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中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发展的重心地带，也是文献记载的“少昊之墟”和太昊氏后裔分布之地，但长期没有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直到2018年，山东宁阳于庄东南遗址出土了大汶口文化陶文，填补了此类陶文在该地区的分布空白。本文在这一前提下对太昊氏与少昊氏有关问题做了重新探索，认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炅（昊）”族首先在鲁中南一带兴起，并创作了标识族群身份的陶文作为族徽，后来分化出少昊氏与太昊氏两个支族；太昊氏主要分布于鲁中南至豫东皖北一带，后来逐渐融入了当地龙山文化之中；少昊氏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和鲁东南一带，大汶口末期迁入鲁东南，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走向繁荣和强盛，龙山文化晚期少昊氏迁往鲁中南，分裂成皋陶和伯益等分支。宁阳于庄大口尊及其陶文应出自祭祀坑，很可能是太昊氏的遗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鲁东南莒县陵阳河等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陶文，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唐兰等先生通过研究认为，这些陶文与文献记载的太昊氏和少昊氏应有密切关系。到了90年代，皖北蒙城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陶文，并引起新一轮关于太昊氏和少昊氏的考证研究。但在传为“少昊之墟”所在地、大汶口文化分布重心地带的鲁中南地区，却长期没有发现这种陶文，这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惑，拥有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滕州岗上等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的鲁中南地区难道真的没有陶文吗？直到2018年，在宁阳于庄东南遗址出土了大汶口文化陶文，填补了此类陶文在鲁中南地区的分布空白，这一疑惑才得到解答，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本文就在这一新的学术背景下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太昊氏和少昊氏进行考古学探索，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一、于庄陶文的发现和年代根据现有报道资料可知，该遗址位于宁阳以北伏山镇于庄东南，面积2.5万平方米，东距泰安大汶口遗址28公里，北距泰山顶50公里。为了配合宁梁高速公路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8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灰坑141个，灰沟12条，水井2眼，墓葬4座及柱洞26个，出土大量陶片及少量瓷片、兽骨、石器等遗物，年代主要包括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战汉及北宋、明清时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较多，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其中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可以灰坑H129、H137为代表，出土陶片的可辨器形主要有夹砂灰陶尊、夹砂红褐陶或黑陶扁凿形足鼎、夹砂灰陶或红褐陶罐等，发掘者从陶器形制分析认为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值得注意的是，在H129出土了一件夹砂灰陶大口尊，此坑为规整的圆形坑，直壁平底，填土较纯净，很可能是祭祀坑，大口尊斜置于坑底一侧，大口尊口径32厘米，高62厘米，在外壁刻有陶文，可简称为“日火山”组合。（图一）这件大口尊形体硕大厚重，保存基本完整，唯口部略残，形制为圆唇折沿，深直腹，下部收成尖底，外壁通体饰斜篮纹。其形制特征比较鲜明，尽管该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详细公布，但通过与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其他大口尊的比较，这件大口尊的年代基本可以明晰。在可比材料中，莒县大朱村遗址M17出土和发表的器物较多，也随葬了1件刻有陶文的大口尊（图二：8），其形制与于庄这件大口尊的形制特征基本相同。大朱村M17随葬的其他陶器也比较典型，如宽折沿直腹盆形凿足鼎、长颈长流深腹盉、敞口有座高柄杯等（图二：1-7），发掘者判断其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来有学者通过详细排比分期，将此墓断在大汶口文化6期11段中的第6期第10段。按照原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公元前3000年—前2600年的年代范围，大朱村此墓年代应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由此可知，于庄东南遗址这件大口尊的年代应与之相同，大口尊上刻画的陶文也基本同时或略早。实际上，目前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其他种类陶文的年代范围也普遍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或略晚。二、 陶文与太昊氏、少昊氏的认定据笔者初步统计，目前已在至少13处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陶文，主要包括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日照尧王城、苏家村、五莲丹土、诸城前寨、胶州赵家庄、宁阳于庄，安徽蒙城尉迟寺、固镇霸王城，江苏泗洪赵庄、南京北阴阳营等，另在莒县仕阳和曲阜西夏侯等遗址也可能发现了这种陶文。（图三）这些遗址的分布范围广大，为其他史前文化所未见，其中宁阳于庄和泗洪赵庄的陶文都是最近几年的新发现，填补了鲁中南和苏北地区此类陶文的分布空白。这些陶文可分为10余种，刻画在30余件大口尊上。其中与太昊氏、少昊氏关系最密切的陶文是“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图四）唐兰、李学勤等先生主张，这两个组合可分别释为“炅”和“炅山”，田昌五先生又进一步认为，这里的“炅”字“其意应是太皞和少皞之皞字，有如后来铜器上的族徽”。我们对这些认识表示赞同，并大致推测，“昊”字应即“日火”组合的“炅”字之本体。而这两种陶文组合在莒县陵阳河、宁阳于庄、蒙城尉迟寺及固镇霸王城等跨越数百公里的遗址中都有发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说明这些陶文已具有稳定的“字形”，应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原始文字。大汶口文化还有两种陶文与太昊氏、少昊氏密切相关。一种是圭首形陶文，有的两侧还有对称的歧牙，有学者认为这是羽冠的象形，圭首形代表冠徽，两侧的歧牙代表羽毛。而蒙城尉迟寺遗址就出土了一件陶制鸟神器，由鸟身、圆锥形（两侧有对称歧牙）、圆柱形组成，近年有学者认为是带有茅草或羽状装饰的陶祖，是祖先崇拜和鸟崇拜的反映。我们看其各部位与圭首形陶文基本可一一对应，因此很可能是羽冠崇拜即鸟崇拜的一种象形和转喻形式。由此也能与“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陶文产生联系，如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日火山”组合在最下部另有一个台形图案，可与鸟神器下部的圆柱形对应起来。（图五）这就意味着，“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上部的“日”部分应相当于鸟神器的顶端鸟身部分，进而整个组合也应是太阳崇拜和鸟崇拜的反映。这与有关文献记载也能相符合，如《论衡·诘术》云“日，火也。在天为日，在地为火”；《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也载“火气之精为日”；同书引《皇王世纪》则云：“太昊……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可知日即是火之意。而《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论衡》等文献又有“日中有三足乌”的记载，可知太阳也即鸟之意。另一种陶文是“日火+羽冠”上下组合，也与太昊氏、少昊氏相关。目前这种组合仅发现于尉迟寺遗址，而单独的“日火”及羽冠陶文已在陵阳河、大朱村、尉迟寺等遗址有发现，其中羽冠陶文李学勤、杜金鹏等先生已指出，应代表羽毛做成的羽冠。尉迟寺的“日火+羽冠”组合则是将这两个单独存在的陶文上下组合在一起，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已经出现了类似后世汉字偏旁部首的做法，可以按照想要表达的含义组合成新的陶文，这是颇为重要的信息。（图六：1-5）受这种组合方式的启发，我们认为“日火山”组合也应是两个单独存在的陶文上下组合而成，因为上部的“日火”组合已在多个遗址反复发现，证明是单独存在的陶文，则下部的“山”字陶文也应是单独存在的，“日火山”组合陶文的发现已经证明了这一判断，当然今后也可能发现单独的“山”字陶文。（图六：6）这同时也表明，当时应存在祭山传统，对此相关文献记载也能佐证。《论语·季氏》载“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汉何晏《集解》引孔传云，颛臾“为东蒙主”是“使主祭蒙山”。按，颛臾是太昊氏之后，在今鲁中南平邑县东（详下），蒙山是山东沂蒙山的重要组成，主要分布于平邑、费县一带。这表明，颛臾在蒙山专司祭祀自己的祖先太昊氏之事。《史记·封禅书》曾述上古至秦皇汉武封禅泰山事，《正义》引张晏注云：“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可见，颛臾在蒙山祭祀太昊氏应是借助高山与天上的祖先神沟通。山东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有广泛的祭山传统，目前可以明确的就是在鲁东南和胶东4处地点发现的玉石牙璋，多出自山区石缝中，显然应是祭山瘗埋的遗存（详后）。至于《史记·封禅书》记载的战汉时期“齐地八主”，其中有些名山已发现祭祀用玉器等遗存，对此有学者近年已做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可供参考。综合以上认识可以认为，“日火”组合与“日火山”组合的陶文（及其他有关陶文）应是史前东夷族太昊氏和少昊氏创造的原始文字，尤其“炅（昊）”和“炅（昊）山”，应是太昊氏与少昊氏表达自身族群标识的族徽，也是史前东夷人盛行太阳崇拜、鸟崇拜和祖先及山川崇拜的反映。如果从远古神灵崇拜的演变轨迹看，很可能是先有太阳和鸟及山川等自然物神灵的崇拜，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加剧和权贵阶层的出现，又发展为由权贵阶层作为人神代言人的祖先神崇拜和祭祀，反映的应是史前东夷人多元一体的精神信仰。总之，大汶口文化陶文等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的太昊氏和少昊氏关系的认定，成为我们讨论其他相关问题的基础。三、太昊氏的分布、发展与演变关于太昊氏的分布范围，文献记载主要有两条：《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陈，太昊之墟也”，陈即今河南淮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的“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历代考证任在今山东济宁，宿和须句均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这些周代古国都奉祀太昊氏，其中陈国在豫东平原，出土大汶口陶文的蒙城尉迟寺遗址则在皖北平原，豫东与皖北相连都属于淮北大平原的一部分，因此尉迟寺的发现与陈为“太昊之墟”的文献记载是大致相符的。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古国集中分布在鲁中南的北部，其中宿和须句位置毗邻，并靠近古济水东岸，可知“有济之祀”应主要由这两国主事，而颛臾地处沂蒙山中，上文已证其在蒙山专司祭祀太昊氏之事。鲁中南地区是大汶口文化分布的重心地带，历年来已对泰安大汶口、邹城野店、滕州岗上等大汶口文化中心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遗存十分丰富，但一直没有发现陶文。因此，在宁阳于庄陶文出土之前，考古学界包括笔者在内多主张鲁中南一带应不存在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并对太昊氏后裔任、宿、须句、颛臾四国分布在鲁中南的文献记载采取搁置不议的态度，或认为这四国是后来从豫东向北迁入的，或认为鲁中南长期未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当“另有原因”，以待将来的考古工作。但顾颉刚先生通过梳理文献坚持认为，古济水和沂蒙山区才是太昊氏的“遗墟”，这四个古国并未发生迁徙，而是太昊氏留在这里的“裔孙残余”。我们通过上文对颛臾在蒙山主祭太昊氏的分析也能看出，这四国对古济水和蒙山的祭祀应是一种承自史前的古老传统，充分说明了它们与太昊氏之间的渊源关系。现在宁阳于庄陶文的发现，可以说印证了《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这条记载的真实性，也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正确判断。另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周初分封的郜国应在今鲁西南成武县的城湖古城址，郜的音义可与皞、昊相通，因而郜国也应在太昊氏的分布范围之内。从近年在定陶十里铺北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出土有大批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及汉唐文化遗存，其中包括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以及岳石至晚商时期的城址，都是前所未知的重要发现。相信今后鲁西南会有更多考古发现，更完整地将鲁中南和淮北平原连接起来。由此可知，太昊氏至少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陶文开始，就分布于鲁中南至豫东、皖北一带，以由东向西南倾斜的山地丘陵和冲积平原为主要地貌特征。（图三）据研究，该地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分属于西夏侯类型和尉迟寺类型，尉迟寺类型又可称为“颍水类型”。在这一广阔地域内，目前已在蒙城尉迟寺、宁阳于庄和固镇霸王城三处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陶文，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相关发现。仔细分析还能发现，尉迟寺刻画陶文的大口尊多出自祭祀坑和儿童瓮棺葬中，如JS4、M96、M215等（图七），另外房址也出有多件大口尊，但均不刻画陶文，而宁阳于庄刻画陶文的大口尊也出自祭祀坑，鲁中南已发掘的成人大墓中也未出土刻画陶文的大口尊，这与少昊氏所在的鲁东南地区多出于成人大墓明显不同（详下）。而且尉迟寺还发现了以12件大口尊为组合埋葬的大型祭祀坑（JS10），并有两件大口尊上刻有陶文，因此这里的瓮棺葬可视为将儿童献给神灵的祭祀遗存，与宁阳于庄祭祀坑的性质是一致的。这都反映出尉迟寺和于庄大口尊及其刻画陶文的密切联系，因此笔者倾向认为宁阳于庄陶文应是太昊氏的遗存。另外，在太昊氏分布范围内还有一种实足陶鬹值得注意，目前已在鲁中南邹城野店、枣庄建新、邳州梁王城，豫东商水章华台、皖北尉迟寺等遗址有发现，这种陶鬹整体形制呈鼎形，以短流、粗颈、实足为最大特点（图八），这是少昊氏所在的鲁东南地区很少见的。由此可推断，尽管大汶口文化晚期该地域分属不同文化类型，但也能反映出太昊氏分布范围内文化联系的密切性。关于太昊氏的发展与演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豫东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应是从鲁中南迁移而来的，时间可早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对此已有多位学者做了深入分析。我们从上文列举的鼎形鬹也能看出一二，例如野店的此种陶鬹为小流口、深腹，而尉迟寺和章华台鬹的腹部变浅、流口变高，章华台鬹的三足近铲形并有附加堆纹（图八），章华台同出的其他陶器多个体较小，出现冥器化的趋势，类似趋势在豫东郸城段砦等遗址也可以见到，这些都是大汶口文化之末的特征。由此可见从鲁中南南部向皖北豫东迁移的轨迹。其次，皖北豫东的大汶口文化后来应逐渐融入了当地龙山文化之中，对此学者们早年也有论及，但考古资料只有郸城段砦等少数遗址，证据尚嫌薄弱。近年笔者主持发掘了禹州前后屯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较为丰富，该遗址与商水章华台、禹州瓦店等同处颍河中上游，出土的凿足鼎、乳足鼎、细足捏流鬹、圈足罐等，形制上整体处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与禹州瓦店等遗址所见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之间，多数应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过渡性遗存，这就使得豫东大汶口文化沿颍河向西发展和融合的轨迹逐渐明朗。（图九）值得注意的还有淮阳平粮台遗址，这是目前所知豫东发现的唯一龙山文化城址，其面积尽管很小（5万平方米），但平面规整方正，并有门卫房和陶制排水管道等，近年又发现了透雕玉冠饰残片和刻饰兽面的陶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遗存。城址使用于龙山中晚期，年代上限经碳十四测年在距今4300年或4500年前后。也出土了少量龙山早期遗存，文化性质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很接近，城址又是在大汶口晚期堆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而与《左传》记载的“太昊之墟”相符合，所以该城址很可能是由太昊氏或其后裔建立的。发掘者结合《竹书纪年》的记载，认为该城址应是太昊氏的都城宛丘。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城址的年代应晚于太昊氏，并结合《史记·周本纪》周初曾分封虞舜之后妫满于陈的记载，主张应是帝舜有虞氏的都城。另有学者认为，龙山时期分布于豫东、鲁西南至皖西北的造律台类型（又称王油坊类型）应是有虞氏的遗存，其不少文化因素应来自当地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总之，太昊氏的分布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比较长的演进过程，不但成为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化及社会面貌的转变，而且从淮阳平粮台城址的情况看，到龙山时期社会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帝舜相关。四、 少昊氏的分布、发展与演变关于少昊氏的分布范围，文献记载主要有四条：《左传·定公四年》的“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即建于曲阜的鲁国；《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郯子曰：吾祖也，吾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国在今鲁东南的郯城；《左传·隐公二年》正义引“莒，嬴姓，少昊之后”，莒国在今鲁东南的莒县；《左传·庄公二十六年》的“齐人取徐”，《左传·昭公元年》又有“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徐即淮夷”，经历代考证，徐地在今安徽泗县或邻近的江苏泗洪县。以上四个古国中，前三个是周初分封的，其中莒和郯都是袭封的土著东夷古国，鲁国尽管是外封来的，但“少昊之虚（墟）”显然是曲阜一带嬴姓奄民由来已久的东夷地名。徐国是由淮夷建立的古国，周初并未受封，后来被周王朝征伐而南迁至江淮地区。另外还有四条记载也有价值。《左传·昭公十七年》的郯子述少昊氏“以鸟名官”故事中提到了爽鸠氏，《昭公二十年》记载爽鸠氏居于临淄；《春秋·桓公三年》的“公会齐侯于嬴”，此地当为嬴姓少昊氏的一支建立的嬴国，故城在今莱芜羊里镇城子县村；《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隐公）使营菟裘”，杜注菟裘为鲁国城邑，“在泰安梁父县南”，另据《史记·秦本纪》载，菟裘氏为嬴姓，学界一般据杜注认为其地在今新泰西楼德镇一带，但笔者以现有考古资料认为，菟裘城很可能在楼德以南不远的泗水尹家城遗址；《左传·闵公二年》提到的密，杜注密为鲁地，“琅琊费县北有密如亭”，《世本》则载密如为嬴姓古国，在今费县北。这四条文献提到的嬴、菟裘和密（密如）三邑都在曲阜周围不远，爽鸠氏则在鲁北临淄附近。以上文献记载的莒、郯、徐三国应为嬴姓少昊氏建立的夷人古国，鲁国则是外封来的，其他城邑也应为少昊氏建立的小国，只不过到周代已逐渐消亡，被齐、鲁等国所兼并。由这些古国或城邑的地望位置可知，少昊氏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鲁中南和鲁东南的山地丘陵地带，南至苏北平原一带。（图三）据研究，该地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属于西夏侯类型和陵阳河类型，以及苏北的赵庄类型。尽管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但相互之间的文化共性是主要的。这一点从两条文献记载也能得出重要线索。《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所述少昊氏故事中，记录了“鸟名官”的详细情况，五鸟、五鸠（包括爽鸠氏）、五雉和九扈各有名号，各有司职；《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言齐地临淄一带春秋之前的历史，从少昊氏的一支爽鸠氏，到季荝、逢伯陵和蒲姑氏，再到西周姜太公建立的齐国。这两条文献追述的历史最远可达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少昊氏和爽鸠氏，距春秋时期已有2000多年，若不是有共同的文化渊源背景，很难想象分处少昊氏分布范围南北两端的齐地和郯地能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史料。考古遗存方面就是鲁东南和苏北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文。迄今在该区域已有至少9处遗址发现了这种陶文，尤以莒县的陵阳河、大朱村和杭头3处遗址最为集中，其他6处遗址分布比较零散，但整体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的嬴姓少昊氏分布范围基本相符，尤其苏北泗洪赵庄近年也发现了陶文，而文献记载的嬴姓徐国就在这一带，两者相吻合。（图三）而如前文分析的，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目前只有3处遗址发现了陶文，遗址数量远不及该区域。而且该区域发现的陶文种类也远多于太昊氏分布范围，目前已发现10余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表达多重精神崇拜的“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陶文；二是表达权力崇拜的“戉”或“斤”字陶文；三是表达鸟和羽冠崇拜的圭首形陶文。其中第一类陶文发现最普遍，第二、三类陶文则多出自莒县诸遗址，但近年日照苏家村和泗洪赵庄两遗址的发掘都出土了第三类陶文（图一〇），相信今后在该区域会发现更多种类的陶文。而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目前只发现了第一、三类陶文。由此可见，该区域对神灵和权力的崇拜已被广泛接受，将这些精神信仰符号通过象形与转喻思维转化成独特的艺术传统也被普遍接受，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少昊氏分布范围的文化及社会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大汶口文化这些陶文都刻画在大口尊上，目前已发现30余件，其中完整大口尊20多件。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鲁东南一带刻画陶文的完整大口尊基本都出自成人大墓（如大朱村M17，见图一〇），这种出土背景与太昊氏分布范围内的大口尊明显不同，上文已述尉迟寺和于庄两地刻画陶文的大口尊均出自儿童瓮棺葬和祭祀坑。二者差异明显，对此有学者已做过比较分析。与太昊氏分布范围不同的还有，目前已在鲁东南的3处及胶东的1处遗址或地点发现了大汶口晚期至龙山前期的祭山玉石牙璋共计9件，主要包括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沂南罗家圈峪和胶东海阳司马台等遗址，对此有学者近年已做了综合分析。这些玉石器多出自山区石缝中，可视为祭山瘗埋的遗存。（图一一）这四处地点的分布范围和年代与鲁东南发现大汶口文化陶文的遗址有很大重合（图三），因此基本可认定为少昊氏的遗存。而太昊氏的分布范围内尽管在山顶或山坡也发现了遗址，可能与祭山有关，但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祭山牙璋，与少昊氏的文化传统形成鲜明差异，这也反衬出少昊氏分布范围内文化及社会联系的紧密性。关于少昊氏的发展与演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昊氏与太昊氏应首先在鲁中南一带兴起，并创作了标识族群身份的“日火山”及“日火”组合陶文作为族徽。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文献记载的太昊氏和少昊氏古国在鲁中南地区都有分布，尤其太昊氏后裔须句、宿、任和颛臾就在曲阜周围不远，而曲阜本身却是“少昊之墟”，发现陶文的宁阳于庄东南遗址则位于这些古国之间。两者看似出现了“混居”的迹象，对此刘敦愿先生早年已提出，两者应是“兄弟部落”的“二元组织”关系。从考古发现看，经过发掘的诸多遗址都表明，鲁中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到晚期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在大汶口、西夏侯、野店等遗址都发现了墓室宽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如大汶口M10，墓室面积超过12平方米，不仅随葬了80余件精美陶器，还有玉石钺、象牙梳、绿松石串饰和鳄鱼皮做成的鼉鼓（遗留鳄鱼骨板）等奢侈品，是迄今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规格最高的大墓，其墓主生前应是“准国王”。（图一二）次级大墓则多随葬陶器近百件，奢侈品较少，如西夏侯M5、M11等。（图一三）所以学界多认为，鲁中南此时已出现了原始国家。与之相应，此时的精神信仰和艺术水平也显著进步，于庄发现的“日火山”组合陶文就是代表作。这应是太昊氏、少昊氏创作出族徽陶文以彰显自身族群文化自觉的历史大背景，并可进一步推测，最先出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炅（昊）”族，只是在后来的迁移和发展中才分化出少昊氏与太昊氏两个支族。其次，大汶口文化末期少昊氏应主要向东南发展，在鲁东南一带实现了向龙山文化的平稳过渡，并走向繁荣和强盛。考古发现表明，鲁东南地区是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最发达的区域，典型标志就是涌现了多座城址，包括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后两座的面积都在百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它们都集中分布在鲁东南沿海地带，再加上南面不远的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形成了沿海都邑群的特殊现象（图三），这是此前不曾有的，充分说明鲁东南地区在龙山早中期的社会繁荣和强盛程度，或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与之相反，鲁中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末期以后却出现明显衰落，高等级的遗址和墓葬急剧减少，在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发展序列存在缺环。而鲁东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发展序列最紧密，从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五莲丹土、临沂大范庄和日照尧王城等遗址的发掘遗存看，甚至可划分出“过渡期”遗存，这在铲足鼎、高柄豆、袋足鬹、蛋壳杯等陶器上都有明确体现。（图一四）这种文化发展序列的紧密性说明，少昊氏已在鲁东南平稳过渡到龙山文化，并实现了大发展。第三，考古发现还表明，龙山早中期少昊氏表达族群标识和身份地位的物化载体发生了转变，社会实现了转型。此前的大口尊和各种陶文基本消失不见，除了牙璋和璇玑还有延续外，新出现了一批装饰鸟面、兽面或卷云纹的精美玉器和陶器，在丹土、两城镇和尧王城等遗址都有发现。其中尧王城遗址曾出土一件残器盖，顶面刻饰复杂纹饰，经笔者复原可分为两层，下层为左右对称歧出的羽冠形，与前述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冠形陶文很相似；其上层为简化兽面纹，与两城镇遗址早年出土的玉圭和陶盆上的兽面很相似；而两城镇玉圭上的兽面与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透雕玉冠饰的饰纹（经笔者复原）很相似，后者的年代已到龙山中晚期之交。（图一五）另外，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方形透雕玉璇玑，造型精美复杂，其四角都透雕出飞鹰形象，与前述大汶口晚期陶文所见鸟崇拜一脉相承。这些玉器和陶器的年代多在龙山文化早中期，所饰复杂纹饰反映的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应承自大汶口文化晚期，是社会大转型的重要体现。另有学者从聚落形态角度，对鲁东南地区大汶口到龙山时期的社会转型做了深入分析，可供参考。第四，龙山文化晚期少昊氏在鲁东南地区走向衰落，转而迁往鲁中南，分裂成皋陶和伯益等分支，社会也走向动荡和转变之中。考古发现表明，鲁东南地区龙山早中期的沿海都邑群在龙山晚期急剧衰落，普遍消亡或沦落成一般村落。而鲁中南地区却在龙山晚期再次兴起，泗水尹家城遗址发现的5座大墓就是证明，其中M15墓室面积超过20平方米，重椁一棺，随葬有鼉鼓（遗有鳄鱼骨板及陶小锥体）和部分精美陶器。（图一六）在文献史料方面，根据《史记》《帝王世纪》的记载，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活动于曲阜一带，一般认为偃姓即嬴姓，皋陶和伯益均为少昊氏的后裔。而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皋陶和伯益应在舜禹时代，从黄河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看，多认为舜禹时代应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所以我们倾向主张位于曲阜附近的尹家城这5座大墓应与皋陶和伯益有关，亦即龙山晚期的少昊氏应从鲁东南迁到了鲁中南地区。而且研究表明，尹家城这5座大墓尽管属于目前所知龙山文化规模最大的墓葬之列，但人骨均不完整，墓主应是非正常死亡，我们从人骨凌乱不全，随葬品组合也不全，有的大墓还被同时期的灰坑打破等迹象推测，很可能是下葬不久即遭政治复仇而人为“毁墓”造成的。这与前述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晚期诸多大墓基本保持完整形成明显差异，表明龙山晚期皋陶和伯益的社会环境进入动荡和转变之中，不免出现新的迁徙和流散情况，这或许就是皋陶和伯益的后裔多在江淮地区的原因所在。五 、结论和余论综上所述，本文在山东宁阳于庄东南遗址近年出土大汶口文化陶文的前提下，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学界关注的太昊氏与少昊氏有关问题做了重新探索。主要观点包括：（1）大汶口文化晚期少昊氏与太昊氏应首先在鲁中南一带兴起，并创作了标识族群身份的“日火山”及“日火”组合陶文作为族徽，以及精神信仰和神灵崇拜的物化载体，最先出现的应是同一个“炅（昊）”族，在后来的迁移和发展中分化出少昊氏与太昊氏两个支族；（2）太昊氏主要分布于鲁中南至豫东皖北一带，豫东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应是从鲁中南迁移而来，并逐渐融入了当地龙山文化之中，成为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化及社会面貌的转变；（3）少昊氏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分布于鲁中南和鲁东南一带，大汶口文化末期迁入鲁东南地区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走向繁荣和强盛，社会实现了转型，表达族群标识和身份地位的物化载体也发生了转变，龙山文化晚期少昊氏在鲁东南走向衰落，转而迁往鲁中南地区，分裂成皋陶和伯益等分支，社会也走向动荡之中，并可能迁徙流散到江淮地区。（图一七）太昊氏和少昊氏是文献记载的史前东夷族重要代表，前人的诸多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陶文应与之密切相关。目前已在至少13处遗址发现了这种陶文，这些遗址分布范围广大，为其他史前文化所未见，成为研究太昊氏与少昊氏的重要遗存。本文的研究表明，太昊氏和少昊氏研究是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整合、相互印证的典型案例，也是研究上古史诸多关键问题的重要参照支点，值得今后继续关注和研究。另外，通过宁阳于庄和泗洪赵庄陶文的发现提醒我们，相关地区今后将会继续出土包括陶文在内的重要遗存，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并主动开展考古工作。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