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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十二）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以5月22日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我军虽然牺牲重大，但收复了三八线南大量失地，且给韩军以重创，总体上是取得了胜利。但自5月22日后，攻守逆势，美军抓住志愿军粮弹耗尽的机会组织装甲特遣队发动突袭，志愿军第三、第九兵团的军事主官麻痹大意、转移组织混乱，对美军的进攻缺乏准备，遇突发情况应对不力，导致防线被破、要地失守，部分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后期志愿军经过铁原、华川、芝浦里三大阻击战，顽强阻挡住了联合国的进攻，但第一阶段进攻成果丧失殆尽，最终的战线反而比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后退了十公里，连第三次战役以来一直控制在我军手中的铁原、金化都陷入敌手。因此，虽然我国在军史上的公开口径一直定性为第五次战役是我军取得了胜利，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第五次战役都是我军在总体上失利。  此役，据战史上公开资料，中朝联军共歼灭联合国军约8.2万人，其中毙伤约6.7万人，俘虏约1.5万人（主要为韩军），但中朝联军自身损失达9.2万人，其中伤亡7.5万人，还有1.7万人被美军俘虏（大部分来自于第三兵团），敌我损失比达1：1.12。尤其不利的是1.7万志愿军被俘，对我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给日后的和谈带来了极大困难。  这样一个结果在战役发起之前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事实上，在胜利结束第三次战役之后，无论是中央还是到志司总部，都一直以发动一次决定性的第四次战役，结束朝鲜战争为目标来筹划部署的。只不过因为美军主动发起了第四次战役，打乱了我军的部署，因此，我军设想中的第四次战役便改成了第五次战役。  在1951年3月1日，毛泽东首次提出第五次战役构想:“双方应尽量避免僵持在三八线上，在第二番入朝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以2个半月时间实施战役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成建制消灭敌军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地区推进。” 基于这样的战役设想，毛泽东除要求志愿军联合司令部继续以第一番入朝部队为主阻止联合国军的攻势之外，要求第二番入朝部队加快进入朝鲜战场。至4月18日，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实际在一线已集结了3个兵团和人民军2个军团的有生力量，总兵力共计60万余人。 而当面之敌，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部队不过6个军团共17个师又3个旅、1个团，全部加在一起仅34万余人。从兵力对比上看，中朝联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除了兵力上占优外，在武器装备上，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前较以前也有了非常重大的更新。当时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37个师的装备已开始到达，各师都成立了炮兵团、高炮营，各团增设了无后坐力炮连、高射机枪连和美国人非常害怕的120迫击炮连。志愿军的各种火炮已增至6千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千余门。这样强大的火力，是我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先进装备。  应该说，有这样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火力，志愿军即使不能取得大获全胜，取得一个不错的胜利总是有把握的，为什么结局却以志愿军的失利而告终？ 这就不得不指出，我军在指导思想和战役组织上犯下了几点错误。 第一是骄傲轻敌。骄傲轻敌，对内主要体现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在经历了四次战役之后，我军既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对美军进攻作战的胜利经验，又有了第四次战役对美军防御作战的胜利实践，我军从上到下均认为在第五次战役如此大的兵力优势和前所未有的装备下，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当时，中央高层的总体认识是：“三次战役证明敌败我胜形势已定”，“赢得战争胜利是肯定的”，“提高战术、技术 ，争取下一战役开始，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  虽然彭德怀在第四次战役时已认识到战争已不如想象中的容易，专门从朝鲜战场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争取到了毛泽东“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指示，但在毛泽东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一起研究了春季攻势的总体作战构时，仍然初步确定“战役在敌军进至三八线南北和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到齐后发起。战役时间大致两个半月，消灭美韩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战役目标虽缩小了不少，但仍定格在“决定性质的一仗”上。到具体的作战筹划准备层面，仍然着眼于争取速战速决。  而此时志愿军虽然在第四次战役中遭到了严重损失，但通过横城反击战、汉江阻击战等，我军又将战线基本稳定下来后，于是一些领导人轻敌的情绪又开始回流，特别是新入朝作战的十九兵团、三兵团的指挥员，还没经过真刀真枪，在轻敌上相对更严重一些，结果在五次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李奇微 骄傲轻敌，对外主要是对美国的实际战力和战术手段缺乏研究。中央决策层没有意识到第一至三次战役美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麦克阿瑟犯了轻敌的毛病。在李奇微上任后，参透了志愿军后勤上的弱点，又通过砥平里战斗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弱点。在范弗里特到任后，更是发挥出了联合国军在装甲部队机动性和空军上的压倒性优势，从而大大抵消了我军兵力上的优势，我军的重炮部队在联合国军的空中威胁下基本上被克制，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五次战役开战前两军真实的战斗力，其实总体上仍然是联合国军稍强。而这一点，从中央军委到志司，乃至苏联和朝鲜的高层都没有意识到。  范弗里特 而对于李奇微和范弗里特的战术，我军也没有做出深入研究。李奇微发明的“磁性战术”，利用了机械化部队快速机动能力，在我军进攻时始终保持二十公里左右，致使我军难以包围，且反被空地火力杀伤。范弗里特采用的机械化特遣队纵深穿插战术，则直接击中了我军对重型武器装备缺乏反制能力的软肋。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汉书》云：骄兵必败。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虽然差异巨大，但基本作战原则仍然相同。我军在战前便已犯下和之前的麦克阿瑟一样的毛病，要想获胜确实太难。 第二是急于求成。彭德怀在好不容易争取到毛泽东“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指示后，本可以按步就班稳扎稳打，回朝鲜后却又意外收到了美军极可能再一次发动两栖登陆的情报。这个情报事后证明存在问题，但却影响了彭德怀的判断。为了粉碎美军这一可能的企图，彭德怀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除了在后方安排了二十万部队专职海岸防御外，又将中央军委原确认的“消灭美韩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扩大为“歼灭美军3个师、韩军2个师、英军2个旅、土军1个旅”，规模反而比中央的基调有所扩大。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认为：“我军虽然参战部队正在开上前线，但如等敌援军上来再攻则坐失良机，加之美军极可能海上两栖登陆，势必逼迫我军两面作战，让我处于不利境地。此役原拟于五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人的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计划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战。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五个师。”  周恩来 彭德怀的这一作战方案遭到了多方的置疑，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和邓华、韩先楚均反对提前发动战役，因为物资准备不充分，新来的部队对前线情况不熟，前线地形还没有侦察完毕。仓促发动进攻，很可能重蹈第四次战役的覆辙。周恩来则在北京提出了善意的意见，认为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一次消灭五个师不现实。但本来就有速胜打算的毛泽东最终还是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案。 韩先楚 第三是指挥混乱。由于主观及客观原因，志司在第五次战役的指挥上，放弃了前四次战役实行的以副司令下沉到兵团直接指挥的方式，而是将指挥权下放到各个兵团，甚至在第二阶段，将所有指挥权都授予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然而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各个兵团指挥层间的配合并不协调，在进攻时难以拧成一股绳，在转移撤退时又各行其事，作战部署朝令夕改、漏洞百出，最终导致局面失控。比如三兵团王近山提前一天安排十五军撤退，十九兵团在六十三军撤退后未通报三兵团一八零师，三兵团十五军芝浦里撤退时又未通知十九兵团六十三军，直接导致一线战场险象环生，一八零师被围，三兵团中央防线全线失守。指挥混乱到最后，连志司自己都不知各支部队具体位置，如果不是幸运联系上第十五军和第六十三军，以及第二十军五十八师的黄朝天出于高度责任感进行的主动防御，第五次战役的结局不堪设想！ 另外，志司在这次战役中还违背军事常识，未设置战略预备队，仅要求兵团级指定数支部队为预备队，但在开始转移时又插手兵团级指挥，提前命令三十九军撤退，直接导致了一八零师被围时无兵可救，这也是一个重大失误。 第四是战术不当。首先是在整体战术上选择不当。在战前志司高层商讨作战方案时，曾就两个方案产生了争论，洪学智、邓华、解方、杜平等人的主张是诱敌深入，“把敌人让到铁原、金化地区再打，因为如果在铁原、金化南面打，我们一出击，敌人一缩，不容易达到毛主席说的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把敌人放进一些来，我们可以拦腰一截，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可以逸待劳，多一些准备时间。”而彭德怀则认为：“在铁原这样的平原开阔地作战，敌人的坦克不容易对付；而且铁原和物开里的大量物资不好转移，因为后方保障基地一动，势必有不小的消极影响。再者，也不排除一味放敌人北进，政治上也有个影响问题，也难以向中央和苏朝高层解释。” 最终，彭德怀动用了最后决定权，仍然按照他的设想推出第五次战役作战方案，为最终的失利埋下了伏笔。在后来的一次都是高级将领参加的抗美援朝经验介绍会上，彭德怀曾当着众人的面这样说道：“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的这句话，既体现了他的胸襟与气度，又是对第五次战役打法的深刻反思。 其次是具体进攻作战时的战术不当。第五次战役前，苏联顾问已经指出缺乏机械化部队协同的轻步兵突击模式难以突破现代化防线，但志愿军仍然采用“大纵深穿插”战术。结果，轻步兵穿插的部队在遇到联合国军坚固防线时难以攻克，基本上没有完成战前制定的作战任务，反而遭到了重大伤亡。 而在一线进攻战术选择上，各级指挥员中很多没有考虑到朝鲜的地形，不考虑火力协同，只知一味地发挥我军战士不怕死的精神，在狭窄的地域推砌人力，以至于造成了严重损失，这里面也多少有轻敌的因素存在。突出的不当战例可以列举3个： 一是第十九兵团。在突破临津江之战，5个师的部队在炮兵火力未到位的情况下，仓猝发起进攻，结果在背水之地遭到联合国军火力的重大杀伤，仅牺牲的战士就达万人，最终六十四、六十五两个军损失近半，导致在联合国军后期反攻时节节败退，只能依靠拼光六十三军才阻止了敌人进攻。 二是第三兵团。在地形局促的山岳地带发起进攻，不仅人员优势无从发挥，反而遭致重大伤亡。典型的象十二军加里山之战，首日三十五师襄阳特攻团的勇猛顽强令人肃然起敬，但如果能做好步炮结合，等炮火支援到位后再发起进攻，就不至于白白牺牲两个主力营；次日蔡师长明码呼叫另一个主力团集结老毛谷，又直接造成战士和大批指挥员数千人的牺牲在美军炮火之下，令人痛心；三十四师在丰岩里作战集结时被美军空中轰炸，有一个主力团被炸残； 三十一师在昭阳江发起进攻时步炮配合失当，结果在韩六师阻击下损失惨重；另一个军十五军也损失很大。 宋时轮 三是第九兵团。虽然进攻韩三军团取得了胜利，但穿插进攻时未考虑到地形影响，导致大批部队难以穿插到位，反被敌军炮火和空中火力杀伤，最终效果不佳。在发起进攻时曾以上百门大炮轰炸韩七师2个小时，虽然起到了良好效果，但却把兵团花费半个月时间储备的炮弹几乎打光，浪费可谓严重，结果是在美军以装甲特遣部队反击，在我军最需要炮兵支援时却无弹可用，甚至在撤退时只能将大量火炮车辆遗弃，致使美军长驱直入，只能靠个别战斗英雄的超人发挥才堪堪脱险，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第五是轻视后勤。早在4月8日，在战役未开打之前，志愿军最重要的物资集结地三登仓库区被美机轰炸，在美机近十个小时的疯狂轰炸中，二百八十七万斤粮食、三十三万斤豆油、四十多万套单衣军服、十九万双鞋和其他九十多节的物资被美军凝固汽油弹付之一炬，直接导致整个战役我方一半以上存粮被毁。随后，汽车四团又被炸毁七十多辆卡车，导致前线部队的粮弹运输出现问题。 此后在马坪里，三兵团的粮站也遭到美机轰炸，大量军粮被毁，直接导致一八零师等部队无法取得补给，这也是一八零师无法坚守，最终溃败的主要原因。 在后勤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志司仍然坚持发起第五次战役，这也导致了绝大部分部队在后期转移中都是忍饥挨饿，战斗力大减，以至于出现军心大乱的情况。 洪学智 此战之后，痛定思痛，彭德怀开始考虑成立后勤司令部的计划，并派洪学智担任首任后勤司令部首任司令，他对洪学智说:“如果一两天没有饭吃，再好的计划都没用。如果这一仗打胜，一线部队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当然，虽然第五次战役我军的教训深刻，但在基层部队的作战实践中，也收获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如五十八师在华川阻击战中发扬了“火力前置，兵力后置”战术，不一味死守，以守带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十五军在芝浦里作战中，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在涟川口作战中，充分发挥了步炮协同战术，给联合国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充分利用坑道、“三朵花”和狙击战术，成功阻击了美军七天，为铁原阻击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谭炳云 此外，我军在战役中展现出远超联合国军的轻步兵单兵作战能力，也令美军感到胆寒。谭炳云单枪匹马阻击美23团8小时，柴云振4勇士朴达峰击溃美军一个营，卜广德7勇士夜袭美炮兵团，于泮宫坚守蛇头岘313高地，刘兴文赵金平朴达峰大败加拿大旅……这些可敬的志愿军先辈，他们用自己悍不畏死的勇气和超高的技战术水平，弥补了我军在战略、火力、后勤上的不足，用鲜血将一场场原本不可能取胜战斗转化为胜利，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得以获胜的最大依仗！ 杜鲁门 第五次战役令中美两国都重新正视了对方。我方通过这一次残酷的战役，终于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想在朝鲜战场获得全面胜利已是不可能的。而美方在占尽主动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局，并且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也使美国高层充分认识到，再在朝鲜战场打下去是徒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对峙的双方都不约而同有了休战的意愿，停战谈判已是势所必然。但敌对的双方不可能主动示弱，否则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这个时候，有一个合适的第三方的介入就极为重要了。 那么究竟谁能充当好这一个中介的角色呢？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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