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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配图来自网络 儿时的记忆是多种多样的，除过景物记忆，其实还有味觉记忆和声音记忆。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鸡鸣犬吠，牛哞马啸，猪的嘶吼，驴的狂叫，还有小商小贩或者高亢或者低回的吆喝，可以听到的声音真是五花八门。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小商小贩的那声吆喝，特别是清晨上学路上偶尔听到的那声恶作剧的吆喝。 五十年代上小学，我们天不亮就要赶到学校。我属于爱打爱闹瞌睡多的顽皮学生，晚上在月亮地里玩得久了，上学的路上就靠在同伴身上，一边赶路一边打盹儿补觉。那些赶庙会的小商小贩为了占个好位置，也是摸着黑出村。他们中的年轻人挑着担子走在路上，看见有学生打着盹过来，到跟前时会突然大喊一声：“煎豆花！”吓得我靠着的同伴一激凛，打盹的我失去依靠差点爬在地上。于是大家一阵大笑，那朦胧的睡意立即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时普通人家的孩子晚上是不读书的，“红袖添香夜读书”只能是富豪人家的公子哥儿的专利。煤油灯还没有普及，农村点灯还用的清油，也就是炒菜用的菜籽油。为了节省灯油，母亲晚上纺线时点的灯，会把灯的火头压到最小，那亮度只允许在黑暗中分辨出棉花团。在这样的灯下是不能读书的，那亮度还不如“囊萤映雪”。 “如囊萤，如映雪”这两句就在启蒙书《三字经》里，这两个故事父亲都给我讲过，他还给我讲过“凿壁偷光”的故事。父亲是我的偶像，我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就想偷偷地试一下。夏天的雨后，我到乱草堆里抓来七八个萤火虫，从母亲的针线蒲蓝里找到块纱布，把那几只虫子包住放在课本上，结果一个字都看不清。我也把课本拿到雪地里去试，尽管月亮照得如同白昼，书上的字却一个也看不清。就是把书贴到雪上，也只能看出个儿特别大的字。其实囊萤映雪都只能照亮指肚大的字，稍小一点就分辨不清了。那时我课本上的汉字还没有简化，就是标题上的字也没有碗豆颗大，光线差是不能阅读的。直到后来见到线装古书，那书上的字还真是大过指肚，才知道古人没有骗我。 晚上不能读书，对我们这帮小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天刚黑是不能睡觉的，我们便相约在月光下玩耍。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大人们说闲话时也会提到打仗，我们耳濡目染，也就分成两组学习打仗。直到听见母亲的呼唤，才各自偃旗息鼓回家睡觉。 儿时的夜晚是安静的，就像《口技》中描写的那样。没有机器，没有汽车，连马车也不会赶夜路，只有在后半夜牲口吃饱后才会套车出门。整个晚上能听到的声音除过一两声狗叫，就是按时按点打鸣的鸡叫。 那时人们养鸡并不全是为了吃肉或者吃鸡蛋，更重要的是听鸡打鸣。人们甚至能从鸡打鸣的声音里，听出鸡主人家的财运气运。到了晚上，所有成年公鸡都会按照自己的节律，隔一段时间鸣叫一次。这也被列入“鸡有五德”中的一德。在寂静的夜晚，有一只公鸡叫了，全村的公鸡都会响应，此起彼伏，让寂静的村落热闹一阵子。这时，那些睡不着的人，就会对每一只鸡的叫声做出评价，那些叫声难听的公鸡或者学着打鸣的母鸡，过不了两天不是被卖掉就是被送进鬼门关，变成别人家餐桌上的美食。 鸡叫过四遍之后，村子里就可以听到卖豆腐的和卖菜的吆喝声。过去的豆腐只能进村叫卖，商店是不经营的。相对于现代人把进村销售说成“叫卖”，我还是喜欢民间语言中的“吆喝”这种说法。因为西府人卖吃食时的吆喝，绝对不会带一个“卖”字。就是进村卖菜，也要用高亢悠扬的歌声直接报出菜名：“芹菜哎——韭菜，还有葱哩”。不像现在的小贩，一开口就是长长的一声“卖——XX哩”。还要用上电动小喇叭，把声音开到最大，一遍接着一遍轮番轰炸。这样的叫喊因为突出的是卖，也就没有了美感，只是在提示人们：赶紧捂住你的钱包。 儿时卖吃食的人就是制作吃食的把式，绝对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做豆腐的汉子挑一飥豆腐进村，远远地就会似唱非唱地吆喝一声：“豆——腐噢——”。约定成俗，每一个卖豆腐的人都会把“豆”字的音拖得很长，到喊出“腐”字时却又一闪而过，就像蜻蜓在水面轻轻地点上那么一下，接着便是拖得长长的“噢”字，以至于让远处的人听成了“豆——噢”两个字。而且这声吆喝传承千年，似乎就没有发生过改变。于是，听见这声有头有尾的吆喝，家里主事的人就会说：卖豆噢的人来了，给咱割上两毛钱豆腐去。 能做出买豆腐决定的都是成年人，起码是家庭中说话有份量的当家婆娘。这类人成天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让这开门七件事搅得心烦意乱，最见不得的便是吵闹聒人。而豆腐既然是来叫卖的，又不能不吆喝，还要努力使这一声吆喝让更多的人听到，特别是让深宅大院中钻在厨房里的主妇听到，那声音就不能太小。于是，经过无数代豆腐坊掌柜的摸索，发明出了这种近似歌唱的吆喝。这吆喝声中气充足，声音平稳，语调平和，豆字和噢字几乎在同一个频率上振动，那腐字就像歌曲里边的装饰音，只是在乐声中间打了个花儿。这样的吆喝声进入耳中，听者自然是既不会狂燥，也不会消沉，只会令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这，也许就是卖豆腐的吆喝声上千年来久听不厌的缘由吧。 说卖豆腐的吆喝声千年不变，还有个笑话可以佐证。有一个叫拴娃的小伙要接父亲的豆腐担子，可他脸皮太薄，在人多处就是不敢吆喝，被父亲责骂了一顿。于是，小伙子跑到村外的一个胡基窖里偷着学习吆喝。当他壮着胆子吆喝了一句“豆——腐噢——”，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不能吆喝，而是吆喝出来的声音比父亲那声吆喝都圆润，就感慨地说：“该可怕啥唦”。没想到他这一声吆喝，引来了在地里干活的几个主妇，她们走到跟前才发现上了小伙子的当，正想骂几句解气，却听见小伙子说“该可怕啥唦”，才知道他是在学着吆喝，竟乐得大笑起来。经过这些妇女的传播，这件事就成了一句歇后语：“拴娃卖豆腐哩——该可怕啥唦”。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阶段，农村人平常是吃不到肉的。一头猪要喂一年甚至更长，只有家里有大事的时候才舍得杀猪。就是那些富裕家庭，也不可能过几天杀一头猪。因此，豆腐就一直是家庭食谱中上档次的美食。和豆腐同宗同源的豆腐脑，也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小吃。 豆腐脑虽然和豆腐同宗同源，叫卖时的吆喝声却完全不同。因为豆腐脑属于热食，吃的时候食物本身的温度要高，西府人称食品的这种温度为“煎和”。卖豆腐脑的师傅掌握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吆喝时就特别强调这个“煎”字。而对于“腐”字的处理，比卖豆腐时更为残忍，直接就给忽略掉了，那吆喝声就成了“煎豆脑”。豆腐脑又称为煎豆花，于是，也有师傅吆喝成“煎豆花”。不管是吆喝煎豆脑还是吆喝煎豆花，那个煎字都是高亢有力，直冲耳鼓，把大秦人的直率干练演绎得淋漓尽致。等你的听觉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了，才会听到后边的两个字。 豆腐脑的消费对象非老即少，要么小孩子处于贪玩没有在意，要么老人家因为听力减退没有听到，就会让卖豆腐脑的师傅失去一个买家。于是，卖豆腐脑的师傅吆喝的声调就比卖豆腐时高出一个八度，直接吆喝得欢快暢亮：“煎——豆花”。豆腐脑又需要趁热吃，人们便将豆腐脑称为“煎豆花”。于是，针对挑着豆腐脑担子进村吆喝的师傅，就有了一句改编过的民谣：“煎豆花，有钱没钱都就下”。吃不起豆腐脑的孩子也会围着豆腐脑担子转游。在被卖豆腐脑的师傅哄赶时，他们就会站在远处喊：“煎豆脑，锅煎啦，驴粪蛋蛋滚满啦”，惹得人们一阵哄笑。听着这首儿歌，卖煎豆脑的师傅也不生气，反而会笑的很开心，甚至会给喝煎豆脑的顾客多舀一勺子豆腐脑。 鲁旭，笔名绿野笑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宝鸡市凤翔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和戏剧作品，曾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风流街》，中篇小说《下乡纪事》。民俗专著《凤翔民俗》。纪实文学《创建一流的人们》、《世行陕南扶贫记》。散文集《山水流韵》、专题散文集《神州一绝》等。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公众号转载须联系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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