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具性人文性人人会讲，但是本书的一家之言有与众不同的讲法。 形式训练的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许多语文教师甚至都不知道这种理论的存在。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秘密。”于是就有“工具性与人文性”理论取而代之。“工具性人文性”是“形式与内容”理论的通俗版，通俗是以牺牲严谨为代价的，正因其通俗，作为学科理论有其先天的不足，这里不能不认真清理一番。  首先这一对理论范畴不是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研究来的，我们几乎找不到它的历史源头。单独的“工具论”出现比较早，也较早进入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语言是工具，语文是母语教学，所以语文有工具性，这是简单的事实，几乎没有什么争论。争论是从提出“人文性”开始的。“人文性”的说法出现较晚，偶尔的提法有1930年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高翰在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但是其后就很少有人使用这一对范畴，直至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才把“人文性”带入了语文教学，从而有了工具性人文性之争，又几乎是为了平息这场争论，2001年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才正式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也成为此后几个语文课标的标准说法，再随后大学语文也沿用了这个说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具性人文性的说法理论性并不强，要想成为现代语文的学科理论，尤其是大学语文的学科理论，还需要做些改造，也就是孙绍振说的对前人资料进行“二度概括”。 一、大学语文的工具性 对语文“工具性”的第一个改造，是使其从“拆字游戏”回到严肃的理论探究。 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是工具，所以语文也是工具学科。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很多语文学家包括语文界“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都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但中国语言有个特点，就是语素可以无限拆分，随意组合，“语文”一词除了可以拆分为“语言和文字”外，还可以拆分为“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章”“语言和人文”“语言和文化”，甚至连“语言和文明”都有人发明出来了。于是语文不仅是工具，还是“文学”“文化”“文明”等等，工具性人文性的争论也就由此而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现代语文学科的源头，正视传统“大语文”的“文学”“文化”等等内容都已独立成科的历史事实，那么现代语文能够成立的理由就绝不会是等同这些内容，而是要为学习这些内容提供工具，也就是训练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能力，这才是“语文工具论”的真谛。 对“语文工具论”的第二个改造，是要对“工具”的定义加以解说。语文“工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比喻总是跛足的，为了使概念的定义准确，需要在比喻之外再加些解说。这一点以往“语文工具论”者做得不够，于是导致一些误解，譬如说：“语文不是任取任弃即用即丢的工具，语文不是独立于人的生命的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是人生命的组成部分”。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由此进一步定义说：语文这种“工具”，和一般的工具不同，它不能任取任弃即用即丢，而是必须不弃不离须臾不可或缺的特殊工具。这就是定义的公式“属概念加种差”的意义——在界定“工具”的普遍属性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其独特的“种差”。一般来说，种差越具体，越不容易导致误解，譬如把语文比作武器、钥匙、渔网等等这类具体的“工具”，就很少遭人批评，即使反对“语文工具论”的人也天天把“授人以渔”之类的话挂在嘴边。  “渔”是一种工具（何姚画） 第三是要防止“工具论”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譬如有人把应试教育的罪名也安在语文工具论头上，而我们完全可以从“工具”一词的本来意义加以反驳——“工具”离不开使用工具的人，工具在什么人手里，就做什么样的事情，譬如有人拿刀杀了人，罪不在刀，罪在人。为什么要拿语文工具来搞应试教育呢？语文可搞的事情很多，它可以是各科学习的工具，是素质教育的工具，是人文教育的工具，是通识教育的工具，是思政教育的工具……可见搞素质教育还是搞应试教育，完全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语文工具”的问题。 最后，讲“工具”还不能脱离“工具的对象”。那么语文工具的对象是什么呢？按照前面“形式与内容”一节研究，语文学科要为之服务的对象就是其他所有学科（乃至整个人生），至于具体学科如何服务，要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研究，当然众学科也有共性的需求，这就要从个别到一般，进行理论概括。 二、大学语文的人文性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一篇讲。 三、大学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语文是人文工具，这还用得着争吗？所以要争论的不是语文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而是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能简单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来回答。 首先，工具性与人文性不是“统一”关系，而是如字面所表示的一种“体用”关系。譬如我们说了一百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人会说“中学和西学统一”。“体用”和“统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统一”是两样东西平等地放在一起，“体用”则有主次。即使讲“统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应该是对立的统一，即两个矛盾的事物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但是我们在工具性人文性争论里看不到这样生动的理论形态，我们看到的只是毫无理论层次的罗列关系，譬如编语文教材，选一些有人文性的课文，就说是“人文性”，再穿插一些知识短文、基本训练，就说是“工具性”。再如课堂教学，先讲一些课文思想内容，就说是“人文性”，再做一些读写练习，就说是“工具性”。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体用关系不是这样的，工具性要为人文性服务，这就要研究工具性如何为人文性服务，就像上一节讨论形式如何为内容服务，语文如何为其他学科服务那样。 其次，“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从语文学科自身说，不但有人文性，还有科学性；从语文学科外部说，语文工具的服务对象不但有人文学科，还有自然科学学科。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所以，“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说法是不完整的，首先应该是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然后语文工具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服务。 第三，大学语文尤其应该是这样，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就体现在为大学各专业的学习服务。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说：“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这里没有照搬中小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是很明智的，可惜这个征求意见稿后来不了了之。如今教育部又启动了“新文科建设”工程，我们要吸取以往“烂尾工程”的教训，那么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接续上“工具性人文性科学性”的讨论，研究大学语文这个“工具”在“新文科建设”中的作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