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全路长九二八公里，是自昆明抵海防而有此长也，实则云南境内，只有四九〇〔465〕公里，微超于全路之一半，此段方得名为滇越铁路。诸多记载云：“法人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戊戌〔1898〕入滇修筑滇越铁路，至宣统二年，岁庚戌〔1910〕，始工竣通车。”此殊令人诧异，何以四七〇里路线，直修十三年，始得通车，似迟延太甚。惟查其实情实事，自开工至工竣，亦只七年耳。虽然，亦云久矣，其迟迟之故有四点：一因中国有乱，路务不能不停顿；二因一再改变路线，多宕延时日；三因倮姑一段，路线须经过一大山硖〔峡〕，是造一架空铁桥而渡，其一切材料，是在巴黎之某大工厂订制，此又必须宕延时日；四因钻洞太多，又自倮姑以下，更有不少的险要处，须经过一两个雨季，俟路基稳固，始敢铺轨通车，有此四点，故迟至七年之久也。法人又胡为而能来滇修造铁路，其起因，是因光绪甲午年〔1894〕，中日失和，中国被日本战败，和议成后，日本仍以兵力占据辽南。岁乙未〔1895〕，德、法、俄三国共起而为中国排难解纷，迫日本撤兵，将辽南地土归还中国，日本被迫而撤兵去，中国方将辽南收回。斯举似德、法、俄三国殊仗义也，实则各有图谋。是年十月，中法通商条约、界务专约俱成，其通商条约内，即有修筑滇越铁路之一条。次年丙申〔1896〕，中国即与华俄道胜银行订东清铁路公司合同。丁酉年〔1897〕，德人即进占胶州湾。法人见有此等事件发生，遂亟亟于修建滇越铁路，所以云是各有所图。法人在未来修路时，即于丁酉年间〔1897〕，在昆明设置法领署。按昆明非约开商埠，亦不是个自辟商埠，何能设领署于昆明？北京总理衙门，以法人有迫日撤兵还地功劳，竟允许之。云南督抚尤不明国际法，便准其在昆明城内设领署。法人置领事于滇，亦不循故事，不由在华之领事群中调员来任，是在外交部内选一有类于科长而饶有才能名方苏雅者来任斯职，订其职衔为一等领事，并置一副领事、一领署武官，其组织迥异群流。方苏雅履任后，不仅为商务上代表，于后来之修筑铁路事，亦有权裁决。以是，方在一切交涉上殊强横，官府与人民俱深恶之。丁酉年〔1897〕十月，驻华法公使，即向总理衙门提议，云奉本国政府命，通知中国，法国将派人到云南修建滇越铁路。时总理衙门是以庆亲王总理一切，庆乃以此事上奏西太后，后颇不乐法人遽入云南而修路，庆以事载于中法通商条约为言，后于不得已而许之，心则终不乐也，自是多不满意于法人，后来之义和团亦以迎合西太后意而酿大祸。庆王得到西太后允诺，乃与法使磋商一切，结果，此路是由滇越交界处修起，即以滇边河口为起点，向北而上至昆明，下与越南铁路相接，接轨处在越属牢该。路为三等铁路，建筑事由法方主持，建筑上所用之一切材料，由法方理料。建筑时需用之普通工人，由建筑公司以合法之工资，向云南省内雇用。路线上所需之田土山地以及旷野地处，俟勘定路线后，由华方地方官拨交与建筑公司，公司接收后，始能动工修路。在修路时，入于云南之一切外国人，由云南省内官员着意保护。修筑此路，以不妨害城市交通、不阻遏农田水利、不破坏村寨为旨归。有被占用之农田，则照值给价；有必须迁移之坟墓，则计工给费。路成后，统由法方管理；通车后，运送人客货物，由双方酌定车费。全路通车后，历九十九年，以无条件而将此路让归中国。此即总理衙门与法公使双方协定之一种修路条约，曾通行有案。后来条约又有所补充，地价及迁坟费，则由滇省督抚争回，全由华方付给，以不失土地所有权。既而此两项支用共计八十余万元，随以其数投入法方铁路公司，作华方股本，然此是路修成后之事也，今顺笔而言。光绪二十四年，岁戊戌〔1898〕，三月，驻华法使，即照会总理衙门，称：“奉本国政府令文，由本公使知会中华国总理事务衙门，今法国政府已派有一高级官员率领技术员等，入滇测勘滇越铁路路线。”总理衙门即据此行文到滇，请滇省督抚妥为保护及派干员偕同测勘。时滇督系崧蕃，滇抚系黄槐森，亦惟遵照筹计。不久，即有法国铁道部高级官员名吉里默者，统率一般技术人员抵昆，时滇中当轴者亦未设一地处招待，是则有住于领署者，有居于大旅店中者，此在形式上颇疏慢。吉谒滇督抚谈测勘事，法领方苏雅亦必与之偕，且参加一切讨论。时崧督黄抚对于吉之一切请求，无非唯唯诺诺，意在俟其测勘后，再定违从。总之，是不乐其在滇修路也，然亦无法阻其进行。戊戌年十一月，滇督抚即着云南藩司李经羲于州县班中委干员四人，同往测勘路线，名曰会勘铁路委员。论是时之州县班中，又有谁能懂得测勘事者，要不过着其沿途保护，遇乱弹压而已。是岁腊初，共同出省，分作两段测勘。下段由河口勘至蒙自，上段由蒙自勘至昆明。下段多是安平厅、蒙自县两属之地，无甚问题；上段由蒙自县城，上至曲江坝，再上而经馆驿、通海、新兴、晋宁、呈贡等处，地方人士则多出而阻挠，幸由会勘委员等开导，不至酿成乱事。然在呈贡果子园附近，洋员等砍伐去有碍于测量之果树二十余株，种园人大为忿恨，几欲殴击洋人，幸委员等排解得法，始无乱事发生，然忿怒终存也。斯时也，法方之高级官员已离开云南，一云回国，一云在河内休息。呈贡人与勘路法员冲突后，随有一般测绘员挟其图稿回昆，居于圆通寺内八角亭上，支桌制图。适有三五顽童跳闹于亭前，竟将洋员之绘图桌掀翻，墨水泼于图上，洋员等愤怒，立执棍棒乱打顽童，有一面触其棍，致鼻血流出，此即呼号而跑出寺门，大叫“洋鬼子打死人”，其他亦倡和同叫嚷于寺门前。行人睹其情状，便停足而考求其是非，人则愈聚愈多，不久间即有六七十人。有好事者便扬言曰：“洋鬼子如此可恶，我们进去饱打他一顿，大家走散，看他去找谁。”浑虫与浑虫之意见相同，便一涌入寺。时寺中有一草创之法语学堂，教师系天主堂内神甫，学生等闻知其事，急语于教师，教师立告知亭上法员，乃相率爬上圆通山而逸去。一般浑人入寺，寻不见一洋人，竟欲毁其什物，正纷扰间，城内文武总查已带兵到来，一般浑人亦惧而爬山逃散。结果，缉获数人，然无犯罪实据，只好禁闭数日而释放，两总查则大受上峰申饬，此即后来打教堂之先兆，此事实发生于己亥年〔1899〕五月。闻之，初次勘出之路，以侵占农田太多，妨害水利太甚，路线又长至五百余里，而且曲江、通海、新兴、晋宁等处人士，已表示出不乐铁路经过其境内。滇中督抚又以种种情事，告知总理衙门，已而双方商榷，乃有改勘路线之事。但是此一事件，不能于短期内决定，因大权在巴黎铁道部，往返周折，势必有数月之延宕也。故自己亥年秋后，法人修路事异常沉静，即有一些法人在滇，都无甚动作，一班会勘委员，亦另委事他出，斯而有一些浅识者云，法人不敢来修路矣。己亥年腊月，法方高级官员吉里默复来昆明，然不是只身到滇，亦有若干技术人员随从而至。吉抵昆后，即与滇督抚酌商变更路线事，约经三四次讨论，始决定双方派员，另行探求蒙自以上路线。庚子年〔1900〕正月，滇督抚乃饬藩司选员，会同法员出省探路。此次，却不是正式测勘，无非在一些乱山中探求蹊径，循着一些大小河流而找路也。积至两月有余，方由蒙自而阿迷、而弥勒、而宁州，行入路南境。不意吉里默忽奉令回国，探路事遂告停顿。盖是时，中国北方已有义和团、红灯教、大刀会起也。延至是年五月，昆明人遂打平政街天主堂、永宁宫坡之溯源宫、狗饭田之礼拜堂。于是省内省外之法人，除法领外，都离开云南而走往越南（后来八国联军入北京，滇中英、法领事俱离开云南）。辛丑年〔1901〕春三月后，中国北方乱事已靖，前离开云南之一班法人，始陆续踅回滇中。是年秋天，法国派来之测勘路线者亦到昆明。时滇督为魏光焘，滇抚为李经羲，乃于州县班中，选一有才能者为会勘铁路大委员，副以四小委员。此次则由芷村下去之落水洞勘起而上达昆明，其间，经过蒙自之碧色寨、阿迷州城入弥勒县境，过宁州之婆兮而入路南州境，经宜良县城过呈贡县郡而抵昆明。路线为四百六十余公里，事经百五六十日，始云完毕。此则是舍去原勘之路，而另行测勘出此一条路线也，此而滇越铁路始云勘定。法人修筑滇越铁路，是由法国铁道部将整条铁路上之建筑工程及一切建筑材料，完全包与国内之某建筑铁路公司。包价闻为二千八百八十余万法郎，在订合同时，法郎价格很高，约合法洋一千四百余万元。每公里平均约占三万法洋，此则铁路上所用之车头、车箱及各个车站上所用之大小房屋等等，却不在此一包价内。此是宜良铁路公司内翻译法人梅格兰语于我者。某建筑铁路公司承包后，则将此条路线划成上中下三大段分治其事。下段由河口至碧色寨，设公司支部于芷村，对外则称为下段铁路公司，内置主要人一，总持其事，名曰总办。总办统属着一般工程师、测绘员、事务员、翻译、文牍及大小包工等，而进行此一大段内事务。中段由碧色寨起而上至婆兮，中段之公司支部则设于阿迷州城。上段由婆兮起而上抵昆明，上段之公司支部则设于宜〔良〕县城。上中两段之组织与权责，俱与下段相同。此三段之路线，在比较上，以上下两段较长，中段较短也，工程则以下段为巨。三个公司支部，又将各有之地段分划成若干节，每节置一节长，质而言之，即是此一节内之总包工也。节内之大小工程，由此一总包工向支部承包，所需材料，属于金属者，由支部供应，如铁梁、铁柱、铁板等是。支部包出之工价，巴黎之总公司亦不过问。包办一节路工之大工头，又能将此一节内之大小工程，分包与二三个或四五个小工头去负责修筑，然此俱是外国人。节长包出之价，支部亦不过问，其一切工程亦只责问于节长。此一些小工头却无甚名称，在路工上之华工便通称此辈为洋官，亦殊可笑。在修路时，亦多华人向各节上之大小洋工头承包其工程，如包开一明槽、或包砌一涵洞、包修一石桥、包挖若干土方、包錾若干石块，订约承包后，功成亦颇有利益，且洋工等亦不敢骗赖包价，因而有人乐于去承包其一些小工程。三个公司支部虽不是同时成立，然成立之时日亦相差不远。段之分节，是先从下段开始，继而中段、而上段，以是，近河口处为第一节，逆溯而上，上至昆明地处之末尾一节，则为第二十二节，每节路线长短不一，有至三十公里长者，有短至十二三公里者。是段之分划成节，亦不一致，因而有管辖五六节者，有管辖八九节者，是看该段路线之长短也。各节之成立，又在各段公司支部成立之后，有延至一年半载而后成立者，以有故在也。兹可谈谈一班法人初来修路时之情形。壬寅年〔1902〕春间，建筑铁路公司之一切人员，如三段公司支部之总办、帮办、工程师、测绘员、事务员及路工上之大小工头等，便联翩而入滇，前前后后，当有二三百名外国人。此有属于下段者，便就下段安居，属于中段、上段者，亦各就其段上而安居。于是有立即出而工作者、有静候开工者。惟此一班人，不完全是法人，籍于法者或有百分之四十；属于意大利者或有百分之二十；属于比利时、瑞士、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者，可能有百分之十。若中国人之在各段上当翻译、制图员、文牍员者，可能有百分之十五；又安南人有在各段上任各种大小事务者，亦可能有百分之十五也。惟是初入滇时之一些外国人，其气势非常厌人。复有一些仅读过本把《三字经》《千字文》之中国青年，走人外国人所设之学堂内，习过一年半载法语，读未尽一本《法语进阶》即出而当通事，此无不是一味的揍捧洋人，复拿着“洋大人”三字来吓吓地方人民，甚而用来吓吓中国官吏。在光绪时代之滇中官员，有几人曾与外国人经过把握，在出任州县官时，一与外国人接触，不啻接近虎狼，无已，亦唯将顺之耳。今即举一事而言：在壬寅末癸卯〔1903〕年头之一段时日内，任宜良县令之车某，尤是承顺洋人者。宜良上段公司支部成立后，公司总办闭利临来与车晤面，公司翻译上海人蔡某，随先来通知云：“闭总办至，须开暖阁鸣炮迎入，送出亦如之。”车唯遵行。后来翻译等至，亦是开暖阁迎入。此种不合体制而承顺过度之行为，上峰亦有所闻，乃于癸卯年五月，调安平同知罗守诚来宰宜良。罗乃将此种不合体制之事革除，公司方面亦惟默默。既而罗令又将公司中一有犯法律之通事蔡某，递解出省，公司中之一些华人益复敛迹。公司中法人亦就此而消除其鸱张之气势，事事俱按照理路而行。但法人较为文明，他则不及也。意大利人十有七八性情粗暴。甲辰年〔1904〕冬季，第十九节路线上，有洋工名巴纳底者，意国人也，属于节长莫加弥理之下。巴有咕哩（即劳工也）〔按：“咕哩”有译为“苦力”〕张某，为宜良县江头村人，偷巴之大铁钳、大铁错各一，不知卖与何种人，巴索物不获，遂将张重打至死。尸亲控巴于宜良县署，县令罗，带刑仵往验，确系被木棒击死。大工头莫加弥理遂出而为巴辩护，云为是因病而死，且入县署，与罗令大肆争辩。罗令乃率领尸亲，用佚脚将死者尸身，抬到省城，停于南较场内，随面谒督抚，将一切情事禀明。督抚两院，即着洋务局，照会法领署，请其派员会同督抚两院之特派官员，前往验明此一死者，是否为重大物件击毙。一面札饬昆明县令，带同刑仵，会同法员前往勘验。次日，法领即派法国医院院长某到场，会同昆明县令，详细勘验。结果，双方俱勘定此死者，实因生前受到重大物件殴击，将血管震断而死。斯时之宜良县令，不啻案内原告，得到此一结果，可以云是得到初步的胜利，乃令尸亲将尸身暂掩于城北郊外，人则回籍候案。越二三日，法领照会洋务局云：“巴纳底系意大利人，本领事对于此案，无权裁判，今拟请本国政府，转达意国政府，派遣专员前来解决此案。”此则惟有听之。越二月，宜良县令，即奉到洋务局文，内开：“准法领署照会，今意国政府已派员来滇，为意国驻蒙领事，以便解决巴纳底打死华工张某一案，我方应将案内之尸亲人证召集，押送蒙自，候意国领事到来处决。”宜良县令自是遵行，随派人押解尸亲及一干人证到蒙静候。约有两月余，驻蒙意领始到蒙城，对于此案，亦不十分偏袒。判决：罚巴纳底银为法洋三千元，抵偿人命，由尸亲承领；以一百二十元赔偿宜良县署于此一案件上所有之用费；以八十元赔偿一干人证数月来受到之一切损失。巴纳底则由其节长莫加弥理保证其不再殴击工人。此一案件，不仅宜良县罗令得到胜利，就全局上论，亦可云华方胜利也。但罗令于此案内之贴赔，其数亦相当巨矣，以是后来修《宜良县志》，罗令得载人《良吏传》，且将此案从简叙列。法人修筑滇越铁路，计有七年，而在此七年中，一班外国人，因铁路工程而酿出命案者，亦惟巴纳底之一案。又有小包工西拉米者亦意国人也，与一华工头姓李名某者，因事争斗，西拉米竟用刀将李某手杆砍伤流血，李却强而有力，便夺过西拉米手中之刀，立将西拉米左手拇指砍去，随丢刀而逸。西拉米呈报公司，公司即函请宜良县署缉凶，以出事地方在和尚庄，属于宜良也。县令集其人证而考其肇事之因由，众白其故，是西拉米先动手行凶也。李为何处人，众亦不知，公司函请缉凶，亦未将其年岁、籍贯开出，仅曰华工头李某，此当然不能查缉也。县署据情回复公司，公司总办原不合置此事于不议，然人已远逸，凶器又不为斯人所有者；又是西拉米先动手行凶，斯人始夺取其刀而伤之，是祸由自作也。以是，公司中亦只好将此事作不搁置之搁置。此二事，俱发生于上段，且同在宜良县境内。至云中段、下段，则未闻有一人命案，或有一洋人杀伤、殴伤华人，或华人杀伤、殴伤洋人之案件发生，岂以遇到此等事件，彼饶有才能之地方官吏，能化有为无也，不然，即是出事地方距城过远，亦惟有在私下了息之也。宜良境内路线长至六十二三公里，大小洋工头约近二十，所用华工，随时都有五六百人，称为咕哩者，即是一些下级华工也。咕哩中多有无赖子，故常与洋工头发生缪蔼，甚而偷盗什物，或毁坏器具，或与同事人斗殴而使人受伤，遇有此等情事发生，工头等即请求公司，将肇事人函送县署，请求惩治。县令审讯，又多是不为罪者，只好聊予薄责，暂禁闭于卡房，卡房为拘押轻罪人犯之地处，房屋较为宽阔，亦不以刑具加于在押之人。公司中送来之犯事人，拘押在卡，使生活无着，县署乃于每日各给米十两，菜钱数文，济其生活，此则由县官掏荷包而供给之也。惟是公司送来之人，每月至少有五六名积数月，被押者便有数十，县官买米赡养此辈，每月动在一千几百斤，其耗费亦云巨矣。凡被押之犯，于一月、二月后，公司无信来追询，县署中便准其请保开释。罗令在任四十有三月，公司方面，函请惩治之犯，总计为一百五十余名，足以定其罪名者，百中无二十人，余俱不足以名罪。甚有无辜而被送到县者，县令自不能不理，亦惟有拘押一月半月而释之。此足见一班洋工头之在在生事。在铁路上段，而居于宜良境内之一切情事系如此，在他一州县治内，未必不然也。总之，一班洋工头，多不是省事人，而尤以意国人好生事。铁路上段之第十九至第二十一等节，其迟迟成立之故，是因上段铁路踱过宜良汤池后，便拟由七凸坡盘旋而上至七甸，讵意，上段之大工程师乌雅唐，照路至此，始测出七凸坡之山麓与山巅，高下相悬太远，若欲使铁路盘旋而上至山巅，每向上一尺，须起一寸以上之斜度，此又何能安铁道。乌雅唐在此设法月余，终无方法前进，乃将其山形地势，详细绘出，送之巴黎总公司，请其筹划。旋接复电云：“可由火把村方面寻找上达七甸之路。”电至，无人能知其地处，以宜良境内，实无一火把村也。后经智者猜测，或是可保村，乌雅唐乃由宜良上梨者村改路，向可保村方面推进，始得达到七甸。有此一迂回，路线上又增长数里，故尔，滇越铁路后来长至四百七十里也。惟是，总公司远在巴黎，竟知宜良之西北境上有此一可保村，可以上通七甸，此足见云南之山川形势，早有人摄影于纸上也。法人修筑滇越铁路，系自河口修起，动工时日，系在壬寅年十月。按是年九月，滇督抚即饬安平厅罗丞云：“查照下段铁路工司送交洋务局之路线图案，仰即按照图上划定之界线，查明线内农田若干、山荒若干有属于安平治内者，即一面分别呈报到省，一面将地拨交公司，俾其动工修路。”罗丞自是遵照办理，因而下段之路，得于是年十一月，在河口地处开工动土，此在整条路上，开工较为早也。中段则延至癸卯年春间，始在大庄、大塔、阿迷一带兴工。至于上段，则延至癸卯秋间，始在西洱、糯租、禄丰村一带照路。附近宜良一带，则又迟至年底，始行照路。又在宜良之栗者村以上至可保村之一大段路线，迨至甲辰年〔1904〕初路线始定，方开沟界线，动工兴修。上、中、下三段内所有之大小钻洞、深浅明槽、长短剥岸，是于甲辰〔1904〕、乙巳〔1905〕两年间，即一一凿成修竣。由河口而上至倮姑之一大节车路，于乙巳年底，已完全修好，一俟安轨铺石，即可通车。此至倮姑而不再行上达者，以倮姑之驾空铁桥所需之一切材料未运到，桥未造成，故筑路至此，不能不告停顿也。中段自碧色寨而上至婆兮之一大段路上，其间无甚阻窒，得于乙巳年底，即将路埂完全修讫。自婆兮而上，又有许多障碍处存在，故此一大节内之路埂，是或断或续。又上至宜良之高古马，更有大河阻住，河流上之大铁桥，亦未造成，自不能向上修筑。由高古马至宜良城外之乌龟塘，路线长至十七八公里，而此节路线，多在农田中，修路者以不妨害农人一年之工作，乃迟迟修筑。由宜良乌龟塘而上至昆明坝内之一大节路埂，在乙巳年冬初，即完全筑就，只未铺石子耳。然此一节路上，已通手车，亦可乘马坦行于上，此则为全路开工三年后之一种表现。丙午年〔1906〕秋间，倮姑之架空桥，以材料运到有日，下段公司乃开始在倮姑以下，河口以上之一段路埂上，安轨漫石，以便输运重物。冬初，建桥之材料完全运到，桥成，乃向上安枕、安轨、铺石。丁未年〔1907〕夏间，路遂通至碧色寨；秋间，即通至阿迷；腊底，即通至婆兮。斯时，宜良境内之所有路埂，亦尽行筑就，高古马之大桥亦造成，至此，方入宜良境内铺轨漫石。宣统二年，岁在庚戌〔1910〕，春二月，整条路上之铁枕铁轨已完全安妥；石子已漫讫；路旁之大小车站房屋以及一切厂房，俱一一建筑完成。绎路车站共计三十有八：地处为河口、蚂蝗堡、南溪、马街、老藩寨、大树塘、腊哈底、白寨、湾塘、波渡箐、倮姑、戛姑、落水洞、芷村、黑龙潭、碧色寨、大庄、大塔、阿迷、小龙潭、巡检司、拉里黑、西拉邑、热水塘、婆兮、西洱、糯租、禄丰村、徐家渡、滴水、狗街、羊街、宜良、可保村、水塘、七甸、呈贡、昆明等处。是年三月之某一日，即举行开车典礼，宣布正式通车。斯而由壬寅年之春间计起，至庚戌年三月，此条铁路，实修筑了七年〔以所列起讫日期计，应为八年〕。按光绪壬寅年，为西历1902年，宣统庚戌年，为1910年。按此条路上之工程，当首扬一指曰：是倮姑之架空铁桥，然此是言其工程之艰巨，非言其美好也。有足以美好两字见称者，惟由宜良栗者村至可保村一段之工程，此属于上段之第十八节。节长为意国人莫加弥里，彼在修路时，于一切工程俱亲临指导，属下有四五小工头，亦各能尽力。此节内却无甚钻洞，只多明槽。且有一段线路是擦着岩际而渡过，是则须砌剥岸以固其路。剥岸之高者至五六公尺，矮者亦二三尺，宽厚处自不一致，然总有尺多厚也。莫加弥理修此一段岩际之剥岸，当然是用长方石块砌之，石块不铲平錾出纹路，便不稳固；莫于每一石块，都将六方铲平，复将四个方面签出米线条纹，莫用此等石块来砌剥岸，当然万分稳固，在形色上，亦十分整齐。余见其修可保村前大石桥，亦作如此修法。所以巴黎之建筑铁路公司总办稽贝，一次来滇查视路工，行到上段第十八节，见莫之工程如此美好，口中不禁夸之者再，特以二万法郎奖之。余又闻铁路公司中人云：“莫加弥理在上段铁路公司包修第十八节车路，包价为三十六万法洋，而路线却未及十八公里，是每一公里路，即占二万法元也。但是莫加弥理在一切工程上是十分细致，因而耗费工资，实超过其预算。最显明者，彼在此节内，分包出去之一切工程，约而计之，已将近三十万元；分包出去之包价，是不能短少，或者，此一节路不能以三十六万修成也。”后来莫加弥理果向上段公司增加包价，变更为三十九万六千元。余于此，不能不钦服此一外国人之任事负责。公司中人于大工头等之包价上而不锯木刻节，识得工程之好丑，于包价上而有所通融、有所奖励也。此若是在中国之办事人手内，便认定合同具在，何能有丝毫之增加，即贴赔若干万元，亦只合自诉也，此那能有增加一元半元之事哉。云到包工，无不是工程马虎，求快当了事，得多赚几文钱耳，将来之倒塌与倾覆，又有谁计及。虽然，彼外国人中，又何尝不有类似中国人之行迳者，试看此路之中下两段，后来常见倒塌，又岂能如莫加弥理所修之一节，能稳固如泰山般耶。所以说，要望将事做好，须看其负责之人如何。今日之中国，正四处修筑铁路，在工程上，相信其必无有类于莫加弥理之一人。倡扬某路之工程是如何美好，无非有此一言尔。在法人开工修路时，云南尚无外交司之设置，一切外交事件，是统由云南洋务局办理。省督为外交大臣，洋务局即设于督署内，局以一谙于外语之道员或部曹为总办，此则是由北京派来任此职务者。设提调一人，此以熟习洋务之知府充任，本省司道同为会办，要必有重大事件，会办等始到局参加列席议事。云南省城，设置此一洋务局，不是专理滇越铁路事件，是办理云南省内之一切外务，如英、日等国领署，有向云南政府交涉事件，亦由洋务局裁处之。盖是时，云南省尚未设置外交司，是以洋务局代替之也。但是洋务局裁处一切事件，仍是秉乘着省督抚之意旨而施行也。滇越铁路分段开工后，洋务局即会同藩司，于省之州县班及佐贰班中，选择其才器开展者八人，委充滇越铁路上、中两段铁路委员，此则安置于由昆明至碧色寨之一大段路工上。由碧色寨至河口之一大段，则由兼滇越铁路交涉事务总办之蒙自关道，保委四人为滇越铁路下段之铁路委员，此则是一些能耐烟瘴者之官员。盖下段路线，多在一些水土恶劣地处也。此一般铁路委员之责任，是在处决路工上，临时发生之一些细小事故；其有关重要者，则由地方官处决。每一州县境内，俱委有二三个或四五个地方绅士，为该州县境内路绅，是补助地方官之力所不及，并协助铁路委员处决一切不甚重要之事件。又上、中、下三段开工修路后，路线上日渐事务繁多，洋人方面所用之咕哩甚夥，且品类复杂极，省督抚为保持地方之安宁秩序起见，乃派兵三营分扎于上、中、下三段之扼要处，名为保路营。此则是三个独立营，而无统带管辖，所有营长由督抚选员充之，如扎于宜良之一营，其营长系张贵祚，一记名总兵也。此为光绪甲辰年秋间之所派者。次年乙巳，省督抚又委本省候补知府二员，一为铁路上段提调，是由昆明管至碧色寨；一为下段提调，则由碧色寨管至河口，此却是一种不时在铁路上摆吓架子之官员，于路务无所与，但解月领薪金、夫马津贴耳。此则是当时之执政者于政务上之措施不适当处。丁未年，北京以世续为云南外交司，外交署成立，云南洋务局即裁撤，一切外务统由外交司办理，是时滇越铁路亦将要竣工也。 正式通车后，输运货物、运送人客之车费，是由云南外交司、云南总商会、驻滇法领、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共同酌定。车费以公里计，客车分四等，即以四等车之票价为基本数；乃定四等车上之客位，每行一公里，票价为中国制钱八文，以一百文制钱为法洋或滇造银币一角。是则由昆明至宜良，路程为六十公里，票价为四角八分；由昆明至河口，票价为三元七角六分，若买来回票，则将两个三元七角六分合并而打八折，则为五元七角六分〔按八折数应为六元零二分〕，此种票价，亦云廉矣。三等客车，是照四等车加二倍，如由昆明至宜良，票价为一元四角四；二等车则照三等车加一倍；一等车又照二等车加一倍，是则一等车之票价，每公里须九十六文也。载货通用兜车，若坐于四等车之客，将箱笼等重大之物，置于四等车上，作为随身行李，每百公斤，运载一公里路，车费为制钱十二文。入兜车载运，则有一、二、三、四等之区分：一等货箱，由公司车装运，一公里路车费为制钱十二文；二等客货，装入兜者，每一公里，车费为八文；三等货物，每一公里为六文；四等货物，每一公里为四文。所谓二等客货，是指一切出入口货而言；三等货物，是指本省所产之一切土货及谷米粮食而言；四等货物，是指竹、木、柴、炭、砖及石料等项而言。惟是载运四等货物，重量达到五吨以上，而由此达彼，又超过一百公里者，运费得以八折计。又运输大量之谷、米、豆、麦，而是为办赈救荒上输运，此则照三等货之运费折半计算；是则救荒之粮食，即由海防运至昆明，每百公斤，亦只须二元七角余。按此，是在未通车时，双方酌定之一种最公允之车费。后来公司方面，以煤炭涨价，于各项运费，略有增加，而亦只照原定价增加十之二三也。至于三等车上客，原可随带行李二十公斤；四等车上客，可带行李或什物十公斤。……右〔上〕述一切情事，仅是言其大略，其细备处，实笔难尽述，然此亦近于琐屑，惟不是出于意造，是概就余所身历、余所目击者而写出之也。缘自戊戌年〔1898〕末，余即就来滇之法使处而学法文，既而又入其法语学堂肄业；又自壬寅年后，更与铁路公司方面，有事往来。家君又是初次会勘铁路委员之一及二次会勘铁路之大委员；而又由壬寅年初至丙午年末之五年当中，先任安平厅丞，嗣任宜良县宰，均与滇越铁路公司日有交涉事也。余因而于法人修筑滇越铁路时之情况，多得入于目中，今晴窗无事，特讹笔书于纸上用志不忘。稿成于公历1924年，今于1950年缮出，养儒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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