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厌胜钱浅析——以考古发掘出土品为例

厌胜钱，在民间亦被称为“压胜钱”、“民俗钱”、“花钱”，是指具有钱币形态，却不具备市场流通功能，专门用于赏赐、佩戴或随葬的钱币。厌胜钱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虽一直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起源于西汉时期，不仅用于随葬，也开始佩戴，有避凶趋吉之意；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厌胜钱的发现开始逐步增多，且集中于河南、陕西地区；历经宋辽金元，厌胜钱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在品种、数量上大大增加，还在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明清时期，其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形制较前期更为多样。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在厌胜钱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厌胜钱以传世品居多，考古发现相对较少，因此学界关注程度较低。但随着近年来有关唐代厌胜钱资料的不断刊布，对其研究也有了一些基础。本文试图对已发表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分布范围、材质和纹样等进行归类整理，以窥探唐代厌胜钱的使用方式、内涵寓意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观念习俗等。

考古发现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厌胜钱多发现于墓葬中，另在窖藏和寺庙地宫中也有发现。

（一）墓葬

根据目前已发表资料来看，出土厌胜钱的墓葬近十余座，其中纪年墓葬有6座，非纪年墓9座。

西安南郊唐史君夫人颜氏墓：2005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缪家寨村西南发掘了一座刀形土洞墓。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史君夫人颜氏”，死于大周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葬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墓室内发现1枚鎏金“开元通宝”钱。

河南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1984年于河南洛阳首阳山电厂厂区中部发现一座带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单室墓。墓室内夫妇合葬，据墓志记载，墓主葬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随葬品多集中于墓室西侧，在墓主手中发现一鎏金货布，墓葬中还出土两枚“开元通宝”银钱。

河南三门峡韩忠节墓：1986年于河南三门峡市工商银行家属楼工地发现1座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天井（3个）和墓室组成。据墓志记载此墓为韩忠节和夫人关氏的合葬墓，志文记载韩忠节死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同年，其妻关氏迁葬于此。墓主身下散落有数枚圆形方孔钱，其中两枚鎏金，1枚为“开元通宝”，1枚“乾封泉宝”。

陕西西安韩森寨唐墓：1955年于陕西西安市东郊韩森寨附近发现1座中型土洞墓，分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出土墓志内书：“大唐故内侍雷府君故夫人宋氏墓志铭”，据记载墓主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故。墓主口含三枚铜钱，其中两枚为银制。

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1955年在邙山麓南约2千米的平原地区发掘了一座带阶梯斜坡墓道的土洞墓。据墓志记载，墓主葬于唐德宗兴元元年。墓室内发现208枚“开元通宝”钱，其中20枚鎏金。

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1991年在河南伊川县城西北的鸦岭乡杜沟村抢救性发掘了1座土洞单室墓，由墓道、过洞（3个）、天井（3个）、甬道、墓室组成，墓葬曾两次被盗。该墓葬规模较大，墓主是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母，齐国太夫人濮阳吴氏，卒于824年。墓室内发现3枚“开元通宝”，背涂金粉。

太原南郊金胜村五号唐墓：1958年于太原南郊15公里的金胜村附近发现。该墓葬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单砖室墓，墓室北端砌棺床，为夫妇合葬，墓志志文漶漫不清，发掘者推测这是一座初唐墓葬。墓葬中出土13枚“开元通宝”，其中一枚背刻纹饰。

河南三门峡黄河嘉园M250、M73：2018年发掘于三门峡市湖滨区向川路东，北距黄河约600米。M250仅知发掘出土2枚狗生肖钱，其墓葬形制、墓主身份等信息未见资料刊布。M73为带天井的斜坡台阶墓道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5部分组成，墓室中东部发现两具叠压在一起的人骨，上女下男，人骨周围发现铜制厌胜钱一枚。

重庆市万州铺垭遗址I M5：2003年发掘于重庆万州区东北的长江北岸的台地上。I M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人骨腐朽严重。墓葬中发现素面厌胜钱1枚。

西安东郊黄河机器制造厂M6、M8：1990年在西安东郊发现7座唐墓，其中M6和M8各出土一枚鎏金铜钱。M6为竖穴墓道土洞墓；M8则为带有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处有一天井，墓葬经盗扰。

辽宁朝阳市西药厂M1：1989年在辽宁朝阳市西药厂院外东南角抢救性发掘一座砖砌棺形单室墓。墓葬平面为梯形，墓室内人骨保存极差，发掘者认为该墓葬年代可能为唐代中晚期，且墓主身份较低。发现1枚鎏金“开元通宝”，制作粗糙。

此外，在宁夏固原南塬汉唐墓地M16和吴忠市明珠花园工地的墓葬中均出土有鎏金的“开元通宝”钱，前者是带天井的斜坡墓道土洞墓，整体呈刀形。

（二）窖藏

发现有厌胜钱的窖藏主要有两处，分别是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和甘肃武威唐代窖藏。

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1970年发现于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窖藏中发现有千余件珍贵文物，其中古钱币有五百多枚，材质多样，时代跨度较长，还发现有日本和波斯银币以及东罗马金币。其中压胜钱主要有：1枚鎏金“永安五男”、6枚鎏金“货布”和451枚“开元通宝”金银钱。

甘肃武威唐代窖藏：1997年9月，在甘肃武威市城内东大街凉州宾馆修建工程中发现了一批唐代窖藏货币，窖藏距地表1.2米，钱币均发现于一个灰色陶瓮中。出土钱币以唐代“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为主，兼有两汉、南北朝、北周、隋代的钱币，还有大量“开元通宝”银钱。

（三）地宫

1987年，法门寺塔下地宫被发现，地宫内除发现大批金银宝器和衣物外，还发现了大量钱币，尤以“开元通宝”数量为最，背有墨书或涂有朱砂，撒于地宫各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室供养的银灯内发现13枚罕见的“玳瑁开元通宝”，且均未发现使用痕迹。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南洛阳和重庆合川周围也零星发现有“开元通宝”厌胜钱，或鎏金，或包金，或为银钱，但未见有更加详实的考古发掘资料。

材质、形制与纹饰

唐代厌胜钱在材质上表现出多样性，包括金、银、铜、玳瑁等，且在不同场合中使用的材质和装饰方式也有所不同。窖藏之中的厌胜钱材质主要为金银，可能是当时宫廷赏赐给贵族或重臣的铸币。墓葬中发现的厌胜钱则多为铜制且通体鎏金或涂以金粉，这说明尽管金银材质更为珍贵，但铜制厌胜钱在当时也具有很大的使用量，且人们倾向于对其进行装饰以赋予其精神价值。玳瑁材质的“开元通宝”仅在西安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发现一例，体现了其功能的独特性。

唐代的通行货币沿用了秦方孔圆钱，厌胜钱的形制也不例外，但又受到新莽货布等历史货币的影响，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特殊形制。例如在窖藏和墓葬中出土有鎏金货布，宽颈、窄肩、平裆方足，首中间有穿，周缘有郭，可能是当时按照新莽货布仿制而成；河南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73中发现了五瓣梅花形厌胜钱；重庆万州铺垭遗址发现了一枚椭圆形厌胜钱。这些形制多样的厌胜钱不仅丰富了唐代的货币文化，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习俗和信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唐代出土的厌胜钱主要以文字类为主，图案类较少，也见有光素无纹的。根据面纹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钱文类

《旧唐书·食货志上》记载：“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作为唐代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流通货币，也成为唐代厌胜钱的主要仿制对象，被赋予特殊的含义，这种钱面文均为“开元通宝”，背面纹饰多有不同，可分以下几类。

素面厌胜钱发现较多，且材质多样。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发现的“开元通宝”金、银钱以及甘肃武威唐代窖藏中发现的银质“开元通宝”，制作精良，面文字迹规整，是为精品（图一）；西安南郊唐史君夫人颜氏墓、洛阳16工区76号唐墓、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三门峡韩忠节墓均发现有“开元通宝”钱，或鎏金，或涂以金粉，均与流通货币相似；但在辽宁朝阳发现的“开元通宝”鎏金钱，制作则相对粗糙。

图一  “开元通宝”金钱（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

几何纹发现数量较少。以太原南郊金胜村五号墓出土的“开元通宝”为例，正面周郭刻有花边，钱文间刻小圆圈，钱背周郭刻两道旋纹，内壁刻波浪纹。此外，还有部分钱背印有新月纹。

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发现的“开元通宝”，背刻四莲瓣式花纹，可能是为迎佛骨而供奉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在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250中发现了两枚厌胜钱，钱面分别为“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背刻生肖狗的形象，栩栩如生，同时刻画有人物和纹饰（图二）。

图二  “开元通宝”生肖钱（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250）

除“开元通宝”外，河南三门峡还发现有鎏金的“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不过数量极少。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6枚鎏金“货布”，形制小于新莽货布，钱文不清，笔画呆滞，应为唐代仿品。

（二）吉语类

在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73与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皆有发现。前者呈五瓣梅花形，中部有五边形穿孔，每瓣内铸一字，为“长命守富贵”（图三）；后者出土的鎏金“永安五男”铸币，其背面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是厌胜钱中的珍品。这一类厌胜钱主要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朴素的愿望。

图三  “长命守富贵”钱（河南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73：14）

（三）图案类

唐墓中曾出土一枚鎏金人物纹饰厌胜钱，仿照新莽货布形制，但无文字，刻画的是唐代流行的叠置伎艺以及佛教圣物莲花和摩尼宝珠等，其整体工艺结合铸造、錾刻、鎏金于一体，精美华丽（图四）。

图四  唐墓中出土的鎏金人物纹饰厌胜钱

（四）素面

仅发现一枚，出土于重庆万州铺垭遗址，钱为椭圆形，长方形穿，无廓，周边部有六个小孔。

结语

西安和洛阳地区作为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现的唐代遗存也最为丰富，厌胜钱也多出土于这一带，山西、甘肃、辽宁地区也偶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万州铺垭遗址I M5中出土的一枚椭圆形素面钱和合川地区发现的鎏金“开元通宝”，说明隋唐时期厌胜钱已传至长江沿岸。厌胜钱考古出土地域的扩大，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厌胜钱也随之向南传播。目前出土厌胜钱的唐代墓葬大致有十余座。从墓葬形制看，多为土洞墓，韩忠节墓、齐国太夫人墓、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73、固原南塬汉唐墓地M16均带有天井，等级相对较高，年代跨度较大，盛唐至晚唐均有发现。这些墓葬多是夫妇合葬或女性单人葬，厌胜钱也基本发现于女性墓主周围，可能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埋葬习俗有关，这一现象也并非绝对，洛阳地区发现的20枚鎏金“开元通宝”钱就出土于男性墓主的木棺之中，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发现的一枚鎏金货布出土时紧握于男性墓主手中。根据不同时期出土厌胜钱的墓葬其规模来看，初唐和盛唐时期多为中小贵族或地主阶级，到了唐代中晚期，逐渐出现于普通的竖穴土坑墓之中，体现了厌胜钱的使用群体逐渐向下层过渡，到宋金时期出现新的发展高峰。唐代不仅经济发达，文化也空前繁荣，佛、道两大宗教并行发展，厌胜钱作为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无论是使用功能还是装饰图案的表现上，其蕴含的宗教信息明显。例如，法门寺塔下唐代地宫发现的大量铜铸“开元通宝”钱就是为迎佛骨而供奉的；出自唐墓的鎏金人物纹饰厌胜钱背面刻划两位站于折枝莲花上的仕女形象，仰头举手共托象征摩尼宝珠的镂空孔，顶端垂幔，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2018年发现于三门峡黄河嘉园工地M250中的两枚厌胜钱，钱背刻生肖狗形象，上有北斗七星图案，还有一位手持笏板、头戴高冠、宽衣博带的神仙似的人物和抬头拱手的童子，这组成了古人北斗信仰和本命信仰的朴素愿景，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民俗。一枚小小的厌胜钱，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它见证了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以及社会阶层的变迁，是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