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回由训练场返校，当到校门口时发现车后的同伴不见了，赶快回去寻找，还好是车队最后一辆三轮摩托把我的同伴带回来了。 原来是在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碎石路时没有减速，在选择路面时把同伴甩了下去，由于马达声很大没有听到同伴的呼叫，才把他丢在路上，幸好戴着护具只受到一点擦伤。 汽车 我们家族是靠两个祖母支撑着，经常外出办事，为了出行方便和快捷经常雇用车行的汽车，哥哥和姐姐们为了交际的方便也是车行的常客。日本投降后曾酝酿购买汽车因涉嫌是汉奸财产而未购成，后来也没有人再提及此事。 没想到的是我的祖母在天津突然病逝，租用了一辆美国“道奇”十轮卡车将灵柩运回北京。因刚刚解放，公路破坏严重，又经常有人拦车要钱进行勒索，行驶了近十个小时才到达北京。  解放后由于汽油短缺，公共汽车要利用煤气作为燃料，因没有压缩技术和设备只能在常压下将煤气储于车顶上的大气袋中，老百姓称为“大气包”。 充满煤气的大气包鼓鼓的，当煤气用掉一部分后，包中的煤气随着车的行进来回滚动，而使气包在车顶上晃晃悠悠，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出于好奇心我和四哥、七弟去感受了一次“大气包”，其实在车中看不到气包，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很大，车速也不是很快，总觉得有点“有气无力”在喘气，有人戏称:汽车背上这么大的“包袱”能不累吗？听说烧煤气的车经常抛锚，但我们坐的车却安然无恙。 当年在汽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能保证公共汽车的正常运行，“大气包”是功不可没的。 自行车 自行车成为家族中的新宠，这个变化源于我父亲，按现时的话说，他是个赶“时尚”的人，只要有新东西问世，他就会买来享受一番，自行车也就成了他最爱的交通工具。当时自行车都是外国货，价钱也很贵。 父亲当年买了一辆28吋英国“飞利浦”男车和一辆24吋的银灰色小车。用小车做教练车在院子里练习，学会后才骑着“飞利浦”满街去转悠。  在我父亲的带动下，孩子们就是靠着这辆“教练车”学会了骑车，我小学二年级就会骑车了，骑小车不过瘾就掏裆骑大车，两手扶把，右腿由大梁下掏过去蹬车，开始蹬半轮，熟练后蹬满轮，速度还很快。蹬车时重心会左右移动，车子也就不停晃动，让人看着特“悬”。二哥文治用六十块大洋(当年两块大洋买一袋洋面)买了一辆英国“双金人”牌大塌把，带线儿闸的跑车，四哥文琪骑一辆意大利产的26吋小红车，表姐涤华骑的是英国26吋“金手”牌装有加快轴的女车，三姐文芳骑一辆倒轮闸，大燕把的日本女车，我和七弟文继骑的车是日本“铁锚”和“富士”。那会儿日本车显得笨拙，但很结实，骑起来也算轻快。 家中先后换了几次车，如“凤头”、“兰玲”、“三枪”，值得一提的是还买了一辆天津产的“中字”牌的自行车。当年除讲究骑名牌车外，还讲究配套的车铃、车灯、物架、工具盒、支架、保险叉和直管气筒，有些车配套不齐就设法去淘换，遇到合适的也肯花大价钱买回来。二哥用一套“迷勒”牌车灯包括磨电滚子，鸭蛋形带近光和远光的前车灯，两个小尾灯换了一个原装的“双金人”三角形皮制工具盒，安置于大梁和坐梁结合处。二哥在东单广场看上了一辆德国产的“黑老虎”26吋自行车，车身全部进行了“煮黑”工艺的处理，连副条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发亮的电镀件。挡泥板带棱带角，车把上有一不知用途的支架，车把左右各有一按铃，按时发出声音不大的叮当两声响，两只铃的声音有较大差别，后轴两端装有一扌乍多长的“车拐”。整个车看起来很敦实，被誉为自行车中的“坦克”。这辆二手车要价很高，据卖主说这是德国通讯兵的用车，是日侨撤离时留下来的。在我父亲的资助下买下了这辆车，骑了不到一年轮胎爆裂，因配不到钢丝带，只好放在家中。 四哥、七弟和我在三条胡同里骑快车出了名，在一块飙车，别车、玩“杂技”，把车骑得七零八碎，真像侯宝林在相声中说的，除铃不响，没有不响的地方。有一回我在一次飞车过门槛时将中轴轮盘撞得“卷了饼”，下裆被硌得疼痛难忍，直不起腰来。缓过劲来去修车，师傅说修车多年还没见过将轮盘撞成这样的。 许多亲朋好友也喜欢自行车，家里每次宴请时，有好车的亲朋好友都会骑车来赴宴，因为这是爱车亮相的好机会，不亚于现今有车族的那种爱车心态。最多时有二十多辆车，都放在大门口南房的后墙下，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眼球”。我和四哥、七弟的三辆破车这时也会去凑份子，但最后总被排挤出来，于是不服气地故意骑着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表演“车技”来骚扰他们。 解放后北京的交通管理很严格，要求自行车必须做到闸灵、铃响、灯亮以保证安全。前两项容易做到，但自行车不可能都装上磨电滚子和干电池车灯，就要求晚间必须点个小灯笼，挂在车把上或一手提灯，一手扶把。 晚间的街道上被灯笼点缀得犹如一条蜿蜿蜒蜒闪亮的长龙，很是好看。不小心灯笼就会被烧着，不时看到有人急忙下车踩灭燃烧的灯笼，遇到刮风下雨小灯笼就更遭殃了。 这项措施没能坚持下去！（文/董文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