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闻一多不是蒋派人暗杀的--沈醉回忆戴笠之后的军统(十)

书接上文：破获中共地下报刊，审问江姐--沈醉回忆戴笠之后的军统(九)

在我到云南去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在全国影响非常大。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

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追忆李公朴、闻一多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凤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重庆方面只有几个大特务和一部分办结束工作的人还没有走。唐在重庆召集军委会邮航检查处处长李肖白、军统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第三处处长郑修元、中美所汽车总队总队长许建业和正在重庆清理军统财物的我一同研究。
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我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20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他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作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我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我们做主，谁也弄不清楚我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我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他才答应了。我第二天向唐纵去回话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我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中去挑选一个。他催促我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我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我，叫我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我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就在那里。唐见我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我们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我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让我们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我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我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我们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为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我们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交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既欺骗舆论，推卸罪责，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找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10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20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我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解放后，汤时亮、李文山等才被清查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1948年11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突然接到局长毛人凤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我刚住进局里的高级招待所，毛人凤便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他说，这一工作原来已由他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等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蒋介石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时，连说不妥，指定要我这个在军统中干过多年行动工作的老手去主持这一任务。毛人凤叮嘱我，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李宗仁

毛人凤说完后，就和我一同乘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我们默默地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他的态度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露，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做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扬我。听他的口气和详细询问我家庭情况等，已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为了完成他这次交给我的任务，连牺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说出他叫我杀的对象是谁，这是他一贯用的狡猾手段。军统局替他杀过那么多的人，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写过一个字条给军统指明杀什么人，所以我们的谈话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做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人进行密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让参加。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派秦景川、王××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会能够多待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凤通知随时做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当时桂系军队大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狙击。当时我们估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据毛人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路。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1949年1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是暂时引退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射击，并做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贯干杀人勾当的特务，做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1949年1月20日，毛人凤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9月间，毛人凤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我曾写出简单稿件，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1965年，李宗仁先生夫妇从美国回来看到这篇稿件，曾由民革中央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去他们的住宅（史家胡同）午餐。李先生一见到我便说，看到我写出的内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么回事。他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他在南京的行动，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会要暗杀他。他说他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兄弟，见面时非常亲热。李夫人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一到南京，蒋介石夫妇请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两人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两个人真是人面兽心！李宗仁也说，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看来，我这位拜把兄弟真是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