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放矢地重构文献档案

▌谭烈飞

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太庙、历代帝王庙等，这些皇家坛庙是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如今不仅是古代国家祭祀仪式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文明在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建筑艺术等领域的集中体现，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力，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历史、信仰与宇宙观的集体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努力，《明清皇家坛庙史料汇编》终于出版，是为史家之幸事，亦为书坛之硕果。

本书以严谨的学术规范，首次实现了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文献的系统性整合。以郗志群教授为核心的团队突破传统史料编纂的局限，将正史、编年史、政书体典籍、官修其他典籍等载体的坛庙祭祀文献，按照皇家坛庙的空间逻辑重新架构，形成了兼具纵向制度沿革与横向空间比较的资料整合系统。从整体上看，以天坛、祈谷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太岁坛、社稷坛、先蚕坛、太庙、文庙、奉先殿、历代帝王庙、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等为对象的“九坛八庙”这些京师皇家坛庙的建筑、礼仪祭祀体系的资料，进行了完整、系统地展现。从具体的坛庙而言，以天坛为例，展示了祭天仪轨，看到明初祭坛的选位，“明初，建圜丘于正阳门外钟山之阳”，是将南京的天坛照搬到北京。也看到嘉靖皇帝的别出心裁，“改定合祀。即圜丘旧制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凡十二楹，中石台，设上帝皇地祇座”，以及清乾隆朝圜丘扩建的清单，“查金砖旧式，不过二尺二寸，若依展宽尺寸，烧造维艰，若增用块数，又于原制取义不符，请改用直属房山县所产艾叶青石，质性坚泽，色应法象，只须琢磨如式，既得宽长随宜……”还汇集一大批名人著述的佐证，这种多维度的文献，使皇家坛庙建置沿革、祭祀制度、建筑形式得以融会贯通于整个史料辑录中，这是迄今为止对北京坛庙最为完整的资料梳理，其学术价值在于其系统性与全面性的资料体系的完整呈现。

本书对古代文献的释读与整理体现出了难得的功力。资料汇编中，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主体部分，核实史料、录用史料已见术业之专。从一史馆的五万余件坛庙档案中，分别选了坛庙档案共100件，进行了标点和必要的注释，作为附录收于本书之末。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三点。第一，洋洋240万字的文献集成，大多是无标点的古文，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注释与解读，特别是所涉及的祭祀礼仪、礼器的众多生僻词汇和专有字词，从认知到解译都是对研究能力、学识积累的检验；同时编者还大量发掘了不多见的珍贵文献，如清乾隆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广禄“奏为遵议大兵凯旋告祭堂子典礼仪注请旨裁定载入《会典》事”，详述“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皇帝进堂子上香毕，礼部堂官恭导就位，凯旋将帅大臣等俱依次排立，鸣赞官赞跪叩与，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凯旋将帅等俱随行礼。”此类史料的系统整理，为堂子祭祀礼制研究提供了不多见的资料，填补和丰富了皇家坛庙史料。第三，实录与正史、历史笔记加上原始档案的结合与相互印证使本书具有了权威性。

本书的编纂重在历史文献与档案的专题重构。看似仅是对资料的摆放，没有增设对资料的分析与阐述，而其内涵的脉络则是十分清晰。有些内容的专题聚合都是有的放矢，以祭祀空间为枢纽，清晰地展现着明清两代坛庙管理的内容，如对地坛部分的史料留存记录中，完整揭示了嘉靖九年（1530年）方泽坛改制从决策到实施的过程；如先农坛，记述了“岁仲春吉亥，皇帝躬耕，仪详吉礼”的过程，从“銮舆出宫”到皇帝在籍田的“三推三返”亲飨先农，直到“皇帝回銮,王公从各官以次退，不陪祀王公、百官朝服集午门外跪迎。午门鸣钟，王公随驾入至内金水桥，恭皇帝还宫，各退”。在资料的选取上既翔实又完整，既有《明世宗实录》《明会典》《续文献通考》《皇明典礼志》《大清会典》，还有佚名的《太常续考》、谈迁的《北游录》、孙承泽的《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吴长元《宸垣识略》等的个人著述，这反映了编者深厚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功底。

《明清皇家坛庙史料汇编》的出版，标志着明清礼制研究迈入了文献整理与学术阐释并重的新阶段。郗教授带领的团队以历史学家的洞察力、文献学家的严谨性、档案学家的系统性，将零散的祭祀文献转化为可验证、可对话、可延展的学术资源。不仅开拓了明清两代坛庙研究的宽度，更通过方法论创新，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文献、空间、物质”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礼制研究、北京文化史研究开辟出更具实证性的学术路径。它不仅是明清史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更应被视为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