克斯行动”的舆论基础已形成，为政变行动作了铺垫。

此外，英美情报部门还致力于利用舆论塑造政变的“合法性”。早在行动前一个月，英美情报部门就开始敦促扎赫迪选择一名能被英美共同接受的新闻总监。1953年8月16日行动正式开始后，英美情报部门立刻对扎赫迪下达指示：第一，最大限度利用德黑兰电台；第二，通过电台、宣传海报以及报纸，用最简单的语言向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作出政治承诺，诸如提高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以及削减生活成本等；第三，最大限度地宣传英美事先准备好的情况声明；第四，立刻向所有外国记者介绍政变情况。1953年8月16—19日，英美情报机构紧急大规模印制国王解除摩萨台职务、任命扎赫迪为新首相的命令，授意反对派势力广泛散布。这种行为造成摩萨台政府支持者陷入混乱，为反对派势力集结与反攻奠定基础。

为避免给伊朗民众留下政变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操控的口实，英美还特别授意宣传部门极力撇清西方国家与政变领导人扎赫迪的关系。《纽约时报》1953年8月19日的报道强调：“西方世界对他的崛起可能抱有复杂情绪，英国人没有理由为其地位的稳固而欢呼雀跃。因为他长期仇视英国，导致其在二战期间被英军逮捕并监禁……华盛顿对扎赫迪将军的态度尚不清楚，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所以可能对任何外国利益都不会加以特殊照顾，包括美国、英国和俄国。”可见，在英美主导的舆论环境下，扎赫迪被塑造成为伊朗国家利益而反抗独裁者的“正义将军”形象。而且，英美还通过强调扎赫迪曾被英国当局逮捕入狱的经历，凸显其不会对英美作出让步的形象，进一步赋予其掌控政权的合法性，并巩固伊朗人民对政变者的支持。此外，在政变结束后次日，即8月20日，英美情报机构还敦促国王千万不要对已被捕的摩萨台进行公审，以便“不给其任何成为烈士的机会”。可见，行动成功后英美宣传工作的重点是竭力放大其所扶植的反对派领袖的正面形象，严格消除原政府一切发声机会。

不难看出，英美联合操纵舆论的实际流程如下：一是收买各类中小报社，为发动舆论攻势作准备；二是行动前针对目标国社会各阶层展开煽动性宣传，将现政府塑造为极大威胁各阶层利益的独裁者形象；三是向社会各阶层作出进一步政治许诺，让其感受到新政权会满足各阶层利益需求，从而稳定政局；四是撇清政变主导者与幕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尽力将双方塑造为敌对状态，进一步巩固新政权合法性。

扶植反对派势力、操纵舆论是英美情报部门颠覆摩萨台政权的重要手段。在冷战乃至后冷战时代，这一伎俩在西方颠覆他国政权的隐蔽战中被不断运用并日益成熟。这表明，除公开赤裸的军事行动外，采取隐蔽的情报战，颠覆或推翻他国合法政权，成为战后英美等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典型方式，并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三、英美情报合作模式的形塑

“阿贾克斯行动”结束后，英美两国情报部门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情报合作与隐蔽行动模式。在此后颠覆英属圭亚那贾根（Cheddi Jagan）政权的行动中，这套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英国最初拉美国入局的目的，仅限于维护自身优势地位与利益，但是美国取代英国霸权地位的趋势愈发明显。在“阿贾克斯行动”中，这种主导地位的交替就已初见端倪。此后，随着“五眼联盟”（Five Eyes）的建立以及澳、新两个英联邦国家单独与美国签订情报合作协议，英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下降。

“阿贾克斯行动”结束后，英美情报部门重新审视整个行动流程，在第10号报告中，英美联合行动组负责人高度赞扬伊朗反对派的积极行动以及英美控制下媒体开展的舆论操纵行动。但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出三点不足。

首先，行动后方与前线之间情报传递效率低下，行动组内熟悉伊朗事务的专家严重不足。在尼科西亚（Nicosia）前线指挥部，只有2名官员外加2名打字员熟悉伊朗事务，而伦敦总部中为数不多熟悉中东事务的专家，竟还要同时兼顾对远东情报的分析。受此影响，行动过程中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情报解读，严重影响行动效率。

其次，在舆论操纵方面，虽然行动负责人承认取得相当大成效，但投入资金与实际效果之间是否成正比却要打上问号。在报告中，负责人直截了当地宣称，“在与德黑兰这些惯于贪污受贿（或也可称为爱国）的记者打了几个月交道之后，我们仍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把我们给予的每份资金都用到了实处”，甚至有许多媒体明明已接受英美资助，却未能如期刊发英美准备好的宣传材料，造成巨大的资金浪费。

最后，在扶植反对派方面，行动负责人严厉批评总部在行动初期不切实际的幻想。报告指出，最初的行动完全基于总部官员提出的三点假设：第一，对国王全力施压会很快迫使其按照英美期望采取行动；第二，有国王作为依靠，扎赫迪可以立刻获得许多伊朗关键官员的支持；第三，当军队需要在国王与摩萨台之间作出选择时，必然会绝对服从国王。而事实上，直到阿什拉芙公主归国前，国王一直拒绝公开反对摩萨台政府，甚至反对扎赫迪将军接任首相职位。在“阿贾克斯行动”开始前，行动负责人罗斯福提及扎赫迪将军在二战期间被英方逮捕时，国王则面带微笑地回应道：“我也记得。”这从侧面说明，巴列维国王与英美之间就反对派领袖问题始终存在龃龉。与此同时，反对派阵营中也有大量投机者，他们在政变当天并没有按照计划行事，即便是那些按计划行事的人，在执行计划时也会依照自己的利益或多或少偏离计划细节。

针对上述不足，英美情报部门提出四点改进意见：第一，在开展行动前，必须聚集起足够数量的熟悉相关事务的办事员及专家，从而保障信息及时传递。第二，在接触并扶植反对派过程中，要选择那些从根本上认同英美价值观的人群及势力，这样在行动遭遇挫折时他们能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如在“阿贾克斯行动”中，正是由于部分伊朗反对派的主动行动，才使政变继续进行。第三，编纂成型的宣传材料，应直接分发至可靠的编辑和记者手中，以避免中途耽搁时间过久。第四，必须在目标国提前购置长期资产并置办至少两处以上的安全屋。

根据以上建议，1954年后，英美两国情报部门着手改进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机制，旨在形塑一种标准化操作模式。在扶植反对派势力以及操纵舆论层面，英美吸取“阿贾克斯行动”中的教训，不再单纯依靠金钱收买等难以监控实际效果的形式，转而采用真假结合的手段直接虚构出自己需要的反对派及舆论声音。比如在针对捷克斯洛伐克1954年选举而开展的“否决行动”（Operation Veto）中，英美情报机构利用掌控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欧洲”出版社以及宣传气球等，虚构出两大反对派，并向捷克斯洛伐克各阶层持续输出其“诉求”。这些披着民间组织、第三方合法媒体以及中立者外衣，实际上被西方阵营控制的各类组织或机构，肆意输出符合英美需求的信息，以达到蛊惑、影响目标国民众，进而干扰、操纵舆论环境的目的。相较于“阿贾克斯行动”中英美情报机构几乎不加区分地收买议员、军官以及中小媒体的行为，这种直接虚构反对派势力并通过己方控制的媒体平台干扰对方舆论环境的行动，不仅能大大节约资金投入，而且有效提升了行动效率。

在情报合作顶层设计层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英美两国依托“五眼联盟”框架，完善了两国情报合作中的信息传递机制、定期联络机制以及反对派势力扶植机制。在更新情报合作协定后，英美双方均认为应当彼此派出指定的高级情报联络官，随时通报各类信息，同时也鼓励特定人员实现彼此短期互访，以处理某些临时性特殊问题。这种完善与改进在事实上提升了英美开展情报合作以及隐蔽行动的效率，但也改变了两国在“五眼联盟”框架内的原本地位及合作模式。在1946年3月签署的《英美通信情报协议》（British-U.S.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Agreement）中，英美两国地位相对平等。如协议规定，“在双方达成一致前，任何一方不得与第三方展开单独合作或相关行动”；“各类通信情报及其他相关秘密技术事项，必须经由英美双方合作制订的安全渠道传播。任何一方只能在经由美国陆海军通信情报委员会（STANCIB）许可情况下，才能向美国相关人员传递情报；任何一方只能在伦敦信号情报委员会（London SIGINT Board）批准下，才能向大英帝国及自治领相关人员传递情报；只有在英美双方共同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向第三方相关人员传递情报”。这表明，在情报联络、传递及共享等方面，英美双方地位几乎对等。但与此同时，协议又充分照顾到英国在其自治领的利益。如协议规定，“除非获得英方批准，美方不得与除加拿大以外任何自治领国家开展情报合作；即便美方与加拿大开展情报合作，也必须事先得到伦敦信号情报委员会的首肯”。这表明，在1946年协议中，英方利益关切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且战后初期双方情报合作中英方占据一定主导权。

然而，在50年代英美实际开展的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中，这种天平略倾向于英方的局面却开始发生变化。就“阿贾克斯行动”而言，名义上由英美合作开展，但实际上二者在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对等。在行动筹划阶段，从前期情报搜集到情报共享再到行动设想提出以及框架搭建，几乎由英方一手操办。但正式进入实操阶段后，英国的主导地位逐渐丧失。以行动资金供给为例，排除给予反对派要员的资金以外，前期情报行动以及后期政变行动总预算为28.5万美元，其中美方承担约14.75万美元，比例略高于英方；在给予反对派领袖扎赫迪的6万美元中，美方承担3.5万美元，比例仍高于英方。在行动具体执行阶段，主要由美方负责拉拢反对派势力、说服巴列维国王以及实际组织武装政变和街头暴乱，整个行动的前线指挥也是由美方罗斯福负责。在行动收尾阶段，由美方组织的国际财团对至关重要的伊朗石油资源进行份额分配。虽然英国在比例上仍占据40%，与美国并列第一，但其已不能独占伊朗石油资源。由“阿贾克斯行动”可见，此前英美相对平等的情报合作模式，逐渐演变为英方策划、美方执行的新模式，美方的主导地位日趋凸显。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五眼联盟”的发展完善，英美情报合作开始演变为美国主导、英国协助模式，英国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尤其体现在颠覆英属圭亚那贾根政权的隐蔽行动中。1961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率先提出一份特别情况评估报告，指出贾根虽然并非公开的共产主义者，但其很可能已倒向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并有较大概率在国家独立后倒向苏联。美国随即与英国协商，力图共同发起针对英属圭亚那的情报搜集及隐蔽行动。但英方认为，贾根已在英属圭亚那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一旦贸然将其推翻，当地将很快陷入混乱，因此拒绝了美方联合行动的诉求。尽管遭到英方反对，但美方随后凭借自身实力，继续单方面推进相关隐蔽行动，进而搅乱了英属圭亚那政治局势。此时，美方又以当地局势混乱为由，逼迫英方同意配合其展开隐蔽行动，成功令贾根及其所属的人民进步党输掉了12月的大选，由此实现颠覆英属圭亚那政权的目标。

相较而言，在“阿贾克斯行动”中，英国尚可在计划制订、情报分析以及利益分配层面占据一定主导权。然而，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的政治走向及贾根政权被隐蔽行动颠覆过程中，美方的话语权及主导地位得以凸显，英方发挥的作用已较为有限，甚至是被迫协助美方展开行动。这事实上已打破1946年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即有关第三方行动必须得到另一方认可，以及美方不得在未经英方许可前提下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开展行动。这标志着英美情报合作至20世纪60年代已转向美国主导、英国辅助模式。进入70年代后，美国更是完全抛开英国，单独策划并执行了1973年颠覆智利阿连德政权以及1989年颠覆巴拿马诺列加政权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发生地均非英国传统势力范围，但也从侧面证明，此时所谓的英美情报合作已完全转变为美方的独立行动，英方的地位甚至由辅助者下降为无关者。

“阿贾克斯行动”前后英美情报合作地位变迁，本质上反映了双方综合国力差距逐渐加大。随着二战后英国国力衰落，美国顺势取而代之，逐步建立自己的全球霸权。经济方面，美国将削弱帝国特惠制与对英贷款相联系，成功削弱了英国经济霸权，加速了英镑集团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更是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外交方面，美国自二战后开始着力缩小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五眼联盟”内部，1951年，作为自治领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直接抛开英国，单独与美国订立情报合作协议，彻底违背了1946年协议中有关美方与自治领国家展开合作必须事先获得英方同意的条款，显示出此时英国地位进一步衰落。而伊朗作为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通过1953年“阿贾克斯行动”成功加以渗透和控制，这一事件成为中东地区英美霸权交替的标志之一。

战后初期英美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的开展，凸显了冷战背景下英美之间的特殊盟友关系。但两国核心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导致双方情报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裂隙。如在核技术情报领域，1946年美国通过《原子能法案》，对英国施加极为严苛的限制。该法案中“核信息管控”一节规定，在美国认可的阻止核能用于破坏性目的的国际规则建立之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向外国政府或个人分享核技术情报，违者最高将被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这实际上不仅杜绝了英美共享核技术的可能性，而且破坏了1946年英美协议中有关“双方之间情报及技术交换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不受限制”的规定。面对英方抗议，美方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道，英国“核问题并没有那么紧迫，其单独拥有核威慑能力没有任何意义。英国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常规武器发展上，也应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一样接受美国的单一核保护伞”。时移世易，这与“阿贾克斯行动”早期美方接触伊朗国王等重要人物前必须征得英方同意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结　　语

冷战初期，英美首次通过情报合作与隐蔽行动，颠覆一个地区大国的民选合法政府，对各方造成深远影响。就伊朗而言，行动成功后，巴列维国王实际控制下的扎赫迪政府组建起来，推行全面倒向西方的政策。尽管英美从石油贸易中获利甚丰，但新政府过于亲近西方的政策使伊朗民心发生转向，从而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埋下导火索。就美国而言，“阿贾克斯行动”后，因深度介入伊朗及中东事务，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推动冷战进一步升级。从英国来看，在冷战初期，正是利用美国对苏联势力扩张的担忧，自身实力走向衰退的英国才能不断将中东安全义务转嫁给美国，让后者在冷战泥沼中越陷越深。英国的金蝉脱壳之法，符合其长期秉持的实用主义外交原则。从这个视角看，英国才是中东地区真正的“冷战策源国”。

英美出于地缘政治及经济利益考虑，通过情报合作与隐蔽行动，破坏与颠覆他国政权，这在二战后一直以不同方式上演。据美国学者多夫·莱文统计，仅在1946—2000年，美国发动的干预他国政治选举的隐蔽行动就超过80次。尽管西方国家声称其行动目的是在目标国建立“民主自由”体制，保障民生与人权，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些行动实际上增加了目标国经济衰退及政治动荡的风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颠覆所谓“敌对”政权为目标的干涉行动往往会在成功后导致目标国原本的武装力量解体，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很有可能成为叛乱力量，进而造成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另一方面，无论成功与否，颠覆行动都将激化目标国内部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政治生态恶化，甚至使民众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而一旦出现上述状况，以谋求超额国家利益为目标的英美等国并不愿也无力平复乱局，最终只会导致该国秩序彻底瓦解，民生遭到极大破坏。

正如“阿贾克斯行动”结束后英美情报机构所指出的：“扎赫迪政府从长期来看不可能维持伊朗政局稳定及自身存在，因为国王自即位以来就未曾信任过任何一位首相，今后也将如此。”这种将反对派政府作为短期解决方案的手段，清晰地显示出英美情报机构在隐蔽行动中所秉持的态度。很多情况下，在明知所扶植的反对派难以长期获得本国人民足够支持的前提下，英美仍然选择支持其发动政变并推翻现有政府，根本目的就在于让目标国长期处于政局动荡之中，进而从中渔利。出于地缘政治及自身利益考量，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于各类隐蔽行动乐此不疲，此后又陆续开展诸多类似行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等地，通过情报部门积极主导或参与，扶植反对派或代理人，策动形式多样的反政府活动，进而最终颠覆目标国合法政权，“阿贾克斯行动”中形塑的西方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模式得以延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情报合作及隐蔽行动模式，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发生变化，其针对目标由原本仅限于与美国存在“对抗”关系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至作为西方盟友的“伙伴国家”。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即“棱镜”项目（PRISM）中，美国国家安全局联手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秘密截取了各国海量通讯及数据情报，甚至对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等在内的多名欧洲政要展开长期监听。“棱镜门”事件表明：一方面，美英霸权主义行径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消退，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作为盟友的北约国家内部，也存在难以消弭的裂隙，美英对传统“伙伴国家”也无信任可言。

时至今日，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仍在持续利用情报合作与隐蔽行动破坏他国主权安全，搅乱他国局势，以便从中渔利。而在其主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光辉”面具之下，所隐藏的仍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丑恶动机。在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干涉他国的方式局限于直接武力入侵及殖民统治。但在后殖民及后冷战时代的今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进步，以策反渗透、操纵舆论等为核心的情报工作及隐蔽行动，正愈发成为美英等国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的常用方式。在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当下，密切关注西方国家情报工作及隐蔽行动的方案策略与实施路径，揭露并批判其干涉主义的霸权逻辑，在维护和推动国家安全方面至关重要。

（作者刘金源，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卓霖，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