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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曾在陇上名家师直、陈鼎、李佩弦、孙践中等先生指教下学习书法篆刻绘画。退休后，则潜心致志于书法教育和书法美学研究。花甲之年考入中国书法院高级研究班，师从王镛、刘正成诸师。其间，先后任中国书画函大矿区分校副校长、教授、甘肃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白银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平川区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作品曾入选国展、省展十余次。2007年出版《吴轼夫书法作品集》（河北美术版）两集。《中国书画报》、《中国国际书画》、《看世界》等报刋曾对其艺术成就作过评介。  笔触间的灵魂孤旅 ——吴轼夫先生书法艺术解读 杜进明/文 本以为凭借我与吴轼夫先生的多年交往，以及我们时常在一起谈书论艺、舞文弄墨的机缘与契分，我是应该能够读懂轼夫先生的书法的，也是应该能够对他的书法有些说道的，但当我诉诸文字，试图用艺术语言来解读他的书法时，我才真正感觉到，读懂吴先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方面表明我的学识修养的不够格和审美能力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则预示着吴轼夫先生的书法不是那么能够轻易被解读的。读他的书法，你须深入他的笔触间，甚至灵魂中，进行一番或恣意或孤独的旅行，就像他书写时灵魂的恣意孤旅一样。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同样是一件未置可否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过，为轼夫先生的书法艺术写点文字，对我来说则仿佛又是由来已久的一桩夙愿，再自作多情点地说，轼夫先生也似有这样的意愿，加之理论界的失语，收藏界的雪盲，不得不使我无视自己的浅薄，赶着鸭子上架了。 2017年，我曾策划并撰稿为轼夫先生的书法人生做过一个电视专题片，但由于电视短片的可溶性难以完全表达我对轼夫先生书法艺术的理解诉求，所以那时我就想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静下心来，对我的肤浅理解做一个全面的文字梳理，也好了却我的这桩夙愿，同时也对轼夫先生给予我多年的鼓励与教诲表达一份卑微的谢意。  我与轼夫先生有着30年的交际，20岁的代差，轼夫先生人到中年，事业与艺术如日中天时，我尚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儿，然而如今一晃，轼夫先生已进入耄耋之年，而我也已成为一个即将退休的小老头儿。年龄上的代差，以及艺术上的成就，使我对轼夫先生一直尊为师长，甚至视如父兄，其中所产生的仰慕之情自不必说，但并未因此而形成“代沟”，也丝毫不影响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因为在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与反叛精神上，我自我感觉与轼夫先生可谓性情相投，交流无碍。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刚步入社会，用浅薄的文字讨生活，便痴迷文学与书法，并且在书法上试图突破传统的一些束缚，寻找一种自由表达的快感时，就被轼夫先生诡异的书风所震撼，以至于那段时间我对轼夫先生构成了刻意模仿，结果不但被先生一眼洞穿，也被旁观者视为轼夫先生弟子，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但作为一个试图突破传统束缚的人，非但没有找到突破口，反而被轼夫先生囿于他的书法艺术大荒中，这对我来说实在心有不甘，可又难以摆脱，只好顺其自然。的确，轼夫先生的书法不是世俗观念下的那种园林盆景、小桥流水式的人造景观，其线条如祁连山脊般嶙峋跌宕，墨色似戈壁云霞般浑茫无际，在解构“二王”正统的过程中，重构出西部山水的地理基因与精神图谱，这样的书风无论是刻意模仿，还是进行艺术品评，都无疑是异常冒险的。  但轼夫先生又是在不断完成自我反叛、自我突破中，实现冒险精进的。所以，如果论“冒险”精神，那么老先生才是真正的冒险家。随着岁月日光轮转，学识修养加深，老先生晚年的书法，与我1990年代初的印象已大相径庭，这倒不是说先生老了，思想观念日趋保守了，而是笔墨线条愈来愈老辣，愈来愈苍茫了。对于艺术追求探索而言，先生从来都是“人老心不老”，这和那些老气横秋，抖抖索索，一辈子爬在死人堆上不肯起来的“老书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是和那些无论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身处江湖之远的草莽书家不可相提并论的。先生从来都是习古而不泥古，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的。扎实的传统功底与现代艺术观念共舞，时间淘洗下的苍茫古韵与不受时间限制的创新精神齐飞，造就了先生书法的卓尔不群，恢弘大气。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法研习创作之路上，他不仅广泛浏览研习楷隶行草篆等历代碑帖，且从砖文、瓦当、陶片、简牍以及中国画印、残纸、抄经等古典遗存中汲取艺术创作营养和元素，并且能够将这些元素大胆地融入笔墨，挥洒一世风流，进而进入一种无拘无束，“我书写我心”的禅宗境界。  在我看来，书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为师古而不为古囿，开陈出新者；其二为谨守师法而不逾矩者；其三则为不以古为法，盲目创新者。对第二和第三类书家，我都不以为然。第二类书家，就是我所说的那些“爬在死人堆上”的老先生；第三类纯属草莽，更为我所不屑。我曾在一篇题为《传统，一个关于书法的常识性问题》的小文中，对这类“书家”进行过批评，也是对自我的反省与批判。第一类书家必定不是凡间俗辈，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能够自开风气，独辟蹊径，挑战世俗，自抑利欲，对抗惰性，张扬性情，鄙夷纸醉金迷，珍惜艺术生命，潜心于反叛自我，超越自我，锲而不舍于追求大美境界。轼夫先生显然属于第一类书家。  观轼夫先生的书法，那种潇洒自如，纵横捭阖的气度；生机勃勃，飘若惊龙的超脱，常常让我叹为观止，自愧弗如。他创作书法时的运笔，不仅能够以气运腕，凌空取势，而且能够意在笔先，取象不惑；用墨润燥相间，浓淡适宜，飞白处，枯而不燥、疾而不浮，颇得“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鲍照全集·芜城赋》）之妙。故，轼夫先生的笔墨，能够在稳中求放，爽利快哉中不失倜傥风流；大开大合，挥洒自如中捍卫天真烂漫。一管狼毫之下的点画线条，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水墨烟云和禅宗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吴轼夫书法的主要风格特征。所以，在为轼夫先生书法做的电视专题片中，我曾毫不夸张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当代书坛，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能够自立门户、自成一家的大手笔书法家。 作为一个半吊子文人，我向来以文字草寇自称，虽然大半辈子以写“政治正确”的文章混饭吃，但我已厌倦当吹鼓手，也因对周遭那些令人作呕的文字曾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不受“文友”待见，但对轼夫先生的书法，我毫不吝啬“谀词”，甚至唯恐我这“吹鼓手”不称职，喇叭吹得不够响，懵鼓捶得不够炸。因为轼夫先生的书法，一贯坚持力避局促猥琐，追求高雅博大；力避平庸柔腻，追求超凡脱俗；力避矫情做作，追求自然天真；力避苟且媚俗，追求质朴洒脱，从而以朴拙清旷为形质之本，高古静逸为神韵之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完全称得上是文化人格与艺术修养默契的融合。 作为一名行走与生活在底层的书法家，轼夫先生能够做到不以粉黛媚人，不以苟且迎合俗世，只以得心应手为本分，得意忘形为超然，这样的艺术品格，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的认知范围内还不曾有二。  在和吴轼夫先生的交往中，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其思悟敏锐、识见深远和汲古得今的博学胸襟所感叹。我以为，先生书法境界的形成，与其说是他长期对各种字体、笔法的浸淫，并加以选择的结果，莫不如看作是先生独到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创造力相互作用的产物。他着眼于书法的内在本质，走“博涉多优”之路，尤其重视书外功夫的锤炼，从大的文化艺术层面上对书法去作深层次、多方位的诠释。以自己对文学、音乐、建筑、乃至中医、佛学、禅宗的理解与顿悟，来参悟进入书法艺术之境的奥妙。“转益多师为吾师”，“不薄今人厚古人”，使其运笔使转果断，变化自如，结体章草笔意的穿插运用和交替出现，使之作品腾挪避就而不失之野，朴厚开张而不失之华，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和时代精神，形成了如高山飞瀑，气势恢弘的境界，达到真、雅、美的和合统一。  尽管轼夫先生退休前一直供职于与书法艺术门类大异其趣的煤炭行业领导岗位，读书、临池、挥毫创作都是在业余时间中进行的，但他的书法与所谓的“老干部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甚至对“老干部体”深恶痛绝。数十年如一日，在“无丝竹之悦耳，有案牍之劳形”的工作岗位上，非但没有禁锢他的艺术追求、僵化他的思想观念、养成假大空的恶习，反而促使他只要“偷得浮生半日闲”，便潜心读书、醉心书艺，以一种苦行僧的殉道精神，甘坐冷板凳，耐得大寂寞；以一颗平常之心，宠辱不惊，物我两忘，从容作书，淡定做人，在任何境况下践行他的艺术书法理想，都如同吃喝拉撒，自然而然。  半世纪砚田耕耘，六十载挥毫体悟，使轼夫先生在书法理论上也颇有造诣，尤其对艺术书法的思考，可谓独树一帜。他的理论见解不是靠玩弄高深晦涩的理论术语而唬人，往往凭借一个有趣高妙的比喻点化玄机，使其本质昭然若揭，让人恍然顿悟，拍案叫绝。譬如他将章法布局，喻为建筑小工类砌石料，似无章而有法；将墨色变化喻为琴律起伏，浓淡干湿、轻重缓急随律而动，似无矩而有韵，在跨艺术对话中，揭示书法内在本质。 轼夫先生对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钻研颇深，我想他的学识修养和理论建树，一定受其影响深重。先秦诸子多为比喻大师，而希腊人早就将比喻纳入学术研究，亚里士多德对比喻的分类定义，至今仍为人遵循；西塞罗宣称：“所谓有文采，就是要适度使用比喻。”可见轼夫先生深谙比喻的机智，从而一通百通、将书法创作喻于画理、棋道、琴律、诗韵中，去感悟艺术的无穷堂奥，进入一种雅士摇扇、佳人揽镜、清风拂面、赏心悦目之境。 书法的所谓技与道的关系，在轼夫先生看来无非是临池与读书的关系，他认为一个爱好书法的人，倘若只潜心于碑帖简牍之中，而不注重读书养气，以提高书法格调和品位，则必然沦为匠人。轼夫先生的书法之所以能够超拔俗世，摆脱匠气，这首先取决于他的博览群书、兼收并蓄。无论走进先生的家里，还是闯入他的书斋，书架上和案头前，堆积如山的各种典籍名著，所形成的文化厚重感和扑面而来的书卷气息，会让你感觉到，在这种气场下所产生的作品，绝对不会是轻浮媚俗的。的确，有了这样的道场，轼夫先生才在技道并进中，形成沉雄潇洒、元气充盈的艺术风格。墨色在宣纸上呼吸，线条于虚实间舞蹈，这种美学张力的源头，既是狼毫舔舐徽墨的物理接触，更是文化基因与人格气象的化学反应，点线起伏中所折射出的是书卷的魅力、文化的魅力和人格的魅力。因此，说轼夫先生首先是位读书人，然后才是书法家，想来是不会有异议的。  观轼夫先生创作书法，会让人莫名产生一种痛快之愉悦、激情和冲动。他创作书法不像某些“半仙”靠装妖做法来哗众取宠，但又能一气呵成，形神兼备，神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率性和真气，如同生活中的他，放达而潇洒，幽默而睿智，可谓性情中人，亦可谓通脱达人。我时常与先生或品茗闲聊，或喝酒畅叙，可当我亦试图用一个恰如其分而又不落俗套的比喻来概括我观轼夫先生的书法创作时，才发现我的大脑库存，是那样的苍白，虽然我曾一度在修辞学上下过笨功夫，殊不知，拜“新冠疫苗”的强大威力所赐，早已将我的思维致残呈半瘫痪状态，也就只能作罢，悻悻然而悻悻然。 一个不懂篆刻的书家，不是一个完整的书家，或者说不是一个好的书家。所以，品鉴轼夫先生的书法，不能忽略他的篆刻。轼夫先生的篆刻作品与他的书法作品同出一辙，相得益彰；灵动泼辣、不拘一格的刀法下产生的金石味与翰墨味水乳交融，又如画龙点睛。他的篆刻作品天真散淡，拙朴新奇，平缓中有波澜，恣肆中呈静默，方寸之间展现出的那种纵横捭阖、不衫不履，三分慵懒，七分醉意的艺术美感让人浮想联翩。他的篆刻作品，取汉之古拙，晋之逸韵，唐之法度，宋之意趣，明清之磅礴，零零总总，精深髓固。  无论是书法作品，还是篆刻作品，轼夫先生都似乎下意识地突破传统，寻求创新。但轼夫先生的创新是在传统背景、传统秩序下的创新，而不是无原则、无规律的创新。一直以来，拒绝与传统的关系，是所谓现代书法的一种时尚，有了这种时尚为背景，便时不时有大梦初觉，靠信手涂鸦而一夜之间成为书家的人应运而生。书法当然应该创新，不创新何谈艺术创造？我瞧不起始终爬在古人体上瘙痒，一味被传统缚住手脚的书家，但同时我也恶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所谓书家。所以，创新也是被我一致鼓吹的，同时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也是我在不断尝试和实践着的。书法界一度将信手涂鸦视为“创新”，在我看来，这种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子虚乌有的创新。倘闭着眼睛行手涂抹，其结果绝对不会产生书法，而只会生产垃圾无疑，就像信手信口胡弹乱吹乐器所发出的声音肯定只能是噪音，而绝对不会成为美妙动听的音乐一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是一个无庸质疑的常识，但往往最简单的道理和最常识性的问题，越容易被人忽视，尤其是吹鼓手们，对常识始终视而不见，总想凭借故弄玄虚、高深莫侧、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哗众取宠，糊弄视听，好像与常识沾点边，就显得其很不前卫、很不时尚似的，于是用一些晦涩的，令人不知所云的概念，将垃圾包装成“艺术”，不分是非曲直地将噪音说成美妙的音乐。真相一旦被蒙蔽，事情一旦被搞得复杂化，妖魔就会出现，并被人们当神崇拜，但我坚信，这种崇拜永远只是暂时的，因为总会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发出最真诚的声音：皇帝的新装其实是光屁股。而吴轼夫先生的创新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创新，是遵循传统之间关系的创新，在创新实践中，他始终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前人走到哪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谈论和实践创新，才是有意义的创新，也才具有艺术生命力。他认为，传统对创新既构成压力，也是巨大的资源，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基准，譬如前人留下的各种碑帖、楷隶行草篆的用笔、结体、章法等，都是书法的基本准则，你得从这儿着手，或临习或研读，打下基本功，再往上跳，如果这些基准过不去，文化素养达不到，审美情趣跟不上，创新就无从谈起。书法创作观念和感觉很重要，但并不仅仅有了比较前卫的观念和良好的艺术感觉就可以产生艺术杰作了，而必须通过艺术基准的繁难考验，从传统中脱胎，进而作出恰当的艺术反映，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 相较于现代书法的“墨象”表现主义，轼夫先生的现代性探索，始终保持着与金石碑帖的血脉联系。当今许多所谓的现代书法，受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试图走捷径，想一步登天，进入艺术殿堂，殊不知书法作为汉字文化圈特有的艺术形态，其根深植于甲骨文、金文构筑的文化土壤，在毛笔、宣纸、烟墨的物质载体中生长出的独特美学体系。西方现代艺术观可以借鉴，但必须融入在比较稳定的、富有纵深感、意义充足的传统视野中，否则，仅凭个人的大胆狂妄和对现代艺术一知半解的理解，便仓促上阵，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艺术生命力。传统需要学习、认识和构建，不管现代书法与传统的关系搞得多么不和谐、不正常，但传统作为书法艺术的尺度横在那里，是轻易绕不过去的，这是常识，但也是被忽视了的常识。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当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一语道破艺术的真谛后，就几乎成为公论。他强调艺术的本质在于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情感与意义，而非对现实的简单模仿。书法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通过点、线、面的组合，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形式。这些形式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感，更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思想。书法家通过笔法、结构、章法等技巧，将个人的情感、修养、精神融入其中，使每一笔、每一字都充满生命力。同时书法艺术的“意味”又体现在风骨与神韵上，一幅好的书法作品，是靠风骨与神韵传递“意味”、彰显自我的。是的，书法总是要“彰显自我”，千人一面的书法不是艺术，照抄碑帖难称书法。吴轼夫先生的书法之所以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艺术美感，就在于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媚与俗，他的线条灵动而富有情趣和质感，并充满刚健有力的气势和骨力，所传达出的一种精神气质和韵味，如同交响乐的旋律，起伏跌宕，排山倒海，这是大手笔书法家出手不凡的表现，也是一个成熟书家“彰显自我”进入淋漓尽致和炉火纯青的境界体现。 趣味决定品位，品位决定地位。如同生活中的轼夫先生是一个有个性、有趣味的人，他的书法作品也无不充满个性和趣味。趣味源于游戏，游戏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具有游戏精神的，只不过随着成长环境的不同、人生阅历的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艺术品味的不同以及游戏的选择、游戏的态度发生变化，从而决定了一个人从不同游戏中获得趣味的不同。琴棋书画的本质，其实不过就是游戏，当这些游戏和个人情感、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联系在一起时，他的趣味就有了高下之分，这就决定了品位。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的艺术品位一定不俗。反之，那些以奉迎权贵、一味追逐名利为能事的谄媚阿谀之徒，他的趣味即便不能断言恶俗，想来也不会雅致到哪儿去的，他的艺术品位即使不能遑论不堪，也不会让人心生仰慕的。 我曾在一则书法创作随笔中这样写到：书法的艺术魅力在于，笔墨落在宣纸上，每一个字都是鲜活灵动的，每一个点画都能够给你带来无尽的想象：或如少女翩翩起舞，或如老僧参禅入定，或如醉鬼扶墙，或如诗仙邀月，或如泼猴拜天，或如骏马奋蹄，或如蛟龙出海，或如猛虎下山，或憨态可掬，或顽皮撒赖，或睡眼朦胧，或明目张胆，或丰乳肥臀，或瘦骨嶙峋…… 总之，一副好的书法作品就应该给观者开启无穷想像的美感。这既是我的创作随感，也可以说是我观赏轼夫先生书法的观感，虽然这种观感是表象的，而非本质的，但透过表象，我们才能够接近本质，正如叔本华在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阐述过的一个观点：艺术表象是通过艺术品所表达的理念，在意志客体性世界里，以表象让人见识世界的本质。 由此可见，艺术表象也是“有意味的形式”，而这种“意味”在我看来更多的是趣味，是灵魂的趣味、智慧的趣味，而一个有趣的灵魂无疑是高贵的，也无疑是充满智慧的。轼夫先生通过他有趣的书法，彰显了他有趣的灵魂和生命的高贵，同时也彰显出了他智慧的艺术人生。所以，行文至此，我不想再过多饶舌，惟愿轼夫先生艺术生命长青，在他进入耄耋之年依然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玩儿、有趣、充满智慧、直指生命本真、抵达灵魂深处的书法作品来。 杜进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与书法研习，先后在《甘肃日报》《中国煤炭报》《工人日报》《文汇报》（香港）《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沈阳晚报》及《白银文学》《阳光》《天涯》《西部文学》《北方文学》《杂文月刊》《中国文学》（香港）《书屋》、《思维与智慧》《上海诗人》《甘肃文艺》《文学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文学评论等；部分作品被《中华文萃》、《中外文摘》、《读书文摘》转载；著有散文随笔集《我行我诉》（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敦煌不了情（合著）》（广东人民出版社）；曾获中国监察系统、中国煤炭系统征文一等奖，白银市“五个一工程奖”、凤凰文艺奖等。有评论散见于《宁夏文艺家》、《甘肃文艺》、新浪网等媒体。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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