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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功 文w文
摘 要 清儒程晋芳治《诗》不迷信权威，不专执一家，能平心评议《诗经》毛《传》、郑《笺》之异同得失。对于“诗经宋学”之权威朱熹的《诗》学观，也能公正地进行评议，既能尊崇朱学，也揭其之失。在治《诗》实践中，程晋芳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择善而从，显示了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程晋芳致力于考辨毛、郑之异同得失，阐幽发微，言简意赅，目的在于试图探明《诗经》之古义。程晋芳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并对此展开梳理与研究，对清代乾嘉年间《毛诗》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程晋芳；评议毛、郑；尊朱；汉宋兼采   一、评议毛、郑 程晋芳研治《诗经》，不仅发现“《笺》之与《传》异者，且四五百条”，同时又认为毛、郑之后：“诸家之说，虽皆不得其全，然一斑时见，后人奉若殊珍，而曲直之分往往淆而莫定，譬之两造既备，师听两辞，惟事模棱，莫分曲直，遂欲以两是存之，讵足以了谳案乎？”且后世学者，“去取毛、郑之间，亦间有合者；而自出新意，有夐出毛、郑之外，足以胜之者”，故程晋芳认为：“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弃古，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程晋芳取毛《传》、郑《笺》，“条其同异，杂取诸家辨正，复断以己意”。显然，评议毛、郑，是《毛郑异同考》一书的重要内容。
1.比较毛、郑之异同优劣 程晋芳比较毛、郑之异同得失，主要遵循“毛、郑同而是者不录，其同而未确者，亦取而辨之”之原则。正因为如此，程晋芳在按语中常常指明“此《笺》胜《传》”，或“此《传》胜《笺》”，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多数情况下，程晋芳能针对毛、郑之异进行发明，进而比较二者之优劣。如《葛覃》“害澣害否”，《传》：“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笺》：“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传》认为公服、私服有别，故指出“私服宜澣，公服宜否”。《笺》以为公私皆澣，故而不从《传》义，别立新解。针对二家之别，晋芳下案语指出毛《传》为优，其云：“郑好举典，六服岂可澣耶？观下《传》可知矣，只是近体之衣耳。毛义为长。”其实，在程晋芳之前，清儒陈启源也有类似之看法：“'害澣害否’，毛以为问词，郑以为无所偏否，皆当澣之。窃谓毛说胜也。上以污、澣对言，此以澣、否对言，意各有当，如郑说则太复矣。”显然， 程晋芳不仅考辨毛、郑之异，对于毛、郑义相同，而宋以降诸家《诗》说或有新解时，程晋芳也予以考辨。如《天保》“俾尔戬谷”，毛《传》：“戬，福。谷，禄。”郑《笺》：“使女所福禄之人。”此处毛、郑义相同，但因后世有新解，故晋芳下按语曰：
2.辨毛、郑之得失 《葛覃》“葛之覃兮”之案语：“毛《传》简质可从，盖此直是赋耳。” 《有杕之杜》“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之案语：“大抵《传》义简质可从。” 《大东》“有捄天毕，载施之行”之案语：“宋人多用毛说，盖以其简质也。” 《渐渐之石》“渐渐之石，维其高矣”之案语：“《传》简质，义已尽。” 《樛木》“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之按语：“《传》义简明。” 《楚茨》“先祖是皇”之按语：“此及《信南山》、《泮水》《笺》皆作'暀’，《泮水》训'暀’作'往’，与此及《信南山》小异，然皆不及《传》之简明，故宋以降多从《传》。” 《信南山》“维禹甸之”之按语：“此二义亦可并存，而毛义简明，不可以郑之典雅而轩郑轾毛也。” 《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之按语：“毛义简浑，而《笺》亦可通。” 另一方面，程晋芳治学反对士子“泥古以疑今”、“是今而弃古”，认为士子这样做“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故其对待“诗经汉学”权威之毛《传》，也能持其平，在充分肯定毛《传》之得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如《葛覃》“薄污我私”，毛《传》训“污”为“烦”，晋芳按语曰：“《传》义未备，得《笺》与《释文》乃益明。”程晋芳在指出毛《传》之不足的同时，也指出了需借助郑《笺》与《经典释文》之解，“污”义方才显明。
3.指明后人对毛《传》、郑《笺》的接受情况 通常情况下，程晋芳在案语时能明确指出何人从《传》，何人从《笺》，如《干旄》“素丝祝之”，《传》：“祝，织也。”《笺》：“祝当作'属’。属，着也。”晋芳案语曰：“'祝’训为'织’，他本末见其义，毛由上文'纰组’而来，故为织也。郑喜破字，训'属’则易解。刘熙《释名》：'祝，属也。’想本于郑。颖滨、朱子、华谷皆从郑，吕氏从毛。”另外，晋芳还指出后人弃《传》、弃《笺》情况，如《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晋芳按语曰：“郑《笺》此条久为宋元以来讲家所弃，本不甚明妥，亦无庸深辨。毛说似长。朱子云：'虽居幽隐，亦常有临之者；虽无厌射，亦常有所守焉。’第详观毛义，似训'不’为'丕’，古字'丕’作'不’言。丕颖之地若临之，无倦之时若保之耳。朱注亦觉微拗。” 其次，晋芳还常指明后人对其他学者《诗经》学观点的接受情况。除毛《传》、郑《笺》之外，后人对《诗经》多有解读，形成了各种《诗》学观点。晋芳在比较毛《传》、郑《笺》之异时，常征引这些不同的观点以完善毛《传》、郑《笺》之不足，并指出后世学者对这些观点的接受情况。如《氓》“靡室劳矣”，《笺》：“靡，无也。无居室之劳，言不以妇事见困苦。”晋芳案语曰：“此句毛无《传》，《笺》义未允。苏氏云'不以室家之劳为劳’，固胜郑义，南宋以来多遵用之。”针对毛无《传》，《笺》义未允的状况，晋芳认为苏辙“不以室家之劳为劳”的观点“固胜郑义”，并指出南宋以来对苏辙观点的接受情况。 程晋芳在梳理后人对毛《传》、郑《笺》的接受情况时，并非简单地指出后人的从、弃情况，而是常常予以评判，断其是非，如前文引苏辙之观点，晋芳以“固胜郑义”断之，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晋芳梳理后人对《诗经》学的接受情况，有明显的学术史倾向，对《诗经》学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二、尊朱与揭朱之失 在《诗经》发展史上，朱熹《诗》学体系影响也很大。“朱熹《诗》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诗经宋学’由萌芽、成长发展到趋于成熟的阶段”。“诗经宋学”主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朱熹在《诗经》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确立了不同于汉唐的解经体系与解经方法，宣告了“诗经宋学”的诞生，其《诗集传》也成为“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基本上是一统天下，且影响一直持续至清代。清初，随着考据之风的兴起，“诗经清学”崛起，“诗经宋学”开始式微，但朱熹《诗》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学界治《诗》以朱为宗者不乏其人。 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前期，随着《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诗义折中》两部官书的出现，“预示着学术转型的重要信号”。特别是“《钦定诗义折中》规定的'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和'根据毛郑订正其讹’的方针，却成为乾嘉时期《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乾嘉考据学风兴盛的大背景下，《诗经》学研究由尊崇朱学而转向尊崇毛、郑。程晋芳《毛郑异同考》就出现于由“诗经宋学”向“诗经清学”转型时期。程晋芳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但他的《诗》学观点与四库馆臣重汉学轻宋学的主流观点不合。司马朝军曾拿程晋芳的《诗》学观与《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比较，认为“程晋芳的《诗》学观与《总目》相反” 。由此可见，程晋芳研究《诗经》仍然尊崇朱学。这与他一贯学宗程朱的思想相一致，他在《正学论》中曾明确说明：“由汉及唐，孔孟之真《传》不显，而学行合一，默与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贤出而圣学大明，修齐治平之理较然为一，……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脉者，四百年中且数百人，其尤著者数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谓俯仰无愧者。”又云：“守程朱之正脉，自治于衾影幽暗之中，博学于文，约之于礼，措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于世之为学者焉。”可见，程晋芳治学极为推崇朱学，其治《诗》也是如此。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就大量引用朱熹《诗集传》的观点。程晋芳在抄录每条内容之后所附之按语中，常常征引宋元明清以来的诸家《诗》学观点。他曾在抄本前所附的《凡例》中说：“是书之作，非特辨毛、郑得失，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载之，而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但据笔者统计，在实际征引中，按语中引用诸家之说最多的不是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而是朱熹的《诗集传》。其中，征引《诗集传》凡79次，超过了征引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73次。这颇能说明程晋芳对朱熹《诗集传》之重视。  程晋芳在引用朱熹《诗集传》内容时，对朱熹合理的训解常常予以肯定。如《大叔于田》篇，晋芳释“两骖如手”时按语曰：“（《传》、《笺》）二义微异，而皆可通。宋人多从郑解，朱子曰：'两服并首在前，而两骖在旁，稍次其后，如人之两手也。’于郑义尤有发明。”显然，晋芳认为朱熹之解发明郑义，是可取的。再如《何人斯》篇，晋芳释“云何其盱”时按语曰：“孔述《传》意，似与《笺》异，然皆未安也。朱子引《易》及《字林》、《三都赋》'盱’为'张目’之义云：'何不一来见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此最得之。”不难看出程晋芳对朱子训解的肯定。此外，程晋芳的按语中常常提及朱子之说“最明晰”、“尤明确”、“胜旧说”、“诸家解说未有能胜之者”等，显然都是对朱熹《诗经》学的推崇。 当然，身处学术转型时期的程晋芳，对朱熹的推崇也并非没有动摇。表现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在引用《诗集传》内容时，也能揭其之失，表达出不同的见解。如在《南山有台》篇中，晋芳释“遐不眉寿”之“遐”时按语曰：“朱子训'遐’为'何’，未敢信为然也。”再如《小宛》篇之“而月斯征”，晋芳释此句按语曰：“朱子曰：'我既日斯迈，则汝亦月斯征矣。’训'而’为'尔’，详上下文，恐亦未安。”再如《菀柳》篇“上帝甚蹈”，朱子云：“蹈，当作神。”晋芳认为此解“则是远矣”。再如《卢令》“其人美且鬈”，《传》：“鬈，好貌。”《笺》：“鬈读当为权。权，勇壮也。”晋芳按语曰：“传本《说文》，不应有误。但《说文》云：'髪好也。’而毛公无'髪’字，遂觉不明，或传写失之耳。此义似无可易。正义曲为笺说，不能胜也。朱子训'鬈’为'须髪好’，于《说文》之义别增'须’字。宋贤如此等似未可从。”当然，由以上所引之例不难看出，程晋芳在揭朱 有时，程晋芳还通过将朱熹之解与他人进行比较，指出朱熹之解不若他人。如《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传》：“狐赤乌黑，莫能别也。”《笺》：“赤则狐也，黑则乌也，犹今君臣相承，为恶如一。”晋芳按语云：“笺较胜传。朱子谓狐与鸟'皆不详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则国将危乱可知’，似又胜郑。郝氏敬曰：'耳闻目击，莫非凶类。’则更胜朱矣。”再如《破斧》“四国是遒”，《传》：“遒，固也。”《笺》：“遒，敛也。”晋芳按语云：“朱子云：'遒，敛而用之也。’兼用毛、郑义，终不及曹纯老直训'遒’为'聚’为简截也。” 三、兼采汉宋 程晋芳为学“笃守程朱”，虽“综览百家，出入贯串于汉宋诸儒之说，未始不以程朱为职志也”。前文所提及的程晋芳推崇朱学，实际上也是其崇尚宋学的表现。在《毛郑异同考》中，程晋芳在比较毛《传》、郑《笺》之异同时，常常征引前人《诗经》学观点。据统计，程晋芳在解《诗》时，大量征引了宋元明清以来的宋学家的《诗》学观点，主要包括欧阳修《诗本义》、朱熹《诗集传》、苏辙《诗集传》、严粲《诗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王安石《诗经新义》、曹粹中《放斋诗说》、毛居正《诗经正误》、程颐《诗解》、张载《诗说》、王应麟《诗地理考》、范处义《逸齐诗补传》、李樗《毛诗李黄集解》、吕大临《诗说》、刘敞《诗经小传》、刘彝《诗经中义》、季本《诗说解颐》、杨慎《升庵经说》之《诗经说》、黄一正《诗经埤传》、郝敬《诗经原解》、张彩《诗原》、徐光启《毛诗六帖》、朱道行《诗经集思通》、唐汝谔《毛诗微言》、曹氏《毛氏诗札》、李光地《诗所》、朱鹤龄《诗经通义》、秦松龄《毛诗日笺》、陆奎勛《陆堂诗学》等。其中，程晋芳对于朱熹《诗集传》、苏辙《诗集传》、严粲《诗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等书都是大量征引的。从程晋芳所引宋学家的《诗》学观点及次数来看，《毛郑异同考》确实是崇尚宋学的。 此外，程晋芳在说《诗》时，常常对宋人治《诗》之观点加以肯定，此也可以看作是他崇尚宋学之表现。如： 《关雎》“优哉游哉”之按语：“毛、郑皆训“悠”为“思”，无可易，而训诂未有以“悠”为“思”者，荆公曰：“悠者，思之长也。”义乃完足，宋人讲解俱有可取，大率类此。”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之按语：“朱子曰：“采采，非一采也。”汉唐诸解有待宋始明者，此类是也。” 《七月》“朋酒斯飨”之按语：“'朋酒斯飨’，毛《传》以为党正饮酒之礼，郑《笺》以为国君大饮烝之礼，说既截然不同。朱子本张子之言，以为'民飨其君’，至今多用其说。陈长发力辨其非，欲从古训，不知朱子《语录》言之已详。执成周太平之礼，解豳国质朴之风，未见其得也。自以宋义为归，未敢高言汉学。” 《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之按语：“朱子曰：'言东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劳甚矣。’义似浅直而最确切。宋贤说经岂可尽废耶？” 程晋芳崇尚宋学，认为宋儒说经不可尽废，但他也意识到了宋儒治《诗》存在不足之处，指出：“宋贤之说经也，一则苦于澜翻，一则好为臆断。”正因为如此，他在《毛郑异同考》中，常常指出宋儒治经之弊，如： 《采蘩》“于以采蘩”之按语：“宋贤好虚义。” 《芄兰》“容兮遂兮”之按语：“盖宋学尚虚耳。”  程晋芳意识到：“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他不满于汉、宋学者互弃的做法，认为真正的有志之士应该做到：“必不为俗拘，不泥古，不遗今，博学而反求诸约，养心而不弊于欲，卓然为儒大宗，岂必专守一家，蒙龊龊小夫之诮哉？”因此，程晋芳治学主张汉宋兼采，强调不偏废汉宋，不专守一家。他认为：“今之学者，类稍知读注疏，不尽从事宋学矣。然即一经之中，注、疏之异同得失，亦未易辨也。即如小毛公之于《诗》，得六世之《传》于子夏，其言简质而深密，诚有如李清臣、叶梦得所称者。康成出而申毛，以难三家，遂使三家坐废。然《笺》之与《传》异者，且四五百条。宋贤谓康成以《礼》释经，与毛乖迕，然岂无郑得而毛失者乎？……且宋贤之说经也，一则苦于澜翻，一则好为臆断。然去取毛、郑之间，亦间有合者；而自出新意，有夐出毛、郑之外，足以胜之者。士人或泥古以疑今，或是今而弃古，皆未可为平心善学者也。”不难看出，晋芳治毛《诗》，意识到汉宋诸儒各有优长，故而在解《诗》时能做到兼采汉宋。 《毛郑异同考》兼采汉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程晋芳在书中运用到了乾嘉汉学之考据、训诂的方法。如卷二《墙有茨》“中冓之言”，《传》：“中冓，内冓也。”《笺》：“'内冓’之言，谓宫中所冓成顽与夫人淫昏之语。”《经典释文》：“冓，本又作'遘’。”程晋芳按语云： 按：遘者，邂逅之意。此“冓”字与“遘”不同，古字多借用，故或作遘也。《说文》：“冓，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汉·梁王共传》：“听闻中冓之言。”应劭曰：“中冓，材遘在堂之中也。”师古曰：“构，谓舍之交积材木也。”吕《记》独取应说，近之。朱《传》取颜说，当以其本《说文》也。则与“堂构”义近，非“构合”之“构”。《传》云“内冓”义，或在此。而《笺》以“宫中构成”解之，则以“冓”为“构”，失《诗》之旨矣。《玉篇》“冓”作“㝤”，云“夜也”，引《诗》“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义本《韩诗》。夫“冓”既从宀，则为“㝤”字之形，仍从材木之训，可也。齐、鲁、韩三家说《诗》多杜撰，《玉篇》不用《说文》而据《韩诗》，疏矣。 由此按语不难看出程晋芳在解经过程中也善于使用汉学家。程晋芳治经虽崇尚宋学，但他及官京师时，曾“与笥河师、戴君东原游，乃治经，究心训诂”。正因为如此，清儒江藩在撰《汉学师承记》时，将程晋芳列入汉学家系列，可见江藩认为程晋芳治经宗汉学。由此不难看出，程晋芳治《诗》，不仅在理论上有兼采汉宋之意识，在实际操作中，也是重宋学而不完全废弃汉学。 其二，程晋芳在书中大量征引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内容，也反映了他治《诗》兼采汉学。程晋芳撰《毛郑异同考》，于“陈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在引用次数方面仅次于朱熹《诗集传》。关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四库馆臣认为此书“诠释经旨，一准毛《传》，而郑《笺》佐之，……于汉学可谓专门。……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毛郑异同考》引用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常常是大段征引该书内容，或独立成文，或将其置于所录《正义》文后。程晋芳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兼欲学者博观宋以降书”，其主要目的应该还是在阐明其治《诗》兼采汉学的主张。 结 语 程晋芳生活于由“诗经宋学”向“诗经淸学”转型时期，故其治《诗》也带有学术转型时期的相关特点。虽然程晋芳的学术思想与宋学相近，但其在治《诗》实际中却能贯穿汉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故其既能平心评议毛、郑之得失，也能较为公正地评议宋元明清《诗》学观。这与之前的宋明学者一味地尊朱有别，与乾嘉汉学大兴后的《诗经》学者尊奉毛、郑也不相一致。程晋芳治《诗》，在比较毛、郑之异的同时，无论是评议毛、郑之得失，还是尊朱与揭朱之失，兼采汉宋之学，均能反映出其在解经过程中并没有一味地盲从一家。即使是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这样权威的《诗经》学著作，程晋芳也能持论公允，择善而从。这也充分显示了程晋芳治《诗》态度的谨慎与严谨。 （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陈功文，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来源：《应天文化季刊》2022年秋之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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