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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铁瓜 每当翻开史书总能看到荒诞的一幕：当文人士大夫慷慨激昂地谈论气节时，往往国库空虚、边疆告急；而当统治者举起屠刀对准这群“清流”的时候，王朝却总能开疆拓土、威震四方。历史一直反复印证着一个残酷的道理——对文人官僚的仁慈，就是对国家的残忍。  洪武年间的南京皇城，每日都上演着黑色幽默。朱元璋把“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刻在衙门口，给正一品大员定下年俸900石的薪资——对于这些清流来说这点俸禄连喝顿花酒都不够。当户部尚书赵勉因贪污被剥皮填草时，群臣跪在血泊中高呼万岁，转身却发明了“耗羡银”“淋尖踢斛”等百余种捞钱手段。这群满嘴仁义道德的士大夫，硬生生把反腐倡廉变成了贪腐创新大赛。  而朱棣的暴力美学更显荒诞。他活剐景清、族诛方孝孺，之后就开创了永乐盛世，可是他却挡不住文官集团在仁宣之后的反扑。到崇祯年间，内阁首辅周延儒一边在朝堂痛陈“节用爱民”，一边在老家强占民田二十万亩。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满朝公卿竟凑不出二十万两军饷，而北京城破后，从这些“两袖清风”的官员家中搜出白银七千万两。这群自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用圣贤书包装的集体盗窃。 当江南士林还在为《桃花扇》里的忠君气节抹泪时，清廷的三大案如同三记耳光抽醒了这群“遗民”： 1. 奏销案里的现形记 苏州名士叶方蔼因欠税银一厘（约合现在五毛钱）被革去功名，这出荒诞剧揭开了士绅阶层的真面目——他们高喊“为民请命”，实则是最大的逃税集团。松江府士绅田产占全县七成却只纳三成税赋，奏销案后清点出隐田四十万亩，足够养活十万边军。当特权被剥夺，这些“为民请命”的君子们立即现出原形。  2. 哭庙案中的滑稽戏 金圣叹等人在顺治灵前痛哭“为民请命”时，刑场外百姓却在放鞭炮庆贺。原来被他们“声讨”的县令任维初，不过是要求士绅补缴历年拖欠的军粮。这些在刑场上高呼“忠义”的秀才，家里囤积的粮食足够前线将士吃三年。清廷的屠刀不仅砍下头颅，更砍碎了士绅阶层的道德面具。 3. 摊丁入亩后的现世报 雍正五年，浙江士绅集体罢考抗议“官绅一体纳粮”，结果发现佃户们敲锣打鼓给官府送万民伞。当绍兴府公布士绅隐田数据时，百姓才惊觉：这些号称“耕读传家”的大户，九成田产都挂在“义庄”“学田”名下逃税。新政推行十年，国库岁入翻倍，而士绅的抗议随着田价暴跌彻底哑火。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土尔扈特部时，江南士林正在为考据《尚书》真伪争得面红耳赤。这群被敲断脊梁的文人，把聪明才智全用在训诂校勘上，再没人关心“治国平天下”。而此时的清军正翻越喜马拉雅山痛击廓尔喀，用大炮给西藏画上现代版图。  对比明末的荒唐景象：东林党人一边克扣辽东军饷，一边花十万两白银修复无锡书院；复社才子们喝着花酒讨论“天下兴亡”，却让扬州城的盐税三年收不上来。当李自成攻破洛阳，福王府中搜出的粮食够二十万大军吃半年，而守城明军竟因断粮哗变。这不禁让人想起黄宗羲的讽刺：“圣贤书里藏着的，尽是生意经。” 仔细观察会发现，士绅集团的反抗永远充满精明的算计： · 朱元璋屠刀刚放下，文官就发明了“折色火耗”； · 雍正查抄曹雪芹家产时，江南文人大力支持——因为曹家倒台空出了两淮盐运使的肥缺； · 鸦片战争时主和派叫得最响的，多是广东十三行的代言人。  这群人永远能在忠君爱国与中饱私囊间找到平衡点。正如晚明御史毛羽健，一面弹劾魏忠贤余党，一面把受贿的银子藏在《论语》匣子里。当李自成破城，他第一个在城门写下“大顺永昌”，比戏子变脸还快。 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朱元璋和朱棣杀得越狠，郑和的宝船走得越远； 雍正搞得官场鬼哭狼嚎，西北疆域反而扩得越大；乾隆把文人变成考据机器，十全武功倒是实实在在。  反观那些士大夫指点江山的年代，总是边关烽火连天，朝堂党争不断，国库穷得能跑老鼠。当北京菜市口的血还未干，金川的捷报已八百里加急送入紫禁城——这或许印证了马基雅维利的名言：“被人畏惧远比受人爱戴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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