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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化秘密战——披露“左联五烈士事件”真相始末原创 刘晓滇 刘小清 党史博采 2025年02月22日 10:35 河北 1931年2月7日，上海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了左联作家柔石、李求实、胡也频、殷夫、冯铿，制造了“左联五烈士事件”。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为了揭露这一事件真相，中国上海文化组织想方设法，智勇结合，进行着一场文化秘密战…… 《文艺新闻》刊登特殊的“读者来信” 上海福州路，旧名称四马路，是久负盛名的文化街。自从1843年英国伦敦传教会教士麦都思在该路附近的麦家圈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印刷机构墨海书馆后，上海的报馆、书局、文化用品商店大都集中在福州路，福州路由此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1931年3月16日创刊的文学周刊《文艺新闻》亦与众多期刊书社相伴，落户于福州路杏花楼。《文艺新闻》的主办人叫袁殊，他以后跟随潘汉年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上体现出非同寻常的人生价值。袁殊曾是活跃于上海文坛的狂飚社成员，并因此结识楼适夷、潘汉年、陈望道、郁达夫、田汉、张资平、洪深等人。1929年，袁殊从日本学习回国，一时找工作无门。1931年他凭着对文学执着的兴趣和热情，筹资500大洋办起了《文艺新闻》，由此同上海大批进步作家发生了联系。 3月下旬的一天，冯雪峰冒着淅沥的小雨，急匆匆地来到《文艺新闻》编辑部。他见到袁殊劈头就问： “现在有一条重要消息你敢不敢登？” 袁殊不禁有些丈二和尚的感觉。他见冯雪峰一副焦急和期盼的神情，便说： “什么消息？只要公正，我都敢登。” 于是，冯雪峰便将左联五位作家在二月份被国民党秘密枪杀的情况详细告诉了袁殊。因为知道袁殊与丁玲熟悉，冯雪峰特别强调了五位牺牲者之一的胡也频就是丁玲的丈夫。 袁殊感到非常震惊，同时又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痛。五位作家虽未直接接触过，但均有所闻，对他们的一些作品也很熟悉。没想到与他们竟永世不能相见。 冯雪峰没有顾及到袁殊的情绪变化，他接着说：“现在白色恐怖严重，社会上还不知道这件事，不知贵刊能否率先披露。” 袁殊非常清楚这种“率先”的代价。在那个年代报刊被查封是常有的事，有的杂志刚出一期即被勒令停刊。《文艺新闻》刚创刊不久，如有不慎，亦会重蹈覆辙。经过考虑后，袁殊终于想了一个办法。他对雪峰说： “我看可以这样，你化名写信给《文艺新闻》，内容不提五作家已被杀，只说五作家下落不明，请《文艺新闻》代读者进行查找。我在消息来源上作技术处理，不披露姓名，只署名是《文艺新闻》一读者。你看行不行。” “好，就这么办”，冯雪峰当即表示赞同。因为这在当时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以达到引起人们对五作家关注的目的。 于是，在3月30日的《文艺新闻》第2期，袁殊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的大标题，刊登了冯雪峰化名“蓝布”写的读者来信。袁殊同时还写了编者按： “二期发稿后，在许多的来信中有下面一封信---打听柔石、胡也频、岭梅（即冯铿）、殷夫等作家行止的。关于此消息，本报尚未有所闻，谨刊出原函，以待确实知道他们的读者来报告，惟吾人但愿后说之不确也。” 此后，《文艺新闻》又在第五期刊登了两位署名“曙霞、海辰”的读者来信,标题是“呜呼，死者已矣”，公布了4位作家和《动荡中的苏俄农民》一书的译者、青年作家李伟森（笔名李求实）已在2月7日晚被枪杀于龙华的消息，“罪名”皆因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 《文艺新闻》是最早向社会公布“左联五烈士”牺牲真相的中文媒体。其正义感可佩，胆识和勇气可嘉。 《前哨》出版“纪念战死者专号” 当时的上海，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都很寒冷，白色恐怖气氛四处蔓延。为此，文委和左联执委联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由于文委书记潘汉年已奉命负责特科工作，故而会议由冯雪峰主持。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夏衍介绍说：“组织上传达了这次东方旅社事件的经过，由于当时国民党大小报纸的大肆宣传，制造各种谣言，如共党内部分裂，一部分'匪首’已向国府投诚等等，因此会议决定除与被捕者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迁居或隐蔽外，其他照常工作，不要轻信谣言。同时决定立即起草一份抗议宣言，并向国外发表文告，要求全世界革命作家声援，向国民党提抗议。” 这次会议后，根据组织的决定，原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任文委书记，冯雪峰则接替冯乃超任左联党团书记。据冯雪峰自己说：“我接左联党团书记后第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 其实，早在1930年8月，左联即有出版《前哨》的动议，并将之定位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总的领导机关杂志”，同时组成了包括鲁迅、茅盾、冯雪峰、夏衍、阳翰笙、丁玲、郑伯奇、沈起予等人在内的编委会。当时在《文化斗争》1卷2期上还列出了《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后因形势所迫，刊物未能出版。这次冯雪峰是根据左联执委会的决定，准备尽快出版《前哨》，以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罪行，纪念死难者。为此，《前哨》创刊号还被改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鲁迅、郑振铎。 《前哨》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冯雪峰、鲁迅和茅盾负责。冯雪峰为此专门去找鲁迅。此刻鲁迅已离开他在北四川路的公寓，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安排而暂住于附近的一家日本人的公寓。据冯雪峰回忆，那天见鲁迅是在一个黄昏，“许广平先生出来引我进去，鲁迅先生就让我在外房一个半日本式的炕上坐下，他的脸色相当阴暗，也沉默地坐在炕上，有好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从炕桌的抽屉里拿出一首诗来给我看，也只低沉地说了一句话：'凑了这几句’。” 鲁迅“凑的这几句”，便是那首以后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公开的著名诗句。冯雪峰有幸得以先睹：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冷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自从得知柔石等人牺牲后，一连两三天沉默不语。陪伴在身边的许广平也没有去劝他。因为她知道过多的愤怒和过度的悲伤都会使他长时间闷声不响，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柔石、殷夫、胡也频甚至见面不多的冯铿都清晰地在他记忆中再现。昨日的朋友竟成“新鬼”，鲁迅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和难抑的悲愤。一天深夜，实在无法入眠的鲁迅，有一种喷吐心中积郁的强烈欲望。他于是铺开纸头，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 冯雪峰觉得鲁迅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尤其是“怒向刀丛觅小诗”，充分体现了鲁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样一种坚韧的性格。当天，鲁迅的情绪不好，几乎不愿说话，故而冯雪峰没有与之多谈。两三天后，冯雪峰再次前往看望鲁迅，发现鲁迅的心情平静了许多。这一次鲁迅与冯雪峰谈了很久。冯雪峰对其中两点记得很清楚：“一点是说中国民族过去流的血是实在大的，但大部分血流的结果只是使中国增加了沙漠，很少带来改革的结果。我们现在是要使血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流。另一点是这样说，一个民族，人民的血流多了，到人们都不以流血为意了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但要减少流血，不能希望于临末的反动阶级。革命者不是避免流血，而是要不怕流血牺牲又要看重自己的血的价值。”冯雪峰认为，鲁迅的这两个意思都说明了“他的思想和感情是在血的代价问题上盘旋。” 冯雪峰随后便与鲁迅谈起了《前哨》，并且对创刊号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设计。决定要为“五烈士”写传略，刊登他们的遗著和照片，同时左联发表宣言和悼文。之后，鲁迅写完《柔石小传》，又专门写了悼文。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下了第一篇文章。”这是悼文的开篇。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这是悼文中间的一段。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们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成功的不断的斗争。”这是悼文的结尾。 全文字里行间浸透着鲁迅对五烈士的真挚情感。正如冯雪峰所说：“因五个作家被杀这件事情而引起的他的心情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的感情，我觉得是很深厚的。同时，我同样觉得，这种感情，在鲁迅先生总是同他对青年的爱以反对于被压迫人民的阶级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鲁迅写的这篇悼文署名L·S，没有题目。冯雪峰看后加了一个题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 《被难同志传略》已分头陆续完成，《被难同志遗著》也已选好，冯雪峰也写了有关文章。《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终于4月20日全部编辑完成，其中还包括《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家宣言》以及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等文。《宣言》称“这样严酷的摧残文化，这样恶毒的屠杀革命的文化运动者，不特现在世界各国所未有，亦是在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支配时代所不敢为。但国民党为图谋巩固其统治计，而敢于如此的施其凶暴无比的白色恐怖，而竟造成这种罕见的黑暗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只会向前发展的。我们起来纪念着这个运动的最初的牺牲者，反对国民党在末日之前的黑暗的乱舞！”《宣言》是左联面对文化遭受残酷迫害的反抗和怒吼。 完成《前哨》的编辑工作，鲁迅、冯雪峰总算有了一点慰藉，毕竟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哀悼死难者。由于当时鲁迅心情较好，故在当日下午鲁迅和冯雪峰两家人一起在一家老字号的春阳照相馆合影留念。 但冯雪峰很快便遇到了困难，就是《前哨》的出版无法落实。联系了几家书店印刷厂都不敢承印。仅《前哨》这个刊名，出版单位即唯恐躲之不及，何况还有那些直面淋漓鲜血的内容。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始有转机。终于有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勉强同意承印，但条件异常苛刻：排印费加倍，不准印上刊头和照片，一个晚上印成后必须立即取走，左联要始终有人在场，一旦出事，只说工人自愿，而不能牵连老板。为了印出《前哨》，冯雪峰对这些条件均予接受，并派楼适夷和从“美联”调来负责《前哨》秘密发行工作的周介福在印刷现场负责校对和搬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期《前哨》的印刷费用是由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资助的。 关于秘密印刷《前哨》的经过，了解当时情况的周楞伽曾有过介绍：“请几个进步的印刷工友秘密协助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因为一切都是在地下活动，暗中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错字也无法校对，缺字也无法补植。”当事人楼适夷亦有如此回忆：“我们也就整夜地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来请客。天微微有点亮，印好了的刊物，老板连一小时都不许我们放在印所里，两个人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拖到自己的亭子间里。” 这个亭子间在老靶子路公道书店楼上。当时他们还有事情要做，即将刻有刊名《前哨》两字的木板，蘸着红色、蓝色印油，揿印到封面上。“前哨”两字为鲁迅所写，笔力苍劲，非常醒目。另外将用道林纸印的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的遗像一幅幅贴到《被难同志传略》旁边空着的方框上。这种方式可能是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 《前哨》装订好后，被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员。鲁迅还特地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寄去两本。 考虑到《前哨》刊名太直露,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左联决定从第二期始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前哨》仅出了“纪念战死者专号”一期，其价值和份量也就非同一般了。夏衍曾说过：“《前哨》的出版经过了一场极端严重的斗争，这本杂志可以说是中国报刊史上的光辉一页。”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发出正义宣言 仅仅出版一期《前哨》纪念专辑，鲁迅仍觉言犹未尽，特别是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不够直接和深刻。于是他又写下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这是鲁迅充满悲愤之情所写下的一篇讨伐反动当局对左翼文化迫害的战斗檄文。 那天，正好史沫特莱女士来访，鲁迅当即将文稿交给她，并希望她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读了文章后，史沫特莱婉转地对鲁迅说：“这篇文章如发表出来，您的生命是会有危险的呀！”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鲁迅目光逼射，不无激动地说。 史沫特莱为鲁迅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所感动，准备立刻拿回去翻译。鲁迅说：“你不要走，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再起草一个对外宣言。” “好！”史沫特莱又留了下来。 鲁迅略为考虑了一下,说道:“我看这个宣言的题目就叫《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傍晚时分，宣言草稿完成。鲁迅对史沫特莱说：“文稿还很粗糙，你拿去找茅盾，和他一块再加工润色，然后译成英文向世界发表。” 史沫特莱连夜找到茅盾，两人对文稿突击进行加工润色。史沫特莱随后将其译成英文，以特稿的形式发给了美国共产党办的进步刊物《新群众》。1931年6月出版的第7卷第1期的《新群众》发表了这一文章，题目被更名为《中国作家致全世界的呼吁书》。当时这份呼吁书还以左联名义寄给了苏联进步作家高尔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请求你把这个呼吁书尽可能更广泛地传播出去，把它译成俄文和告知所有的苏联作家。我们请求你把这个呼吁书以国际的规模传播出去。”高尔基果然不负中国左翼作家所托，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年第11、12期合刊上发表了这份呼吁书。《世界革命文学》是以俄、德、英、法4国文字出版的，故而很快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震动和反响。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之后又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其中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坚决地反对国民党逮捕和屠杀我们的中国同志，反对蒋介石的'文学恐怖政策’，同时表示极深切的信念----相信中国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受到残酷的摧残，仍然要发展和巩固起来……中国的民族文化革命的事业，只能够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去实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号召全世界一切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共同起来反对国民党对于我们同志的压迫。” 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20余位作家中，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潘菲罗夫；法国作家巴比塞；德国作家倍赫尔、西格尔斯；美国作家辛克莱、果尔德以及匈牙利、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国作家。 这年11月，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世界文学大会”上，左联代表萧三为此专门发表了演讲，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当时抵上海的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和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中国记者山上正义向左联建议出版日译本《五烈士作品选集》，以将“五烈士”的情况介绍到日本。在左联的支持下，山上正义翻译了全书，尾崎秀实写了序文。为便于在日本出版发行，书的封面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而内容中却加上了“五烈士”的作品。夏衍说：“这可以说是纪念五烈士的最早的一本外文译本。” 《现代》发表《为了忘却的纪念》 “五烈士”惨遭杀害是左联历史上一件让人刻骨铭心的事件，尤其在鲁迅心中始终不能消释。1933年2月7日，也就是“五烈士”遇害两周年的这天，鲁迅饱蘸情感又写下了他那篇脍炙人口的纪念文章，这就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文字。”鲁迅在此前写下的纪念文章中并没有提起五位青年作家的名字，而这篇文章则不同，不仅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说出了他们被害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这些是以前报刊上从没公开透露的。尽管如此,鲁迅写该文的时候,还是竭力保持着“沉静”，他将与柔石、殷夫的交往经过娓娓道来，完全从悼念青年文学朋友的角度切入，而没有像在《前哨》上发表的文章那样厉言痛斥统治者。 ◆左联五烈士。 “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年中，都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汲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就这样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收了笔。 虽然这其中没有雷霆万钧的气势，没有振聋发聩的呐喊。但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似乎很平常的叙述中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力量和一种深深的震憾。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在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发表的。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经过。 此前，鲁迅给《现代》的文章均是由冯雪峰直接和间接转去，另外即通过内山书店转交。而这篇文章却并非这两个渠道。据施蛰存回忆说： “那一天早晨，我到现代书局楼上的编辑室，看见有一个写了我的名字的大信封在我的桌口。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来稿。问编校室的一个校对员，他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上楼的。再去问那个营业员，他说是刚才有人送来的，他不认识那个人。这件事情很是异常，所以我至今还记得。” 后来，施蛰存听说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手中搁置了数日，因为不敢用而转到《现代》。施蛰存当时颇有些踌躇。他自己说：“要不要用？能不能用？自己委决不下。给书局老板张静庐看了，他也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才决定发表。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给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施蛰存这一勇敢的决定，终于使《为了忘却的纪念》能够与读者见面。事过若干年后的1989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上海专门看望了在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授的施蛰存。在谈及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况时，胡乔木高度评价了当时《现代》发表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胡乔木对施蛰存说：“那个时候在您的刊物上发表鲁迅先生那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作用要大得多。您立了一功！” “左联五烈士”的牺牲，证明了左翼文艺运动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淋漓的鲜血，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面对着腥风血雨、枪林刀丛,左联仍然高扬着革命文学的旗帜,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勇敢的姿态顽强地前进着…… 编辑｜侯梦玮 责编｜陈彦如 编审｜项东民 投稿邮箱：dsbc_163@163.com 欢迎订阅《党史博采》 邮发代号：18-70 发行部：0311-87817805 《英雄儿女》唱英雄——电影《英雄儿女》诞生记 2025-04-14 16:44:13 来源： 江苏党史 作者：马国华 20个世纪60年代，电影《英雄儿女》的上映，轰动了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连周恩来总理都在百忙中专门抽时间去看，看完后泪流满面。影片塑造的多个经典——经典的英雄人物王成、经典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经典的主题曲《英雄赞歌》等，都已成为跨世纪的不朽记忆。而电影展现出的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也成为激励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英雄儿女剧照 两赴战场 《团圆》问世 谈起电影《英雄儿女》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家都很熟悉。然而，这部电影改编自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说《团圆》，却不一定有太多人知晓。 1950年9月，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开始了。1952年初，剧作家曹禺受中宣部文艺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巴金征求妻子萧珊意见后，回信同意去朝鲜。春节刚过，巴金来到北京报到参加学习。 1952年3月16日，巴金率领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的黄谷柳、白朗、罗工柳、王莘等17人，来到朝鲜三八线西段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指挥部。经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同意，在文工团团长张文苑陪同下，于黄昏之前，前往194师前线高炮阵地。穿过密密麻麻的弹坑，通过炮连交通沟，进入凹字形坑道的防御阵地最前沿。战士们握着枪从射击孔目不转睛观察敌情，巴金从射击孔向外看得清清楚楚。刚坐在坑道的小油灯下，他就掏出本子开始记录。美军炮弹很快打了过来，炮停后，战士们冲出坑道修整被炸坏的工事，巴金想到阵地上看看，走到洞口，看到“钢铁战士洞”两旁有一副对联： 上联：出枪林入弹雨不怕流血牺牲 下联：为正义反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横批：一人吃苦万人享福 ▲作家巴金在朝鲜 巴金赶紧把对联抄在本子上，巴金第一次赴朝鲜采访、生活了7个月。 在朝鲜战场，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巴金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来回穿插在炮火硝烟之中。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等文章，其中《我们会见彭司令员》一文在国内各大报上发表。 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巴金决定再次赴朝采访和体验生活。1953年8月10日，巴金再次踏上停战后满目疮痍的朝鲜，8月16日来到志愿军65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原赵先友烈士的师政委），就向第二次赴朝的巴金介绍了他任师政委时，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的战斗情况，特别是介绍了6连赵先友和刘顺武烈士的英雄事迹。8月18日巴金与65军的军长兼政委王道邦到194师师部，8月20日，巴金到6连所在团采访，65军582团20多岁的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在团部迎接巴金，巴金对张振川说：“你们团六七高地战斗和三打红山包，誓死保卫阵地，打得非常漂亮……” 巴金到582团首先采访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张振川向巴金介绍了在反击作战中发生的战斗经过。在第三次攻打红山包歼灭敌人后我部顽强坚守阵地（前两次攻打红山包歼灭敌人后就撤回来，巴金在第一次赴朝鲜采访都清楚）。攻防67高地也同时进行，敌人把反扑目标主要对准了67高地。连续5昼夜猛攻67高地，仅2营6连坚守67高地就打退敌人17次进攻，开始6连指导员负了重伤，副指导员赵先友便指挥坚守阵地。敌人在飞机、坦克及炮火支援下，进攻十分猖狂。6连阵地上最后只剩下多处负伤的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2人。赵先友命令通信员刘顺武用步话机报告：“敌人已冲上我阵地，要求炮兵向我阵地开炮!”不久，多股敌人冲上我阵地！此时，敌人畏惧不敢轻易接近他俩，……突然，在团指挥所又听到步话机里传来赵先有嘶哑而坚定的声音：“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这就是电影中王成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原出处。张振川接到报告，心情非常沉重，也很冷静，他哪能下令向自己的战友开炮呢？观察到赵先友2人与敌拼杀的身影，命令他俩进守防炮洞后，响起一阵急促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声。张振川便指挥炮群向阵地上敌人猛烈齐射，掩护反击小分队冲上阵地。当夺回阵地后，发现防炮洞里静静躺着已牺牲的赵先友和刘顺武，刘顺武的手中还紧紧握着冲锋枪。二十多具敌人的尸体倒在他们面前。巴金听完张振川的介绍，被赵先友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战后，志愿军19兵团批准2营、2营5连和1营1连荣立一等功；志愿军总部为2营6连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光荣称号，赵先友追记特等功。 巴金听了张振川的简短介绍，很受感动，决定到6连去采访。进一步了解英雄事迹，并在特功6连待了近一个月采访和体验生活。 ①志愿军65军军长兼政委王道邦（左）与作家巴金（右）在朝鲜前线。 ②1952年巴金（左）与黄谷柳在开城来凤庄门口合影。 ③张振川将军（中）时任582团团长兼政委在朝鲜前线。 ④作家巴金（右）在志愿军65军前沿阵地进行采访。 巴金两次赴朝鲜采访都来过582团。第二次赴朝鲜采访一直持续到582团即将回国，而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在巴金心中形成。巴金在信中告诉萧珊：“……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我要回国以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写……”在朝鲜的5个月里，他几乎走遍了北部的所有地区。在回国前夕，巴金心中盘算着准备第三次赴朝，后来由于另有公务没能实现。他在给萧珊的信中说：“……要写较好的作品，还需要两三年时间。”“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 巴金两赴朝鲜一共待了一年之久，回国后一直没有动笔。他在朝鲜采访时的所有见闻，无数英勇牺牲的战士和激烈残酷的战斗，都在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1961年，应《上海文学》杂志社约稿，正在杭州休养的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酝酿沉淀，厚积薄发，以上海一家父子、父女和兄妹在朝鲜战场的团圆为主要线索，一挥而就写出了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团圆》，真挚地歌颂了最可爱的人，同时也实现了自己心中的夙愿。 精心改编 剧本杀青 小说刊出后，立即引起了作协主席茅盾、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几位领导的关注。夏衍读过《团圆》后，就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长影厂领导接到任务后，经研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曾经导演过《平原游击队》的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被小说中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这是一个好本子，但要把这部不到3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接到任务后，武兆堤想到了他在抗大时期的老同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秘书、总政文化部文化处处长毛烽。 毛烽14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鲜战场上生活了五六年。武兆堤就是认准了毛烽与小说人物有同样的军旅经历，感到毛烽能胜任编剧这一工作。毫无思想准备的毛烽一开始极力推辞，但抵不过武兆堤的软磨硬泡。第二天，武兆堤赶到了北京。毛烽把武兆堤带来的小说《团圆》看了一遍。看完后，他被故事情节深深打动，也被武兆堤的诚意征服了，决定和武兆堤一起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毛烽想起在朝鲜战场保存下来的两本厚厚的《志愿军一日》记录本，里面有上千篇日记，都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他赶忙翻找出来，细细品读。两人又去找夏衍为毛烽请假。傅钟得知此事后，爽快地准假让毛烽去改编剧本。他们专程到上海拜访了巴金，听取他对战场见闻的介绍，就改编电影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共识。 他们在北戴河开始了对小说《团圆》的改编工作。根据同巴金达成的共识，他们决定将人物感情戏作为整个剧本的灵魂，对王成这个人物进行再创造，增加情节和对话。 小说里对王成牺牲的记述，除了王芳简短提到过哥哥牺牲之外，就只有“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毛烽和武兆堤对此感到不满足。他们翻阅了《志愿军一日》，找到了一段记载：战士滕桂桥、连长杨宝山、机炮连连长王德山，在参加争夺战中壮烈牺牲……。 毛烽和武兆堤对多个英雄的事迹进行了艺术加工，最终在银幕上呈现出王成一个人在阵地上用石块和刺刀拼杀，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影像，为新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个经典。 经过20多天的反复推敲斟酌，电影剧本终于杀青了。武兆堤捧着剧本从北戴河赶回长春，经厂领导和文化部审查通过，夏衍立即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重点拍好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几乎是同时，武兆堤和毛峰亲赴上海，呈上电影剧本请巴金审阅。剧本在巴金原小说的基础上，充实了王成的故事，以细腻的笔触突出了这个英雄战士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其他战士的影响，营造了人物关系的情感内容和炮火连天的战场气氛，使影片既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又深蕴着亲情与道德力量。巴金看后连连称赞。 精挑细选 阵容强大 紧接着，武兆堤为物色演员四处奔波。他和毛烽跑遍总政、空政、海政、铁道兵、工程兵等文艺团体，始终没找到“王芳”的合适人选。这时，武兆堤的好友导演谢晋给他带来了一个喜讯。原来，谢晋在去北京电影学院挑选《舞台姐妹》演员时，在学院大门口偶遇一个姑娘，虽然只是一个照面，但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武兆堤和毛烽要找的“王芳”。谢晋立马赶到毛烽住处，对着正在研究剧本的武兆堤和毛烽兴奋地说：“王芳找到了！”毛烽和武兆堤听了二话不说，就跟着谢晋往电影学院跑去。因谢晋没来得及问姑娘的名字，他们只得挨个屋找“王芳”。当他们走进一间女生宿舍时，毛烽和武兆堤猛地眼睛一亮，谢晋也看清了这就是刚才在学院大门口见到的那位姑娘。经询问，姑娘名叫刘尚娴，上海人，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三人向刘尚娴说明来意后，刘尚娴欣喜地答应了。这是她第一次出演电影。为了能将人物形象表现得生动鲜活，刘尚娴在反复研究理解剧本的基础上，不仅专门学习了打京韵大鼓、跳朝鲜舞，还对自己进行了“微整容”，最终将一个年轻女志愿军战士形象塑造得生动可爱，充满纯朴朝气。她凭借这份圆满的毕业实习答卷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至于“王成”的扮演者，当时有4个演员竞争这一角色，武兆堤从中挑选了相貌朴实、身材中等的刘世龙。刘世龙上过战场打过仗，经历过炮火洗礼，这是他出演影片中这位出场不多、中途牺牲却性格突出、影响全片的战斗英雄的独特优势。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刘世龙特意与片中通讯员小刘的扮演者刘孝国一起，到长春驻军当了3个月的兵，参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大比武的所有项目训练。最终，影片高扬“王成”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又具有一种非常质朴的风格，从而征服了广大电影观众。 武兆堤选定了时任北影厂副厂长的老战友田方饰演王文清。田方既有领导资历，又富表演经验，他颀长身材、微驼脊背、清癯面容、深长眼纹的外形，吻合角色所特有的饱经风霜老革命的身份，尤其是他那一双目光深邃、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而又满含真挚，正是表现人物坦荡宽广胸襟和深沉淳朴父爱所需要的。 此外，武兆堤挑选了曾在拍摄《平原游击队》《地下尖兵》《冰上姐妹》等影片中有过合作的郭振清、浦克、周文彬，分别饰演张团长、金正泰、王复标。他们都是老演员，虽然戏份不多，却都鲜活地呈现出人物的粗犷、热诚、朴实的特点。 摄制组于1964年1月正式成立后，经过4个多月紧张拍摄完成。影名最初为《他乡遇故知》，根据大家意见又改回为《团圆》。影片摄制完成后，武兆堤带着样片赶赴北京，征询中宣部和中央军委意见。罗瑞卿、萧劲光、杨成武、许世友、傅钟、魏传统等久经沙场的老将军，看了样片后都基本肯定，同时对坚守阵地等作战场景提了一些意见。罗瑞卿建议将片名《团圆》改为《英雄儿女》。武兆堤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对影片作了修改和补拍，顺利通过了长影厂、吉林省委和中宣部的审查。 影片于1965年元旦正式上映，立即引起巨大轰动，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观看了影片。一天晚上，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总理在电话中提到，巴金深入抗美援朝前线，才写出了《团圆》那样好的作品。建议作家一定要到火热斗争中去，要深入生活。总理的一席话，不仅是对一部影片的肯定，也是对为文学事业发展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肯定。 广大观众看完影片后更是激情澎湃，不少住在深山或者偏僻乡村的人，专门跑几十公里赶到县城，就为了看这场电影。《英雄儿女》一度作为中国政府驻各国大使馆的电影招待会放映影片，至今仍是部队和地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必荐的优秀影片，长盛不衰。 强强联合 再创经典 作曲家刘炽因为创作了《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的经典歌曲而家喻户晓。为此，毛烽和武兆堤专程赶赴沈阳请刘炽再度出山。刘炽有些犹豫，担心不能超过《我的祖国》，起初不想接受任务。在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大力鼓舞下，刘炽才接受了作曲任务。 但歌词的创作十分棘手，毛烽绞尽脑汁也没能写出自己中意的歌词。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词作者，武兆堤费尽心思，他想到了自己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公木。公木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甫、张松如，他将“松”字拆开为“公木”作为笔名。公木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8月到延安抗大学习，经历过战争风雨，是一位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1939年，公木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这首歌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还整理了《东方红》组曲，使其从民歌升级成为史诗级音乐作品。 1963年秋，武兆堤、田方和刘炽3人一起来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公木家中。武兆堤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刚刚拍摄完一部电影《英雄儿女》，请公木给电影写主题歌歌词，而且“非你莫属”。一句“非你莫属”绝非恭维，是因为武兆堤对公木的了解和信任。 公木把《英雄儿女》剧本读了3遍，几位主人公的形象很快在他眼前鲜活起来。在看了还没有剪辑完成的影片《英雄儿女》后，公木热血沸腾，思绪瞬间回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上。他曾随着程子华指挥的部队打过仗，硝烟弥漫中战士那一张张坚毅的面孔，都刻在他的脑海里，每一个都是王成。 公木想起在50年代初写过一首诗《烈士赞》，那就是他对英雄最由衷最热烈的赞颂，由此定下了这首歌名为《英雄的赞歌》，该诗最后两节中的几句——“当你抱起爆炸筒，和敌人一同粉碎。敌人永远化作脚下的污泥，你就变为一颗灿烂的金星”转化为了歌词“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歌词初稿在心底酝酿成熟后，仅用了一晚上，公木就写好了四段歌词。后来，公木为影片的四首歌曲全部写了歌词：《英雄的赞歌》《歌唱炊事员》《烈火金刚》和《宣誓》。 看到如此精彩绝伦、深情壮丽、大气磅礴的歌词，武兆堤和刘炽都特别激动。经3人共同商议，公木把四段压缩成三段。拿着歌词，刘炽并未马上动手谱曲，原来他有个创作习惯，就是喜欢从娱乐中获得灵感。他拉着一圈朋友打起了扑克，正当大家打在兴头上时，刘炽突然把牌往桌上一扔，回家排除一切干扰，一遍遍地读着歌词，拿出纸和笔，在激情迸发中创造出一个个经典音符。起、承、转、合，刘炽顺利谱完了第一段歌词，根据作曲需要，每段第二句都重复三个字，即“侧耳听”“裂长空”“天地崩”。如此，一首大气磅礴、充满阳刚壮烈之气的歌曲便形成了。但刘炽觉得在音乐的舒展中，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未推上高潮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商量，自己续上了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他用强烈对比的方法把歌词和音乐升华再升华，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推向感情的高峰，使演唱者与听众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高潮。这种重章迭咏的表现手法，更能深化歌曲主题，增强感染力和强烈的冲击力。刘炽根据影片内容和歌词特点，将叙事与抒情旋律有机统一起来：三段叙事部分由女声领唱，副歌抒情部分采用合唱。公木果然是知音，说续得很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这样《英雄的赞歌》问世了。 《英雄的赞歌》创作完成以后，谁来唱也是个难题。总政文工团合唱队队长、指挥家胡德风专门有一个挑选小组，当时选了很多演员来试唱，最后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独唱演员张映哲有幸入选。张映哲1928年生于辽宁抚顺，1947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文工团合唱队队长、副团长等职。她特别擅长演唱风格豪迈奔放、气势磅礴的歌曲。当时，其他演员都录完后，才通知她去录音。刚开始，张映哲对影片的画面感不太了解，连续录了两遍，总进入不了状态。正要打退堂鼓时，毛烽对她说：“你一定要唱好，你一定能唱好！”毛烽跟她讲剧情，启发她进入特定情境的演唱状态。张映哲虽没有到过战场的最前沿，但作为军人，她曾在前线搞过战勤，对战争并不陌生。经过毛烽半个多小时的讲解点拨，张映哲的情绪被激活了，很快找到了感觉。准备半小时后，张映哲再次走进录音棚，她对现场的工作人员说：“我录两遍，第一遍你们保留，第二遍正式录。”她用心酝酿揣摩，终于顺利完成录制。 张映哲配合电影画面、整个合唱和乐队，仔细比较，最后确定采用张映哲演唱的版本。由于当时反对突出个人，演唱者的名字没有被打在电影字幕上，所以此后很少有人知道电影里的那首《英雄的赞歌》是张映哲演唱的。而歌名《英雄的赞歌》在后来的流传中，也变成了《英雄赞歌》。 丰碑永铸 英魂长存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为赵先友烈士建立塑像，塑像正面是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塑像背面是张振川将军撰写的碑文，叙述了赵先友和6连的英雄事迹。巴金在为赵先友烈士题字时说：“我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我感动，我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 1994年，毛烽登报澄清，“王成、王芳并没有什么原型。但至于说到王成孤胆坚守阵地的事迹，这在朝鲜战场上是时有出现的，说不上谁是王成的原型”。毛烽特别指出，“向我开炮”的王成式的英雄就有5位，他们都是志愿军千千万万个英雄的典型代表，通过他“纪念与学习抗美援朝所有英烈”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1994年岁末，上海市作家协会邀请王成和王芳的扮演者刘世龙和刘尚娴“兄妹”，到上海为巴金小说《团圆》作朗诵表演。他俩自30多年前一起拍摄《英雄儿女》后就各奔东西，再未见面。12月24日下午，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老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了华东医院。巴老虽卧病在床，但听说自己笔下的“王成”“王芳”要来看他，非常高兴，并戴上已多时没戴的眼镜要仔细地瞧瞧从银幕上走下来的这对“英雄儿女”。巴老见到刘世龙、刘尚娴走进病房时，激动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老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缓缓地说：“他们的表演我看过。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但没把作品写好。”当刘世龙将特地从长白山带来的4只人参送给巴老时，巴老连声说：“谢谢，谢谢！今天我身体不好，等身体好了，一定给你们送书。”刘尚娴马上说：“巴老，上海作协已把您的《随想录》送给我们了，我们一定好好读您的书！”巴老听了，高兴地笑了。离开巴老后，刘世龙、刘尚娴还十分动情地说，巴老的小说几乎影响了他们一生。 电影《英雄儿女》问世后深入人心，深受欢迎。主题曲《英雄赞歌》也传唱至今，风靡全国。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英雄赞歌》原唱者的文章。张映哲看到后，没有出来认领，因为她一直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之后，北京电视台又辗转找到了张映哲，邀请她和刘尚娴一起参加一个文艺晚会，但由于张映哲正在外地讲学，不能按时赶回北京，也就错过了这次难得的聚会。说起《英雄儿女》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张映哲曾动情地说：“刘尚娴在银幕上饰演的王芳很年轻，很秀丽，跟我演唱的豪放风格不是太吻合，但她的表演很投入，对影片表现内容的理解也很深刻。” 2004年，张映哲和刘尚娴终于在中央电视台第六届军旅歌曲大赛颁奖晚会上相聚了。主持人白岩松将张映哲和刘尚娴双双请上舞台，并将她们介绍给观众时，百感交集的英雄姐妹在满场热烈掌声中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场内爆发出如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人们对这对在台前幕后都出色地演绎了英雄的兄妹由衷的感谢和祝福。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洗刷了百年耻辱，打赢了立国之战。而这部小说、电影和插曲珠联璧合，相互辉映，让人们记住了一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记住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记住了千千万万个像王成这样的人民英雄，记住了王芳这样优秀的革命战士，记住了忠于祖国的真正的英雄儿女。 （作者系天津市红桥区党史宣讲员） 责任编辑：束伟 作者：马国华 发文者配图 中国首位“劳工律师” ——记施洋大律师2025-04-15 09:08:34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冯友 施洋 ，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首位“劳工律师”。 一．走向革命 施洋家境贫寒。出生于1889年6月13日， 1907年，18岁考入湖北郧阳府立农业学堂蚕科学习，1910年转入郧阳农业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学校停办，不得已终止学业。 1912年回乡创办国民学校，任校长。施洋还创立农务会，被推为会长。 1914年，施洋考入湖北警察学校。 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学校专门学习法律。 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19年开始在汉口花楼街皮业巷5号开律师事务所执业，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加入刚组建的武汉法政学会，被推选为常务副会长。 7月参与筹建全国最早的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10月10日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并任该会法律顾问。在此之后，施洋以律师身份支持烟厂工人和人力车夫的罢工。他先后参加并领导过武汉大大小小十数次工人运动。 二．拍案而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武汉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演讲，被当地军警惨杀，施洋非常愤怒，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向律师公会建议，提起公诉，最终惩办凶手，使学生的爱国运动得以重新提振。而他自己也投入五四运动中，组织武汉罢市，发起湖北各界联合会，并作为代表赴京请愿，反对北洋政府派代表赴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无果，他便到上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举为评议长。次年，施洋从上海回到武汉，组织平民教育社，创办平民学校，办武汉《星期评论》，为灾民筹赈，发起湖北自治运动，凡是对百姓、社会、国家有利的事，无不殚心竭虑，尽力提倡。因此，他为湖北官僚所忌恨，屡遭打压，但毫不屈服，奔走呼号益力。有朋友替他担心，劝他收敛，他说：“我只要不犯法，当道断不敢置我于死地；即令把我当做眼中钉，也不过捉去坐几天牢罢了。” 三．驱逐军阀 1921年，湖北督军王占元为非作歹，恶贯满盈，引起众怒，施洋发起驱王自治运动。他赴洛阳，向吴佩孚请命遭拒，乃转向湖南组织湖北自治临时政府，被选为省总监和省务院秘书，并组建湖北自治军，参与驱王战役。他还起草自治临时约法，一时声名大振。王占元被驱逐出境，结束了督军王占元的暴政。 四．为民请命 驱逐王占元后，施洋回武汉仍执旧业，但湖北黑暗局面如故。他由此省悟单纯政治运动之无效，思想起了变化，从而“笃信社会主义，实行社会民众组织与宣传运动”。在汉口，车夫是境遇最凄惨的劳苦大众。施洋认为要改造社会，“惟有在此最下层、最被压迫之群众是赖”。于是他抱着身入地狱之宏愿，与车夫们生活在一起，指挥他们几次发起反抗外国资本家剥削的罢工运动，每次都获得圆满胜利。他又为车夫组织工会，拟通过教育与训练，以增进其知识能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车夫工会需要办公场所。为建造工会会所，施洋亲力亲为，忙于各种事务，并为此负债累累,备尝艰苦，但他毫不怨悔，坚持到底，终于建成。这不仅使车夫拥有自己的活动场所，产生了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由武汉工团联合会改组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也在此办公，有力地促进湖北工人运动的发展。 五．加入共产党 施洋既笃信社会主义，又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国内社会主义之同志，深为敬服，乃请君加入社会主义之团体”。 这个社会主义团体即中国共产党。 施洋于1922年6月经许白昊、项英（二人后来都是中共重要领导人、革命烈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施洋对于工人运动“更为猛勇精进”。湖北各工团组织，他都参与谋划；凡工人法律上的事务，他负全责办理，所以各工团都聘他为法律顾问。他也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深入工人中去，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取利益，深受欢迎和爱戴，工人们“视之如明星，依之如保姆”。 六．领导大罢工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京汉铁路沿线各工会筹备组织总工会，聘施洋为法律顾问。施洋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大会的指导工作。施洋与武汉工会代表、来宾等前往郑州参加成立仪式，沿途一路演讲，影响很大。 京汉路一带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他公开宣称保护劳工，对工人的工会活动也采取不管态度，但在开会前夕突然变卦，派军警包围会场，阻挠开会。尽管如此，会议当天，施洋同与会代表还是冲进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 会后总工会会址遭捣毁查封，代表们被驱离。于是总工会决定提出“为争自由作战，为争人权作战”的口号，于2月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总罢工如期举行后，为便于指挥，总工会将办公地点迁往武汉，这样武汉的罢工更加声势浩大。后来史称的“二七大罢工”（又称“京汉铁路大罢工”）正式爆发。 施洋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他四处发表演说，揭露军阀势力摧残工会的野蛮行径，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号召工人为自由民主而战。铁路工人的罢工怒潮，给外国资本家和军阀带来极大的恐慌和不安，威逼利诱不成，他们决定武力镇压。 在武汉，2月7日午后，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包围江岸分工会会所和工人居住区，大肆搜捕，并实施枪击，造成数百人伤亡，江岸分工会领袖林祥谦当场被杀害。 2月7日当晚，施洋在家中被捕，先被押送到汉口警察厅。 施洋有着一颗真挚和强烈爱国之心，在敌人押送他的过程中，他也不忘向反动军警宣传爱国救亡的革命道理；面对敌人“为什么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审讯时，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为国民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 2月8日施洋又被押送到位于武昌的湖北陆军审判处。当天下午，陆军审判处即开庭审理。在法庭上，施洋据理力争，痛批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 七．血洒长江 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密令下，湖北军阀未等法庭审理正常结束，便立即于1923年2月15日阴历除夕（腊月卅日）晨七时在武昌洪山施洋被执行极刑。牺牲时年仅34岁。 施洋身陷囹圄后，本、外地相关团体的确设法营救，但吴佩孚、萧耀南必欲置其于死地，遂英勇就义。据称在对施洋行刑前，一个执法官叫他写信回家，他大声回答：“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班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那个执法官羞愧不堪，连吼开枪。施洋中第二枪时，还高呼：“劳工万岁！”十分壮烈。 24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说，泉州律师公会曾致电上海律师公会，说施洋无故被逮捕，请“联络沪上各团体设法营救，以保人权而平公愤”，“可惜迟了”。第二天，《申报》以《鄂当局枪毙施洋》为题报道了湖北军法处审讯及处决施洋的过程。 当施洋未死以前，经武汉各法团及汉口商会、律师公会等，均派代表、赴督军署运动救彼一命。讵洛阳吴使急电萧督，以施洋为过激派之党魁，命速枪决，以便维持治安。是日午后军法处即提出枪杀。（《鄂当局枪毙施洋》，《申报》1923年2月25日第10版） 施洋被捕后，各方营救，都无法改变军阀的暴政，均归无效。 八．浩气长存 1923年8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在各码头设祭，数千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悲壮。 施洋牺牲一年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中写道：“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1924年2月，为纪念施洋殉难一周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林育南（林彪堂哥）主编了《施洋先生纪念录》一书。同年，上海《民国日报》出了施洋纪念号。 林育南写下《伯高死的含义》，指出：“伯高死了，他留给我们的革命精神是教我们永远不会消失的”，我们“编印成这本纪念录，以纪念他的革命精神，并序述他死的意义，以告国人”。 施洋的 “革命精神”，就是施洋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真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牺牲一切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施洋一心为民，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组织领导罢工时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表示“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走呼号，这是我的职责”。 1927年，“二·七”四周年时，武汉群众同国民革命军70万人举行“二·七”4周年纪念大会。会后，武汉各界群众为施洋、林祥谦等“二·七”英烈扫墓并在江岸举行“二·七”烈士纪念大会。后编印出版《“二·七”四周年纪念特刊》、《“二·七”死难烈士施洋纪念特刊》。 1933年，周恩来在纪念“二·七”斗争十周年时撰写了《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指出“二·七”烈士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大革命前的启盟运动”，“灿烂了大革命中的光荣历史”。 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1939年7月，为纪念“二·七”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共湖北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将施洋的遗体安葬在武昌城外洪山脚下，由江岸铁路分工会立“施洋先生之墓”碑。1953年，在武昌洪山修建了施洋烈士陵园，烈士遗体由山脚迁至山腰，建起巍然挺拔的“施洋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半身塑像。 1957年1月，副主席董必武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土俦”。 1958年，江岸修起“二·七”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二·七”烈士纪念碑，毛主席亲书碑名。在烈士家乡，为了缅怀革命先烈，1957年5月，竹山县人民委员会给施洋夫人居家赠挂“烈士之家”巨匾，室内正厅悬挂烈土遗像和生平事迹简介供后人瞻仰和凭悼。1993年5月，中共竹山县委、县入政府在县城中心竖起5米高的烈土铜像，大理石座基上镌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其题的词。同时，组织编写出版《施洋传》、《施洋烈士文集》，以启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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