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伐蜀，背后是秦国吞并天下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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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即秦惠文王和张仪用连横破除合纵的次年，秦国周围又发生了两件事，逼着秦惠文王做出重要战略抉择——

韩国侵扰秦国边境，巴蜀两国（四川）互相攻伐且都向秦国求援，秦国应该优先处理哪一件？

韩国侵扰秦国边境，是因为秦国屡次伐韩，攻城略地斩将夺旗，严重损害了韩国的利益，韩国必须做出一些事情证明自己，才能维护自己在各诸侯国中的威信，延续自己的国祚。

这件事很容易理解。

那巴蜀两国互相攻伐，和秦国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早在夏禹会盟诸侯的时候，巴蜀两国就出现了，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也出兵从征。后来周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朝，为巩固王畿和镐京的安全，便把一个姬姓宗室封为巴国国君，爵位为子——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巴国成为东至鱼复（重庆奉节）、西至僰道（四川宜宾）、北抵汉中（陕西汉中）、南到黔涪（渝鄂湘交界处）的西南大国，定都重庆一带。

从地理位置来看，巴国和楚国分别位于长江上下游，两国的共同门户即长江三峡，不论哪国攻占三峡，都可以沿着长江行军，进入另一国的核心地区，逐渐蚕食兼并。

在这样的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和楚国为了各自的国防安全，便兴兵征战百余年。

相比巴国而言，蜀国则是另一番景象。

《华阳国志·蜀志》里说，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育一子，取名为高阳，后来继承了黄帝衣钵，成为颛顼帝。为了回报母族，颛顼帝将一子封为蜀侯，世代镇守成都一带——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此后千余年，蜀国一直是夏商周的藩属，朝贡不断。

但在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因为周朝在秦岭南北册封了巴国和秦国，完全隔断了蜀国和洛阳的联系，周朝又权威沦丧，无法约束各诸侯国，于是蜀侯蚕丛便自称蜀王，威福自专。

后来，柏灌、鱼凫相继成为蜀王，后代蜀王杜宇更是号称望帝，地位提升到极点。杜宇年老以后，又把国君之位禅让给蜀相开明，开明号称丛帝。

杜宇和开明的权力交替，到底是效法尧舜的禅让，还是田氏代齐式的篡夺，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开明家族的权力非常稳固，世世传承不绝——

“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

巴蜀两国的直接矛盾，来自苴国。

苴国不是周朝册封的诸侯国，而是蜀国册封公子葭萌为苴侯，在四川剑阁和广元之间筑造葭萌城，建立的苴国。

从苴国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可以看出来，苴国是蜀国的附属国，而蜀国册封苴国的目的，其实是驻守四川的门户要地，保障蜀国的北部边境安全，防止秦国通过剑阁侵袭蜀国。

但可能是苴侯和蜀王的关系不佳，也可能是苴侯不满附属国的地位，想摆脱蜀国的控制自立门户，于是苴国没有忠实履行它的使命，反而和巴国关系匪浅。

四川盆地内原本只有巴蜀两国，尚且能保持战略平衡，现在新出现的苴国和巴国混在一起，便意味着四川盆地内出现巴、苴联盟抗蜀的格局。

这样的局面，显然对蜀国不利，于是蜀国决定先发制人，直接出兵伐苴。

苴国只是蜀国的附属国，兵力薄弱，怎么可能是蜀国的对手？所以两军相交以后，苴国军队一触即溃，苴侯随即逃往巴国，并请求巴国国君向秦国求援——

“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

而蜀国初战告捷，便准备趁胜追击，一举灭亡巴、苴，独占四川盆地，但蜀国面对巴、苴两国，兵力并没有绝对优势，于是也给秦国写信求援，请求秦国出兵帮助蜀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出现了秦惠文王收到巴蜀两国求援的事。

2

到底是东征击韩，还是出兵巴蜀，秦国朝堂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相国张仪认为，秦国应该东征击韩。

他向秦惠文王说：

“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轩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魏楚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轩辕关和缑氏都在河南洛阳西部，是关东诸侯国前往洛阳的必经之路。

屯留在山西长治，韩国的上党高地核心地区。

洛阳是周朝都城。

南阳是魏、韩交界处。

南郑即新郑，韩国都城。

张仪的意思是，秦军东出三川（河南灵宝）包围洛阳，然后占领轩辕关和缑氏，防止关东各诸侯国前来救援，堵住屯留南下的道路，切断韩国新郑和上党的联系，同时让魏国出兵进入南阳、楚国兵临新郑，共同牵制韩国。

到那个时候，周朝知道不可幸免，必然要向秦国献上九鼎和地图。这两样东西象征着王权，秦国一旦得到，便能以周朝的名义号令天下。

可以看出来，张仪建议秦惠文王东征击韩，最终目的根本不是韩国，而是以击韩的名义兵临洛阳，迫使周朝臣服秦国，并将天下共主的名分拱手送给秦国。

他要的是秦国做为“天下共主”的名，以及“代天东征”的合法权。

但将军司马错不同意张仪的意见，他认为秦国应该出兵灭蜀。

他向秦惠文王说：

“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

蜀国是辟处西南的戎狄国家，国力远远不如秦国，现在又遭遇内乱，秦军一到，蜀国必然土崩瓦解。一旦成功，便可以用蜀国土地增加秦国的战略纵深，用蜀国财富充实秦国财政并减轻秦国人民负担。

此外，蜀国的地位不高，关东六国不在乎蜀国的生死，蜀国距离中原遥远，关东六国无法得到蜀国的利益，故而也不在乎秦国是否得到。

从这两方面来看，秦国以援助巴、苴的名义灭蜀，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一句话，司马错是建议秦惠文王，不要在乎天下共主的虚名，握在手里的财富和脚下的土地，才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司马错的意见，其实是符合秦国历史惯性的。

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兼并十二国，开疆拓土千余里，成为西陲霸主。秦孝公又在商鞅的辅佐下，屡次击败魏军，夺取黄河以西的全部土地。即便是秦惠文王继位以后，也得到了魏国的上郡十五县。

现在司马错提议出兵灭蜀，不过是延续了秦国开疆拓土的一贯风格。

当然了，把司马错提议出兵灭蜀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历史惯性、谋财、取地等等，属实是贬低了司马错，他提议出兵灭蜀，最终目的其实是吞并天下。

这个原因，《资治通鉴》和《史记》都没写，但《华阳国志·蜀志》里写道：

“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可以看出来，司马错这句话里的“蜀”，不仅仅是蜀国，而是包括蜀国、巴国、苴国在内的整个蜀地。

所以，司马错的真正意思是，以巴国和苴国请求援助为理由，出兵消灭蜀国，然后以蜀国故地为基础，进一步消灭巴国和苴国，吞并整个蜀地，将秦国疆土推进到长江三峡。

太平年间，秦国提取蜀地的财富充实财政，和楚国爆发战争时，秦军则从武关、三峡出兵两路，用大纵深、大穿插、大包围的战略夹击楚国腹地。

有朝一日消灭楚国，秦国又能以楚国故地为基础，北上中原征伐韩、魏、齐等诸侯国，并和函谷关东出的秦军互相配合，以更大规模的纵深、穿插、包围战略，扫荡中原，吞并天下。

反过来说，如果秦国不这样做的话，楚国就有可能夺取长江三峡，举国西征消灭巴、蜀、苴三国，吞并整个蜀地，然后经汉中和武关两条路线，夹击秦国腹地，兵临咸阳城下。

可以说，尽管张仪的意见也很宏大，但相比司马错的战略计划来说，仍然是稍显逊色的。

以上这段张仪和司马错的论战，便是《古文观止》第四卷的第二篇文章——《司马错论伐蜀》的背后逻辑。

3

司马错的提议有理有据，秦惠文王自然被说服了，于是秦惠文王命司马错和张仪合作，共同统兵灭蜀。

事实果然如司马错所料，仅仅十个月的时间，秦军便屡败蜀军，诛杀蜀王、太子、相国、太傅等贵族，彻底断绝丛帝开明的社稷传承，占领蜀国。随后，司马错和张仪又统兵向东，轻而易举的消灭巴国和苴国，并在整个蜀地设立巴郡、蜀郡、汉中郡，分治蜀地的三十一县。

而为了蜀地政权顺利过渡，在领导班子的问题上，秦惠文王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而是掺沙子、甩石头、逐步瓦解——

苴国国君下落不明，秦国实控葭萌城和剑阁一带。

巴国国君俘虏至咸阳，秦国直辖巴国故地。

蜀王贬为蜀侯，名义上治理蜀国故地，但秦国另外任命陈壮为蜀相，掌握实权。

凭借这几条措施，秦国顺利渡过治蜀的艰难时期。

到了公元前314年，秦国已经在蜀地站稳脚跟，于是秦惠文王又做了两个决定——

移民万户，充实蜀地。

原蜀王（蜀侯）重新安置，封其子公子通为蜀侯，为秦国镇守蜀地。

就这样，秦国用短短两年时间，便初步消化了整个蜀地，从一个辟处西北的诸侯国，一跃而成坐拥黄河和长江上游、俯瞰关东六国的西部大国。

仅从地理条件而论，秦国就进可攻退可守，在国际争霸中拥有了绝对主导权。

这样的战略优势地位，给了秦国朝野极大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史书里写的那句：

“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随后，秦国以此为基础，展开新一轮的征伐，进一步扩大秦国的疆域，提高秦国的声望——

公元前314年，秦人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

败韩于岸门，韩太子仓入质于秦以和。

公元前313年，秦右更疾伐赵，拔蔺，虏其将荘豹。

公元前312年，秦师与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

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

三年战争，秦国将关东诸侯国打的一蹶不振，尤其是楚国以举国之力都无法挫败秦国，让“强秦”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政治名词。

4

虽然张仪在“东征击韩”和“出兵巴蜀”的辩论中输了，但这并不影响张仪在秦国的地位，他仍然是辅佐秦惠文王摆布天下的相国。

于是在秦国开疆拓土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张仪整装出发了，他要在秦国威震天下之后，用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各诸侯国臣服秦国，重新为秦国赢得天下共主的“名”。

而他游说各诸侯国的方式，和苏秦整合六国共同抗秦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公元前311年，张仪到了楚国，见到楚怀王，张口就是一句：

“今王不事秦，秦劫韩驱梁而攻楚，则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积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警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则北地绝。”

张仪的一番话，直接给出秦国攻楚的三条路线——

策动韩、魏自中原南下，牵制楚军。

秦军自蜀地东出长江三峡，夺取扞关（湖北长阳），威慑江汉平原。

秦军自武关南下，进入南阳盆地，和楚军决战。

秦国的底牌已经告诉你了，楚怀王，你就做出选择吧。

大战一场，还是臣服秦国？

前一年的战争已经证明，楚国和秦国爆发大战是没有胜算的，楚国又没有提前攻取蜀地，战略包围秦国也不可能。楚怀王思来想去，根本想不到拒绝张仪的理由。

无奈之下，楚怀王选择接受张仪的意见，和秦国约为兄弟之国，永不起刀兵。

随后，张仪来到韩国，和韩襄王说：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国无二岁之食，见卒不过二十万......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转祸而悦秦，计无便於此者。”

一句话，韩国的生产力太落后、粮食积累太少、兵员不足，根本不足以和秦国持久抗衡。与其做无用功，不如站在秦国一边，替秦国防备楚国。

韩襄王明白，张仪说的是事实，便接受了张仪的意见。

张仪以秦压韩、以韩压楚，在函谷关外构建起“韩楚互搏”的战略平衡，极大开拓了秦国的影响力。凭借这项功劳，张仪被秦惠文王封为武信君，食邑六县。

游说诸侯取得初步胜利，张仪信心倍增，紧接着就开始游说剩下的诸侯国。

张仪和齐湣王说：

“纵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蔽於三晋，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何齐】......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博陵），临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不要以为齐国距离秦国遥远，秦国就对齐国无可奈何，明确告诉你，如果齐国不臣服秦国，秦国就要带着韩、魏、赵一起伐齐了。

那时魏、韩已经明确臣服秦国，不论赵国的态度如何，秦国伐齐都没有障碍，张仪的话绝非危言耸听。

齐湣王一惊，立即表示愿意臣服秦国。

张仪和赵武灵王说：

“今秦有敝甲凋兵军於渑池，愿渡河，踰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正殷纣之事。谨使使臣先闻左右，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肩也。夫断右肩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

秦都咸阳毗邻周朝镐京，赵都邯郸毗邻商朝朝歌，当年周武王能伐商纣王，现在秦国也能追寻周武王的足迹，兵临邯郸，灭亡赵国。

再者说，楚、韩、魏、齐都臣服秦国，秦国已经在战略上包围赵国，一旦爆发战争便是五打一，赵国被孤立且没有援兵，能有几分胜算？

张仪的话，直接点出赵国的困境，掐中赵武灵王的软肋，赵武灵王没有其他选择，许诺臣服秦国。

张仪的最后一站是燕国，他和即位一年的燕昭王说：

“今赵王已入朝，効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有也。且今时齐、赵之於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长无齐、赵之患也。”

和游说楚国一样，张仪把秦国伐燕的战略告诉燕昭王，即秦军自咸阳出发，经内蒙古、山西大同一带抵达燕国，赵军自邯郸出发，经华北平原北上，两军合力攻打燕国，燕国能支持多久？

此外，张仪还给燕昭王说明了臣服秦国的好处，那就是秦国约束齐、赵两国，让他们不敢侵扰燕国，保证燕国的和平。

打要灭国，不打能赢得和平，那还有什么可纠结的。

燕昭王决定，臣服秦国。

不到一年时间，张仪相继说服楚、韩、齐、赵、燕臣服秦国，再加上数年前已经表态臣服的魏国，关东六国至此全部臣秦，秦国初步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

5

苏秦整合关东六国抗秦、张仪说服关东六国臣秦，都是用三寸不烂之舌摆布天下局势，建立自己的功业，世人称之为“纵横之术”。

虽然都是纵横之术，但苏秦和张仪还是不同的。

苏秦的功业，以分析关东六国的现实处境、找出各国的利益共同点为基础，然后以苏秦为纽带，整合关东六国。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成本低，一个有能力的人就能完成，弊端是抗秦事业的成败系于一人之身，不确定性非常大。

张仪的功业，以秦国的国力、武力、战绩为基础，用铁一般的事实击破关东六国的心理防线，促使他们为保住仅有的利益，选择臣服秦国。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确定性较高，缺点是成本太大，必须有数十年的国力积累、缔造上下一心的举国体制、经历一场又一次血战，才有施展的可能。

仅从“纵横之术”来说，张仪模式似乎优于苏秦模式。

但张仪模式也有个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张仪能说服关东六国臣服秦国，却不能保证关东六国永远忠于秦国。

就在张仪说服燕国成功，准备回秦国汇报的时候，秦惠文王突然薨逝，其子嬴荡继承王位，史称秦武王。

秦武王膀大腰圆、力能举鼎，非常崇尚武力，打心底里看不起张仪这种耍嘴皮子的人，故而两人隔阂很深。

于是，秦国群臣为迎合秦武王，便在张仪尚未回到咸阳的时候，纷纷上表弹劾张仪，给秦武王提供整治张仪的理由。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咸阳的政治暗流很快便流传出去。

关东六国听闻秦国内乱，敏锐做出判断，即秦国的政治斗争必然造成内耗，短期内不可能东出，前些年积累的战略优势将不复存在，而这正是关东六国恢复独立的绝佳时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东六国随即宣布脱离秦国，恢复合纵——

“诸侯闻仪与秦王有隙，皆畔衡，复合纵。”

秦惠文王和张仪开拓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

这样的结果说明，张仪的纵横之术也不是灵丹妙药，秦国攻取蜀地的模式，才是结束乱世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