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题目 | 施存统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基于出版传播视角 来源 | 《出版与印刷》2025年第1期 作者 | 梁天美 作者单位 |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5.00.001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梁天美. 施存统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基于出版传播视角[J]. 出版与印刷，2025(1)：105-115. 摘要 | 考察施存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借鉴。文章梳理了施存统译介、撰写的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述，以出版传播的视角对这些著述的内容及传播载体进行考察，分析施存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载体方面的特点，并进一步总结施存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效。施存统借助书、报、刊媒介与时俱进、深入浅出地宣介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提供理论资源，凝聚革命力量，增加理论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深远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 施存统；马克思主义；出版传播；重要贡献 → 查看HTML全文 施存统（1899—1970），又名施复亮，化名方国昌，曾用过多个笔名，如存统、复亮、C.T、施光亮或光亮、伏量、国昌等。施存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他在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出版著作、发表文章等方式积极宣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员。施存统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数量众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丰富且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通俗易懂，所谈议题的受众群体广泛，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资源。因此，无论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还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版传播，都有必要对施存统的著述进行梳理、分类和分析，做到全面了解与把握。基于此，本文从出版传播的视角出发，探究施存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并总结其贡献。 一、施存统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概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施存统通过撰文、译介等方式，刊发和出版了众多理论文章、书籍。施存统的这些著述，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聚焦不同问题，但总体上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问题紧密相关。 1.施存统文章发表概况 五四运动前后，施存统撰写并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探讨中国革命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文本资源。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以及图书资料等线上、线下多渠道查寻，目前找到施存统发表在各种书报刊上的文章共计400余篇。根据这些文章的主题和内容特点，可以发现施存统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发展阶段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批判封建观念和宣传无政府主义（1919—1920年） 五四运动前后，施存统一方面深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另一方面因母亲遭受父亲虐待而病逝深受刺激。对于施存统而言，这两种因素“一种是思想的启发，一种是事实的刺激”[1]，共同驱使他反对封建礼教，并转向主张不要政府、强权，废除婚姻、家庭关系等的无政府主义。施存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非“孝”》《“废除婚制”讨论中的愤语》等23篇文章，批判封建礼教并宣传无政府主义。这些文章观点鲜明，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其中，《非“孝”》一文因批判封建礼教、宣传无政府主义而引发了关于“拯救新文化运动的问题”[2]的“一师风潮”。《非“孝”》也受到《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道和讨论，进一步扩大了施存统的思想与主张的影响。 （2）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批驳其他错误观点（1921—1922年） 1920年6月，施存统前往日本留学。施存统旅日求学后，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开始通过译介和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批驳其他错误观点。这一时期，施存统译介、撰写了《劳动经济论》《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等文章，介绍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阐述了国家学说、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外，施存统还针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发表了《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等文章，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3]，强调“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于现在中国”[4]。由此可见，施存统在这一时期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批驳了错误观点，以助益时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 （3）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设和青年运动（1923年） 1922年年初，施存统受陈独秀指示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着手负责恢复和建设青年团组织。同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团中央书记。1923年，施存统在《先驱》刊物上发表了《本团的问题》《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等10余篇文章，剖析青年团存在的问题，探讨青年团建设、青年运动方向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本团的问题》一文篇幅长达2万余字，为青年团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该文尤其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强调了青年团组织建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因为“本团的组织，也即基于此种根本原则而成立”[5]。此外，施存统通过《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一文强调青年团要在组织上相对独立，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初步明晰了党团关系。 （4）介绍中国革命和反思中国革命问题（1924—1929年） 1923年施存统因病请辞团中央书记一职，此后，他以上海大学等高校为阵地，继续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和分析中国革命。这一时期，施存统在《上大五卅特刊》等刊物发表了《我们底战斗方略》《国民会议与农民》《北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等文章，告知国民“帝国主义与军阀是压迫全国国民的仇敌，同时亦便是压迫农民的仇敌”[6]，号召时人坚持阶级斗争，强调“应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阶级，一致反对帝国主义”[7]。施存统的这些文章对于时人认清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具有重要作用，其关于斗争方略、革命对象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阐释，有助于解答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 （5）宣传抗日主张（1937—1945年） 1929年年初，施存统因与改组派意见不合而退出改组派，钻入书斋，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书籍的译著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施存统积极发文阐述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思想。这一时期，施存统主要发表了《怎样统一抗战理论》《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不怕“宣战”！》等多篇文章，主张通过“发动民众运动”和“恢复'联俄政策’”以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8]强调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9]。概而言之，施存统这一时期的文章反映了抗战形势，宣传了持久、全面的抗战方略，有助于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和联合俄国无产阶级，从宣传动员方面对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施存统刊发文章的主要议题不同，但总体而言，他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都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并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怎么走、前途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表明了他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关注与关切。这些文章借助报刊的传递而扩散开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创建与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与推进等作出了贡献。 2.施存统著作出版概况 施存统一生著述甚丰，其著作以深入、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阐发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主。本文以施存统及其笔名为关键词在多个数据库、图书馆等进行查找，对其出版的独著、合著，译著、专著等进行统计。据查找统计，施存统发表各类著作近50种。在施存统所有著作中，不同阶段的著作所关注的主题不同，但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主流，表明施存统注重通过著书立说传播马克思主义。施存统著作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整体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1927年） 这一时期，施存统既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具体理论，也积极翻译、撰写相关著作，整体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22年，回国不久的施存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属于“新时代丛书”系列的《马克斯学说概要》（原书书名将“马克思”译为“马克斯”）、《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此后施存统又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社会经济丛刊》《经济科学大纲》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聚焦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马克斯学说概要》一书是施存统最早译介也是最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该书从“马克斯及其近时批评家”“唯物史观”“马克斯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破灭”“共产主义观”五方面，[10]对马克思生平、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进行介绍。这相较于散落于各类报刊上的碎片化理论，更有助于时人系统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避免孤立或片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2）侧重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革命（1928—1930年） 1927年，施存统在反动派发动的白色恐怖中脱离革命队伍，但仍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193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唯物辩证法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广泛的传播，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主要内容。”[11]在此背景下，施存统积极出版《辩证法浅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社会科学原理》等多种著作，着重介绍唯物辩证法。其中，《辩证法浅说》从“辩证法的唯物论”角度对唯物辩证法进行清晰扼要的阐释，从“辩证法是什么”角度对唯物辩证法的性质与形成历史展开简明精练的论述；[12]《辩证法与资本制度》在上篇“辩证法的唯物论”中详细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社会科学原理》第一章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过程。由此，施存统从理论的形成发展、整体内容等方面系统宣传了唯物辩证法。此外，施存统还出版了《社会问题大要》《日本无产政党研究》《苏俄政治制度》等著作，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提倡社会主义，并通过对现实的无产阶级政党运动、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进行介绍，阐明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宣传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及趋势（1931—1947年）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灾难。抗日战争开始后，施存统除了发表文章号召进行持久、全面抗战，还通过出版《经济史纲》《中国现代经济史》《转形期底经济理论》等多种著作，剖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引导中国人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方向。施存统的这些著作，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成历程，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崩坏阶段，“资本主义通过帝国主义阶段而连接于新的经济体制，即连接于社会主义”[13]；另一方面则立足于中国抗战现实，阐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指出中国经济是殖民地化的复合的资本主义经济，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前途是“推翻帝国主义及一切压迫阶级，推动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发展，形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底一部分”[14]。由此，施存统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论述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走向崩坏，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以鼓舞时人投身反帝国主义斗争，凝聚革命力量。 二、施存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的出版特点 施存统坚持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在传播内容方面，施存统根据中国革命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在传播载体方面，施存统基于报纸、期刊和图书的不同载体特征，采取书、报、刊相结合的模式来及时、深入、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1.在文本内容上坚持与时俱进 五四运动以前，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内容较为简略，视角较为单一。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传播者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介绍于国人，思想上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15]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国内纷呈并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脱颖而出。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浪潮中，施存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16]10的原则，结合中国社会改造形势，与时俱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 （1）传播之初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全貌 五四运动前，国内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有限，且内容多为理论框架上的概述，导致时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貌缺乏认识。针对这一问题，施存统通过译介刊发《劳动问题》《唯物史观和空想》《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等文章，指出“马克斯学说最重要的原理有三点：（一）唯物史观；（二）阶级斗争；（三）剩余价值”[17]，并对这些主要原理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书籍出版方面，施存统则较早出版了《马克斯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两种译著涵盖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介绍的重要文本。 （2）根据革命运动形势宣传革命理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革命的推进，工人觉悟逐渐提高，“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工人运动并未展现出太多变化，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处”[18]。基于此，施存统留日回国后，无论是任青年团中央书记还是在上海大学任教，始终聚焦于宣传革命运动理论，投身于青年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例如，1922年1月，《先驱》于北京创刊，第4期（1922年3月15日出版）起迁至上海改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编辑出版，施存统担任主编（主编了第4—7、12—17以及19—25期）。在主编《先驱》刊物时，施存统于第15期开辟专刊纪念工人运动先驱，发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四个死者，一个精神！》等文章，借关于纪念活动的论述进行政治动员、推动政治整合，以契合时代发展的要求。[19]立足于前期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施存统积极出版《劳动运动史》《工会运动底理论与实际》等引导工人革命运动的著作，通过科学理论指导凝聚革命力量。 （3）为再次解答中国向何处去而积极传播唯物辩证法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再次面临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答这一现实问题亟须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由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20]。埋首书斋的施存统也随之转向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出版了《辩证法浅说》《辩证法与资本制度》《现代唯物论》等一系列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著作，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及其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源。 2.在刊发载体上注重书、报、刊相结合 报纸以新闻时事为主，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期刊注重刊载学理性较强的内容，具有理论阐释和分析的优势；图书是传播系统、丰富的理论知识的可靠载体，有益于促进精读和深思。施存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在媒介选择上对报纸、期刊和图书并重利用，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深远传播。 （1）报纸：快速传播理论观点，及时廓清错误认识 在1921年6月前，施存统主要通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一报纸载体传播马克思主义。施存统选择在《觉悟》上刊文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有关。首先，从发表周期看，《觉悟》不仅每日出报，在短期内快速传播，而且还在一定周期内发行合订本，形成二次传播。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夕，施存统将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章登载在报纸上以实现快速传播，为党的成立提供及时、必要的理论准备。其次，报纸副刊所刊载的文章通常包括针对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具有倾向性的思想等所写的说理性文章。[21]施存统充分利用《觉悟》理论色彩浓厚这一特点，发表《劳动经济论》《无产阶级专政和首领变节》等具有学理性的文章，为知识分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文本资源。最后，报纸副刊作为文人争鸣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及时批驳错误观点。施存统通过在《觉悟》上发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盲目地瞎鼓吹》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观点进行回应、批驳，及时廓清错误思想。 （2）期刊：面向特定读者群展开论战，打造多元开放的公共空间 马克思主义是系统、深邃的科学理论，单靠报纸上简明的介绍既无法展现其理论伟力，也难以驳倒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期刊具有论说绵密、意理深邃等传媒特性，[22]是具体阐释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重要载体。基于此，施存统也通过期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尤其以《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中国共产党创办或领导的机关刊物为主。具体而言，期刊能够针对自身所吸引的特定读者群的文化层次和阅读需求，进行信息传播工作。[23]《新青年》《共产党》作为探讨社会改造方案的公共空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进步群体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施存统选择将《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学理性较强的论作刊发在这些期刊上，既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解答了疑惑，也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抹黑、曲解言论。此外，施存统作为《先驱》的主编，在刊物栏目建设上提议分设“社论、言论、调查、通信、杂感或短评、其他”[24]，并号召各地团员“须将销行《先驱》，阅读《先驱》当作一种重要的工作”[25]。多元化栏目的开设和销行网络的搭建，使《先驱》成为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空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青年运动实际更好地结合。 （3）图书：策略性选择出版机构，扩大覆盖面与影响力 施存统出版相关图书时，在出版机构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策略性，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深远传播。在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主要思潮之时，施存统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以大型、权威的出版机构为重要突破点。根据可信性假说，信源可信性越高，劝服效果越好；可信性越低，劝服效果越差。[26]因此，选择权威出版机构进行宣介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施存统在初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时，共出版了5种著作。其中《马克斯学说概要》《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这3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彼时，商务印书馆居于全国第一大型出版机构的地位。[27]施存统初期在商务印书馆这种权威机构出版宣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易受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深入研究，进而深入影响中国民众。此外，商务印书馆的上海发行所通过各省会分支馆和广泛的零售商联系，形成庞大的发行网络，[28]为施存统这些译著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 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施存统也将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交由多家中小型出版机构出版，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范围。据统计，出版施存统著作的中小型出版机构多达24家，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出版机构（如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也有商业性的出版机构（如大江书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五四运动以后，中小型出版社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版力量。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大型出版社对进步书籍的出版普遍采取保守态度，而“中小型出版机构彼时正在出版一些态度和观点明显的图书，它们生怕自己落在了彼时的社会性质之争大潮之后”[29]，如大江书铺、神州国光社等并未采取守势，反而积极出版带有左倾性质的社会科学书籍。从结果上看，施存统的著作出版向中小型出版机构拓展，扩大了这些著作的受众覆盖面。这些中小型出版机构及其分支分布在上海、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不同地区，而施存统的著作或由不同地区的出版社出版，或由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进行印刷销售，使其著作得以广泛传阅，影响范围极广。 总之，施存统充分利用报纸传播时效性强等特点，在论战中及时表达立场，廓清错误思想，抢占舆论高地；借助期刊学理性强、面向特定群体等优势，以阐明马克思主义，深入剖析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予以驳斥；策略性地选择各类出版机构出版图书，以系统宣介马克思主义，扩大其理论的说服力、影响力。在书、报、刊相结合的模式中，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兼具速度、广度和深度。 三、施存统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的贡献 施存统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资源，凝聚了革命力量，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 1.通过理论宣介为革命提供理论资源 （1）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整体性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进行理论武装和指导革命实践的必要条件”[30]。施存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时，一方面，依据自身理解，在《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初步概括为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资本集中、资本主义崩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社会主义实现在内的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31]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性。另一方面，施存统刊发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劳动经济论》《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等文章，出版了《马克斯学说概要》《社会进化论》等著作，这些著述介绍了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时人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2）宣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部分知识分子误以为“俄国是共产主义用事的国家，他们底设施，大部分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32]，甚至作出了“实业就没有发达，也可以行社会主义”[33]的超前判断。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贫乏，尚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对此，施存统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发展要经过多个阶段的现实，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飞跃要经过“革命的过渡期”“共产主义底半熟期”“共产主义的完成期”三个时期。[16]2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中，他详尽阐释了这三个时期，既纠正了关于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施存统的理论宣介，也有力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不要国家、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主张。 （3）阐发青年运动理论 青年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发动青年进行革命运动。为此，施存统阐发了青年运动理论，即指出在凝聚青年运动力量方面要坚持无产阶级青年与非无产阶级青年并重，强调青年运动的工作内容是教育宣传青年工人、学生参加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明确青年运动的原则是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并且提出青年运动的若干方针。[34]施存统对青年运动理论的阐发，助推了青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 2.借助多种渠道凝聚革命力量 （1）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凝聚革命力量 施存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十分关注文章的目标受众与报刊的刊文特色之间的契合度。例如，“《觉悟》的战斗性较强，政治色彩较浓，内容比较通俗，更加接近青年群众”[35]。施存统通过在《觉悟》上发表《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等文章批驳错误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懵懂的青年群众在朴实的话语表达中认清错误观点，在亲切的语言鼓动中树立正确信仰。《新青年》和《先驱》侧重刊发阐释马克思主义和指导青年学生运动的文章，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针对这些刊物的受众，施存统发表了《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等文章，阐释青年学生关注的理论热点和革命运动问题，激发青年学生学习科学理论和参与革命运动的热情，增强青年革命力量。《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机关刊物，主要受众为共产主义者。施存统针对共产主义者对于革命理论的需求，在该刊发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阐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者在革命问题上形成共识，凝聚革命力量。 （2）系统宣介马克思主义，凝聚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 施存统在社会改造成为时代主题的时期出版了《马克斯学说概要》和《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两种书籍都属于“新时代丛书”系列，而包括“新时代丛书”在内的“这一系列'丛书’有体系地出版马恩、列宁及相关研究，旨在以'知识’凝聚知识分子们的价值共识”[36]。此外，施存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不仅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而且十分注重装帧质量，因而获得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和阅读。 （3）编写教材，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教材既是理论知识传递的重要载体，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施存统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劳动问题讲演大纲》等教材以讲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使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中认识、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施存统借助报刊、大众书籍、教材等多种载体，对青年群众、学生、共产主义者、知识分子等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分众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更具渗透力，从而增强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形成强大的革命凝聚力。 3.通过大众化表达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广度 （1）使用通俗话语 理论的大众化从来都离不开通俗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上，施存统也“常常盼望有通俗的社会科学书籍出版”[37]。为此，施存统通过改译，即使用平实、通俗的语言风格，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社会的日常语言体系中，“将其由难以理解的'文言文’范式转化为大众易理解、易接受的'白话文’形式”[38] 。例如，施存统译介出版的《现代唯物论》一书，“对于忠实、明白、流畅、通俗四个条件是处处顾到的”[39]；其出版的《辩证法浅说》同样注重以通俗、扼要的文字阐述唯物辩证法，确保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可以理解文意。施存统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本，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广度。 （2）深入浅出阐释政治概念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固然有“共产主义”“民主集中制”等抽象的政治概念。然而，彼时农民大多连政治这个名词都不知道[40]322，大部分工人则不问政治[40]435，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且晦涩难懂的。对此，施存统在论及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时，先将之转化为简单易懂的知识，使之在表达上契合民众的理解逻辑。例如，施存统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把“苏维埃”这一政治概念言简意赅地阐释为一种国家组织。他指出：“如果用共产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苏维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换言之，即是对反对阶级实行强制的组织。”[41]不仅如此，施存统还专门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小辞典》，对“阶级斗争”“革命”等政治概念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这些平实易懂的释义有益于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3）通过鲜活的实例阐释抽象内容 就文本内容而言，施存统的著述不只是纯粹地介绍抽象的理论本身，而是在分析实例中使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传播效果。例如，施存统在《列宁周年运动与中国民众》中阐释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时，不是抽象地罗列理论原则，而是结合中国部分人“还想抱着所谓'国家主义’来救中国，把中国当作中国一国的问题，希望由'中国人’单独解决中国问题”[42]3的实例，来说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走国际主义的道路。[42]3可见，施存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通过用鲜活的内容和实例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具体，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 四、结语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内在诉求，而当时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则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施存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述，与时俱进地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为中国革命向前推进提供了重要文本资源。当然，施存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缩影，我们必须从出版传播视角出发，加强对早期个体、群体宣介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力求客观全面地还原早期理论传播与出版业发展的历史图景，并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总结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Title : A Study on SHI Cunto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Author : LIANG Tianmei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ontribu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and propel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early disseminators of Chinese Marx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mong them, SHI Cuntong, as an important disseminator of Marxism and an early crea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SHI Cuntong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this article us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to sort out a large number of Marxist related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written by SHI Cuntong. By searching through various online and offline channels such as the National Newspaper Index Database, the National Library, the Central Archives, and library materials, this article finds the articles published by SHI Cuntong in various books,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and analyzes their publication status. Using SHI Cuntong and his pen names as the keywords, searching multiple databases, libraries, etc., and collecting statistics on his published works, co-authored works, translated works, monographs, etc.,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ublication overview of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shing and dissemin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ents and dissemination carriers of these writings. Research finds that SHI Cuntong published numerous theoretical articles and books through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These publication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cused on different issues at different stages. Although SHI Cuntong focuses on different issu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is consistent concern and contemplation centers on how to use Marxism to guide and solve major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take the path of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how to develop its future, indicating his emphasi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nd his concern for the fate and future of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dissemination contents, SHI Cuntong bases his work on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dheres to 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In terms of the communication carriers, SHI Cuntong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books,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promote the profoun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SHI Cuntong's practice of spreading Marxism make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Firstly, SHI Cuntong provides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revolution by systematically disseminating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contents, promoting the theory of communist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s, and elucidating the theory of youth movements. Secondly, SHI Cuntong uses characteristic newspapers, systematic contents, and school textbooks to gather revolutionary forces such as communists, advanced intellectuals, and young students. Finally, SHI Cuntong expandes the acceptance of Marxism through popular expressions by using colloquial language, explaining political concepts in a simple and profound manner, and using vivid examples to illustrate abstract contents. SHI Cuntong actively publicizes the Marxist theory by publishing books, writing articles, and using other methods, and spreads Marxism with the times,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literary resour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 SHI Cuntong; Marxism; publishing and communicatio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期刊简介 《出版与印刷》于1990年创刊，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经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术性期刊。本刊专注现代出版与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出版与印刷产业转型发展，促进出版与印刷领域的产教研深度融合。读者对象主要为出版与印刷领域教育、科研及从业人员。主要栏目设有本期聚焦、研究与观察、出版实务、期刊研究、印刷与包装、出版融合、专业人才培养、出版史话等，内容注重学术性、专业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出版与印刷》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扩展期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Scopus 数据库收录期刊。全文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龙源期刊网、钛学术文献服务平台等。2021年入选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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