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 我系景蜀慧教授历时13年主持修订“齐梁陈”三史

“凌霄异羽翼，任致得飘飘。”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自开国至灭亡三十三年，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大家熟知的陈武帝、陈后主在《陈书》中以怎样的面貌出现？最新修订完成的二十四史点校本《陈书》近日与读者见面。

修订本《陈书》的面世，对于修订主持人、中山大学教授景蜀慧有着特别意义，从2008年到2021年，她带领团队完成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的修订，如今，她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陈书》点校本最新升级版来了

《陈书》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陈王朝自开国至灭亡三十三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陈代史籍。“中国传统史籍，向来崇尚简古，认为良史的标准是叙事清简，文笔精练，善于剪裁，简而能详。《陈书》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景蜀慧说。

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1972年正式出版。修订本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的升级版本。景蜀慧提及，此次修订，在尊重原点校本成果的前提下，以版本对校为基础，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广泛收集并充分参考清代以来尤其是点校本《陈书》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成果，对原点校本作适当修订和完善，纠正错讹，统一体例，弥补不足，形成了一个文本准确、校勘精良、标点合理的修订本。

据统计，此次《陈书》点校本校勘记原有534条，修订本增加到960条。其中，修订本新增校勘记542条，删除原校勘记约110条，改写原校勘记约160条，修改补充原校勘记185条，沿用原校勘记73条。

“我们现在的版本条件，确实比老先生们当年做点校本时的条件要好很多。”景蜀慧多次谈到这一点。她谈到，当年，王仲荦先生他们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本则只能选择明清以来的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等版本。“我们现在不同，涉及到人名、地名乃至史实中的异文，有条件用多个宋刊本，甚至最早的钞本进行校勘。”因此，景蜀慧和她的团队成员在深入理解史文史事基础上，对原点校本中那些依据明清版本改补删之处，逐一核校清理，所发现的问题，都尽可能依托《陈书》早期刊本及他书的旁证，判别正误，纠正原校的某些错讹遗漏之处。

和古人的距离如近在咫尺

“校勘工作会令人上瘾。”13年来，景蜀慧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没想到自己完全被迷住了，她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世界，虽然青灯黄卷，寒暑无休，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景蜀慧说，同样一本书，看铅印本会觉得面对的是远隔千年或几百年的人物，但进入善本书库，那些珍贵古籍有虫蛀，有残缺，有变色，还有着特别的质感、气味，会让人觉得古人近在咫尺，在和自己面对面交谈。“更何况，在寻找各种版本进行比对、互校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纠正讹误，给自己和读者一个答案，这里面更有巨大的乐趣在其中。”

景蜀慧一再说，《陈书》版本条件很好，此次修订，利用的通校本、参校本有13种之多。修订组能够看到的《陈书》早期版本，宋刻宋元至明初递修本有六种，而其中四种宋刻宋元递修本，三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景蜀慧曾亲赴台湾和日本一睹真容。2010年，景蜀慧到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有幸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三种宋刻《陈书》残本原书，她按照要求戴手套和口罩，用铅笔做笔记。时至2019年初，她还持旅游签证到日本，在朋友帮助下，完成各种复杂手续后，进入东京静嘉堂文库，细读了宋本《陈书》的胶片，“因为靜嘉堂的所有宋元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整体出售给日本一家书店了。”

景蜀慧特别提到，《陈书》自唐代成书以来，最早是以钞本的形式流传。本次修订使用了日本宫内厅所藏的平安时期写本两卷（卷二〇、卷三六），这个写本是从唐初传入日本的钞本转抄而来的，有很重要的校勘价值。她举例说，《陈书》第二十卷中的《韩子高传》，其中有一句话“五年，章昭达等自临川征晋安，子高自安泉岭会于建安”。宋代以后的刊本皆为“安泉岭”，但平安写本却多一“信”字，作“信安泉岭”。同时，《通典》中恰有记载，隶属东阳的信安县，有山名“泉岭”。韩子高当时是东阳太守，他从东阳启程，要经过泉岭山，再抵达建安参与平定华皎叛乱。因此，修订组根据写本的这一异文，并参考《通典》的旁证，在此处作了补字处理。

“我们是从字里行间、上下文义里反复寻绎，哪种处理更合符史家的原意、版本的原貌，需要仔细分辨揣摩。”景蜀慧说。

为“修订”工作舍弃个人学术研究

时光流逝，随着点校本《陈书》修订完成，13年过去了，景蜀慧即将年满65岁，她将于今年10月正式退休。

2008年，景蜀慧接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的邀约，希望她担任点校本《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修订主持人。景蜀慧犹豫了很久，她深知，一旦答应，自己可能涉入一个过去不太熟悉的专业领域，走上一条“不归路”。多年来，景蜀慧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史、思想学术史以及医药文化史研究，对医药文化史尤其兴趣浓厚，希望遵循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路径，从事医史互证的研究。但她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暂时放弃自己手头的研究，投入到修订工作中。

没想到修订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时至今日，景蜀慧实现当年学术计划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她从未后悔。对她来说，这也是一个人生难得的机会，她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了专注求知的快乐，更何况，还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她说，自己指导的多位研究生因为参加修订工作，经多年磨练，甚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她的学生周文俊参与《南齐书》修订时，因为广泛涉及很多职官品秩的讨论，他据此进一步深入思考，拓宽成为博士论文的问题。“周文俊因为在这一时期的职官制度下了非常扎实的功夫，我们修订中遇到的许多相关问题都能够解决，专家就在我们身边。”景蜀慧说。

《南齐书》修订组全体成员

景蜀慧从小对历史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参加工作，有幸接触到一些零碎的史书，1977年高考进入大学历史系，才真正有机会完整地研读二十四史中的若干部史籍。她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明代的问题，为此而读完了点校本《明史》28册。进入研究生阶段后，阅读的重点主要放在二十四史的唐以前部分。她说，过去老一辈学者大多能通读二十四史，但由于种种原因，今天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系前些年录取的一个学生，号称在中学时就读完了二十四史，但这绝对是另类。”虽然如此，但景蜀慧认为，二十四史对于史学研究，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此时，她想起当年上大学时，老先生教给大家的买书原则，买书就要买一百年都不会过时的书，“我想，即便过一千年，二十四史也不会过时。”

转载自“北京日报”客户端